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证明历史是真实的

❶ 现代历史的记载如何确保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现代历史的记载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以通过史书的记载描述以及考古发掘来共同确定同时配合一些高科技手段大家都不是神都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果人不想让你知道你可能真的不会知道所以研究历史尽量用现有资料去还原真实历史缺少了资料就会差了许多所以我认为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历史只有可以接近真实真相的历史

❷ 真实的历史的标准如何才叫真实怎样判断真实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五项原则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目前众说纷纭。我试着提出五项原则，供大家一哂。何谓历史人物？我想,简单地理解，已经故去的过往的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这里包括两点，一是肉体上已经不在人世了；二是时间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当然，过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他们，我想应该有五项原则。

第一，阶级原则。简言之，也就是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运用这个有效的原则。

当前，不是运用不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我们当然要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讴歌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讴歌，不应该是教条的、僵化的，而应该是辩正的，唯物的。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无限制地拔高。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美化或拔高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现象。太平天国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存在过分美化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就应该恢复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为农民起义斗争史或儒法斗争史，就是阶级分析原则的教条僵化运用的极端典型。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剥削阶级的全盘否定，否定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所有作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错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被“四人帮”否定得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是“红洞县里没好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应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种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团。那时，关于中国的历史，学者写什么呢，教师讲什么呢，学生学什么呢？都只能望天兴叹，一片茫然。

第二，历史原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经常被乱用的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用彼时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赋予他们很多现代色彩。农民起义领袖，则被美化为“高、大、全”式的无甚瑕疵的英雄。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则被过度美化了。另一种是把历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视为历史垃圾，统统加以摈弃。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之，我们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的大节，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我们看他，主要是看他对统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大搞焚书坑儒，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美化焚书坑儒。

难道有什么历史着作美化“焚书坑儒”吗？有的。手头有一部历史着作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击了复古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国家图书馆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未烧；‘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着名的儒生伏生、叔孙通仍受重用。”[1]这是什么话？在这样一部煌煌巨着中，居然说“焚书坑儒”“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还说，“‘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怎么？还嫌秦始皇烧、杀得不够劲吗？我们的历史学者，居然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手段寻找理论根据，把议论时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复古派”，然后就说杀他们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杀你，你还为人家叫好。当然，这部着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不久，内容上不免掺有时代的印记。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素来景仰的学有造诣的名家，现在再让他们写，我想，大概不会这样着墨了吧！

扯远了，打住。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统一了中国，还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毕竟如阿Q的瘌痢头，怎么也不能艳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个个人见解，就是对历史伟人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亦即道德评判不能改变伟人的历史地位。在常人看来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者真诚虚伪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不能证实。即或证实，我看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小节。历史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搜索细节、小节，那是小说家的事。

第四，双赢原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她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在现在疆域的版图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国中有国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说：“国中有国，族中有族，这是历史上常见的。”[2]他在分析金与宋之间的关系时说：“应当承认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而且构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是分析金、宋战和史所必须肯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说，不能用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来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权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女真是中国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国之中的国。”[3]这个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由此，便引出两个观点。

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两国之战。国中之国的战争，也不是全无正义非正义可言。依据张博泉教授的观点，金、宋之战应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夺战争，宋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4]

但我认为，既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战争，大多不好提正义与否。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就包括粗鲁野蛮的杀伐。这里有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众暴寡，以硬欺软。不讲道理，不讲信义。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为无力，而被消灭。开始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随着全国的统一，这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变成功莫大焉的统一者。因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战争，评价历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表现，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受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就应该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为他是为了反抗秦国的侵略的。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全国，成了历史伟人，就把过去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岳飞爱国，秦桧卖国，这都是历史的铁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5]，清朝人撰写《清史列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背叛了明朝。当然，他对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功。吴三桂反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传》[6]。对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要多费些口舌。

二是依据当时的表现，各评各的，也就是双赢原则。例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南下统一全国时，在攻打扬州之前，曾给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去了一封劝降信。劝其交出扬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吓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坚决抵抗。待到清军包围扬州后，又五次发信劝降。史可法将信一一烧掉。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劝降三日，许以高官后禄，史可法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而英勇就义。像这样的抗清将领就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他的对立面，如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应该予以肯定。学者周远廉研究员、赵世瑜教授说：“[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7]

多尔衮和史可法在历史上是对立面，各为其主。多尔衮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都应该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这就是双赢原则。这是在中国这样大国的历史上有时还存在小国，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出现的特殊现象。

第五，两点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两点论，不能一点论。如评价曾国藩，就存在这个问题。曾国藩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公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1917年毛泽东24岁时在一封信里写的。

马东玉教授说：“毛泽东是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国藩对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8]

他又说：“本世纪中期到80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9]

我们过去评价曾国藩是一点论，只看到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他。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来评价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评价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提出5项原则供学者参考。不周之处，请予指正。

❸ 中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是靠什么来保证的

历史书上记载的事件，至少有三成是虚构的，三成毫无逻辑，三成是真实事件，一成是逻辑完整的。无论什么时代编辑的正史，都晚于修史的那个断代时间，许多实际发生的事件要靠一些当时的笔录或前代的笔录，这其中很多事迹根本无法从逻辑上能证明确实存在，尤其在其中大量的事件发生过程，以文学手法记录。

(3)怎么证明历史是真实的扩展阅读：

在古代的时候，有“左史”与“右史”两个，“左史”记事的“右史”记言。后来左史逐渐随侍皇帝左右，专门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与政务得失，又称起居注史官；右史则逐渐成为专门负责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史馆史官。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史官都是君王身边的重臣，他们也是全国范围内，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人。

不仅要记载君王的言行，还要对君王的言行提出异议，相当于后来的史官一职，要向君王提出建议，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这也只是史官的一职而已，史官还承担着观测天象、祈祷祭祀沟通上天的任务，这也就像巫师一样，那时候的史官是巫史结合的，而且他们都是一脉传承，要么是父子传承，要么是师徒传承，这都是要从小培养他们识文断字的。所以说，家族型的史官是很常见的。就比如司马迁是直接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太史令一职。

❹ 如何证明有文字记录之前的时代历史的真实

历史研究方法最常用的是文献法和考古法。 考古法不用说了，是证明历史最直接的方法。而文献法则是最常用的方法。 如何在没有考古的前提下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就看文献记载的情况。第一要看文献的来源，是谁写的，怎么写的

❺ 历史如何证明其真实性

正史为主，野史为辅逗橡，不能全信，也不能全不信。比如建文帝，正山拆旁史记载他死于宫廷之争，死在自己的叔叔手下，非也，建文帝的贴身太监写了一本书《老太监回忆录》里面有证据证明，御判建文帝是死于天花。并非宫廷之争！

❻ 历史是人写的，怎么确保它的真实性

历史学研究是创新性的工作。历史学家要创新，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素质。历史学青年研究人员群体是否具备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是一个关系到我国历史学科未来发展，以及在国际历史学界地位的大问题。笔者在结合今天的实际，学习、分析、总结老一辈史学大家的基本素质时体会到，对于我们这些后来者，也许主要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培养自己的基本素质。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这里又包括四个要素，缺一不可：一是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作；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精神实质；三是具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能够正确处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做到这四点，非常不容易，需要研究机构和学者本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二、丰富的知识积累。历史学是一门特别强调基础知识的学科，之所以许多历史学家都是大器晚成，就是因为知识积累需要时间，需要漫长的时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希望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成为史学大家的学者来说，需要积累的知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历史学知识。这里不仅仅是自己研究方向、研究领域的专门知识，比如秦汉史知识、英国中世纪史知识，而且应该包括整个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基本知识，比如中国史知识、外国史知识、考古学知识，等等。二是历史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这种跨学科知识，是构建历史学家广阔的思考平台，形成历史学家开阔的学术视野的必要条件。三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践方面的知识。这要求历史学家不要把自己锁进象牙之塔，与世隔绝，而应该关心现实，关心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现实的发展和变化。古人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个优良的传统。对现实的了解和关注，是历史学家治史的不可缺少的动力之源、灵感之源，更是治史目的正确性的重要保障。
三、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在两个方面创新：一是新的重要史实的发现、梳理；二是对重要问题新的、有说服力的解释。这要求历史学家具有下述基本素质：（1）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做学问，要有清晰的思路、明确的概念、严谨的表述，这是基本要求。目前，我们的教育体系缺少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系统训练。我们有些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很欠缺，说话、写文章逻辑混乱。（2）较强的联想能力。历史的舞台无限广阔，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无比丰富复杂。缺乏联想能力，就难以发现纷纭复杂的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与相异性，难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产生很多灵感。知识面的宽广，是联想能力强的前提。（3）较强的批判精神。在学问方面，决没有绝对的权威、绝对的正确，真理永远是相对的。所以，历史学家对任何已有的学术结论，在吸收其正确合理的成分的同时，还永远应该抱批判精神，去寻找它们的不足之处。批判精神是历史学家打破思维局限、眼界局限，确立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的前提。（4）较强的创新意识。这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意识，因为同科学技术发明一样，学术研究的性质、目的就是创新。这一最基本、最起码的认识，恰恰在一些人那里被忽视了。目前，存在着大量重复劳动的学术产品。有些学者，甚至一辈子都没有一项真正创新的成果。（5）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首先是善于利用各种手段，尤其是现代发达的通讯传媒、电子网络手段查找资料的能力。其次是与国内、国际有关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能力。这种学术交流是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学术日益国际化的21世纪，与国外学者的交流能力，将是我国历史学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所必备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对历史学家的外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应该说，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进行专业研究和学术交流，是任何一位未来的历史学家的基本功之一；而对于从事外国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还需要掌握不止一门外语。
如果我们在以上五个方面加强对自己的培养和训练，必将提高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良好的学风。在学风方面，我国历史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笔者认为是以下几点：第一是勤奋。历史学是一门聪明的学问，需要历史学家有非常智慧的头脑；历史学又是一门“笨”学问，需要历史学家有勤奋刻苦、吃苦耐劳的精神，不但要勤于动脑，而且要勤于动腿——到处去查找资料。在很多时候，勤奋比智慧更加重要。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一些特别优秀的历史学文章，主要得益于作者在查找资料方面所下的“笨”功夫。第二是坚韧。我们都知道，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年甚至一辈子，这种描述首先是来自历史学科的。坚韧意味着甘于寂寞，有时候也意味着甘于清贫。坚韧对立于浮躁、急功近利、沽名钓誉。坚韧意味着学者的清高，学者内心世界的充实。第三是严谨。所谓严谨，就是实事求是、诚实踏实、一丝不苟。别人的有关成果要充分了解并且承认，决不能埋没掩盖，当然更不能窃为己有。自己的成果要做到：字字有据——决不说空话、说主观臆断的话；据必求全——就是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的“竭泽而渔”，把必需而且能够找到的资料全部找到；据必求真——就是尊重史料，不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而使用似是而非的史料，或者经不起推敲的史料。
以上几点看法，笔者主要是用来自勉，当然，也盼望能够获得其他年轻的历史学工作者的认同。

❼ 历史学家如何确保他们对过去的描述是真实的

难得小小年纪就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来回答一下，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过去的历史是永远不能百分之百复原的，我们只能尽最大的可能去一步步地接近它的真实面貌，说“确保”对过去的描述是真实的那是不能的。历史学家对历史的描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历史文献，比如流传下来的历朝历代的典籍等，例如史记、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也包括从地下出土的一些资料，比如各种竹简、墓志、文书等；二：历史遗迹，比如秦始皇陵、唐十八陵以及最近刚刚发现的曹操墓等，都属于历史遗迹。

从上述两种方式的比较上，历史遗迹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属于第一手材料，是在我们所描述的那段历史中所真实存在的，因此历史遗迹的使用时历史学家非常重视的。但是历史遗迹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它是片面的，不能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从秦始皇陵中可以直接认识到秦代帝王墓葬的规制以及兵马俑制造的精湛艺术，可是我们却无法从中得知整个秦代的社会情况，比如秦代的政治制度、经济面貌、社会生活等。而历史文献可以补足这种缺陷，历史文献是用文字所书写的，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关系等方方面面，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历史的整个全貌。但是历史文献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我们不能保证历史文献的完全真实性，历史文献毕竟不像历史遗迹，它是人写的，而人的学识、观点等是有差别的，并且在以前社会，史书往往是后代人对前朝历史的记载，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上也往往存在观点上片面的认识。因此，历史文献虽然同样重要，可也不是对历史完全的反应。因此我们只能利用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经过自己的分析、推断、考证来去伪存真，从中最大程度的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好了，先说这些吧，能明白么？

❽ 历史是人写的怎么才能保证它的绝对真实性

很难保证绝对的真实性，因为人都是主观的，只能说尽量客观的反映事实本身。要求写史者能秉笔直书，可是二十四史中的“良史”并不算多。另外历史事实的发生每个人看的角度也不一样，就象是一场足球比赛。你看见了我方队员被对方犯规，他看见了我方拉对方衣服，我发现了裁判的黑哨，那个是绝对真实而客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