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该如何理解悲剧
悲剧是美学基本范畴之一，是与喜陵搭剧美相对的特殊表现形态。它是指现实生活或艺术反映中那些吵岩作为实践主体的肯定性社会力量，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冲突中，遭到不应有、但又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毁灭，从而引发悲痛、同情和奋发感受的一种审美形态及其特性。 悲剧从两个方面揭示矛盾冲突：一方面正面的事物在毁灭中显示其价值，在暂时失败中预示着未来的胜利；另一方面反面事物在其暂时胜利中暴露了它的虚弱和必然灭亡。
美学中，审美形态的特征具有生成性、贯通性、兼容性和二重性。悲剧的特征，首先通过对人生存在的否定性体验，从而展现对人生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其次、悲剧的审美冲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冲突和超越。最后、悲剧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人生实践存在的深层体验。
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美。悲剧是崇高特征，是通过社会上新旧力量的矛盾冲突，显升汪御示力量与旧势力的抗争。他经常表现为在一定的时期内，还具有强大的实际力量的旧势力对新生力量暂时的压倒，表现为带有一定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失败和挫折，表现为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严重的灾难、困苦……等等，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显示出先进人物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伟大人格。悲剧中所体现的崇高，经常以其庄严的内容和粗犷的形式震撼人心，引起人们的崇敬和自豪。它是对社会力量的实践斗争的积极肯定。它与悲观、悲惨、消沉等完全是不同的。
㈡ 结合材料二判断，材料一中的历史悲剧指的是什么
“历史悲剧”：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根喊悉本原因：资本主瞎昌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磨渗扒资料私人占有
㈢ 造成“历史的悲剧”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的悲剧主要源于以下几点，或者说，这些是永恒的悲剧。
个人的情感一定会屈从于历史的规律。
历史的规律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扰。
㈣ 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悲剧现象
借用唐朝李绅的一首诗词来说明:
功高自弃汉元臣，遗庙阴森楚水滨。
英主任贤增虎翼，假王徼福犯龙鳞。
贱能忍耻卑狂少，贵乏怀忠近佞人。
徒用千金酬一饭，不知明哲重防身。
古代出现很多英雄不得善终的悲剧，是跟当时的社会现象和人的价值观紧密相关的。
从帝王角度看，一方面帝王争权夺利需要利用英雄，另一方面帝王又会猜忌英雄的能力和名声，于是难免出现兔死狐烹、鸟尽弓藏的事情;
从英雄角度看，自己能力出众，能为君王打天下、保天下，可是另一方面，自己有希望得到更多的利益，从内心讲，谁不希望做人上人?
所以从英雄和统治者两者考虑，都存在矛盾心理，而统治者掌握着更多权力，所以英雄总是穷途末路，没有好下场。
㈤ 李鸿章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你如何让看待这种悲剧的历史性
李鸿章身上的悲剧性更多的是由大时代的背景造成的，而非他本人的性格，虽然他是中国在那个时代比较有远见卓识的人，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想要在短时间内转变为拦悔配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是很难的。
人们对李鸿章诟病最多的就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中国越发的落后和贫穷，认为这是他和慈禧的过错，其实看问题未免失之偏颇。中国和日本基本是同一时间被西方列强叩关，然而日本却很快走上了振兴之路，而中国却屡次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错失方向。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看不懂为什么，日本人也看不懂，因为他们觉得是因为他们人种更优越，中国人不如日本人。其实并非如此，中国和日本在列强入侵以前虽然同为封建国家，但是日本的商业化却远远在中国简指之上，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日本却不然，日本比中国更开放，而对待西方科技的态度要比中国更透彻，或者说日本习惯了学习先进的科技，而中国则不然。也就是说中国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商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远远在日本之后的，这个可以参考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以及全球通史。而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俾斯麦就已经断言，中国会败给日本。中日两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中的理念差异就很值得反思。跟日本的明治改革家们相比，清朝最杰出的官吏和知识分子都没有从制度角度求变，他们认为，中国之落后只在“物器”而已。多年后，维新派人士梁启超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等人的局限在于对制度改革前运缺乏认识和坚决心，“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
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意识到中日两国成长模式的差异性。1870年前后，刚刚统一德意志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先后接待了来自日本与中国的两批使节，他看到的景象是，“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因此他预言，“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胜，中国败。”这个惊悚的黑色预言，不幸在20多年后的甲午海战中应验。
所以中国的失败在那个时代是注定的，问题不仅仅在李鸿章和慈禧太后，所以虽然中国的北洋水师看似比日本强大却遭受惨败，战争的胜败不是仅仅取决于武器的。总而言之，虽然李鸿章是那个时代最有远见卓识的中国人之一，却不能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因为在宏观历史中，一个人的作用往往非常有限，国家制度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结构才是决定国家是否强盛以及未来走向的根本原因，李鸿章的悲剧恰恰是因为近代中国的悲剧，或者确切的说是大航海时代以后大陆型的农业国的悲剧。
打了这么多字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建议你去看看《中国大历史》一书。
㈥ 什么是历史，历史的意义，历史的悲剧
一谈到历史，似乎中国天然就是一个历史大国。因为中国的历史最连续（变化最小），从不曾中断，因此文献也极多，其字数之多，恐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不仅有官方堂堂正正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乃至《二十六史》，仅此就已经字数过“亿”，还有更数不清的编年史、通鉴史，纪传史，以及历朝历代的野史，更有儒家的“六经皆史”，加上两千多年来儒家文人的注经文字，其中的涉史文字，简直是堆山塞海。所有这一切涉及“历史”的文字，何止上数十亿，甚至可能上数百亿，真可以说是令人恐惧的天文数字。
一谈到历史，中国人很快就全都兴奋起来了。最近中央电视台开展的“百家讲坛”，除了于丹讲的非常糟糕的《论语》、《庄子》的“心得”和刘心武讲的《红楼梦》的探奇之外，其余讲的也全都是“历史”。而且当下的影视，也大半都是历朝历代帝王将相们的“历史”。
看来，中国还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国，而中国人也真是一个最关心历史的民族了。可是，这些“历史”真是有人性意义的“历史”么？中国真是一个历史的大国么？中国人真是一个最懂得创造历史的民族么？我的回答肯定会让网友们深深地失望。
关于上述的问题，我的回答全都只能是非常令人痛苦的否定。按照我的反思的认识，中国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大国，而中国人也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懂得创造真正有高度人性意义的历史的民族，尽管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的文明，可是中国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几乎已经终结了，而近两千多年的历史，却全都只不过是过去历史的重重复复的拷贝而已。一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历史还依然没有完全走出这个传统的拷贝历史的时代。在这两千多年之中，几乎所有出现的历史人物，即使如最着名的唐宗、宋祖、朱元璋、康熙、干隆，近代的慈禧、袁世凯，乃至现代的蒋介石、毛泽东，他们全都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拷贝”历史舞台中的“提偶”，全都没有资格成为创造中国真正新的拥有高度人性历史的人物。什么是“提偶”？“提偶”就是木偶剧中的被后面的“谁”提着长线来表演的“木偶”。这个“谁”是谁？后面会讲到，事实上即孔夫子及其儒家传统“五毒”的“幽灵”。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有两句名言（出自〈夜宴桃李园序〉）：“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用现代汉语来说，即：天地之间者，是有生有死的万物的旅馆；光阴之度者，是百代（实指无数代）连续或断续之中暂时的旅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全都只能是这样在“天地”间的旅馆之中“暂时”栖息度过的“旅客”。
人类的历史至少还必须分有如下的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
第二个部分是人类的社会史；
第三个部分是人类的精神史。
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是目前人类已获得初步认识的人类的全部生命基因密码子。按照人类的共同属性而言，这样的密码子总共有十万组，而超出这十万之数的其他的密码子只能被称作“乱码”。换言之，这十万之数的生命基因密码即决定了人类全部生命的历史特征。再换言之，这十万之数的生命基因密码子中所蕴含的信息，即人类到今天为止的基本上已经终结的生命的全部记录——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尽管人类还将继续生存下去不知多少万年，甚至上亿年，但作为人类生命历史的生命基因密码子的信息数量的记录却基本上已趋于饱和，或者说即使有新的增加，数量上也极其微略。即是说，人类生命基因密码子所含信息量的历史记录不必随着时间的累积而无限地增加。说到底，人类的生物史或生命史，几乎已经终结了。
人类的社会史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已经创造出来的所有文化基因所含信息量的记录。人类中的民族或国家不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基因的信息的数量级也将不同。如果说上述的人类生物史或生命史是由人类的生命基因的信息量来决定的话，那么人类不同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史，则将由他们各自所拥有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来决定。
很显然，在接触到西方文化之前，中国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早就已经停止了有效的增长。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历史几乎全都只在作“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重重复复的拷贝运动。按照日裔美国人富兰克林．福山的说法，到２０世纪末，西方的历史也同样进入了终结的阶段；现在还有历史（文化基因信息增量）变化的民族或国家，基本上已不再在西欧和北美，而更多集中在亚、非、拉美等洲的民族或国家，它们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吸取西欧、北美人类的信息（作为他们固有历史的新的信息增量），并迅速向已经终结的西欧、北美人类社会的历史模型靠拢，实质上是被西欧、北美的“历史模型”飞快地同化，一旦完全被同化，他们也将立即进入历史的“终结”。这就不能不讲到人类历史的最重要的第三部分了。
第三部分是人类的精神史。如果说西方人的历史“终结”了，那是因为西方人类的精神史，也即他们的哲学史在２０世纪中期就已经处于停顿状态了。什么是人类的精神史？人类的精神史其实就是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创新史，增量史，或人类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自由”的运动史。在我看来，因为《西方哲学死了》，所以西方人类的精神史也已到顶了，再也难以前进了。而在过去，西方人的文化基因的信息量之所以能够远远高于其他人类，特别是高于中国人，那是因为他们的哲学具有着强大的创造新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能量），而中国人的精神，却几乎早在两千多年前开始确立“独尊儒术”的汉代以来，就已经变得完全僵死了，文化基因“自由”创新的动力源泉事实上早就枯竭了；然而到了现在，西方哲学的“自由”动力也同样进入了强弩之末，所以，西方人的总的历史，也正如福山所言：“终结了”。虽然亚、非、拉美等洲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暂时还没有“终结”，但它们也只不过是在加速被“同化”地走向欧、美式的“终结”而已，它们自己内部甚至更缺乏创造新文化基因的“自由”能量，或者如同中国，他们固有的历史在若干个世纪之前早就已经“终结”了。
我基本上赞同福山的观点，但我却并不认为整个人类的历史也全都已终结。福山所言的西方历史的“终结”，其实是在对西方历史模型的已达人类历史的“最高点”进行赞美。对于如此历史的“最高点”，我并不表完全地认同。它充其量是人类历史某阶段（我称之“哲学历史阶段”）的“最高点”，而并不必是真正的全人类历史的最高点。真正“终结”的只是西欧和北美的历史，而不必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因为《西方哲学死了》，他们的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源已经枯竭了，而在东亚，一个全新的人类文化动力源正在东方人类的“母腹”中躁动。尤其在印度和中国，例如中国，那里的人们正在踏过孔夫子及其儒家两千多年来腐朽至极的僵尸，迎接西方自由女神的降临，他们正怀着冲破千年压迫的高昂的激情，光耀自身伟大的“易大象”精神的雄心壮志，跃跃欲试与西方自由女神的交媾，从而一个崭新的全人类的“人学”的精神，将很有可能会在东方孕育，一个崭新的全人类精神史的“自由”的动力源将在这里形成和诞生。一个拥有崭新的“全逻辑”——“易大象”的全真、全息逻辑的全人类的“人学”，如果能顺利地超越并取代所有西方的哲学，它就将很有可能给整个人类带来新的福祉。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的文章中还将更详细地加以论述。
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国的历史。
迄今中国的历史还一直都处于两千多年来始终被“终结”的停顿的状态之中。现代正加速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的基因，与中国古老的真正合乎真理的文化基因的强烈撞击和合作的嫁接正在发生。
中国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之所以被“终结”地停顿，其最重大的根源即在两千多年前确立的“独尊儒术”，以及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几乎绝对的垄断。在这种绝对的精神垄断之中，中国人之中根本就产生不了哲学和哲学家，中国人的有价值的文化基因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进入了无力增进的“饱和”状态。正是因此，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几乎只有对过去历史的拷贝，而毫无“自由”创新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其实全都只不过是传统历史拷贝之下的“提偶”，说白了，那些所谓着名的历史人物，几乎全都只不过是一些缺乏真正“人”的自觉灵魂的人形的傀儡，他们全都只能在后面无形而强势的文化基因之主（孔夫子及其儒家传统的幽灵）的控制之下进行毫无自觉的“表演”。即令现代最着名的人物，例如蒋介石，毛泽东，别看到他们在历史之中的“表演”曾有多么不可一世的“神气”，然而实际上，他们自身根本就没有能力逃脱毫无自觉力量的“人形傀儡”的无奈的命运。这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实际上全都在传统历史的无形主人——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幽灵的完全地掌控之中。蒋和毛全都是曾国藩的钦慕者，而曾国藩何许人也？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孝子贤孙也。他本人也照样是一个历史的“提偶”，而根本就不是一个具有真正高度“人”的觉悟的自觉精神的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有能力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根本没有能力创造新的历史的人。正是因此，无论曾国藩，蒋介石，毛泽东，他们全都只能无可奈何地被动地充当中国历史中的“提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真正中国新的历史的创造者。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全都严重地缺乏高度“人”的自觉精神，他们全都在不自觉地遵行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传统幽灵的意志，继续“拷贝”中国陈旧的历史，他们把这种历史又苟延残喘到了20世纪，而今天，仍旧有人（例如高唱“国学”和“儒学”的人们）甚至还更想要把它延续到21世纪。
我提醒现在一切方面拥有良好自我感觉的人们，包括当今各方面的领袖人物，请以自己最大的努力，尽量站在人类文明最高的基点上，再一次清醒地认识您自己吧。否则，你们也依然很有可能只是一个传统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提偶”。要想不做“提偶”，就请立即奋起文化批判的精神，彻底清算两千多年来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幽灵在中国的一切方面所制造的罪孽，尤其是在政治、文化、教育中的罪孽，并在自己的身上自觉地清除“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的残留。
历史的意义，即在历史中，人类的文化基因能够不断地获得创新，从而在历史中，文化基因的信息量能够获得不断地增进。很显然，在近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严重地缺乏新的文化基因信息量的增进，所以中国长时期以来严重地陷入了文化发展停滞的状态。正是因此，这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文字记录，尽管庞大到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天文数字，然而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却都只不过是属于毫无文化基因价值的“乱码”，是纯粹历史中的文字“垃圾”，而历代的儒家文人，则基本上是制造历史（文字）垃圾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白痴”或“骗子”。或者说，简直就是一群自愿吸毒、中毒的文化“废物”。
历史的悲剧，即人类的精神史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或者说已完全丧失了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的“自由”的动力源泉。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发生了这样的历史状况，即可以认为，该民族或国家事实上已处于严重的历史悲剧之中。处于历史悲剧中的民族或国家，除了不断地“拷贝”旧历史和不断地制造新的历史（文字）“垃圾”之外，根本就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人类文化基因，创造新的人类历史。中国自从确立“独尊儒术”以来的两千多年之中，迄今这一大段的历史，我基本上认定，即是一个中国人的漫长的历史悲剧，或中国人的中世纪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最关键的制造者即孔夫子及其儒家文人（他们基本上是一群愈来愈成为文化“废物”的人们），以及历代蓄意根绝一切新的文化基因信息的“自由”创造的动力源的人治专制的统治者们——帝王将相们。
但是今天，我却坚信，从２１世纪开始，中国人将永远地走出这个漫长中世纪的历史悲剧。同胞们，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