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如何快速复习好初中历史
初中历史复习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制定详细的计划和方法。以下是具体的复习建议:
总之,初中历史复习需要有计划、有方法地进丛段行。在复习过程中,要注重知识点的梳理和记忆,提高解题能力,加强论述题的训练,整合跨学科知识,进行模拟考试和总结,调整心态和保持健康。希望以上建议能对你的中考历史复习有所帮助。祝你中考顺利!
2. 历史学知识碎片化怎么办
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的时间开始在碎片化,上网拜读了一些关于历史的文章,发现历史内容也开始碎片化,碎片化的内容和智能推荐的展现方式,必然出现知识娱乐化,这或许对于历史知识却是一种灾难。
我们还能对历史产生系统的认识?我们只是在消费一段历史狗血剧,一次无中生有的笑话,一段莫名其妙的主观猜测,就像一个狗仔队,拍了一张明星和亲戚吃饭的照片,就立马放到报纸头条说“明星婚外情最新报道”。
历史最怕断章取义,然而碎片化的历史内容只有断章取义还能有什么?断章取义的历史还叫历史吗?你千万别把它当真了!
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一个“砖家”说吃菠菜容易得某某病,第二天又看到一个“砖家”出来反驳,说吃菠菜可以治疗某某病,于是两个砖家都聚焦了非常大的关注度,并产生了两组各自支持的粉丝队伍互相反驳,然而这两个“砖家”真的是为了研究菠菜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而来的吗?他们各自收割完自己的流量真的在乎孰对孰错?
《后汉书-灵思何皇后纪》这样记载:四年,生皇子协,后遂鸩杀美人。在这里后,就是指的何皇后,何皇后鸩杀汉灵帝儿子刘协的母亲王美人,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事,如果变成网上碎片化历史,就会变成一种消遣和娱乐,最后为了博取流量,开始歪曲和反驳,最后就像刚才说的那个“砖家”典故一样,各自收割各自的流量回家去了,砖家不在意对错,只在于流量。
历史知识就像数学物理这些一样,要系统的进行阅读,才是知识,断章取义的知识往往就开始了偏离正确的方向形成了娱乐消费。我在碎片化的移动终端很少见到数理化,但可惜的是被娱乐的历史碎片却在漫天飞舞。
看来这么多三国的内容,却很少有人提及袁绍是何进的副官,何皇后追杀刘协,诸葛亮曾经跟过袁术等等,这些看似不起眼,看似只是很多人眼中的博眼球的热点,但如果放到整个历史长河,鸟瞰这些星星点点,不就是群星争霸的起因,不就是四分五裂的根本?
何进被害,袁术袁绍追杀宦官,宦官为什么会掩护刘辩和刘协两人逃走?而不是只掩护一人,宦官他们不是属于哪一派吗?陈寿写的《三国志》就是客观的历史吗?诸葛亮是不是中国四分五裂的罪魁祸首?我们都怀疑过吗?如果陈寿是蜀汉阿斗手下的一个官,你觉得我们的三国志内容有些评价会是我们想象的客观吗?
3. 碎片化阅读的时代看历史,要史实还是要史观
文/戴文子
最近在读什么书?
《一个人的世界史》。
既然说到历史,就先谈段历史。
1902年,梁启超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新史学》的长文。文章中,先生把过去的史学称为“传统史学”,并认为在20世纪以后应该建立“新史学”。
对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有哪些区别,梁先生一共归纳了四点。其中最让人侧目的当属最后一项——传统史学只告知以事实,却不说事实中之原理。
梁先生所说的“只告知以事实”,窃以为当是指古人着书立说之时多微言大义,即我们熟知的“春秋笔法”。这种修史方法的特点,是仅通过史实材料的取舍与事件细节的描述,委婉而微妙的表达作者的主观看法。不赞一词,暗含褒贬。这种重史实而轻史观的方法,在此我们不妨称之为“以史述论”。
“以史述论”的特点,是以少引多,欲说还休;以浅藏深,言近意远。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常事不书、隐而不书。史料取舍固然严谨,各家观点却是众说纷纭,令人难以捉摸。这就使本就真相难辨的历史,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与“以史述论”相反的另一种修史方法,可以谓之“以论带史”。而以论带史,则是史家大忌。
无论是主观臆断、无端猜测,还是先入为主、结论在前,这些自然都不可取,在史学界也是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但是反对“以论带史”,也不能因噎废食到不要史观。 事实上,一个伟大民族的文明史,也一定同时是她的观念史。正是这种历史观念与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明道路。
由此可见,对待历史,史实和史观可谓同等重要。
基于以上的观点,我们再来谈一谈眼前的这本书,有当代学者余世存所编录的《一个人的世界史》。
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作者开门见山地解释了书名的含义: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历史观。
问题出现在作者对史实的选择与表述上。
这是本书的官方内容简介,特地摘录在此。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一个是“碎片世界史”,一个是“直取世道人心”。
这里存有歧义。
碎片叙史,难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怎见宏观大局?只论史实,难免望文生义;不谈史观,怎取世道人心?
也有可能,我们不无悲观的假设,这里所指的“世道人心”,是指浮躁不安的世道、物欲横流的人心。那么,碎片式快餐式的历史趣闻,的确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消遣谈资。从这个角度来说,历史沦为段子,确实暗合世道人心。
但这是迎合市场后的结果,不该是叙述历史人的初衷。
我个人一直强烈反对碎片化阅读与写作。因为一百四十字篇幅的局限不是一种规则,更像种束缚。它改变了人们过去习惯的书写方式,继而逐渐使人丧失写作长文的能力。更进一步的结果,则可能是剥夺去独立思考的过程。 段子兴起的结果,伴随的其实是严谨论述的沦丧。
我所说的这些,当代学者余世存一定也曾想过。但为何其仍用这种方式进行编写?
在文末的后记中,作者指出了原因:
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退而求其的保全。启国民之心智的工作绝非一日之功,所以作者对历史叙述方式的处理,还是选择了最为传统的“以史述论”的方法。这样至少能够保证,相较于那些娱乐八卦和花边新闻,这里的故事都叫历史。它们真实而可信,陈旧却又饱含温度。
接近百年之后,我们再回望当初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新史学”,真是一种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
作者在自序中谈到,这次重新修订,再次确认本书不只是“段子”而已。何必这么不甘呢?史实即便沦为段子,那也是高段位、有重量的段子。先讲史实、再说史观、后启心智,这个过程任重道远,急不得,只能慢慢来。
《一个人的世界史》可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无奈,但作者至少做出了一种有力的尝试。光凭这一点,这本书就是难能可贵、值得称颂的。
这本书最为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它的序言与后记,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作者的济世情怀与良苦用心。至于书中选取的历史片段,是消遣是深究,大家各取所需。
最后,感谢来自豆瓣书评人俱乐部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赠书!
是为读书笔记。
二零一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4. 俞可平:如何防止改革碎片化
“要加强对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研究,与其设立新的‘改革委’,不如建立和完善中央的决策咨询协调机制。” 俞可平简介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制度治理议题组成员。推荐机构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网络(Global Agenda Councils)。该机构汇集来自世界各领域专业人士,根据不同议题分设88个理事会,就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媒体舆论中关于恢复“体改委”、践行“顶层设计”的呼声不绝于耳,相关专家学者或回忆总结“体改委”经验,或着力探讨当前环境下可行的新的“体改委”的框架。《财经国家周刊》为此专访了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建立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构 俞可平:在利益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各个利益群体必然要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另一方面, 政府的政策也必须尽可能地反映社会各个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社会的利益之争和政治博弈通常体现为各个智库间不同的政策倡议。每个利益群体都希望政府政策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但既得利益群体由于占据社会的主要资源,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通常是最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决策要不被既得利益群体绑架,决策者仅有“执政为民”的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起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决策程序和机制,让不同的利益团体,特别是弱势群体,都有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存在着的各种官方的和民间的政策咨询机制,大多都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偏好。这种利益偏好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和自觉的,而是无意的和不自觉的。我们可以发现,不少公共政策是在“国家”和“人民”的名义下,寻求部门或群体利益的增长。决策者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目标,就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决策咨询机制,并且依靠这个决策咨询机制实现公共政策的“帕累托最优”,即所有相关者的利益均有所增加,避免多数人的利益受损。 至于党政机关内部数量众多的各类“研究室”、“研究中心”,严格地说,还说不上是政策咨询机构,它们的主要职能是为各级领导起草文稿,是“写作班子”。改革各类党政部门的“研究室”,应当及早提上议事日程。这既是领导干部转变文风和作风的需要,更是建立现代政策咨询机制的需要。 加强对改革的顶层设计研究 俞可平:我也注意到这种呼吁,它反映了人们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某种期待和担忧。改革要深化,在一些重点领域必须有所突破,就需要加强改革战略的研究。缺乏长远的和全局性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研究,是我国现行决策体制的致命弱点之一。 同时,从国家层面看,公共决策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现象,一些重大政策前后不统一,各个地区各个群体间不一致,一些政策甚至被部门利益和团体利益绑架。例如,最近披露的退休金高低相差50倍,就是公共政策碎片化的典型反映。其实,类似的政策碎片化在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低保等基本民生问题上,都有明显的体现。 要有效克服这些弊端,设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之上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专门负责研究和协调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政策问题,对国家改革发展战略进行“顶层设计”,确实有其客观的需要。 俞可平:当然不能简单地把是否设立这样一个“改革委”当作是否真正改革的标志和信号。呼吁恢复原来的“体改委”或成立新的“改革委”,只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思路。这种思路的优点是,有一个职司改革的专门机构,可以有力地推动改革的深化。但如果它一旦成为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它就难免也会有自己的部门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寻求部门的职权。 其实我们还可以有另一种思路,即设立国家层面的综合性决策咨询协调委员会。凡是重大的国家改革发展政策,均须经过该委员会的讨论审议。但它本身不是一个职权部门,而是一个政策咨询议事机构。 与一般政策咨询机构相比,它应当有两个主要特点。其一,它是超越政府各个部门之上、横跨党政两大系统的综合性决策咨询机构,可以使国家政策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防止公共政策“部门化”和“碎片化”的弊端。其二,它既被充分授权,又被严格限权,任何重大政策均须经过该委员会的论证和听证,但它本身无权制定公共政策。它也不是过去的“体改委”,它本身没有任何审批权和决策权,其政策咨询和研究的范围也不仅限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域。 按照后一种思路,要加强对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研究,与其设立新的“改革委”,不如建立和完善中央的决策咨询协调机制。 俞可平:与当年“体改委”面临的情况极不相同,现在面临的改革发展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体制的范畴,也远远超越了政府的管理权限。如果社会政治体制不做重大的改革,如果党政关系不进行重大调整,即使经济改革也难以深化。 因此,如果要设立一个拥有足够权威的国家层面的决策咨询协调机构,就必须直接对中央最高决策者负责。这样一个机构,不应当设在国务院下面,而应由中共中央来设立,并对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高决策层负责。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将党自身的改革与政府的改革统筹考虑,将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统筹考虑的时候了,否则,改革还会进一步碎片化。统筹考虑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恰恰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建立现代决策咨询机构的智囊团 俞可平:原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它不仅是一个咨询议事机构,也是一个决策机构,曾经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当年的许多重要体制改革条例和规定,都是由体改委发布的。 如果要设立中央层面的政策咨询机构,它不应当再成为一个新的职权部门,不应拥有原来体改委的那些决策权力。它的主要职能应当是两项:一是研究设计重大改革的总体方案,二是咨询协调国家的重大改革发展政策。 这些年来无论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在党政系统还是在学术系统,已经建立起了众多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但它们本身也处于严重的碎片化状态,特别是体制外的政策咨询机构,很难对中央政策产生影响。各官方咨询机构之间,以及官方咨询机构与民间咨询机构之间,都缺乏一个统一的协调机构,中央的政策咨询协调机构应当承担起统筹协调的职能。 俞可平:中央层面的政策咨询协调机构,其工作重点不应当是自己招募人员开展研究和咨询,而应是担负起统筹协调业已存在的体制内外各智库的作用。它可以就中央政府的某个重大政策动议召集全国范围内的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研讨、听证和咨询,也可以向全社会发布政策咨询招标课题或委托课题。总之,我的想法是,它不应当把着眼点放在新增机构和人员上,而应当放在充分协调和利用已有的各类政策咨询机构的作用上。 此外,民间智库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决策咨询体系的一个显着特征。决策咨询机构不仅仅为官方所有,非官方的民间智库也开始对公共政策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这也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趋势。民间智库应当成为新型的决策咨询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央和各级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要充分发挥这些民间思想库的作用,包括委托决策咨询课题、参与政策听证和论证等。 俞可平:最聪明的人也是人而不是神,总有其知识、经验和才能的局限。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仅自己要有雄才大略,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吸取他人的智慧。 历史上,政治家身边总会有一群谋士,成功的政治家通常伴随着杰出的谋臣、智囊、师爷。但在传统政治下,决策者与谋士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私人的关系,而且缺乏制度性规定。在现代政治下,传统意义上的谋士、智囊、师爷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决策咨询体制。重大政策应当经过专家的咨询、论证和听证,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性规定。从事政策咨询的专家学者,不再是领袖人物的私人顾问,而是公共政策的专业服务人员。 是否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公共决策咨询体系,是判断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指标。合理的决策咨询制度,对于政府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我们习惯上还常常把那些从事决策咨询的专家学者称作智囊、文胆、顾问等,但我们必须明白,他们的作用与过去作为政治家私人顾问的谋士有实质性的区别。
5. 在学习历史的过程当中,要怎样才能避免历史知识的碎片化,表面化从而正确认识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和本质
励志的过程当中,要想避免历史知识的碎片化,表面化呀嗯,我们一定要严重根据史实来学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