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如何讲述中国历史

Ⅰ 关于日本人写中国的历史事记,我们要如何看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一直强调日本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而极力回避作为加害者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出于“冷战”需要，美国开始纵容日本右翼势力，右翼文人借机对教科书开刀，不断在教科书上做文章，否认侵略，复活皇国史观。教科书问题由此产生。

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有日本人主张日本应该正视在战争中所犯过错，并承担责任。

着名历史学家家永尺模激三郎就是这样一位充满正义感的日本人，他起诉日本政府对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提出不合理修改要求，开始了他与右翼历史观长达30多年的斗争。日本文部省在审定历史教科书时，曾要求执笔者家永三郎对《日本史》一书中的8处记述进行修改和删除。例如对“南京大屠杀”，文部省要求加入日军的行为“发生于混乱之中”、并要求删去关于日军“强奸中国妇女”的内容。此外，文部省还要求删除有关七三一细菌部队的记述。家永三郎对此举不服，并于1984年状告文部省。这场针对“教科书审定违宪”的诉讼得到了200多名历史学家的支持，并且迅速影响到了出版界、法律界、政界，后来演变成了一场有关日本历史观的大论战。

1982年春，经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审定的一批教科书，其中有关近代、现代史的记述部分，不少内容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企图为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发动祸及整个亚太地区的那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例如将对别国赤裸裸的侵略篡改成含糊其词的“进入”等等，从而严重地伤害了受到侵略祸害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这件事理所当然地激起有关国家人民的强烈义愤，也遭到日本人民和朝野有识之士的同声谴责。

当时，中国政府严码粗正指出：承认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有严肃对待历史事实，汲取有益教训，并以此正确地教育子孙后代，才对日本自身有利，中日友好关系也才能顺利、持久地发展下去。

当时的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写入‘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与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一认识迄今没有丝毫变化。”谈话还表示：“日中联合声明的这一精神，在日本的学校教育和审定教科书时，理应受到尊重。日本将充分倾听中国等国对我国教科书中有关此类问题的批判，并由政府负责纠正。”

1986年还曾出现过一次右翼修改教科书的高潮，遭到日本国内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压制。90年代中期，以战后出生的第二代右翼分子为后台，右翼学者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掀起新的修改教科书潮流，直至现在。（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大事记：

1982年：

7月，日本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华北”和“全面侵略中国”等段落中的“侵略”改为“进出”，把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中国就此问题向日方正式提出交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在日本学校教育和教科书审定中“当然应该受到尊重”。

1986年：

5月底，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省书《新编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教科书审议会审定“合格”。此后日本国内外舆论强烈批评，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日本文部省修改这一歪曲史实的教科书。

6月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杨振亚约见日驻华使馆代办，就新编日本历史教科书表示我严正立场，并递交了外交部备忘录。

7月7日，日本文部省最后批准了经过多次修改的《新编日本史》。日本政府四次指示和敦促作者修改原书，中曾根首相也多次强调要按照1982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精神修改此书。由于日本少数人的阻挠，至使重新修改和审定工作拖延了一个月，最后基本按政府意见进行了修改。不过，从最后审定的结果来看，这本书仍然没有完全尊重历史事实。还有人指出，修改后的教科书仍然没有明确承认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

1993年：

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对原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日本史教科书提出的第三次诉讼陵袜作出判决。判决认为，文部省要求家永对教科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侵略”等问题的修改或删除“有损于教科书记述的完整和准确，因而违反了日本宪法”。

在这次审理中，尽管法院对删改“南京大屠杀”等问题作出了“违法”的判决，但对七三一部队等问题，法院仍坚持认为“根据当时学术界的研究结果，文部省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合适的”。法院还认为，从1948年开始的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不违宪。

1999年：

4月22日，《产经新闻》报道，经日本政府同意大阪书籍出版社和文教出版社将中小学教科书中反映当年侵华日军暴行的照片换掉，以图掩盖日本侵略者的历史罪行。

11月10日，日本东京书籍出版社和教育出版社决定，删除中学教科书历史部分中“从军妓女”一词中的“从军”二字。

2001年：

3月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137处修改，然后将予以放行。

3月16日，日本地方史研究协议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朝鲜史研究会、日本现代史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8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政府审定批准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日本侵略、歪曲历史事实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教科书审定“合格”。

7月2日，鉴于日本各在野党和民众团体的强烈反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政府提出修改其主编的新初中历史教科书。

7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没有发现明显违背史实之处以及日本史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根据中方的要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表示，日本政府的决定显然是对右翼势力的袒护，也背离了自己迄今在历史问题上的做出的表态，中方不能接受。

8月16日，据朝日新闻社发表的调查结果，日本全国的市、区、町、村立学校没有一校采用“编撰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以及同样涉及历史问题的《公民》教科书。采用“编撰会”的学校不是“采用地区”教委决定的，而是由都教委和县教委决定的。在私立学校中，大约有6校采用“历史”和“公民”教科书，而另有2校只采用“公民”教科书，采用率尚不到1％。（完）

■日本的右翼势力

(张焕利)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遍布各地，在“冷战”结束后不但没有收缩反而日见膨胀。

根深蒂固

日本的右翼势力和右翼团体由来已久。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都与日本右翼分子鼓吹法西斯主义密切相关。战争期间，日本右翼与军阀、财阀紧密勾结，狂妄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战后，占领日本的美军一度解散了日本右翼团体，右翼势力大大削弱。然而，随着“冷战”开始，在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目的的庇护下，不仅日本旧的右翼势力恢复，而且还产生了新右翼团体，并且逐渐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被盟国整肃的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共233个。可是，到1951年夏天，日本的右翼团体却恢复到540个。目前，日本右翼政治团体已达900个，约12.5万人。日本右翼团体一般集中在东京、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几个大城市圈，东京及其周边就有右翼团体350个，人数约8万。据说，还有许多右翼政治团体根本就没有在政府登记，所以很难掌握他们的准确数字。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发展大致分4个时期：二十世纪50年代是恢复阶段，60至70年代初是猖狂活动阶段，70至80年代末是发展、巩固和充实力量的阶段，90年代至今是疯狂否定侵略历史的叫嚣阶段。从其组织和成员来看，规模较战前大，成员复杂，从民间到政客都有人参加。从活动的方式和性质来看，战后的日本右翼与战前右翼非常相似：进行恐怖活动、策划军事政变、镇压进步力量、扼杀言论自由、极力否认侵华历史、坚持皇国史观、鼓吹民族主义。

二十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坛和社会出现了“向右转”的政治趋势，右翼分子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一些右翼团体，特别是那些由黑社会团体转化而来的右翼组织甚嚣尘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等领导人执意参拜靖国神社、推动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做法，加之日本警方对右翼采取的放纵态度，在客观上更加助长了右翼政治势力的气焰。

财界支持

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日本经济界的大力支持。二战期间，日本右翼团体的活动资金主要来自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这三大财阀。但是，这些财阀在战后没有被整肃，经济实力得以保留。战后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增长的开始，这三大财阀以新的组成形式相继恢复，又沦为右翼团体的经济后盾，以各种手段为右翼势力输血、打气，依靠这些右翼团体捞取政治资本。例如，支持否认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的右翼政治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企业就多达95个，财团有16个。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几乎网罗了日本所有右翼学者，每年的活动经费达4.2亿日元以上。出版了100多万册各种否认历史的图片集，每年在日本各地组织上百次的否认日本侵华罪行的集会、报告会、讲演会等。“编撰会”的会员分“会员”、“正会员”、“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4种。“编撰会”现在约有1万名会员，一般“会员”1年交会费6000日元，“正会员”1年交会费1.2万日元。此外，对于能向该会捐出高额会费的个人和法人冠以“顾问会员”和“法人会员”的名称，这两种会员1年所交的会费分别为10万日元和30万日元。

Ⅱ 某日本学者说：“中国史就是一部汉人南进史。”怎么解释

这句话大体上说不算错，不过不能仅仅用汉人来表述，而应该说“是各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民族不断南下的历史”。

商周时期，是第一次南下，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政府了黄河中下游的本土居民，建立起了商王朝，这一王朝，目前被视为黄河文明的开端，古代中国文明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东周时期，代表黄河文明的传统诸侯国，开始与代表着长江文明的楚国发生进一步接触，随着秦朝的建立，黄河于长江，第一次步入同一个政治体系的领导下，这就开始了第二次南下——秦征越地。

当然，相比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或者说对江南（长江以南，两广以北）地区的开发时间，要扒含漫长得多，但同时，对南方的开发键稿又同样伴随了北方在经济地位上的丧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两宋时期，当经济重心转移到了江南地区之后，原本在秦朝以后作为古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的关中，已经几乎被荒废，撇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实际上就是单纯的从关中迁移到了江南……噢，不小心扯远了……

到了元代，是一个继续巩固的过程，相比北方，汉人在南方是高度的聚集，再加上南方的经济底子原本就比较雄厚，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重要性被进一步确立，最终也造成了政治重心的南移——明代初期定都应天府是稿此孝这一现象的外在反应，到了此时，南北经济差距已如南移之前一般变得无比悬殊，而即便是明成祖出于国防需要迁都北京之后，这一现象也未有改变，相反，江南地区发展到清代时，已经更加重要了，江南地区作为经济重心的地位，一直保持到现代，而其重要的经济的地位，也直接导致即便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位于北方，中央政府对江南地区的关注也从未放低，其政治地位相当之重，比如在明代，南京就是作为陪都而存在，民国时期，更是直接定都南京。

所以，所谓中国史就是南进史这句话，不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文化角度都可以适用，经济重心的转移是基础，从而带动政治与文化的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一直穿插着整个古代中国历史之中，并一直延续到现在（近代，尤其是新中国时期对两广经济的开发又是一个深入发展时期）。

Ⅲ 日本最优秀的学者，是如何讲述中国历史的

其实提到这一段历史的话，那么我们对他的记忆相对来说是非常深刻的。可是日本人在面对这些历史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则让人非常的气愤，那么即使是现在日本最为优秀的学者，他们在讲述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避而不谈，或者即使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会最大程度地去掩饰他们的罪行。

比如说日本军队他当时在入侵的时候，其实就做出了很多让人非常气愤的举动，比如说他们拿人体做一些超人类难以忍受的实验或者是做细菌实验等等，这些作为其实都是让人感觉到非常反人类反伦常的。但是在后来的时候，他们在提到这样的一段历史时，大多数都是会选择直接的将这一段历史忽略，甚至是不承认，这样的态度可以说是让人感到十分的恶心。

Ⅳ 日本怎么在国内讲述历史

中国人读中国史，自然清碧滚是读自己人写的了。
可是为什么一套日本人写的中国通史读物在中国翻译出版，竟然卖疯了？
这套书叫《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2014年，由国内知名大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答余版社出版，至今慧樱已是第5次印刷了。

原定价568元人民币，推荐价368元
这是一套由10位不同的日本教授写的中国通史，在中国翻译出版后，掀起一阵史学着作阅读的飓风！
百思不得其解吧？
那就看过来——
1.出版方——讲坛社是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也是日本漫画出版界三巨头之一；
2.作者——10位作者均是当今日本学界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教授；
3.背景——这是讲谈社一百周年的献礼之作！日文版编写了5年，中文版引进翻译、编辑出版又花了5年；

Ⅳ 日本的历史课本是怎么描述二战日本侵略中国史的

将历次战争责任全推给中方

《新历史教科书》中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归咎于中国。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右翼新教科书称：“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关于“九·一八”事变，右翼新教科书变成：“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主语变成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而不是老版说的日本的步步进逼，表明是关东军精心策划的句子也被删除了。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新历史教科书》比2001年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着重指出：“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

关于卢沟桥事变，新版教科书称：“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旧版本尚承认日本大规模派兵在先，新版本则将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侵略变借道屠杀未提及

《新历史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丰臣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

对于殖民统治朝鲜，新旧版本都强调朝鲜像一只手一样伸向日本，如果被其他国家控制，日本将受到威胁，并且将沙俄在朝鲜北部建立的伐木场称为军事基地，为自己吞并朝鲜正当化制造借口。唯独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对于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新历史教科书》仅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对日本军队所犯罪行提也不提。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的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

但是，在《新历史教科书》中，括号中的那句话也被删除了，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新历史教科书》还提到，苏联撕毁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不断发生掠夺、杀害日本平民的暴行，包括日军俘虏在内的约60万日本人被强制带到西伯利亚，被迫从事严酷的劳动，约有10％的人死亡。
同时，《新历史教科书》继续把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用与正文等大的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指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新历史教科书》还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加介绍了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的内容。在赞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的同时，2001年版教科书和此次送审本都企图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把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历次战争都归咎于中国
关于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2001年版教科书不提日军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这次送审本则更进一步：“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关于“二十一条”,这次送审本宣称：“中国方面期待列强的介入,向国内外泄露了极为机密的谈判内容,而且在5大条款中,将并非正式要求的事项也列入,制造了‘二十一条要求’的名称,中国国内的反日舆论开始高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当时的反日运动完全是中国政府制造谎言引起的。

关于“九一八”事变,送审本称：“随着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激化,不断发生妨碍列车运行和迫害日本学童的事件。此外,对日本来说,北面有苏联的威胁,南面有国民党的力量不断逼近。”主语变成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逼近,而不是日本的步步进逼。

在《日中战争》一章中,新送审本比2001年版增加了“西安事变”一节,着重指出:“共产党获得了喘息,共产党员潜入国民党内部,大肆推进将日本引入战争的破坏和挑衅活动。”也就是说,新送审本称中日战争是共产党阴谋挑唆起来的。

关于卢沟桥事变,送审本指出:“1937年7月7日夜,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发生了有人向日本军队开枪的事件。第二天,中国方面继续开枪,进入了战斗状态。事件本身不过是一个小摩擦,虽然人们希望就地解决,但是与日本方面的冲突事件不断发生,解决变得困难起来。”也就是说,卢沟桥事变完全算成中国的责任,是中国方面扩大了事态。

此外,新送审本继续将8年战争描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完全抹杀了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

“侵略”变“借道” “屠杀”未提及

教科书对日本自古至今的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从来不用“侵略”二字,对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也称为出兵。右翼学者可笑地辩解说,为何不用侵略,是因为丰臣秀吉根本没把朝鲜看在眼里,不过是借道,真正的目的是征服中国明朝。惟独对于苏联在二战后期出兵中国东北,教科书毫不吝啬地用了“侵入”、“侵攻”等字样。

关于南京大屠杀,2001年版教科书在《日中战争》一节的正文中的括号内加了一句话:“(那时,日本军队导致民众中也出现了很多死伤者,这就是南京事件)”,将大屠杀以“事件”一词轻轻带过。但是在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时,又以稍小的字体介绍:“东京审判认定日本军队在1937年的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很多中国民众。但是关于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被发现有很多疑点,存在各种见解,现在仍在争论。”这就使括号中的那句话进一步大打折扣。

但是,在送审本中,括号中的那句话也被删除了,只是在一张名为“因巷战而遭到破坏的上海市区”的照片上面用小字注解重复了上面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教科书进一步否定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而且几乎不会使读者注意到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

突出日本损失 鼓吹“造福”亚洲
相反,教科书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则大书特书。2001年版教科书在“战争的惨祸”一章中,将日本作为加害者所受的损失与受害国并列,用很大篇幅介绍了东京大空袭的问题。
同时,送审本继续将盟军对日本的统治称为占领统治,而且改变了2001年版用较小字体介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性的做法,用与正文相同大的字体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非法性,为战犯鸣冤叫屈,同时指出“直到今天,评价也未确定”,显然是企图否认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教科书同时大力宣传日本“造福”了亚洲,是亚洲的“恩人”。如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增加介绍了八田与一在台湾南部兴修水利的内容。在赞颂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同时,2001年版教科书和送审本都企图否认中国自古以来对台湾的主权。

Ⅵ 汪涵有推荐过一本日本人写中国历史的书

讲谈社 中国的历史

关于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先生的见解是史学界的共识：“在国际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有独特的优势，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学术传统。

由于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不同，西洋人、东洋人观察中国历史的角度和兴趣、重点也不同，所以，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中国学者的通史写作偏于专精，采用严谨绵密的引征和论述，固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很难成为大众普及读本；而民间历史爱好者写史，又过于演绎，不够专业化，也很难运用到前沿的学术成果。基郑辩

真正的大众史学，其实要求一点也不低，既要还原历史图景，让历史可感可知搏缺，读者读之如同亲历，又不能信马由缰，任意挥洒，最终还是要还原到根本的价值关怀，丛肢并随时把握住学术脉动，既有“通识”又有“专识”

Ⅶ 历史不容篡改，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描述中国历史的

外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很多国家，这些国家情况千差万别，对中国历史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各国历史（中学历史）主要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对于外国史介绍的都很少。

一般而言，东亚和东南亚以外的国家，对中国历史介绍不多，只是泛泛而谈，中国是一个不能不提的文明体，但是隔得太远，所以只是简单提及，但是一般甲骨文、青铜器、长城、孔子等还是有简单介绍的。比如房龙《人类的故事》这种书籍可以推荐看一下。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对于中国历史稍微详细一点，但也有限。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国历史介绍的比较详细一点

Ⅷ 日本人为什么对中国三国时期感兴趣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没太大意义，不过我想日本学者研究三国可能是因为，中日是文化同宗，而最后发展的轨迹却不同，这是为啥？追根溯源起来就是三国时期。日本近代非常厉害的大师级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的理论为证

内藤湖南提出了“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时代划分学说和他关于“中日文化同一体”、“文化中心移动说”的中日文化关系论。
内藤湖南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东洋文化发展的历史，应以中国文化发展的波动大势作为对中国历史进行时代划分的标准。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大体是由内而外地不断扩大：先是黄河流域形成中原文化，然后不断向外扩展，影响及于周边地区，使那里落后的民族接受中原先进文化，这就像池中涟漪由中心一圈一圈地向外围、向四周扩散一样；边地民族接受了中原文化的教化后，逐渐觉醒、成长、壮大起来，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力量，又反过来作用于中原文化，就像池中涟漪遇到岸的抵挡后，由岸边向池中央反射反作用力一样。这种反作用力使得文化发达过度、出现衰弱现象的中原文化受到年轻文化的刺激而再生活力，不断更新延续、发展壮大，老而不死。内藤湖南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向外作用和受到外来反作用的过程中不断壮大的文化体系。根据以上理论，内藤把中国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每个时期之间又存在一个过渡期：
第一期：上古。从开辟到东汉中期(……～2世纪中期)。这是中国文化独立形成、发展，并向外部扩展的时代。（日本受到影响）
第一过渡期：东汉中期到西晋(2世纪后期～4世纪初期)。这是中国文化向外扩展的停止时期。（影响减弱，日本有了自己的空间）
第二期：中世。五胡十六国到唐中期(4世纪初期～9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是外部异民族觉醒，其势力侵入中国，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都反作用了）
第二过渡期：唐末到五代(9世纪中期～10世纪60年代)。这是外来势力极盛的时期。（。。。）
第三期：近世。宋代以后到清代。这是中国固有文化复兴和进步的时代。这时期此前的贵族没落了，君主得以建立独裁政治，与此相应，中国官僚群体最后形成，开始出现平民主义倾向，文化回归到庶民手中，形成中国特色的近代。内藤认为：进入近世，是中国文化的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趋圆熟，向往于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繁琐，特别苛求心境的宁静和生命的延续。民族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知识分子将精力投注于文学、艺术方面的建树。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势问题，他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并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逐渐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其基本理论如下：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感觉最后这句是他的正题，中国史界要努力啊）
在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享有“东洋史的巨擘”之美誉，他的思想和学术遗产还被列入“日本经典名着”和“日本思想家”的行列。有很大的号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