如何避免历代由治而亡的历史现象

❶ 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

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第一个是历史重演。

通过自我革命找到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跳出历史周期率是党的自我革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要把党自身建设好。

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解决的是我们党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

第二个答案”是由我们党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一百年来，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一次次解决自身问题、革除自身病症，永葆青春活力，避免了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才领导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党的性质宗旨决定我们党能够持久推进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革命勇气和自觉是与生俱来的，是由其性质宗旨所决定的。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给出的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科学答案。这一答案，是对唯物史观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观点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对包括“臧文仲之叹”等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经验的科学传承和弘扬。

❷ 每个朝代灭亡都令人惋惜，中国历代的兴衰、灭亡原因都有哪些

夏王朝（约前21世纪—约前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共传十四代，十七后，延续约471年。夏王朝的建立，从禹开始。禹的父亲崇伯鲧，是雄据大河南岸位于嵩山中的有崇氏部落首领。有崇氏与在大河北岸太行山东麓的共工氏，都是富有治水经验的部落。在尧舜时期，为了争夺王权，鲧与共工先后对尧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都失败了后来，禹又继续联合共工氏以及其他众多的部落，在伊、洛、河、济一带，逐步展开治水的工作。禹接任了鲧的职位，放弃了鲧“堵”的治水方略，改为以疏导为主，就是依据地势的高下，疏导高地的川流积水，使肥沃的平原能减少洪水泛滥的灾害。经过治理之后，原来大都集中在大平原边沿地势较高地区的居民，纷纷迁移到比较低平的原野中，开垦那些肥沃的土地。那些草木茂盛、禽兽繁殖的薮泽地，成为人们乐于定居的地方。社会生产力有了显着的提高，这就为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灭亡原因：
1、内部生产力的衰退；
2、外部环境的长期不稳定；
3、夏王朝统治阶级的观念；
4、夏“桀”的个人因素（整日沉湎与声色犬马，大兴土木，亲近佞人）

商王朝（约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继夏朝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世袭制王朝时代。夏朝之诸侯国部落首领契因被封于商，所以他的后世子孙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将自己建立的王朝称为“商”；至盘庚，又将国都迁往殷，所以商朝又称为“殷”。经历17代31王（共510年）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
灭亡原因：
1、商朝后期，绝大多数奴隶主贵族的生活奢侈腐朽，而且对待奴隶十分残酷。如人祭和人殉等；
2、奴隶主贵族对平民和奴隶们的剥削和奴役日益加剧，阶级矛盾激化；
3、商朝统治者连年对外进行战争，大规模地对夷方用兵，国内的青壮年几乎都被征发，加剧了国内的矛盾；
4、战争俘获的奴隶太多，他没有处理好奴隶的安置，导致了大量的奴隶反水。

周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一个世袭王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046年－前771年）与“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和丰京，成王时期营建洛邑；西周末年，周平王姬宜臼从镐京东迁洛邑后，史称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及“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燕、魏、韩、赵、秦）两部分。周王朝存在的时间从约前11世纪至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约为791年。
灭亡原因：
1、地震、旱灾等自然灾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极大损失，也让危机日重的西周王朝雪上加霜；
2、周厉王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传至周幽王又破坏宗法制度,"废后立妾,废嫡立庶"并“烽火戏诸侯”使诸侯们失去了对他的信任；
3、王室衰微，各诸侯国与周朝王权的关系渐渐疏远；
4、少数民族犬戎攻打镐京，西周灭亡。
5、分封制使得周天子的权力架空，加之周平王东迁后更加沦为傀儡；
6、周朝的宗法制遭到破坏，各地诸侯王的势力日渐增大；并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断发展自己势力。

秦王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制王朝，由战国时代后期的秦国发展而来，它结束了自春秋起五百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多民族共融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原是周朝的一个诸侯国，其始祖伯益曾辅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赐了嬴姓。伯益的后人非子曾为周孝王养马，凭着他的本事，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于是把秦谷（今甘肃省天水市西南面）一带分封给他，这就是“秦”的起源。前770年，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至雒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开始建国，占领东周王室在关中的领地。春秋时期秦穆公任用虞国的百里奚为相，辅佐其施德诸侯，树大国威，向西拓展称霸西戎；而秦孝公起用“商鞭变法”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等富国强兵政策，使其为后来一统中国奠定了结实的基础，《史记》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后秦王嬴政灭掉了关东六国，完成国家统一，后北击匈奴，南服百越。首创了皇帝制度、以三公九卿为代表的中央官制，以及郡县制，彻底打破自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制度，维护国家的统一、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1、统一后，没有给人民休养生息，徭役、兵役、赋税负担沉重；
2、政策律法没有做及时调整，和平治世下刑法依然残酷；
3、政府运作失效和地方武力的缺乏，像陈胜吴广这样的一群亡命之徒，也能攻下大泽乡；
4、原六国贵族后裔复辟势力过于强大，秦二世个人能力素质有限；
5、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时，而统治者仍忙于宫廷斗争；最终导致秦朝内部统治四分五裂，完全丧失平叛的主动权。

汉王朝（前202—公元220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定都长安）和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定都洛阳），是继秦朝之后强盛的大一统帝国。又因皇帝姓刘而称“刘汉”。汉高祖刘邦至汉景帝刘启时期的汉朝，经济实力缓慢上升，成为世界第一大帝国，汉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霍去病越千里大漠大败匈奴，封狼居胥而还，最远达到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匈奴帝国战败而向西狼狈逃遁。中亚和西域各大国也都闻而惧之。张骞出西域首次开辟了着名的“丝绸之路”，降服中亚大国大宛，西域臣服，开拓了“北绝大漠、西逾葱岭、东越朝鲜、南至大海”的广袤国土，昭宣时期再次复兴。公元九年，王莽篡夺政权，西汉结束。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定都洛阳。开创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汉朝时期，许多人将汉朝和约略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并列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及强大帝国。其疆域鼎盛时期，正北至五原郡、朔方郡，南至日南郡，东至临屯郡，西至葱岭。西汉平帝时期（公元元年），全国人口达6000万左右，且文化的统一。两汉王朝有“文景之治”“汉武盛世”“昭宣中兴”“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为华夏民族两千年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挺立千秋做出了巨大贡献。华夏族因此逐渐被称为“汉族”。220年曹丕篡汉，东汉灭亡。
灭亡原因：
1、外戚、宦官势力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无休止的争斗乱政；
2、娃娃皇帝太多（皇帝年幼，必然是太后临朝，依靠外戚掌权）；
3、土地兼并严重（私有化），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4、地主豪势力强大，后期形成地方割据势力；
5、黄巾起义导致地方武装兴起，中央失去控制。

魏晋朝（220年—266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东汉末年，天下扰乱，群雄逐鹿，曹操在军阀混战中，势力逐渐增强，并且控制了东汉朝廷，为曹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延康元年（220年），曹操逝于洛阳后，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篡夺汉室政权，在许昌称帝，迁都洛阳，建魏。至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曹魏灭亡。
灭亡原因：
1、新魏主更换太快，后期太小，难以驾驭士族权臣；
2、宗室权力被过分削弱“煮豆燃豆萁”，外姓将领独大，夺权时曹魏皇室没有外援；
3、司马懿太长寿，强大的司马氏家族兴起无人制衡。
晋朝（265—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它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中国历史上三国至隋朝的南方的六个朝代）之一。265年司马炎自立为皇帝，国号晋（265年—316年），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东吴，完成统一。此后是绵延16年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后,晋愍帝迁都长安,使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建立了十六个国家，3年后匈奴族首领刘渊攻克长安，俘晋愍帝，316年西晋灭，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317年－420年），东晋曾多次北伐。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少数民族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两晋总历时一百五十六年。420年，刘裕建立宋，东晋灭亡。
灭亡原因：
1、统治集团腐朽，政治制度落后，权力分散；
2、白痴晋惠帝无力控制全局，导致宫廷实权派内斗，以及八王之乱，耗竭了国力；
3、没有正确处理好民族矛盾，导致小数民族入侵（五胡乱华）。

南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分裂时期，由公元420年刘裕篡东晋建立南朝宋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南朝陈为止。该时期上承东晋、五胡十六国【五胡指匈奴、鲜卑、羯胡、氐、羌；十六国指前赵 ( 匈奴)、后赵 ( 羯)、前凉 ( 汉)、后凉 ( 氐)、南凉 ( 鲜卑)、北凉 ( 匈奴)、西凉 ( 汉)、前秦 ( 氐)、后秦 ( 羌)、西秦 ( 鲜卑)、前燕 ( 鲜卑)、后燕 ( 鲜卑)、南燕 ( 鲜卑)、北燕( 高句丽、汉)、胡夏 ( 匈奴铁弗)、成汉 ( 氐)】，下接隋朝，南北两势虽然各有朝代更迭，但长期维持对峙，所以称为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包含刘宋、南齐、萧梁、陈，四个政权的更迭，但这中间除梁元帝以江陵作都3年外，其余的时间，南方各朝的京城始终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刘宋（420－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历4代8帝，共60年。南齐（479－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4年，但由于争杀频繁，竟历3代7帝，平均3年一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萧梁（502－557年）历3代4帝，共56年，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557－589年）首尾凡33年，历3代5帝。陈承衰梁之弊，是版图狭窄、人口孤弱、力量单薄的王朝，加之统治者又极度腐败，最终丧亡于北方强敌之手；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则包含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五朝。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与我国南朝同时代并存的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北魏、东魏、西魏及北周均由鲜卑族建立，北齐则由胡化汉人所建。南北朝初期仍是世族政治，社会阶层分为世族、齐民编户、依附人及奴隶，对外交流也很兴旺，东到日本和朝鲜半岛，西到西域、中亚、西亚（埃兰沙赫尔），南到东南亚与印度。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南朝）
1、门阀势力各自为政，门阀与皇权摩擦争斗不断；
2、受外来势力经常侵扰，经济受创，政权不是很牢固；
3、部分皇帝昏庸残暴，荒淫奢侈，激起地方将领叛乱；
（北朝）
1、六镇（北魏贵族将领）之乱，引起了各族人民激烈的斗争；
2、土地兼并严重引发社会矛盾，动摇国家（东魏、北齐）根基；
3、权臣势力过大，皇帝年幼（西魏、北周）难以驾驭。

隋王朝（581年－618年）是中国历史之中，上承南北朝、下启唐朝的一个重要的朝代，隋朝更是五胡乱华后，汉族在北方重新建立的大一统王朝，结束了自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史学家常把它和唐朝合称隋唐。隋朝源自581年隋文帝杨坚受禅于北周静帝建立隋朝，至619年隋恭帝杨侑禅让李渊，隋朝灭亡为止，国祚38年。581年北周静帝禅让给杨坚，北周亡，杨坚定国号为“隋”。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制定出完整的科举制度，弱化世族垄断仕官的能力。另外还建立政事堂议事制度、监察制度、考绩制度，这些都强化了政府机制，深刻影响到唐朝与后世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继续推行和改革府兵制度；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生产压力，另一方面采清差户口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这些政策成就了隋初的开皇之治。为了巩固隋朝发展，隋文帝与隋炀帝兴建举世闻名的隋唐大运河以及驰道，建立京师大兴城（今西安）和东都（洛阳）。外交方面，隋朝的盛世也使得高昌、倭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与内属的东突厥等都受隋朝文化与典章制度影响，外交交流以日本的遣隋使最为着名。
灭亡原因：
1、大一统表面下的各种割据势力暗流涌动，统治基础很不稳固；
2、门阀对科举制度不满，与敌恶势力勾结，对抗皇权；
3、隋炀帝个人因素：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穷奢极欲与滥用民力；但是，像搞科举、建东都、修驰道、凿运河、征高丽，都是苦在当代，功在千秋的。

唐王朝（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统一时间最长，国力最强盛的朝代之一。618年由李渊建立，定都长安（今西安）。并且设有东都洛阳、北都太原等等陪都。627年，李世民登基后开创了“贞观之治”，唐高宗以后，武则天以周代唐，史称武周，705年神龙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雄厚，军事强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安史之乱后，国力日趋衰败。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从此中国进入了进入五代十国（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十国指的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时期。唐朝共历274年（包括武周是289年），20位皇帝。唐朝声誉远及海外，与南亚、西亚和欧洲国家均有往来。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各个民族与宗教，进行交流融合，成为了开放的国际文化。唐诗、科技、文化艺术极其繁盛，具有多元化的特点。
灭亡原因：
1、边患不断（如安史之乱、安南叛乱、外有吐蕃入侵等），藩镇割据；
2、宦官专权（如李辅国等），党争内耗（如牛李党争）；
3、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经济发展，引起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

五代十国（907年―979年）五代十国本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和唐朝后期政治的延续。唐朝灭亡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为国，其中位在华北地区，军力强盛的藩镇国家即五代，其中有些是沙陀族所建立的。这五国虽然实力强大，但无力控制整个中国本土，只是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有些自立为帝，有些奉五代为宗主国，其中十个国龄较长、国力较强的统称为十国。本时期时常发生地方实力派叛变夺位的情况，使得战乱不止，统治者多重武轻文。中国的内乱，也带给契丹国南侵的机会，辽国得以建立。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时期，其间河西和交趾地区逐渐离心，交趾（越南）最终脱离中国独立。五代共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与后周五个朝代。公元907年汴州朱温篡唐建立后梁，这是五代十国的开始。太原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灭后梁，后唐建国。后唐之后五代君王均出自李克用的子孙与部属。后唐历经后唐明宗的扩张与整顿，国力强盛，但发生内乱后，被石敬瑭引契丹军攻灭，后晋建立。不久契晋关系恶化，契丹军南下灭后晋，建立辽朝。同时刘知远在太原建立后汉，收复中原。郭威篡后汉建后周，后周世宗柴荣苦心经营，使后周隐隐有一统天下的希望，但柴荣在北伐燕云十六州时不幸病亡。后周随后被赵匡胤所篡，五代结束。在五代更迭中，中原地区之外存在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荆南、北汉十个割据政权，合称十国。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相继消扫荡群雄，公元979年，赵光义灭北汉，实现统一。
灭亡原因：
1、藩镇势力依然强大，新生政权也无法控制，以致内乱战争不断；
2、不少君主昏庸淫乱、残暴蛮横，军务松弛，贪官暴吏欺压百姓；
3、权臣勾结外族作乱，以及外族反扑中原掳掠杀伐；
4、政权太多，赋敛苛重，战事频繁，社会秩序、经济基础破坏严重。

宋王朝（960—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时代，分北宋和南宋。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宋真宗、宋仁宗时期步入了盛世，北宋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轻武的施政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1127年徽、钦二帝受金人掳去，迫使宋室南迁。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靖康之变后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南京（今商丘）仓促登基，继承皇位，后南迁定都在临安府（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后期抗蒙战争连年，到1276年，元朝军队攻占临安，1279年，8岁的小皇帝赵昺被大臣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厓山海战后，宋朝彻底灭亡。有学者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创新最繁荣的时代，宋朝时中国GDP占世界比重60%，为各朝代第一，期间出现了宋明理学，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政治也较开明廉洁。人口至大观四年（1110年）的1亿1275万。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人不在少数。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关注微号“大海、旅游、人”
灭亡原因：
1、以文制武的方针，造成了军队内相互牵制，动辄掣肘，弊病丛生；
2、后晋石敬瑭割让的“燕云十六州”，使汉族江山的天然屏障失去，无法抵御外族骑兵；
3、联金抗辽、联蒙抗金决策失误，只看到了辽（金）的强大，没看到金（蒙）的危胁；
4、统治阶层对军事的无知、无能、不作为，导致了开封防御战的失利；
5、皇帝昏庸，朝政腐败，政治内斗严重，以及军费开支较大，百姓负担过重。

元王朝（1271-1368)由蒙古族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定都大都（今北京市）。1206年铁木真建立蒙古汗国。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并建元“中统”，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国。元朝的疆域空前广阔，北至北海、东到日本海，西藏和台湾第一次被纳入中国版图。元朝实行一省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处理政务。造成了宰相专权和内乱频发。地方实行行省制度，开我国行省制度之先河。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较繁荣。其间出现了元曲和散曲等文化形式。其整体生产力不如宋朝，后期因统治腐败和民族压迫，导致农民起义，1368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在全国的统治结束，元政权退居漠称北元。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国鞑靼，北元亡。
灭亡原因：
1、贵族生活糜烂，吏治腐败，政府信用破产，土地兼并严重；
2、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制度，以及对人民压迫欺凌严重；
3、财政赤字高居不下，赋税过重，外加自然灾害严重；
4、管理者不注重学习，只会用武力打江山。

明王朝（1368－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封建王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南宋灭亡五十年后，元朝统治者日益残暴黑暗，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参加了当时的濠州大帅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分支，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1364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独霸一方，史称西吴政权。1368年，朱元璋称帝，以应天府（南京）为京师，国号大明，明初定都于应天府，1421年迁都至顺天府，而应天府改称为南京。明前期，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国力发展迅速，到明成祖时期，国力强盛，万邦来朝，史称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国力达到全盛，疆域辽阔。中后期由于与政治腐败导致国力下降。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毅宗朱由检于煤山自缢，明亡。随后，满清入主中原，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杀，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明郑结束。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趋势。明朝是中国继周朝、汉朝和唐朝之后的繁盛黄金时代，史称“治隆唐宋”、“远迈汉唐”。大明，无汉唐之和亲，无两宋之岁币，天子御国门，君主死社稷，为后世子孙所敬仰。
灭亡原因：
1、文官集团膨胀，权力过大，以及后期阉党专政危害统治；
2、外敌袭扰不断，政府添兵设饷，军费较大，造成财政经济危机；
3、资本主义萌芽，政府不注重工商业发展，大大限制商品货币的流通；
4、天灾人祸相继发生，造成流民数量大增，农民起义不断影响稳定；
5、吴三桂引清兵入关，自毁长城，帮助满清捡现成江山。

清王朝（1644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清军入关，打败大顺农民军；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入关后20年时间里，清朝先后灭亡大顺、大西和南明等政权，基本统一全国。清朝前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基本上奠定了我国版图，同时君主专制发展到顶峰。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清朝从后金建立开始算起，共有十二帝。
灭亡原因：
1、政治的黑暗腐朽，以及统治者本身腐化（慈喜）、无能（皇帝）；
2、闭关锁国政策下，导致思想、制度、科技落后；
3、清政府弱软无能，面对列强的入侵，只知一味的委曲求全、割地赔款；
4、军队的失控（陆军新军在国内的变乱中倒戈相向），及其职能的倒转（军队的职能只能对外而不是对内）；
5、财政赤字下，“永不加赋”的朝训被一破再破，各项加征摊派有增无减；
6、清末铁路的“国进民退”，进一步激起了民怨。

❸ 和反儒们回答下，中国如何走出朝代变化的历史周期律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当一个旧的王朝开始脱离实际、脱离人民，也就开始了它的衰落。新兴集团顺应当时需要，起来造反，取而代之，建立新王朝。然后，慢慢嬗变，走向反面，新兴变没落，再被人民推翻。不断打倒旧王朝，不断建立新王朝，循环往复，历经几千年，完成朝代更替。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做何感想？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诤友黄炎培的“周期律”，引起毛泽东深深地忧虑和思考。七届二中全会上，印发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学习文件，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全国郑重宣告：共产党不学李自成。把建立和掌握新政权视为进京赶考，意味深长。进入北京后，毛泽东再邀黄炎培，深入研究“周期律”，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究竟如何跳出“周期律”？毛泽东思考、探索、实践了几十年。瑞金时期依法铲除腐败分子谢步升、左祥云、唐达仁。延安时期挥泪杀掉黄克功、肖玉壁。解放后忍痛枪毙刘青山和张子善。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私营工作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所有这些，无一不彰显毛泽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信心。然而，这些举措只治标，不治本，难以跳出“周期律”。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触动了一些同路人。章伯钧、罗隆基等资产阶级右派公然向党要官、要权、要“轮流坐庄”，挑战人民民主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给经济建设造成严重影响，苏联政府毁合同、撤专家，更让中国经济雪上加霜，暂时的经济困难让党内外一些人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倒退思想开始滋长，贪污、腐败是对党和国家机体的慢性腐蚀；复辟、倒退则是对国家机体的直接戕害。听之任之断然跳不出“周期律”“四清”或“社教”历经四年，仍然治标不治本。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时年七十三岁，近古稀老人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逆水行舟，艰难异常，惊涛骇浪，险象环生。“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日薄西山，精疲力尽。“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慷慨之气，一去不返。“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它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只有天知道。”。暮年毛泽东终究没能跳出“周期律”，抱恨终生。“周期律”成为他不解的心结。毛泽东对民主政制知行不合一的历史真相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答案是否定的。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都有一个由无到有，由弱到强，由强到盛，然后又经历由盛到衰，由衰到弱，最后消亡的过程，兴亡相随，是在普遍不过的事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遵循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任何想使自己的权力、组织、政党能够千秋万代，永远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和行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事实都将证明，那完全是徒劳的，因为这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谁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纵观历朝历代，都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在取得成功、夺取政权之后，从古到今，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巩固自己的地位、政权，并且都无一例外的要想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但又无一例外地进入到历史兴亡的大轮回中，没有任何人、任何家族、任何组织能做到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为何?因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基于人的本性而产生的。所以，想要“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思想和行为，是违反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所以，没有人能跳出这一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历史兴亡的规律是由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决定的，而人的思想行为范畴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一些固有本性，如私心、功利心、占有欲、不可遏制的各种非理性欲望、喜新厌旧的思维等等，在这些本性的共同作用下，体现到政治生活中，就表现为一个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因此，只要是人，而不是神来主宰历史，他们就很难摆脱人的本性束缚，那么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就是说，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时由人的本性引起的社会现象。承认这种客观现实，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政党，能够正确的对待个人、组织、政党、政权的兴亡，少做、或者不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更不应该用武力镇压的方式遏制普通民众对政权、执政者的自由选择。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中不断前进，否则的话，兴亡事既然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爆发摧毁旧政权的激烈革命的爆发那将是不可避免的。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着名的“延安窑洞对”，探讨的是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有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谁能跳出这个历史兴亡的周期律?1945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访问有什么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指出，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他特别提到了“人亡政息”的历史现象。“人亡政息”，出自《中庸》。原文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都记载在典籍上。他们在世时，其政令都能得到执行；他们亡故后，其政令便停止执行了。也就是政令的贯彻因人事更迭而中断；政治局面因执政者的代谢而改变。毛泽东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十分赞同毛泽东的答话。事后还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对数千年来，政权兴亡的历史总结是非常客观的，也对以毛泽东在执掌政权后可能出现的变化表示了担忧。而毛泽东以民主理念表现出的要跳出这种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让当时的很多人，包括黄炎培这样的名士来说，的确是倍受鼓舞的。然而，真的有人能跳出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兴亡周期律吗?事实并不那么简单。从建党88年、建国60年以来的情况看，毛泽东当年要跳出中国历史兴亡周期律的自信推断要实现，也是不现实的，还有很大难度。或者说，毛泽东的判断本来就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亡政息”这一规律已经在毛泽东本人身上得到了验证。事实上，毛泽东在位时，经过多年实践，确立了自己的治国理念和方针政策，称为“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所确立的各项政策和治国理念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改变。在现在的中国，“毛泽东思想”已经基本不提，虽然还不时提到毛泽东，但那的只具备象征意义，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导向作用了。毛泽东在位时，对体制内的官员们太过严厉，把他们当成了继续革命的对象，这为他身后“人亡政息”埋下了最大的隐患。从毛泽东身后的历史看，正是这些当时被他作为继续革命对象的体制内官员们，复出之后把他确立的所有方针政策全部废除，“人亡政息”的事实表明，毛泽东的自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包括他个人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自邓小平让毛泽东“人亡政息”之后，确立了自己的方针政策和治国理念，现在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吸取毛泽东被“人亡政息”的教训，对体制内的官员及其亲属后代，是倍加关爱。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高干子弟都成为了高官，没有成为高官，也已经成为一方富豪，或者至少也是个政协委员、什么理事之类的。具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根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高干子弟在亿万富翁中占91%的极高比例，那么，中、低级干部及其子弟们，在千万富翁、百万富翁中占的比例又是多少呢?还没有见到有人统计具体数据，但凭我们对周围有钱、有势的家庭和个人观察，这个比例一定不小!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群体对他是很满意的，所以在邓小平身后，虽然历经两代，仍然还在高举“邓小平理论”，没有出现“人亡政息”的结果。那么有了“邓小平理论”，就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吗?恐怕也是困难的。因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群体仍然只是体制内的获利群体，体制外很多利益受损或者获利很少的群体，早已对其产生了怀疑，并极力否定之。回顾邓小平主政以来三十年的历史看，体制内的人及其亲属后代们都非官即富，或者是又官又富，至少捞个什么委员、理事之类的做做，获得了巨大荣耀和财富，因此，体制内不会出现毛泽东式的“人亡政息”。但他们正在走向另一条不归路，那就是“求荣取辱”。的确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体制内的人在追求荣耀、追求财富上，可以说是捷足先登，业绩辉煌，举世瞩目，令普天下人无不仰视。然而，在他们追求、并获得非凡荣耀和财富的时候，体制外的人则表现了极大的不满，仇富、仇官正在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思维。他们取得荣耀和财富的事实，并没有博得普通民众从心中发出的赞扬，相反，他们正在被普通民众视为极大的耻辱。他们获得的荣耀，事实上已经被相当部分的普通民众视为的耻辱。他们获得的官职、财富和政协委员之类的物质占有、政治荣誉，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而是的增加了普通民众的不满和仇恨。一些偶然小事件诱发的打砸烧政府机关、警用车辆等等事实告诉我们，他们正在走向一条“求荣取辱”的不归之路。他们在不断追求财富、荣誉的同时，也正在不知不觉的把自己置于广大普通民众的对立面，也正在向“取辱”的归宿走去。贫富差距无休止扩大，将使“邓小平理论”也同样会有“人亡政息”的结果，“邓小平理论”也无法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不过，这次让“邓小平理论”“人亡政息”的，不会是体制内的群体，推动其“人亡政息”的力量主要是体制外的，利益受到损坏的群体。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也就是社会革命在酝酿的过程，也就是当权者由兴到亡的过程。虽然一些体制内的所谓精明人士已经感到了这种危机，并试图改变这一进程，但趋势一旦形成，逆转也是不可能的了。客观的看，组成组织、政党的仍然是人，而不是神，那么他们应该具有人的本性，因此，所作所为也难以跳出人的思想行为范畴。因此，其不能跳出中国历史兴亡的周期律，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毛泽东之所以自信的得出：有了民主就可以跳出这一周期律的推断，一方面是他过高的估计了他领导的党的成员们的思想觉悟；另一方面，他没有考虑到中国没有实现民主的现实；再者，恰恰是“千秋万代”、“革命江山要万年红”、“要跳出这一兴亡周期律”的思想，阻碍了民主的实现，这种思想阻止了民众实施自由选择和有效监督的权力。没有民主也就谈不上民众对官员的监督。所以，毛泽东的自信推断，也应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推断。实际上，任何所谓“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那都只不过是脱立人类社会发展实际的空想、梦想了。那么民主了，就能做到一人、一家、一组织、一政党的千秋万代、万岁万万岁的执政当权了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观察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则是换的更快，而民主国家的相对稳定，则正是建立在执政当权的人和政党的相对不稳定基础上的。实际上，执政当权者的不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的不稳定，而执政当权者的稳定也不代表社会的稳定。民主国家中这种频繁的变更的好处，在于不会使矛盾累积恶化，因此，爆发激烈社会革命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回顾建党88年、建国60年来的历史，不难看出，要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兴亡周期律，恐怕也是很难的。毕竟不管他们是怎样先进、又怎样伟大的什么党，但他们的基本组成也是人，并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受到人的本性、人的弱点的束缚，那么也就无法跳出由人的本性、弱点决定的社会历史兴亡的周期律。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兴亡周期律的客观性，有利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每一个执政党、每一个执政者，正确看待权力更替，正确看待个人、组织、政党的兴亡，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抵抗历史的潮流，从而诱发更严重的社会革命，引起更大的社会灾难。试问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风流人物，谁能真正跳出历史兴亡的周期律?过去、现在、将来，具难矣，原是人的本性决定!黄大能说，缅怀是最好的纪念。中共成立80年来，在各种战争和斗争中，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局面？！这些先烈里，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民主人士和无党无派的普通民众。不了解过去的历史，就不知共产党成功之不易；不了解先烈们的事迹，就不知民族独立富强之不易。在中共建党80周年的日子里，黄大能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后来人能知道革命之不易，知道中华民族在20世纪里取得自己命运的转折是非常不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的。缅怀过去，才能更清醒地把握未来。黄大能说，人民选择共产党，历史选择共产党，也是历尽曲折的。他父亲、我国职业教育的开创者、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黄炎培为了救国救民，在20世纪上半叶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和尝试，然而却屡遭失败。1945年7月，将近古稀之年的黄炎培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头一次亲眼目睹了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大为感慨。后来他又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在肯定了边区的成就之后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大能说，这次长谈，使父亲从此扭转了他历来对中共执政的忐忑不安，他从延安、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中国是有出路的，这出路就在共产党那里。从此以后，他坚定不移跟着共产党走。开国之初，大半生恪守“不为官吏”信条的黄炎培终于出山，担任了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说，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自家的政府，他当副总理不是做官，而是为人民做事。经过50多年的风雨坎坷之后重温这段历史，黄炎培的儿子黄大能说，只要看一看共产党给曾经和现在中国、给我们百姓带来了什么，就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的独立靠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富强和远大未来仍然要靠中国共产党。早年曾留学英国、为中国建材科学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黄大能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时候，他既为共产党取得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倍感钦佩，为国家、民族命运的巨大变化而倍感自豪，但是同时，他也希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黄大能说，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综合国力还不强，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相对来讲还比较弱；与此同时，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企图阻止中国的崛起，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国内外的这些情况表明，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中，必定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风险，对此，执政的共产党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敢于并善于应对这些挑战和风险黄大能同时指出，对于共产党来说，如何克服党内腐败问题是当前其自身建设中的头等大事。他说，过去人民反对满清政府，就是因为它腐败；后来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还是因为它腐败。共产党一定要高度重视腐败问题，坚定不移地清除党内腐败，这是安定民心、建设国家的政治基础。他希望在中共成立80周年的时候，党内外的同志们能好好反省一下当年在延安毛泽东和他父亲那段关于“周期率”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