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清朝时期，山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难民逃荒
“闯关东”的原因主要是自身贫困逃生的。 向东北移民的原因，固然有上述中央和地方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招垦，以及东北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引力。但是，更大的驱动力是华北自然经济环境不断恶化和社会动荡不安，把破产的农民、难民推到东北谋生。 首先，华北地区地少人多是向东北移民的前提。清代以后，山东、河南和直隶省人口猛增，人口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甚至一度成为密度最高的省份。1840、1898和1936年全国每平方公里平均有43.63、41.29和48.88人，而山东省该三年分别为207.1人、246.24人、256.40人，其密度从在全国居第四位，上升到第一、二位；河南省该三年分别为147.80人、157.07人、192.52人，由居全国第七位上升到第四位；河北省该三年分别为97.39人、111.33人、139.35人，由居全国第十位上升到第八位。（注：据章有义：《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计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随之而至的是，人均占有土地的数量逐年减少。据统计，华北冀鲁豫咸丰元年(1851)人均耕地4.46亩，1912年前后下降至3.66亩，1928年以后又下降到2.93亩。（注：转引自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第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耕地与人口的失调对华北农村压力极大，促使人们移民到人烟稀少，土壤肥沃的东北地区。 其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是华北难民离乡背井去东北的直接原因。咸丰五年(1855)黄河改道，殃及鲁、豫、直省，山东省灾情在六分以上的村庄即达7161个，灾民逾700万人。（注：袁长极等：《清代山东水旱自然灾难》，《山东史志资料》，1982年第2辑。）从该年到1912年清朝覆灭的56年中，山东省仅因黄河决口成灾的竟有52年之多，共决口263次，成灾966县次。（注：《申报》，光绪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咸丰四年(1854)直隶省连续5年遭受蝗灾，京津、直隶东北部和南部最甚，飞蝗蔽野，田地到达了春无麦，食五谷茎俱尽的程度。光绪元年(1876)后连续四年的华北特大旱灾，遍及东北五省，受灾难民达2000万人以上，饿殍就达1000万人以上。山东难民农村皆“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锦各属，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1，第25页：畿辅旱灾请速筹荒政折，光绪五年八月。）光绪三年(1979)直隶旱灾，灾区甚广，“大率一村十家其经年不见谷食者，十室而五；流亡转徙者，十室而三”。（注：《各地农民状况调查——山东省》，《东方杂志》第24卷第16号；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13页。）1920年华北五省出现长时间大面积的严重旱荒，灾区面积约271.27万方里，受灾共340个县，灾民达3000万人左右，死亡50万人。1928年至1930年华北、西北又遭受了旱、水、雹、虫、疫并发的巨灾，遍及甘、晋、绥、冀、鲁、察、热、豫等9省，饿殍遍野，万里赤地。面对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不甘困守待毙的灾民不得不远离家乡，四处逃亡，沿着前辈的脚步走西口和“闯关东”，一时间成为向东北移民的主流。 其三，军阀混战等战争频仍，严重地摧残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加深了农村自然经济破产的程度，迫使农民辗转流徙，移民东北。近代中国对外对内战争和兵灾匪祸频繁，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太平天国北伐军、捻军、黑旗军，以及义和团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接间接予当地农民以莫大损失。尤其1915年以后，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国民革命军北伐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如山东“军队号称二十万，连年战争”，致使“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而赴东三省求生”。1930年蒋介石同冯、阎、李之间的新军阀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万以上，所耗战费2亿元，战区“闾里为墟，居民流散”，赤地千里。在兵祸践踏的同时，华北农村还时常受到土匪的骚扰。鲁西、冀南、豫东受害最烈。来自各军阀队伍中的散兵游勇，不仅人数动辄数千成万，还配备各式轻重武器，到处杀人放火，强取豪夺，勒索财物，所过之处，如同水洗，人财皆空。“全豫百零八县，欲寻一村未被匪祸者即不可得”。（注：《晨报》，1921年1月20日。）在山东，“为土匪者，不计其数”；其它地区的土匪也是多者近万，少者数千。在河北，“该省充当土匪者，有五百万之众”，“大小股之土匪，几可在河北的每一县中见到，甚至连天津、北平附近之村庄也有被土匪占去者”。（注：《崩溃过程中之河北农村》，《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1933年8月：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902-903页。）“匪过如梳，兵过如篦”，兵匪交加，更使农民生路皆无，不得不远走他乡。 其四，沉重的赋税兵差逼迫贫困至极的农民另谋生路。政府的日益腐败和军阀混战，使华北农村的赋税逐年加重。有人统计，以1902年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不过4角为准，河南1928年的田赋增长了6.5倍，山东莱阳1927年增长了近5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2页。）各种附加税之多则更是骇人听闻。田赋税加税是历代统治者特别是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在清代有耗羡、平余、漕耗公费等；到光绪中叶各省纷纷正式设立田赋附加税，随粮征收，或按亩摊派，来应付日益扩大的地方支出。不过，此时从种类和数量上看，为数尚微。民国以后，华北诸省将原来的杂款、附加及地方的各种陋规全并入正赋征收，实际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久政府又规定地方政府有征收田赋附加税之权，但不能超过正税的30%。于是，各地政府为了支付庞大的财政支出和筹集军阀的军费，从种类和数量上都加重了附加税的征收，加之从省、县，甚至当地驻军及区镇乡公所都层层加码，变本加厉，附加税逐年增多。各省附加税目增至数十种或上百种，有的县附加税率超过正税数倍乃至数十倍。1926年和1927年的附加税最重，河北和河南全省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2倍有余，山东省1926年的附加税竟超过正税4倍之多。（注：转引自从翰香：《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9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宗昌统治山东时，还在田赋上附加了军事特别捐、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4种苛杂，合计加收5.3元；（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571页。）从1928年3月又凭空增加了8种附加税，每正税1两要付14.56元苛捐杂税，大大超过了正税。（注：（日）松崎雄二郎：《山东省の再认识》，第213-233页，1940年版。）据1934年7月调查，河北省有附加税种48种，河南省有42种，山西省有30种，山东省有11种。（注：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6页。）常年应征的差徭和额外摊派的兵差，尤其是用军事名义临时派征的以力役、实物、货币为主的兵差，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朝统治者围剿太平军和捻军时，在华北沿村勒派民夫车马，急如星火，兵差繁重，各省的差徭每年多者数百万两少者百万两。民国后兵差沉重，令民众难以承受。军队过境时，广招粮饷车马，稍一迟疑，便鞭挞交加，甚至抓人杀人。1928年后兵差最为严重。山东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河南112个县中有92个县有兵差，河北、山西则县县有兵差。据统计，山东临沂等县1928年兵差额?占地丁正税的274.41%；冀中8县1929年的兵差额数占正税的534.28%；河南商丘等县竟达正税的2339.83%。（注：王寅生等：《中国北部的兵差与农民》，第11页、附录2，表22，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31年版。）20世纪以后移民大增，最直接的原因应是华北地区战祸、赋税和兵差这些人为的因素。正如当时研究者所言，“冀鲁豫人民之赴关外者，其动机由于东省情形之利诱而去者少，由于原籍环境之压迫而去者多”。（注：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另外，社会意识和习俗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