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怎样研究历史
学习历史是为了牢记过去，研究历史是为了珍惜现在和展望未来。
唐太宗李世民说的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泱泱浩大的五千年文明史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中华民族的永续，祖先用丹青墨笔记载下了宝贵的信史资源，这是中华文明的瑰宝。
学习历史可以让我们深刻体会中华民族是如何从黄河岸边的一个部落历经沧桑，饱经磨难，坚韧不拔，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艰辛和不易。
会增强自己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一份情感。
学习历史会在心底记录下曾经发生在中国大地的重要往事，因为历史会带我们走进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体会发展与进步的艰难，感受文明与野蛮的抗争，回味辉煌与落后的反差，见证民族迁徙和民族融合结出的文明硕果。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懂得辨别人的忠与奸，正与邪，善与恶，善政与恶政，轻轻触摸古人的精神世界，与古人进行对话，遥想远去的风烟往事。
学习历史会让我们从沉痛中得到坚强，让中华民族懂得如何更好的保卫自己，在历史的‘凤凰涅槃’后得到发展，在灿烂的辉煌中增强民族自豪,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
翻阅历史的演进过程会让目光变得深邃，远大，思维变得跳跃而丰富，个人的品味和修养得到提升，这都是学习历史带给个人的好处。
仅仅学习历史不是最终目的，如果能够通过学习的基础再去思考和研究历史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
作为非历史专业人士我们该如何研究历史呢？
简要谈点个人心得；
一；首先必须尊重历史；
这是研究历史最最基本的要求；中国历史是国家圣器，是中华民族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的国家尊严，是民族的体面，以崇敬的心情看待中国历史，像安抚和关心亲人一般地爱护她是对喜爱中国历史者的最基本要求。
但网络现实却很遗憾，总有那么一些人夹带着浓厚的偏见，情绪和性格化来’咒骂研究’历史，并且‘振振有‘义正词严’，只要他们一开口侮辱，谩骂，抨击，羞辱，诋毁中国历史，王朝，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言语就源源不绝而来，比如有人辱骂宋朝是‘怂朝’，清朝是‘螨清’，汉族是’绵羊，软蛋，怂汉‘，更甚者辱骂‘靖康之耻’时期宋朝受害的皇室女性是‘鸡’，听到这样残忍无情的言语，血都要喷出来。在中国古代皇权和皇族就是国家的象征，就是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的祖先都曾经无怨无悔地为王朝，为国家流尽自己最后一滴血，抛下一颗头颅，祖先用生命捍卫国家尊严，守护民族自尊。这些辱骂中国王朝，侮辱皇室的人，民族情感何在？国家情感何在?对得起那些流血牺牲的祖先吗？
中国王朝政权在后人眼里永远是一个静态存在，因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功过是非，大恶大善都融化进了中国历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份，成为中华民族人生的一部份。
没有尊重的心态就不要说研究什么历史，最好的选择是连历史都不要去看，徒留下不健康的心理，反而得不偿失。
二；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历史；在用心尊重历史的基础上，通过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研究历史问题的最佳利器，因为历史是过往，曾经的事件，人物，政策，作为等一切都是过往，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功过善恶都成过去，所以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研究重点必须放置在历史的天平，重点考察对历史的影响，其次是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影响，以历史影响高于当时影响为决定标准。
而研究对象往往又具有复杂的两面性，一正一反，一荣一辱，一功一过，一善一恶，因此不能用简单，粗暴的’一刀切’不是好，就是歹来判定，而是结合历史行为综合比较，权衡之后，最后得出结论，是功大于过，或是过大于功。
比如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应该是功在千秋，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基中国本部版图，统一文字，度量衡，建立中央集权，完善郡县制，为中国的大一统做出巨大贡献。
罪在当代；‘焚书坑儒’毁灭先秦时期留下的大量文化典籍[同时也是罪在千秋]，严刑酷法，耗尽国力民力修建阿房宫和秦始皇陵，不重视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给当时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
站在后人角度和立场一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秦始皇功大于过。
三；用串联的思维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非常忌讳那种仅以一点，一事，一言，一行确定历史某人，某事不是好就是歹的‘一根筋思维’。应该把某人，某事用历史串联起来进行比较，区分和判断。
比如网友攻击汉武帝的‘罢黩百家独尊儒术’是错误的决策，而应该延续‘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国策，这就是典型的孤立看待历史问题，缺乏对历史的综合考量。
思考视角要放置到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和各家核心理念的比较。
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大战乱时代的独特历史产物，是百家各展所长，激烈角逐政治统治思想的产物，从百家争鸣到汉武帝时代已经相距300-200多年，假若百家争鸣的状态依然继续延续，历史上就不会出现秦始皇统一了，也不会有汉朝的诞生了，汉族也不会出现了。自秦孝公公元前356年任用‘商鞅变法’开始，法家成为秦国的绝对主导
政治思想，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国率先走上封建社会制度的国家体制，实现富国强兵，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大一统后，社会本应由大乱走向大治，与民修养，爱惜民力，恢复生产，增加人口，建立社会秩序，建立人文伦理观念的最好时机，但法家却反其道而行，逆社会需要安定的潮流而动。
法家首开中国历史文字狱，‘焚书坑儒’，毁灭先秦以来大量中华文化典籍，一味以‘性恶论’和‘法，权，术，势’作为治国理念，而严刑酷法，徭役深重给百姓和国家带来巨大灾难，导致农民起义，秦国经历30年就灭亡。
法家岂能赢得当时民心？
岂能在当时社会潮流前站稳统治脚跟？
法家自此成为辅助儒家，区居第二的统治理念，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在考察道家
汉初70多年一直执行‘黄老之学’的观念治理国家，道家清静无为，讲究无为而治，重视休养生息，爱惜民离，恢复生产，增加人口，这是道家治国思想的优点。
但道家的短板也是根深蒂固，[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老子描述的理想国境界。
道家之长在哲学，而不在政治观念，‘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超脱境界是和‘大一统’理念背道而驰的。汉初政治面临重大问题，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面对破坏，郡县制面临严峻挑战，国家面临再次分裂的危险。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和武帝时期的淮南国之乱就是明证，刘嚊和刘安就是‘黄老之学’的忠实信徒。再次；墨家
后人看来，最吸引人的是科技，的确如此。但墨家的核心理念却问题多多，兼爱，非攻，选君，选贤。什么意思？兼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非攻，就是不打战，反对战争，这和不拘手段的统一主张也是背道而弛的，墨家的‘鬼神观’，假如墨家成为治国理念，中国可能就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墨家主张‘天选君’，即天子通过天选举确立，这种主张是直接和皇权对立的。所以墨家是四大家里最早消亡的。
最后研究儒家，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向武帝建言推行‘罢黩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而儒家的核心政治观念‘天人合一’‘仁政’‘仁德‘人本思想’，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的修身观，教育人的最高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契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安定和统治者治国的实际需要，由春秋战国经秦，汉初延续几百年大乱的彻底结束，大乱走向大治儒家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思想的确立给完成文化，疆域，社会，民族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在大一统理念的指导下汉族诞生了。汉族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
从学习历史到研究历史的过程可以看出，历史带来的最大作用；
一；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割裂的延续性，任何历史事件，政策或人物都不能用孤立，静态的眼光去看待，认为是想当然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经过漫长的不断演变，运动，角逐和转化最后才成为必然的结果。
二；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影响一直延续至现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即使在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充斥下的今天，任何外来事物，无论是先进或落后，首先都必须面临是否符合‘中国国情’的考验。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展望未来。
❷ 如何研究历史
近代的中国人，只因我们一时科学落后，遂误认为中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此实是一种可笑的推断。最低限度讲来，中国人所一向重视不断讲究的修齐治平之道，较之并世各民族，断不能说是落后。此一分辨，近代惟孙中山先生最先提出。而且据孙先生意见，中国人所讲治平之道，实在比之并世诸民族远为先进。惟孙先生亦只是粗枝大叶地有此看法而已。若要来仔细发挥阐述，自然应该是有志研究史学者的责任。 今天我们要研究中国制度史，必须注意两点： (一)研究制度，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这有两点原因，一因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而运用。单研究制度本身而不贯通之于当时之史事，便看不出该项制度在当时之实际影响。一因每一制度自其开始到其终了，在其过程中也不断有变动，有修改。历史上记载制度，往往只举此一制度之标准的一段落来作主，其实每一制度永远在变动中，不配合当时的史事，便易于将每一制度之变动性忽略了，而误认为每一制度常是凝滞僵化，一成不变地存在。 (二)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在西方历史上，所谓政治思想家，他们未必亲身参预实际政治，往往只凭着书立说来发挥其对于政治上之理想与抱负。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如近代欧洲之卢骚、孟德斯鸠等人皆是。但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一种士人政府，许多学者极少着书纯讲政治理论。这并非中国人没有政治理想，乃因他们早多亲身参预了实际政治，他们所抱负的多少可在实际政治上舒展。当知中国历代所制定所实行的一切制度，其背后都隐伏着一套思想理论之存在。既已见之行事，即不再托之空言。中国自秦以下历代伟大学人，多半是亲身登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因此其思想与理论，多已见诸其当时的实际行动措施中，自不必把他们的理论来另自写作一书。因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乃似没有专门性的有关政治思想的着作，乃似没有专门的政论家。但我们的一部政治制度史，却是极好的一部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材料，此事值得我们注意。 我根据上述，敢于说，中国人自古代历史开始，实已表现有一种极大的民族性的天赋能力，即是政治的能力。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此何以故？一言蔽之，因其能有一种良好的政治故。何以能有此良好政治？则因中国民族天赋有此能创立优良政治制度之能力故。故我说创制立法，是中国人天赋上一种优异表现。试举一简单易明之例，如中国的赋税制度，全国各地租税全是一律。而且能轻徭薄赋，主张藏富于民。只要此制度一订立，便易获得全国人民心悦诚服。社会便可借此安定几百年。综有变坏，经一番乱事之后，此项制度又复活了。此事似极寻常，不值得我们来夸大宣扬。但以此和西方历史比观，我们的赋税正为没有制度，遂致引起革命，产生近代的民主政治，一切预算决算都要由民选议会来通过。现在我们偏爱说中国人无法制，无定宪，永远在帝王专制下过活，那岂非冤枉了中国历史。这因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以往的历史，遂误认为自己以往一切完全要不得，于是只想抄袭别人。即就家庭作比，各国家庭，各有贫富职业种种不同，哪有能全部抄袭别人家的一套规模，来应用于自己家庭，而可以获得理想安乐的？何况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而立国规模却要完全向外国去学习模仿，那实在是近代中国一悲剧。 近代的中国人，每每夸耀西方，如电灯，如无线电，如原子弹和火箭等，莫不是别人家在发明。一切近代科学确是如此。但我要试问，如中国历史上一切传统政制，如上述宰相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和赋税制度等，这不是一种发明吗？这究是谁在发明的呢？我们历史上的古人，他们究自何处抄袭这一套，而把来传入中国的呢？我之钦佩孙中山先生，正因他不但能采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亦能不将自己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一笔抹杀。他的伟大处，在能确见中国人在政治方面之高明处，实早已凌驾在西方之上。孙先生此说绝非无据。孙先生固不是一位史学家，但他对中国传统政治之优点，已能洞若观火。在这一点上，他确是近代一位先知先觉者。 国家之存在，民族之绵延，历史之持续，自当有随时革新改进之处。但从没有半身腰斩，把以往一刀切断，而可获得新生的。我们要重新创建新历史、新文化，也决不能遽尔推翻一切原有的旧历史、旧传统，只盲目全部学习他人，便可重新创造自己。这并不是说西方民主制度有什么不好，但西方有西方的传统来历。即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民主制度即已各有不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国家、民族与历史传统，几千年来的国情民风，有些处迥异于他邦。若中国人不能自己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我们若只知向外抄袭，不论是民主抑是极权，终究是一种行不通的一面倒主义! 我们今天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一面固当比较参考西方的，固当要能追上世界潮流，但亦不可数典忘祖，我们实无此能力来把自己腰斩了而还能生存。我们若从头再来研究中国传统政治，第一步不妨先加以分门别类。如政府组织、地方自治等项目，一一弄清楚了，然后再汇在一起。须能看其乃是一整体。又须能配合现实，坐而言，能起而行。当知政治理论并不是纸上谈兵。在中国古人中任意举出一两位，如董仲舒、司马光，他们都绝不单是一书生。他们之作为中国的政治家，都是有抱负而又能见诸实施的。又如唐初名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他们创立出一套制度来，垂之几百年，即朝代换了，亦并不能完全盖过他们，超越他们。这是中国政治家之伟大处。我们今天如能有人来写一本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史，或中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一类书，必可对此下国人发生大影响。 （摘自钱穆先生着《中国历史研究法》，标题为编者所加。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❸ 《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
（1）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
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①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②间歇时期；③大一统教会；④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
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20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37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
（2）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
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惟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一静一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
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
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
（3）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
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
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15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16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13世纪开始，到17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
（4）西方文明的前景
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惟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着的战绩。
在20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世纪已经过了中期(作者着书时—编者)，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望。
❹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❺ “历史”这一概念怎样定义史学是研究什么的
历史，通俗点说是指，记录下已经发生的事的相关人物、时间、地点和内容，编着成典，就成了历史了。
史学研究主要包括，历史事实的考证、编纂、评论等。当然更侧重于人物事件，毕竟事实胜于雄辩；史学理论，无非是后人根据可考证的事实来进行研究。
文学的概念比较广，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作品都是侠义的文学，确切的说文学理论也属于文学的范畴。
具体可参见下面链接：
http://bbs.qq.com/cgi-bin/bbs/show/content?groupid=30178&messageid=4966&titlepage=0
❻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
唯心主义者不仅把历史发展的动力归结为“卓越人物”的愿望，又把“卓越人物”的愿望归结为神的启示。贯彻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天命论，就是唯心主义的最高发展。照天命沦者说来，“卓越人物”都是带有神性的超人。打开二十四史一看，那些王朝的开创者几乎都是感天而生，应天而王。用现代的话说，这些王朝的开创者都是神、是圣、是上帝最宠爱的儿子被派到人间世界来统治劳动人民的，他们的行为都是上帝授意的。上帝通过谶纬、符瑞给他们以暗示，他们就依照上帝的暗示行动。这样说来，人类历史最终极的动力不存在于人类社会，而是要从神的启示中去寻找说明了。 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应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历史，我们首先就应该从中国史上撕去这种骗人的神秘主义的外衣，揭穿唯心主义者的阶级实质，正确地指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卓越人物”的愿望，更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社会经济。社会经济的结构是历史的真实基础。在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归根到底都应该由社会经济来说明，因为政治、法律、宗教、哲学及其他观念都是社会经济的派生物，只要社会经济一有更改，它们或迟或早都跟着更改。社会经济决定历史的发展，也决定它的转变。因此，我们研究历史，就必须研究历史上各时期的社会经济和它的变更，必须分析由这种变更而发生的历史过程和具体事件，而决不该该用偶然的因素、个人的作用乃王神的它示来代替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更而引起的历史过程的客观规律；历史过程的客现规律性。总而言之，我们应该把历史的动力归结于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归结于社会经济基础。 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演着决定的作用；但这不是说观念就毫无作用。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而且承认观念形态对历史所起的反作用。唯物主义者认为各个历史时代的观念形态不仅消极地、被动地反映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而且，积极地、能动地反作用于这个时代的经济情况。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仅要根据物质的实践去说明观念形态，也要从观念形态中去寻找它们对社会经济所起的反作用。
❼ 历史过程从哪几个方面归纳它的特点
我个人认为一般从以下几点归纳，而所有点都是相互依赖的。
第一：政治层面（是否有新的阶级团体等、制度出现。什么样的统治阶层）
第二：经济层面（当时的经济状况，生活状况。是否有新生的产品、服务）
第三：文化层面（是否有新的思想、新的学说、新的派别。新生了哪些领袖人物）
第四：军事层面（有哪些重大的历史战场，对边境格局是否有影响，以及促发了哪些相关事件等）
每一个层面之间都有联系，同时我想应该在着重于几个小点：
第一：核心事件 ——转折点
第二：重点任务——推动性
第三：新衍生物——影响性
❽ 历史研究方法有七种
历史研究法
历史研究法是运用历史资料，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对过去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亦称纵向研究法，是比较研究法的一种形式。在政治学领域中，它着重对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政治学家一般都承认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承认历史的态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历史研究法曾经是政治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国古代，许多有关政治制度的着作都是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在西方，采用历史研究法有影响的学者，有法国的孟德斯鸠、德国的沙维格尼、英国的S.H.梅因。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政治制度的现状及其演变趋向。但不是断章取义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现状，而是系统地研究它们以往的发展及其变迁的原因。历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发展历史，从各种事件的关系中找到因果线索，演绎出造成制度现状的原因，推测该制度未来的变化。
中文名
历史研究法
外文名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性质
一种研究的方法
亦称
纵向研究法
快速
导航
介绍研究记录问题总结
发展
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后，历史研究法受到了批评。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方法容易受历史研究者的宗教信仰、政治党派、种族偏见或哲学理论的影响，容易把个人因素或偶发事件视为转变历史方向的主要因素，从而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同时现代政治学者将研究重点从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行为，越来越多地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原则、方法及资料，使现代政治研究大大减少了对历史研究法的依赖。
介绍
几乎每个人都对过去发生的事有种天然的好奇心。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所谓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一切。但历史研究法并不是对任何事，不管它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都加以研究。因此，历史研究法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按照《辞海》的解释，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一般说来，关于历史的记述和阐释，也称为历史”。从这一定义看，历史的范围十分广泛。因而，历史研究法应用的范围也很广泛。它不仅应用于社会学科领域，也应用于自然学科领域，如生物学研究、地理学研究(研究地球的历史)等。只要是追根求源，追溯事物发展的轨迹，探究发展轨迹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就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运用历史研究法。;简而言之，历史研究就是以过去为中心的研究，它通过对已存在的资料的深入研究，寻找事实，然后利用这些信息去描述、分析和解释过去的过程，同时揭示当前关注的一些问题，或对未来进行预测。;历史研究既可以定性，也可以利用定量资料。它与其他定性研究一样，关注一个真实情况中的自然行为，它着重于解释在具体背景中的行为有何意义。但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研究的一点是，历史研究本身并不创造数据或事实，而是力图发现正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数据或事实。;历史研究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方法。首先表现在，通过历史研究获得大量史实，能为现实决策提供信息，且有助于理解现实问题。这就是“以史为鉴”的含义。历史研究对于预测未来趋势也十分有用。它可以预示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谁不了解历史上的错误，谁就注定要重蹈覆辙”。历史研究可以提供我们避免重复犯错的信息。列宁还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所以，历史研究很有意义。有人把历史研究的贡献概括成四个字“期望”和“预防”，这是极有道理的。;历史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探索资料而非生产资料。因为过去的变化已经发生，人们无法改变、操纵历史。因而，历史研究法的资料来源也有自己的特点。
研究记录
历史研究的记录通常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为书面记录，如书籍、报纸、期刊、日记、信件、文稿、会议记录等等。其二则为遗迹、遗址或遗骸。譬如陶器、钱币、瓦罐、战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前者是人们(历史上的人们)有意识地选择用以传递给后代为目的的记录，是借助于石块、纸片、玻璃等实现的。而后者则是无意识的，它们可能存在洞穴、坟冢之中。;历史记录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从真实性和有效性来看，官方记录的价值要高于非官方记录。但也未必尽然，因为历史上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统治的需要，也会歪曲事实。科学研究不能仅以遗址为依据．因为它提供的关于历史活动的资料通常是不系统的、残缺不全的，虽然有些也极有价值。通常讲的历史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在有文字可记载之前的则为史前史，对史前史的研究，其资料来源又不一样。;历史研究的资料通常分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就是原来的或该事件(或活动)的首次记录，是事件的实际目击者或参与者所经历的。第二手资料是至少一次以上被援引的关于该事件的叙述。如法院审理某一案件，当时的法庭记录就是第一手资料．而新闻界对此案件及其审理的评论就是第二手资料。从信息学的观点看，第一手资料转变为第二手资料的过程中，会发生信息过滤，因而存在信息失真的情况。因此，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研究最好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第二资料应作为背景知识、观点或熟悉该领域的方法来看待。而第一手资料的获得，无论是对哪种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判别资料是第一手的，还是第二手的?这就要求对资料进行分析。这一过程称为历史批判，有人也称之为“历史批评”。而历史批判又可分为外在批判和内在批判两种。;所谓外在批判，就是要回答：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吗?它们是如何得来的?由谁记录的?材料的时间、地点与实际相符吗?;内在批判则要解决材料的意义和可信度问题，强调批判材料内容本身的价值。当然．内外批判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但内在批判强调内容本身，而外在批判强调资料作为来源的情况。;这二者实际是不可分离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