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了解长辈历史采访稿
新年快到了,大家都围在桌边一边聊天一边看电视。于是,我正好趁着这个机会问了一下爸爸妈妈小时候是怎样过春节的。
我问:“爸爸妈妈,你们小时候是怎样过春节的?”
妈妈一听我问这个,一下子来了兴趣,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我们小时候过春节,除了贴春联,倒福,大扫除等传统习俗之外,还要自己用糯米包汤圆,用石灰水刷墙,把客厅铺满松针呢!”
“噢,那你在过春节期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我问道。
“当然是铺松针喽!我们在那时要上山采松针,要是运气好,还能捡松果呢!捡完松针之后,我们就要等到大年夜再铺上松针,然后要到初四才能把松针扫掉。那三天里,松针的香气让我们觉得非常舒服,以至于我们甚至不想扫松针呢!”
爸爸看到妈妈说完了,于是也急不可耐地讲了起来。“我小时候过年要比你们讲究多了,不仅要贴春联,倒福,大扫除,还要祭祖,送灶,迎财神呢!那时我们过年,还要在小孩的枕头下放糖,小孩起来之后把糖吃了就不会乱说话了。”讲罢,便笑了起来。
“爸爸,那你现在改掉不会乱说话的毛病了吗?”我故意问道。
爸爸听后,不知如何是好,就故意傻笑。又严肃起来:“下一个话题!别问这个,真是的。”
“那你小时候过春节时最难忘的事是什么?”我问道。
“当然是吃年夜饭喽!那时候穷,平时早午晚饭几乎都是清粥加咸菜。只有在吃年夜饭时才能吃上鱼肉。于是在那时,我们兄弟一等到年夜饭时就光吃肉,不吃菜了。”说罢,爸爸忆苦思甜地笑了笑。
“那你们有压岁钱吗?”我又问道。
妈妈笑笑着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说:“有呀,不过我们以前没那没多钱,爷爷奶奶就给我们一个大红包。”
我听了,心想:天啊!大红包!里面是不是有几百几千元啊?哇塞!我口水都要下来了。
妈妈好象猜中了我的心思,故意的咳嗽了几声,说:“李娟,别乱想。我们小时候,不像你们那么幸福。一到新年,就给隐敏你们几百几百的。你妈我的压岁钱顶多就是一两块。”爸爸也插过来说:“Me too。”(我也是)
“ 哦,行了,访谈结束。”我丧气的对他们说。
老师叫我们采访长辈数仿的趣事,我就采访了全家……
妈妈小时候到朋友家玩,那时没有钱坐三轮车,更别说出租车了。那时,妈妈家住广场路,到清明桥(朋友住的地方)有三公里。妈妈出发了,走啊走,就灶毕枝走迷路了,妈妈便哭了起来,在大街上哭,走来走去,也不知走哪去了,还好最后有个扫垃圾的大叔送妈妈回家了。
爸爸小时候跟爷爷一起上山抓虾,爸爸一猛抓,“扑通”一声掉进水里,爷爷把爸爸扶了起来再抓虾。黄昏了,爸爸爷爷回到家摸摸口袋,奇怪,钥匙不见了,全身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啊,肯定是掉进水里了!”爷爷说着急忙跑上山,在水里摸来摸去,因为水不太深,所以好找,过了几个小时终于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钥匙。
保姆阿姨五岁时,她爸爸叫她上山砍柴,阿姨从家里拿起斧头上山。到了半山腰,已经累死了,便休息了一会儿,阿姨休息好了使劲力气砍树。一砍,树没砍着,手倒砍伤了,好倒霉……
哈哈,一个比一个好笑,我可有了他们的把柄,以后不怕挨骂了哦!
女孩都是家中的独女,她们的离去,对双方父母都是沉重的打击。
15岁的王迎冰是申芳和张艺娇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事发当晚哭了一夜,始终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同村村民、也是药惠中学初三年级老师张小康回忆说,两个孩子非常爱帮助别人,大家都喜欢她们,“这么早就走了,太可惜了!”“芳芳真是个好娃娃,她还准备星期六给奶奶买耳环,没想到……”说起女儿申芳,申玉平哽咽起来。
他说,芳芳是个性格外向的孩子,特别孝顺长辈。自己是司机,常跑外地,孩子她妈又在县城打工,孩子和奶奶在一起,经常给奶奶做饭,父母回到家里,她又陪着父母聊天、解闷。
在张艺娇的日记本里,曾以“人生”为题写过一篇日记,“人生是珍贵的同时也是短暂的,我要追求美好生活。”朴实的文字里,流露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
这名语文课代表,最拿手的就是写作文。64岁的爷爷张志贤说,张艺娇的父母一直在新疆打工,平时孩子就和奶奶爷爷生活在一起,孩子非常懂事,也很有爱心。
奶奶患有脑梗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孩子一直忙前忙后,给奶奶喂饭、擦身。听到孩子走的消息后,奶奶昏厥了好几次,现在还在打点滴。
明知道自己不会游泳,15岁的申芳和王柱先后跳进水渠,营救落水同伴张艺娇,最终因水流湍急,申芳和张艺娇两个女孩不幸遇难,王柱获救。高陵县教育局发出通知,号召全县师生向申芳和王柱两位救人者学习。
落水骑车过桥跌落2米深水渠申芳、王柱、张艺娇都是来自高陵县药惠乡东升村,三人不仅同为15岁、同在高陵县药惠中学上学、同上初一,更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每天上学、放学、写作业几乎都在一起。4月17日下午3时许,三人参加完学校的期中考试后,一同骑车回家。
后来,邻村一同学找到他们三人玩耍,下午5时许,三人相约一起护送同学回家。约晚7时,返回途中,骑车经过村西南口的泾惠渠一小桥时,张艺娇骑车拐弯时不慎摔倒,跌落2米深的水中。
渠中水流很急,张艺娇一下子被冲出好几米,她挣扎着大喊“救命”。救人。
我知道 用较多的时间寻找线索、收集资料,并拟订一个完善的采访提纲 一般的新闻报道也很重视采访的前期工作,记者应该善于研究分析资料,并以此为据写出采访提纲。
但这种资料分析是有限的,采访提纲也是粗略的。因为一般新闻采访最主要的目的是得到一个相对独立的事实。
所以,只要记者精于提问,往往就会有收获。然而,单个的、相对独立事实的深度对于深度报道是不够的。
在Why(原因)和How(怎么样)上的探究,使背景资料的收集和研究成为深度报道采访前期工作中新闻工作者耗费大量精力的地方。 首先,通过对社会现实状态和发展变化的研究分析,找准受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能否准确、敏锐、富有远见地选择报道题材直接关系到深度报道的成功与否。这就要求记者对现实生活要有敏锐的嗅觉,对社会动态有明智的把握。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是以深度报道见长的专栏,那些看似冷点的新闻事件,却正是一段时间内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冰山一角”,新闻记者通过艰苦的调查研究在凌乱琐碎的线索中找到适宜的报道题材。 其次,作好背景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新闻事件的背景大致包括:补充性的历史资料、展示事物间相互关系的资料、提供人物必要经历的资料、数据性的事实等,收集并分析这些背景材料对深度报道采访的前期准备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对报道的全过程也有深远的推动作用,包括帮助记者获得采访机会、迅速进入采访角色和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中央电视台记者水均益为了能独家采访基辛格博士,就在准备了大量相关背景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基辛格博士的性格特点,然后直接打电话同基辛格的办公室联系采访事宜,还当面向办公室工作人员阐述了基辛格接受采访的种种好处,最终使基辛格接受了独家访问。
最后,拟订一个全面的、深入的、思路清晰的采访提纲。采访提纲是记者逻辑思维和思考问题层次的体现,一个好的采访提纲,能够帮助记者坚定信心,临阵不乱、掌握采访的主动权,使采访得到完善的结果。
杜骏飞在《深度报道原理》一书中提到,美国内华达新闻学教授拉鲁·吉尔兰德曾在拟定采访提纲方面推出了设计问题的辅助公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提醒记者在设 计提问时应该涉及到下列一些具体的问题: 目标———你们(或组织)要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障碍———你们遇到过什么难题吗?目前的阻力是什么? 解决———你们是怎样对付这些难题的?是否有解决矛盾的计划? 开始———这一设想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根据谁的意见提出的? 当然,采访提纲的拟订还和记者本人的采访习惯、交流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但确保问题的独特、准确、连贯、创意、引人入胜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归根结底,一次采访无非是一场生动活泼而富于思想的交谈,具体的提问技巧包括: 1、抓住核心问题,开门见山,切中要害。这种方法是一开始就提出硬性的、紧扣主题的问题,然后扩展为比较笼统的问题。
它适用于采访那些善于言辞、敏于思考、感觉自信的对象。开门见山会让对方觉得你坦率有效率,切中要害可以使对方觉得你懂行,值得交谈。
2、由浅入深,追问问题,发掘未知的细节。深度报道的提问有许多尖锐的问题,有时难免让记者碰壁,采访对象要么 拘谨不安,支支吾吾,谈不到要害,要么有心拒绝,闪烁其辞,加以敷衍。
这就要求记者具备追问的毅力和技巧。可以先用一些宽泛的话题缓解气氛,逐渐引入正题;或旁敲侧击,追本溯源,引出未知的细节。
3、诱导性的提问,引出生动活泼、论点鲜明的谈话。在诱导性提问中,采访对象得有较好的敏感性,并肯于争辩,而记者则需要掌握好谈话的时机,运用语气、声调或措辞来引诱对方作肯定性回答。
诱导性提问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取决于记者和采访对象之间建立融洽关系的程度。因为诱导性提问容易使谈话达到互不相让的地步,但只要融洽关系得以保持,便可能引出意想不到的真话。
4、适度的沉默。沉默也是深度报道采访提问中的一个重要的技巧,因为深度报道的提问多是要点性、针对性、独家类的提问,需要给采访对象留出思考和阐述问题的时间。
聪明的记者一般不会打断采访对象的话,这样可能得到直接询问得不到的情况。故意地不露声色,有时同样有效。
美国着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说:“我发现,在电视采访中最有趣的做法就是问一个漂亮的问题,等对方回答完毕你再沉默三、四秒钟,仿佛你还在期待着他更多的回答。你知道会怎样吗?对方会感到有点窘促而向你谈出更多的东西。”
善于观察与倾听,捕捉采访问答中所不能显现的事实。艾丰提醒所有的记者“在采访时别忘了带上眼睛和耳朵”。
我们强调观察和倾听是因为深度报道采访需要记者全身心地投入,许多鲜为人知的原因和珍贵的新闻事实,都是记者调动所有感官包括心灵去感知到的。 (1)选择正确的视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
这个视角可能是指宏观的,把握事物相互关联的全局视角;也可能是指记者个人情感、思想的视角;还可能是指在现场观察时的微观视角。总之,正确的视角加上细致的观察,会让记者获得准确的、直接的、富有特征的资料。
(2)做一个。
发动西安事变、改写中国现代史和中国人命运的张学良,日前以101岁高龄辞世,迄今未见任何他对西安事变的直接评价。
本报独家取得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的口述历史纪录,他亲口追溯发动西安事变的心境和缘由,解开了影响中国和世局的大谜题,也澄清了历来史家种种推敲和臆测。在口述录音访谈中,张学良打开尘封了六十几年的历史现场,他说,西安事变兵谏后,蒋委员长亲口向他说出:“我不剿共了。
我不剿共,跟 *** 合作。”中国的历史,国共的命运从此改写,中国 *** 与 *** 攻守易势。
钻研张学良事迹的业余史家郭冠英和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在1990年取得张学良同意,就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几个关键所在,以及张学良和蒋公的互动,做了一次录音访问。并将录音稿整理后,交由本报发表。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就西安事变接受访问,极具史料价值。对蒋公和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都有明白交代。
在访问中,张学良主动承认民国20年九一八不抵抗政策丢掉东北,责任不在中央,责任在他。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另有一个口述史计划,但须在相关当事人去世后公开。
本报取得的这份录音纪录,约一万余字,更显弥足珍贵。(一)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 自己选择去剿共郭:从国外回来(1934年欧游回国),您为什么愿意去打 *** 呢?张:当时老总统实在说对我是不错,我回来了他跟我讲,他什么事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回来你不要再玩了。
第二样,你选择,出去以前,国内大家对你都不谅解,你选择愿意做哪样事情。有二个事情,一个是刘黑七,一个土匪,那时闹得很厉害,你去打刘黑七。
一个是你去打 *** ,到三省(豫鄂皖)。打土匪那是我不愿,后来就是这么样决定去剿共。
我自己选的。当时,汪精卫的意思是就让我当京沪卫戍司令。
回来,我自己,良心话,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我跟老总统当时都说明白了,老总统他不答应我。郭:做侍从室主任?张:不是这个,这个大概一般人都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
我当时跟老总统说,不想带东北军,不干了。我当京沪卫戍司令就不带东北军,讲白,我想不带军队,不干了,是个包袱。
所以,这个包袱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到最后原因还是这个包袱,一般东北军人就是责备我这句话,你,跟蒋先生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是跟你来的,我们现在是怎么办?无家可归无处可去,中央也不要我们,连死了也不能领……,军政部给的命令要我们领恤金,却要回本乡本土领。
那回到东北本土去领去?这不讲理的事了吧?所以我这包袱就没法脱啦。所以我当时真是国难家仇,东北这包袱没法摆脱。
后来戴笠跟我讲句话,他说当年我们都不谅解你说这话,东北军是你包袱?现在我们也有包袱啦,也是一样的。我这部下我怎么办?所以人啊,你,你们没干过,你要有了部下,尤其是咱们中国,过去不是你当局长我作部下,明天还是冲着你来的,是这样来的。
我当年当东三省总司令,我父亲死掉,我没有准备啊!我没想干这玩意啊!唐:By accident(偶然)。张:天下事就如此,没这准备,没预备啊。
好像说,我不跟你说笑话吗,我跟文人不接触的,我说你是蛆虫。你(文人捧的人)不起来,我们怎么办呢?我才不跟你们(文人),敬鬼神而远之。
请你们三个人注意着,人啊,了不起的人一样失败,失败成功不晓得……。自评一生:失败郭:汉公,您觉得您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张:失败。
郭:为什么?张:我自己想我自个,我说我失败。什么原因?我年轻时完全凭我自己,没跟人家商量什么。
我除了有时很大很大的事,有一二次我跟王树翰商量,我对他相当尊重,他是我秘书长,其他全凭我自己。我自己想我自己,我年轻时自己骄傲,经过几次大事:郭松龄倒戈,我父亲的死,这些大事我都度过。
郭松龄倒戈是很难度过的事,而我父亲死是我最难度过的,内忧外患,我都得对付,那我也度过了。后来对中央的合作,这些事这么多年我做得很得意,尤其那时蒋先生差不多把北方的事完全交给我了。
我常常自个儿说翻手做云,覆手做雨,差不多三分天下,不能说有其二,有其一了。北方事都交给我了,管理那么多个省。
我那时才二十八九岁。所以我自个儿想起,我自个儿骄傲,我没给人考虑好。
我从来不像别人考虑这件事将来是怎么怎么的,我从来不考虑,我就认为这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自个儿有决心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决心的。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给你说,我做那件事(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
我没做过与我私人地位、利益有关系的东西,我没有。假使我自个有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
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我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
我跟蒋先生是要钱?我是管他要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
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我说我们与 *** 打什么呢?都是中国人,打什么呢?都是政治问题,不是不可谈的嘛,所以后来谈是我的主张。
而且我对介公讲,我说 *** 你也剿不了。他说为什么?我说 *** 有。
⑵ 九一八事变始末 今天是九一八,空中鸣响着警报声“勿忘国耻”
有关“九龘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中国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中国的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下面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的春镇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龘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龘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龘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日本广播协会1990年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龘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龘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龘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龘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龘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
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龘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张学良: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1991年5月28日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八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龘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龘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十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中央政龘府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
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大学缓基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龘一八事变’,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龘权,不能说有了事,就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谈。于凤至不是那种人。”张学良说:是我的责任,不能诿过他人
着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龘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龘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扰森谨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说:“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德刚探询地问张学良。
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龘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龘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⑶ 张学良的抗日演讲,怎么感觉这么苦逼
不知道你所说的张学良抗日演讲的所谓苦逼具体指的是哪些方面,经查询,张学良此次演讲的背景如下:
1931年日本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1932年3月到4月,中国盼望了许久的国联迅袜调查团,先后抵达上海和北平。 北平的东西长安街挂满欢迎代表团和反对日本强占东北的旗帜和血书。在调查团下榻的北京饭店,巨幅的白布一落到地,上书中文,下书英文:“欢迎公正严明的国 联调查团”、“中国人民扰昌皮为公理而死,绝不承认丧权侮国之条约”。在北平期间,张学良会见了调查团并介绍情况。
上述张学良抗日演讲视频就是在这样缓差的背景下拍摄的。视频中,张学良身着军装,带有浓重的东北口音,时不时出现停顿。张学良在演讲中斥责日本对 外宣传东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说法,宣言东北三千万人民愿意为他们的故乡奋斗到最后一个人,同时也奉劝日本不要一意孤行,停止暴力。这段演讲,既像是一种抗战 宣言,同时更像是一种对国际舆论的表态。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副主编、张学良研究专家王海晨认为,“视频应该是1932年4月,在北平欢迎国联调查 团的宴会上拍摄的。当时国联带来了很多专业的器材和拍摄团队,所以才会如此清晰。而张学良之所以会停顿、结巴,很可能是在背稿子。”
⑷ 前几年在美国发现的张学良档案
是张学良把个人档案捐给美国。相关报道如下:张学良1990年获得自由后,不想以长期软禁所在地台湾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后归宿,也不愿将个人档案留在台湾。为他做口述史采访的哥伦比亚大学人员不失时机地建议张学良将个人档案连同他所做的口述史料一起交给哥伦比亚大学收藏。哥伦比亚大学主动表示可以接受捐献者的任何合理要求。
张学良觉得他所捐献的个人档案与自己同哥大进行的口述历史有相当大的关系,最好要在2002年口述历史公开发表此知猜的同时再对外展示。哥伦比亚大学同意了他的要求,决定将其所捐档案封存到2002年再面世。另外,张学良十分担心他捐献的档案会因为与众多外国人的档案混杂存放而失去特有的作用,天长日久会发生遗失或损坏,因此希望辟有专门存放的仓库,并预先做出一个编目。哥伦比亚大学从来没有为一位外国历史人物专门辟设展室的先例,但也答应了。
1993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夏威夷,1996年将个人档案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1996年10月21日,张学良专属档案文物陈列室——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新辟的“毅荻书斋”落成,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仪式,正式开放在2002年。2009年,辽宁省档案馆森型从哥伦比亚大学征集到55卷胶片3万多幅照片的张学良档案缩微复制件,主要包括张学良生平各个时期的通信、手稿、笔记以及私人文件、艺术品、学猛燃习资料、相片和出版物、剪报等。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还有孔祥熙、张发奎、胡适、黄郛等人的个人档案的缩微胶卷,李汉魂个人档案的复印件,陈果夫、孔祥熙、陈光甫、莫德惠、邓家彦等人的照片、纪念品等。
是张学良把个人档案捐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不能说在美国发现张学良的档案。
⑸ 名人自律
1.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城内都昌坊口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鲁迅原名周树人,英年早逝,他是中国现代着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自幼聪颖勤奋,三味书屋是清末绍兴城里的一所着名的私塾,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老师学习,在那里攻读诗书近五年。鲁迅的坐位,在书房的东北角,他使用的是一张硬木书桌。现在这张木桌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
鲁迅十三岁时,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逮捕入狱,父亲长期患病,家里越来越穷,他经常到当铺卖掉家里值钱的东西,然后再在药店给父亲买药。有一次,父亲病重,鲁迅一大早就去当铺和药店,回来时老师已经开始上课了。老师看到他迟到了,就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上课迟到。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
鲁迅听了,点点头,没有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低着头默默回到自己的坐位上。
第二天,他早早来到学校,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心里暗暗地许下诺言:以后一定要早起,不能再迟到了。
以后的日子里,父亲的病更重了,鲁迅更频繁地到当铺去卖东西,然后到药店去买药,家里很多活都落在了鲁迅的肩上。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起床,料理好家里的事情,然后再到当铺和药店,之后又急急忙忙地跑到私塾去上课。虽然家里的负担很重,可是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每当他气喘吁吁地准时跑进私塾,看到课桌上的“早”字,他都会觉得开心,心想:“我又一次战胜了困难,又一次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我一定加倍努力,做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后来父亲去世了,鲁迅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私塾里的寿镜吾老师,是一位方正、质朴和博学的人。老师的为人和治学精神,那个曾经让鲁迅留下深刻记忆的三味书屋和那个刻着“早”字的课桌,一直激励着鲁迅在人生路上的继续前进。
鲁迅十七岁时从三味书屋毕业,十八岁那年考入免费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来又公费到日本留学,学习西医。1906年鲁迅又放弃了医学,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教过课,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好配动的倡导者。鲁迅是中国文坛的一位巨人,他的着作全部收入《鲁迅全集》,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
2.口述历史:张学良
细说身世
我们家本来姓李,不姓张。我们是大城人,原籍河北大城县。
一九九零年三月,着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台北采访张学良时,张将军追溯了张家的渊源。
“那后来怎么改姓张了呢?”唐教授问道。
是这么回事,是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姓张的家里没有男孩子了,怎么办呢,就把我们李姓的男孩子抱了一个给张家,就这样姓了张。
后来,我把我们李姓的祖宗都找到了。我曾跟我父亲说。现在我们李家已没有人了,你干脆把我再过继过去吧,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可实际上也没有再去做。 [
我降生的地名叫八角台,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就是在逃难的车上碰的。我小时候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那时我母亲又有病,没有奶吃,她就把那高粱米饭嚼碎了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大岁数。
我原来不叫小六子,叫双喜,这个名字有点来历。
三岁那年,算命瞎子说我命太硬,克父母,必须到庙里许愿,做佛门弟子,才能消祸免灾。 [
母亲于是把我许到庙里去当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
因为当了和尚,我就不叫双喜了,就把双喜做了个纸人放在庙里,我本人踏着一个板凳跳墙跑了。纸人的双喜就放在了庙里,这样我的名字就没有了。出庙时听到有人头一声喊什么,我的名字就叫什么,结果头一声听人喊一个小孩子叫小六子。我说笑话,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
我四五岁时,父亲归朱子桥管,已当上管带了,统友烂指领二百多人马,驻防在新民府,训练士兵。我是在新民府长大的。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那里驻有日本兵。有一回,当兵的去玩妓女,双方打起来了,我父亲的兵被日本人打死了两个,父亲火了,非叫兇手偿命不可。那时由官府办案,一个兵给赔了五百两银子。父亲历森更火了,过了三天,父亲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一人赔了五百两银子。他说,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牎这事闹得很厉害。
不久,上头就把父亲调到辽源驻防,我原配就是那儿的人。在辽源,父亲给我请了个英文教师。这个人我现在很想念他,我到他那儿去念英文,先生对我很客气。你说这个英文怎么念吧,他是广东人,他老人家说广东国语,教我念英文nine(九),就发音念作“狗”。那时候念英文,旁边并没有中国字注解,那我以为就是“狗”了。后来又念dog,他说这是“犬”,我脑子想,这“犬”与“狗”有什么区别呢?我就想,nine可能是大狗。后来,慢慢地出现ninedogs,哎,它们两口子怎么堆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才知道nine是“九”。我这就是说,先生对我这样的客气,我有许多是自悟,也不能说是自修。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堂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棱棱,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得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儿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白老师教了我近两年,他就跟我父亲说,你不要让你儿子念书了,他总不是一个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就让他干什么好了。
翩翩少帅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叫新民府,当时铁路就修到这里,还没有修到省府,新民府离省城还有一百二十里地,所以那时新民府很发达。
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说,这是啥玩艺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吃。
随着父亲的飞黄腾达,我搬进了奉天的大帅府。当我站在帅府门前时,不由得惊呆了:大门对面立着一座大照壁;外门两侧墩放着石雕抱鼓石,前有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雕像;青石垫铺的门阶,宽敞整洁;滚圆高耸的廊柱,威严壮观;而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的镂空柱子,又平添一股灵细的秀美。
“啊,好气派牎”这不跟画上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模一样吗?
大帅府的三少爷学曾最爱逗蛐蛐。有一次,他差孙大虎出府帮他去捉。不料,大虎与大西关税捐局周局长的公子发生争斗,双方一场恶战,大虎被周家仆人痛打了一顿,又被扭送到五斗局派出所。
所长一看,嗬,一穷小子竟敢对周少爷大打出手,这还了得。二话没说,拿出一根皮带对着大虎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两个巡警也一拥而上,大虎被打得嗷嗷惨叫。所长怕出人命,连连摆手喊停,说道:“押起来,找保再出去。”
大虎冷笑着拿起电话说:“好,好,我找保,我要七十九号牎”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傻了眼,知道此人真的是有来头的。
“这还了得,你们简直没有王法了牎”当三少爷学曾乘车直奔派出所,见到鼻青眼肿、口角流血的大虎时,怒气冲冲地对所长喝斥道。
“请三爷息怒,求三爷息怒,这完全是误会。”所长连忙赔罪,并上前替大虎松绑。
“啪牎啪牎”大虎给了所长两耳光,抖起精神骂道:“我说我是帅府的,你们不信,还说三爷顶个屁,你们不是说谁也不怕吗?”
我知道后,赶快赴派出所,向所长一再道歉:“帅府子弟缺少家教,给您添了麻烦,特来赔礼。”所长闻言,惭愧不已。
我向弟妹们说:为人要正派,千万不要仗势欺人。我们要和老百姓讲团结,才能给老张家增光,否则,只能给爸爸抹黑。爸爸太忙,年纪大了,有时顾不过来,我要替爸爸管教你们。我是大哥,你们要听我的话。 [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钱是留给你们三人的,不是单独给你姐姐的。”我冲着我爸爸笑了,说:“你那几个钱算什么玩艺?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再多的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爸爸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说:“我能挣,而且比你挣得多。”我父亲还说:“你好大的口气牎” [
一九一七年六月,我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外国学者和教育家,以及一些英美籍的朋友,其中,任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人普赖特成为他的终生密友。
在基督教青年会里,我一边汲取西方文化。一边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有关资料还记载:“张学良身着紫色上衣,在会场往来穿梭,十分活跃。他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必劝购,他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
由于青年会办得热火朝天,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相继来奉天演讲,我每次都参加,还在大帅府里盛宴招待。
一次,南开校长张伯苓来奉天青年会讲演,提出一个“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 [
对他演讲的题目,我几乎要上台去骂他:“中国不亡有你?”我想,你这个混蛋,你算个什么玩艺儿?可是仔细一听,他演讲的意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国家的事,大家都有一份,大家都有责任。我深受感动。
凤命千金
那时,人家对我父亲都敬而远之,都叫土匪军队,都怕我父亲。但辽源的商会会长于文斗,后来就是我的岳父,对我父亲非常好,他慧眼看中了我父亲。他说我父亲可不是平常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就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儿。由于算是包办婚姻,我跟我的原配太太不是那么太合得来。
关于张学良同于凤至的婚姻起源,于凤至的侄子于兆瀛有详实的回忆。他说:“有一天,我祖父请来一位算命先生。按照祖父的吩咐,每个人要有各自的卦。刚算完卦,忽听外面报称:‘张统领到。’接着,我祖父就和张作霖谈了起来。”
谈话时,张作霖无意中翻阅卦帖,当他翻看到其中一个卦帖时,上面写着于凤至生于一八九七年,属凤命。
“凤命”二字使父亲眼睛为之一亮。他连忙仔细地打量了正在倒茶的凤至。但见凤至身材颀长,五官端正,特别是脸上一双动人的凤眼,更显得端庄大方,精明能干。父亲满意地看着她,自言自语道:“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牎凤命,乃吉人之命。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那么,和她结合的人,一定就是皇帝了。”
不出三日,张作霖就托粮栈掌柜张杏天来于家提亲。
原来,张作霖回去后找他的下属认真地推算了一番,确认将门虎子配以凤命千金,乃是天造地合之良缘。
此时,张学良才八岁,于凤至十一岁,女大男小不合常规,于家为此颇为踌躇,张作霖便又请好友显泰说情,从中玉成。结果,终于如愿以偿,张、于两家订了娃娃亲。
为了让于凤至将来做好少夫人,于文斗特意将于凤至送到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深造。凤至天资聪慧,以优异成绩毕业。
一九一六年四月,于凤至与张学良结为伉俪。婚后,于凤至以其雍容大度、贤淑聪慧,渐渐赢得张学良的敬重。两人兴趣相投,相敬如宾,体贴关怀,感情日益融洽。
至于张大帅,对这位大儿媳妇更是宠爱有加。
张作霖治家严谨,大帅府里的规矩很多,也很严。比如说开饭,张作霖就规定:“过了晚上九点钟,不管是谁,厨房一律不候。”
可是,有一年夏天,于凤至和二小姐张怀英去看戏,晚上十点多钟才回来,就让厨房给准备点消夜。在朦胧的月色里,张作霖见一个厨师提着食盒走来,大声喝问道:“这么晚了,给谁送饭?”厨师怯声答道:“报告大帅,少奶奶和二小姐看戏才回来,还没有吃饭呢。”张作霖一听,忙说:“好,好,快给她们送去吧。”
我常跟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说这个道理,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张学良同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女闾瑛,子闾、闾、闾琪。其典故出自于《尔雅·释地》:“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琪焉。”
她生这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爬不动了,是不治之症。那时,她母亲还在。我岳母就和我的姨妈商量,说我太太有一个侄女,就要我娶她这个侄女,以便照料她的孩子。我跟他们说,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我要是真的娶了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中多难过。我说这样吧,这事我答应,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会娶她的侄女,你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给她带孩子。她后来没有死,所以,后来她放纵我,不管我,与这事多少有一点关系。
“于夫人跟宋美龄是结拜姊妹吗?”唐教授问。
这倒不是。她随我到南京时,又到了上海,我的太太拜宋老太太为干娘,那时都兴认干娘,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干女儿。
演兵习武
我父亲原本想造就我成为一个文人,而我却想学医,还想到美国去。
我说个你别笑话我的话,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即英雄。我还喜欢女人,喜欢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自由由地干点儿事,可一惹上政治,这事儿就不同了。
当时,我还认识一个人,叫陈英,当时任奉天车辆局局长,那时,我身体不太好,还常吐血,我真没想到我会活这么大的岁数。陈英说,你这是肺病。我是上了他的“当”了,这家伙对我说,你的身体很弱,英文也不怎么好,数学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国去能行吗?再说,你要走了,不与你父亲商量商量,多么伤他的心,多不好啊。 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你就跟你父亲说,你要去美国学军事,那他一定很愿意。你只要到了美国,他能管得着你学什么吗?
我一想,这主意不错,就跟我父亲说要考军官学校。结果,美国没有去成,反而决定去报考保定军校。我们是由段芝贵保荐的,由于考期已过,校方特意为我们四人另外加考了一场。考试时也真绝,我们四人互相对抄。但数学四个人都不会,主考官一看急了,赶紧拿出去找人代写,结果,我们都考取了。但后来我没有去就学,改入了东北讲武堂。如果去了,那就是第八期,与陈诚是同学。
我入东三省讲武堂,是给我父亲激的。我跟我父亲一说,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不几天干不了,又出来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我一被激,就说:“人家能,他们能干得了,我为什么就干不了?”我父亲说:“好,你若能在讲武堂毕业的话,你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
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我,你真要当军人吗?他说,你要想当军人,就要把脑袋拉下来拴在你裤腰带上。他那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被打死,也许是被长官处死,要干,要当军人,你就要把死字扔开,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没有这个“死”字。在讲武堂,我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茂宸),这对我以后的政治生涯及东北军的正规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作相是东三省讲武堂的堂长,军权都在他手中。可以这样说,他待我父亲,比我对我父亲还要好。我曾见过我父亲如何对待他,有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他那时都当师长了,我父亲还对他说骂就骂,然而,他却仍旧那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
张作相对父亲忠心耿耿,但并非愚忠,他敢于直言,因而深得父亲信任。张作相常在别人危难之际给人以帮助,因而在奉系中素有“忠厚长者”之称。
张作相当时任二十七师师长,并兼任卫队旅旅长。本来他想让出这旅长职务,可是为了我,他不让了。那时,我在讲武堂还没毕业,上第三学期,我就当上他的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了。不但当了团长,旅里的许多事,包括某人上任出进,他都要我来过问,那我也就毫不客气,就等于我当了旅长一样。所以,从我在讲武堂当学员,从我当卫队旅团长开始,我实际上成了张作相的代理旅长,他仅是名义上的旅长,我一直跟在他后面晋升,直到我自己拿到军权。
他老先生当师长的时候,很节俭。我们那儿,早餐往往搞点鸡蛋把它炒咸了,叫做鸡蛋酱。他老人家早晨吃鸡蛋酱,还留着一点中午吃,炒一个鸡蛋还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呢。
毕业后,我二十岁时就正式当团长了,我那部下还常跟我开玩笑,叫我“黄嘴鸭子团长”,意思就是还嫩着呢。
有一次,军中两名通译跑到当地妓院白吃白嫖,人家告状来了,我便下令将此二人在妓院就地枪决,并暴尸不收。但三四天后,妓院受不了了,说死尸摆在那儿,没人敢上门,无法做生意了,这才收场。
还有,我们剿匪,打仗前一个小时,就下令不许尿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枪栓无法打开,冻上了,不用热尿一涮,就打不开枪栓。
赴吉林剿匪是我实地参战之始,也是我“剿抚并用”、从事和谈之始
邂逅美龄
跟我打过仗的,吴佩孚是我最不佩服的。那人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当年我想不通为什么吴佩孚会得到这么大的名气。当然,他是会写点字的人,当年从军的人大多是老粗。但说到他作战,可以说毫无能力。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叫我们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那个时候,陕军第一师师长姓张,参加了山海关之战。该师在被我们打得最危急的时候,向吴佩孚求援了。吴佩孚就给张发来这么一个东西,他不是像我们军队下命令那样,按一定的规矩来,而是随心所欲地写道:“张学良黄毛儒子算什么东西?本大帅明天抵达前线,他立刻就得逃掉。”
我是怎么拿到这个文件的呢?原来,张师让我们打败了,他的司令部被抄了,这东西被我拿到了。我看到这东西后大笑:“你吴佩孚这样指挥军队,军人怎么去为你打仗?”我把这东西留下来,当宝贝放着,可惜在北京时搞丢了。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抵天津,随同者有夫人宋庆龄及李烈钧、戴季陶等人。码头上,人群簇拥,军乐齐鸣,欢声雷动;街道上,鞭炮震天,商民咸庆,夹道欢呼。孙中山先生抵津的当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一同抵孙中山先生下榻的住所拜会。
第二天,孙中山先生来到张作霖家回拜,李烈钧、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孙中山从容地走下汽车,态度安详,气宇不凡,手执文明棍,缓步迈上台阶。
宾主寒暄后,双方开始会谈。
“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孙中山先生称赞道。
“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张作霖回应说。
李烈钧见状,解围说:“事虽如此,但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等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
李烈钧寥寥数语,使张作霖非常高兴,放声大笑起来。孙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
孙中山和张作霖的会见,虽然彼此之间政见不同,但相互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天津会晤后,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非常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缘故。你可否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包管叫各国公使都愿和孙先生要好的。”
显然,父亲想用软办法使孙中山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一九二五年,划时代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父亲以“民族利益的保卫者”自居,积极支持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还支持罢工工人的募捐运动,并亲自捐款二万元,奉系各省督军每人捐款五千元,我捐款二千元。
那时,北京政府派我到上海,我带着两千人的学生军队,这是我办的一个比讲武堂低一级的专门造就军士的班,就带着那批学生去的。那时,我在上海最出风头了。
十三日晨,我率队到沪,派兵分驻华洋交界处,以示保护居民。
两天后,我接见华侨学生会等各界代表。
我说,我此次来沪,一则因沪军官冲突案;一则因西捕惨杀案。我亦属国民一分子,很愿以个人的资格,据理力争。至于带兵来沪一事,因在天津听说沪案发生后,外国人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所以在我国领土,我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
二十二日,我委派旅长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警察厅长常之英为副司令,并即日宣布:“为保护地方安宁秩序起见,华界戒严。”
赴沪期间,我与时为上海名门闺秀,尚小姑独处的宋美龄首次见面,立即被她出众的气质所倾倒。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于凤至,我会猛追宋美龄。大约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正在追宋美龄,且追得很凶,还跟着到了东京。
⑹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内容简介
回首百年,张学良是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之一。本性最适合做一个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可现实偏要压他一肩的戎马战事和国恨家仇,更遇上“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罪名令他几成民族公敌;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他自己却从此被幽禁半个世纪,也因此赢得了世人的敬重。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国内虽然已经出版过很多有关张氏生平的书,但少见真正有分量有价值的。
本书由史学名家唐德刚先生担纲完成,以张氏自述为主体,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正好地弥补了以往各种图书的错谬与不足。更兼唐的论耐枣如说精辟而有洞明世事人情的味道。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历史变得更为真切、真实而生动。
张氏的口述,随兴而谈,随意而至,流于细碎,却趣味盎然,更往往于不经意间昌启,好比在历史的铁屋子里,开出一片极窄的天窗,露出来的,是遍寻史书也不能得的真实。
在张氏印象里,张作霖吃饭,四菜没汤;张作相节俭,一个鸡蛋分两餐;叶公超好色,顾维钧风流;蒋介石只剩下了个派头;汪精卫、陈壁君的奇妙夫妻档;胡汉民发牢骚;孙中山一句话论东北局势;郭松龄宁折不弯,吴佩孚浪得虚名;阎锡山见风使舵、张宗昌能战、孙传芳不甘寂寞;以及溥仪溥杰,没落的皇室家族的种种……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政者的公岩神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彩多姿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本书附赠访谈原声原景CD光盘一张。
⑺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抵抗是谁下的命令
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由张学良间接稿顷下令,蒋介石默认。
1931年11月以后,日本拒绝按国联要求退回事变前原地,并意欲夺取扼守入关通道的战略要地锦州。在锦州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反复磋商逾月,蒋介石表示“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
张学良也表示“对锦必尽力设法固守”,并前后三次致电南京请示战和决策及寻求援助,但始终不见援助,奉命守备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更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而张学良深知日本侵略野心欲壑难填,认为若无全国发动抗战,仅东北军孤军作战必然失败,最终不抵抗而撤链慧入关内。
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为一己之私尔虞我诈难以同心抗敌,终令东北三省轻易落入日寇手中,亦使日寇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其后果是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难以推脱的。
(7)张学良口述历史是什么时候采访的扩展阅读:
政策背景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南满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按预定计划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并诬为中国军队所为,随后,关东军炮击北大营,并大举进攻沈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了……
面对日本的武装进攻,东北地方当局毫无思想准备。1931年9月18日当晚,驻守北大营的第七旅高级军官,自旅长王以哲以下,大都在外未归,仅有参谋长赵镇藩在营中。
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赵镇藩就立即用电话向第七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和请示,随后又直接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命令部队不要抵抗,并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时在北平就医的张学良。
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陪人看戏的张闻讯立刻赶回养病的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电话后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得棚敬答到张指示的荣臻随即发布了一道极为荒谬的不抵抗命令,第七旅官兵必须“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对于正被日军炮火猛烈攻击的第七旅官兵而言,荣臻的命令完全是不可理喻。经过赵镇藩反复请示,荣臻才算发了善心,同意让第七旅在必要时可以向东移动。
次日凌晨3时第七旅向东突围而出,有些军官坚持服从荣臻的命令不肯离开,最后被士兵强行架走,电张学良,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总算没有以挺着死的方式为国捐躯。”
张对此表示认可,在19日同《大公报》记者谈话时表示:“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枪械,存于库房,昨晚日军以三百人攻入我军营地,开枪相击,我军本无武装,自无抵抗。”不抵抗主义就此粉墨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