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如何证明有文字记录之前的时代历史的真实
历史研究方法最常用的是文献法和考古法。 考古法不用说了,是证明历史最直接的方法。而文献法则是最常用的方法。 如何在没有考古的前提下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就看文献记载的情况。第一要看文献的来源,是谁写的,怎么写的
㈡ 现代历史的记载如何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现代历史的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以通过史书的记载描述以及考古发掘来共同确定同时配合一些高科技手段大家都不是神都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人不想让你知道你可能真的不会知道所以研究历史尽量用现有资料去还原真实历史缺少了资料就会差了许多所以我认为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历史只有可以接近真实真相的历史
㈢ 如何证明有文字记录之前的时代历史的真实性
考据,确实可以证明一部分。。但其实考古学家最重要的功力是想象——即,凭借极少的物证,条分缕析进行推理分析,得出结论。他们的工作,就像阿加莎·克里斯蒂一本书的题目所说的:“告诉我,你怎样去生活”(Come, Tell Me How You Live).所以说,其实信史之前的历史是无法完全确证的——除非发明了时光机器可以回到过去。但是根据蝴蝶效应,这也会有麻烦。。按下不表。当然,信史以来的历史也是无法完全确证的。。同样按下不表。历史和人类学者的工作,是不断提出理论,不断列举证据,不断证明或证伪。如此往复。依靠物证,依靠推理,依靠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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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历史学家如何确保他们对过去的描述是真实的
难得小小年纪就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来回答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过去的历史是永远不能百分之百复原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可能去一步步地接近它的真实面貌,说“确保”对过去的描述是真实的那是不能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历史文献,比如流传下来的历朝历代的典籍等,例如史记、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也包括从地下出土的一些资料,比如各种竹简、墓志、文书等;二:历史遗迹,比如秦始皇陵、唐十八陵以及最近刚刚发现的曹操墓等,都属于历史遗迹。
从上述两种方式的比较上,历史遗迹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属于第一手材料,是在我们所描述的那段历史中所真实存在的,因此历史遗迹的使用时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的。但是历史遗迹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是片面的,不能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秦始皇陵中可以直接认识到秦代帝王墓葬的规制以及兵马俑制造的精湛艺术,可是我们却无法从中得知整个秦代的社会情况,比如秦代的政治制度、经济面貌、社会生活等。而历史文献可以补足这种缺陷,历史文献是用文字所书写的,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历史的整个全貌。但是历史文献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我们不能保证历史文献的完全真实性,历史文献毕竟不像历史遗迹,它是人写的,而人的学识、观点等是有差别的,并且在以前社会,史书往往是后代人对前朝历史的记载,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上也往往存在观点上片面的认识。因此,历史文献虽然同样重要,可也不是对历史完全的反应。因此我们只能利用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经过自己的分析、推断、考证来去伪存真,从中最大程度的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好了,先说这些吧,能明白么?
㈤ 如何鉴别历史的真伪
首先,你需要确定你即将对其进行鉴定的对象
其次,你需要明确你所确立的历史鉴定对象是在哪里看到的,这个出处本身带有多重的色彩和个人倾向
再次,你要从不同的书籍中确定同一主题,中外结合,古今结合,结合其时时势
最后,有些历史你无法鉴别,这个你懂得
比如,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诗歌很有名气吧,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不是谭嗣同狱中留的原文,这是经人改编之后才往外流传的,因为改过之后才更能激励人们为革新社会作努力的斗志
怎么鉴别这个呢?找当时的历史书籍记载,找与其同时代人的的传记,找外国人的那个时代记述,至于怎么找,这也是个麻烦事了
㈥ 中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是靠什么来保证的
历史书上记载的事件,至少有三成是虚构的,三成毫无逻辑,三成是真实事件,一成是逻辑完整的。无论什么时代编辑的正史,都晚于修史的那个断代时间,许多实际发生的事件要靠一些当时的笔录或前代的笔录,这其中很多事迹根本无法从逻辑上能证明确实存在,尤其在其中大量的事件发生过程,以文学手法记录。
(6)历史如何证明是真的扩展阅读:
在古代的时候,有“左史”与“右史”两个,“左史”记事的“右史”记言。后来左史逐渐随侍皇帝左右,专门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与政务得失,又称起居注史官;右史则逐渐成为专门负责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史馆史官。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史官都是君王身边的重臣,他们也是全国范围内,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人。
不仅要记载君王的言行,还要对君王的言行提出异议,相当于后来的史官一职,要向君王提出建议,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这也只是史官的一职而已,史官还承担着观测天象、祈祷祭祀沟通上天的任务,这也就像巫师一样,那时候的史官是巫史结合的,而且他们都是一脉传承,要么是父子传承,要么是师徒传承,这都是要从小培养他们识文断字的。所以说,家族型的史官是很常见的。就比如司马迁是直接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太史令一职。
㈦ 历史如何证明其真实性
正史为主,野史为辅逗橡,不能全信,也不能全不信。比如建文帝,正山拆旁史记载他死于宫廷之争,死在自己的叔叔手下,非也,建文帝的贴身太监写了一本书《老太监回忆录》里面有证据证明,御判建文帝是死于天花。并非宫廷之争!
㈧ 如何获得历史真假
一个历史,往往会有多个人,多部书去书写。要多看。
对于历史的解读,也有多个不同的人。你要多听。
多听多看,自己分析。
当下历史学家对于多部史书不同写法,采用的真假判断多是如下的方法:
1、以正史为基础进行分析。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于历史的解读,往往以二十四史(或二十六史)为正本历史。
2、同样的事件,不同的解读的,尽量以最接近历史真实时的记录为准。比如说,《史记》上,有一些和《春秋》或《春秋三传》不同的记录的,往往以《春秋三传》为真。
3、相同的事件,不同的解读的,把写的非常传奇的,或者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认定为假。比 如说,我们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我们认为《三国志》是真的。
4、考察故事的作者的其他作品,如果此作者一贯以真实严谨着称,那么,对于一件事件的真假,往往写的比较客观。如果作者爱胡编瞎写,那么他写的事件,往往加入了非常多的个人想法。
㈨ 真实的历史的标准如何才叫真实怎样判断真实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五项原则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目前众说纷纭。我试着提出五项原则,供大家一哂。何谓历史人物?我想,简单地理解,已经故去的过往的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这里包括两点,一是肉体上已经不在人世了;二是时间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当然,过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他们,我想应该有五项原则。
第一,阶级原则。简言之,也就是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运用这个有效的原则。
当前,不是运用不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我们当然要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讴歌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讴歌,不应该是教条的、僵化的,而应该是辩正的,唯物的。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无限制地拔高。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美化或拔高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现象。太平天国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存在过分美化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就应该恢复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为农民起义斗争史或儒法斗争史,就是阶级分析原则的教条僵化运用的极端典型。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剥削阶级的全盘否定,否定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所有作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错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被“四人帮”否定得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是“红洞县里没好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应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种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团。那时,关于中国的历史,学者写什么呢,教师讲什么呢,学生学什么呢?都只能望天兴叹,一片茫然。
第二,历史原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经常被乱用的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用彼时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赋予他们很多现代色彩。农民起义领袖,则被美化为“高、大、全”式的无甚瑕疵的英雄。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则被过度美化了。另一种是把历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视为历史垃圾,统统加以摈弃。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之,我们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的大节,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我们看他,主要是看他对统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大搞焚书坑儒,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美化焚书坑儒。
难道有什么历史着作美化“焚书坑儒”吗?有的。手头有一部历史着作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击了复古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国家图书馆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未烧;‘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着名的儒生伏生、叔孙通仍受重用。”[1]这是什么话?在这样一部煌煌巨着中,居然说“焚书坑儒”“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还说,“‘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怎么?还嫌秦始皇烧、杀得不够劲吗?我们的历史学者,居然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手段寻找理论根据,把议论时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复古派”,然后就说杀他们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杀你,你还为人家叫好。当然,这部着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不久,内容上不免掺有时代的印记。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素来景仰的学有造诣的名家,现在再让他们写,我想,大概不会这样着墨了吧!
扯远了,打住。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统一了中国,还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毕竟如阿Q的瘌痢头,怎么也不能艳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个个人见解,就是对历史伟人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亦即道德评判不能改变伟人的历史地位。在常人看来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者真诚虚伪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不能证实。即或证实,我看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小节。历史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搜索细节、小节,那是小说家的事。
第四,双赢原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她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在现在疆域的版图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国中有国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说:“国中有国,族中有族,这是历史上常见的。”[2]他在分析金与宋之间的关系时说:“应当承认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而且构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是分析金、宋战和史所必须肯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说,不能用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来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权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女真是中国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国之中的国。”[3]这个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由此,便引出两个观点。
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两国之战。国中之国的战争,也不是全无正义非正义可言。依据张博泉教授的观点,金、宋之战应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夺战争,宋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4]
但我认为,既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战争,大多不好提正义与否。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就包括粗鲁野蛮的杀伐。这里有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众暴寡,以硬欺软。不讲道理,不讲信义。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为无力,而被消灭。开始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随着全国的统一,这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变成功莫大焉的统一者。因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战争,评价历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表现,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受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就应该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为他是为了反抗秦国的侵略的。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全国,成了历史伟人,就把过去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岳飞爱国,秦桧卖国,这都是历史的铁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5],清朝人撰写《清史列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背叛了明朝。当然,他对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功。吴三桂反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传》[6]。对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要多费些口舌。
二是依据当时的表现,各评各的,也就是双赢原则。例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南下统一全国时,在攻打扬州之前,曾给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去了一封劝降信。劝其交出扬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吓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坚决抵抗。待到清军包围扬州后,又五次发信劝降。史可法将信一一烧掉。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劝降三日,许以高官后禄,史可法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而英勇就义。像这样的抗清将领就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他的对立面,如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应该予以肯定。学者周远廉研究员、赵世瑜教授说:“[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7]
多尔衮和史可法在历史上是对立面,各为其主。多尔衮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都应该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这就是双赢原则。这是在中国这样大国的历史上有时还存在小国,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出现的特殊现象。
第五,两点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两点论,不能一点论。如评价曾国藩,就存在这个问题。曾国藩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公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1917年毛泽东24岁时在一封信里写的。
马东玉教授说:“毛泽东是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国藩对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8]
他又说:“本世纪中期到80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9]
我们过去评价曾国藩是一点论,只看到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他。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来评价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评价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提出5项原则供学者参考。不周之处,请予指正。
㈩ 历史上的真理是怎样证明出来的
一、比萨斜塔实验。着名的比萨斜塔实验,为了坚持真理,伽利略向当时的权威亚里斯多德挑战,用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从同一高度落下,同时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