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如何看世界史

Ⅰ 什么是世界历史

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 世界历史似一部厚重的古书
在中国，约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主要由于历史专业的分工，人们习惯于把中国史和世界史对举，几乎把世界历史作为外国历史的代称。实际上，世界历史绝非把中国历史排除在外的域外史，而中国历史也和所有其他国家历史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全过程的组成部分。
历史分期
关于世界历史的分期，至今还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已有了把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说法。这种主要基于欧洲历史的分期，在西方史学界长期沿用。有不少史学家又在三时期之后加上“当代”或“现代”，从而形成四阶段分期法。 马克思主义史学也采用四阶段分期法，其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理论，与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者有本质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世界史的分期，一般都以“古代”相当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阶段，“中世纪”相当于封建社会阶段,“近代”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阶段,而“现代”则是指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开端的一个新的时期。 有的学者认为“中世纪”一词只适用于西欧历史，没有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所以改用“中古”一词标示“古代”和“近代”之间的阶段。这种分期法从理论上说是完全可行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并不平衡，世界各不同地区进入某一社会经济形态有早有迟，在某一社会经济形态中经历的时间也有长有短。特别是自历史进入文明时期以后，很少看到绝对纯粹属于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也很少看到绝对整齐的、单一发展的由低级社会经济形态逐层向高级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因此在世界史的分期断限问题上，目前仍然存在着分歧。

Ⅱ “什么是世界史

世界史，一般是指有人类以来地球上历史的总和，虽然世界的历史本身早在人类文明出现前就存在，但是人类一直到近现代才真正用这个概念来研究和述说历史。

世界历史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可以分为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等；根据不同的地区，可分为不同地区的历史；根据不同的代表事物，可以分为不同事物的历史。

早期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影响，是先开始对各地区而不是整体的世界历史发生了兴趣，而启蒙运动促成西方真正对于全世界的历史发展产生兴趣，到十九世纪史学更进一步发展，并形成许多解释世界历史的理论，虽然当时对于世界史的了解，常是西方中心而进化史观式的，但是已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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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的发展并非是各文明地区各自独立发展其各自的文明，很多的情况都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互相影响所致。最早期的文明传播是西亚与埃及文化传播到克里特岛，形成爱琴文明，爱琴文明在传播到希腊半岛，诞生出古希腊文化。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影响方面，最着名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把古希腊文化与西亚、波斯文化相融合，并且进而影响到印度。再者中国的张骞通西域，也让许多西域文物流入中国，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份，如：琵琶、葡萄镜。中国唐代的造纸术西传，促成西方知识的传播与普及。

历史上重大的争战也往往间皆产生文明间的碰撞，进而发生相互影响。蒙古西征与十字军东征，前者把火药给带进欧洲，但火药带来了更可怕的毁灭；后者虽然促成了欧洲的航运和商业发展，但却使穆斯林世界（回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仇恨加深，冲突不断。

Ⅲ 世界史的两重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两重性的体现 民族性与世界性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了世界性，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是最直观基础的特征。
多样性与统一性
从以上对于何谓世界史人们所持有的看法观点及世界史在国内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世界史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世界史是其他国家、其他名族的历史，强调的是其个体性、特殊性、多样性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世界史是根据抽象出来的人类共性而组织起来的历史知识体系，强调的是其整体性、普遍性、统一性的特征。其中，从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强调了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并且在强调统一性的前提下承认其多样性，两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交融补充的。
在多样性与统一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前提下，世界历史将机遇和风险放大，一方面更容易的吸收先进成果，另一方面又处于分工体系下端大量资源被发达国家占领；同样，在扩大自由的同时也愈来愈手段世界力量的支配。
3.3物质双方互为前提
在社会有机体的历史进化中，许多现象都是互为前提又互为因果的：人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私有制与异化、资本与剩余价值等都是如此，世界历史同样既是资本主义的前提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说唯物史观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固然可以，因为马克思确实是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史观的改造才形成世界历史理论的。说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前提也无不可，因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形成既离不开对近代以来的经济政治关系的研究，又离不开他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改造。同样的道理，说世界历史理论是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前提固然可以，因为资本的原始积累与世界历史形成过程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就难以对资本的形成和运动达到科学的理解，而说资本和剩余价值理论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前提也能成立，因为若是不懂得资本的运动和国际市场及其作用就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所以世界史具有纵向的双重性，物质双方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同时，也符合事物相互转化、不断发展的哲学观点。

Ⅳ 从历史角度对全球史观的理解

1、全球史观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提出这种史观的是欧美学者，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着者）最具代表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史观”。“全球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全球史观”冲破了西方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考察历史。其研究的视野不仅包括欧洲史，而且覆盖二次大战后崛起的亚非拉的广大地区。正如西方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夫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所说的那样，它的“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 2、由于文明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全球化史观和现代化史观，因而是一种更为宏观的历史观。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存在片面性，误认为只有战争、革命、改朝换代才是历史。其实，人类以往的其他活动——经济、社会、精神、文化活动也都构成历史。历史研究不是别的，正是研究人类物质、精神和政治三大文明的进步史。这就是文明史观。“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本质上说，就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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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在中国
》，这是一篇论文，要下载的话还要中国知网账号。

Ⅳ 世界历史的不同认识

远在古代，历史学家就已经把记述历史的范围扩大到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由于世界历史在当时还远没有像后代那样形成一门专门的学科，即使是视野扩及全部已知世界的历史学家，一般也不会对所写历史标名为世界历史，也不会完全意识到是在写作当时已知世界的历史。但是，他们毕竟把已知的地理范围视为一个世界，并且把发生在这个范围内的历史记录了下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为这个已知地理范围所写的历史，就是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世界历史。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希腊语：ΗΡΟΔΟΤΟΣ）所着《历史》 9卷，主题在于记述希波战争中希腊人的胜利，但其涉及的范围，包括地中海地区、多瑙河外、两河流域、波斯，以及在此以北的草原地带，这大体上就是希腊人当时所知道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希罗多德的《历史》，就是当时希腊人已知世界的历史。
比希罗多德晚出的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司马迁所着《史记》，全书的主体是汉天子统治之下的中国。但其所记史事的地理范围，却扩及公元前 2世纪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司马迁沿用中国古代的习惯说法，笼统地称这个已知的世界为“天下”。这个“天下”东起朝鲜，西迄大夏、安息，几乎是亚欧大陆的一半。对于为这样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记载史事的史书，把它视为一部当时中国人已知世界的历史，看来并不为过。
罗马时代的希腊人波利比奥斯（希腊语：Πολ??ιο?）着有《历史》40卷，现存前 5卷及一些残篇，记述的中心是正在扩张中的罗马。但中心之外，所记范围还包括公元前212～前146年期间地中海的周边世界。波利比奥斯在《历史》的第 1卷第3节中说，他以第140届奥林匹克大会（公元前220～前216）为全书叙述的起点，在此以前，“世界上的行动是分散的”，而在此以后“意大利、阿非利加同希腊、亚细亚的局势联结了起来”，由此“历史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波里比奥斯对当时罗马周围世界由分散而联系为一的历史认识，十分可贵。 随着生产和交往的发展，人们所能知道的世界的范围日益扩大。但是历史学家笔下的世界，却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局限。
四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天主教译为“圣思定”、“圣奥斯定”）关于历史的终极是“上帝之国”在人间实现的思想，支配着中古时代的西欧史学。基督教史学的世界，等于基督教传播所及的世界。这个世界以欧洲为主体，外于此者，按基督教教理，除了圣地巴勒斯坦以外，均是应受天谴的异教土壤，理应排斥在沐受神恩的这个世界之外。
因此，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实际上是起自上帝创世，以希伯来为序幕，以欧洲为主体的基督教世界的历史。
12世纪德意志巴伐利亚州弗赖辛县的主教奥托（约1114～1158）所作《年代记》是这一类历史着作的代表。以此为代表的世界史观，在欧洲一直沿续到17、18世纪。如法国人J.B.博叙埃（1627～1704）所着的《世界历史通义》以及A.A.卡尔梅特（1672～1757）所着的《教俗世界史》均属此类。
中古时代与基督教世界并立的是伊斯兰世界。伊斯兰历史学家在编纂[ zuǎn]他们当时已知的世界历史时，和同一时代基督教历史学家一样，往往也受宗教意识的支配。如塔巴里（838～923）所着《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伊本·赫勒敦（Ibn Khaln1332～1405）所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及柏柏尔人史》，都以当时最渊博的“世界史”着作见称，其内容则是以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诸国为主体。伊斯兰历史学家心目中的世界，实际是伊斯兰教传播所及的世界。其周围地区，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化外而已。
中国自司马迁之后，从班固的《汉书》开始，所修的正史都属中国的断代史。但是历代史家大都继承了司马迁的传统，在撰写该国史的同时，还记叙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他们着述的范围固然详于该国，薄于“蛮夷”。但毕竟包括了同时代已知的世界。而且与中古西方基督教史学不同，中国史学着作所记述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人在一定社会环境里的个体和群体的活动，可以称作以人为本的历史。它们所记叙的世界或天下，是个体或群体的人从事活动的世界或“天下”。这种把当时已知世界历史视为人的活动过程而非神意展现过程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在15、16世纪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空前扩展之前，历史学家们所写的已知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还是中古时代的，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局限。
首先是地理知识上的局限。当时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世界远非16世纪以后人们所知道的世界：或者是地中海周围，或者是亚洲东部和中部，或者是亚欧大陆及其附近的北非等等。总之，不出世界的某一局部。因此，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写出世界范围内的世界历史。
其次是民族或宗教意识上的局限。历史学家把属于本民族的或属于同一宗教地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或中心，忽视或蔑视甚至敌视所知的异族或异教地区的历史。于是或以罗马为中心，或以汉帝国为中心，或以基督教世界为中心，或以伊斯兰教世界为中心，如是等等。就中古西欧史学和阿拉伯史学而言，所受宗教意识的局限尤为明显。 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着述开始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和稍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这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发生和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出现的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相联系的。
15、16世纪以后海上交通的空前开阔，东西方之间和各大陆之间闭塞状态的打破，大大丰富了人们的地理知识，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为开阔。对中世纪教会和神学思想的批判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又逐步把人们从宗教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些都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克服前人的某些局限，把世界历史着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创造了条件。
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人文主义历史学家A.萨贝利科（1436～1506）着《恩奈阿德》，记述了古代到16世纪的世界历史。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史着述的开端，特点是一反欧洲中世纪史学的神本思想，开始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世俗的、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着《风教通义》（或译《论各民族的风格与精神》），不仅进一步突破基督教神学对史学的束缚，而且突破自古以来传统史学以局部世界为全部世界的局限，试图勾划一幅新的、完整的世界历史图景。从纵的方面说，伏尔泰废洪水创世之说，从他当时认为最远古的中国讲起。从横的方面说，他跨出欧洲的狭隘范围，把欧、亚、非、美几个大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写入历史。他嘲讽西方的传统史学，说“历史号为世界史”，而实际是在我们西方造作的。在这些方面，伏尔泰确实为后来世界史的编着开辟了道路。继此之后，德意志受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潮影响的格丁根学派历史学家，也致力于世界历史的着述，如J.C.加特勒尔（1727～1799）的《世界历史要览》以及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的《世界历史概略》等等。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了由 L.von兰克首倡的客观主义批判史学。兰克晚年编着、身后由其弟子据遗稿补足的《世界历史》7卷，是一部以拉丁、日耳曼六大民族为主体的世界史。这部世界史反映了西方殖民大国在近代世界日益上升的支配地位，由此形成西方史学中的“西欧中心论”，借兰克批判史学的权威而广泛扩散影响。把各国历史汇编为世界史的作法，开始于18世纪中叶。1736～1765年，英国J.坎普贝尔等人辑集了一部《自远古迄今的世界历史》，全书多达38卷。德国格丁根学派曾译出30卷，终因其体例驳杂而中止全译。此后，新的大型汇编相继出现。其中最着名的有英国的剑桥三史,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和《剑桥近代史》以及法国的《人类文明进化史》等。参与这类新型汇编的历史学家，既有近代发现和搜集的大量文物遗迹和文献为依据，又重视和运用近代实证科学的方法。由他们的着作辑集起来的大型汇编，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第一，在总的倾向上，仍然以欧洲尤其是西欧为世界历史的中心，把欧洲以外的地区视同陪衬；第二，没有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由分散发展为整体的过程，分区分国的编列体系在专题专章的记述中依然可见；第三，忽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因而也就难以从最根本方面探索和阐明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规律和趋向。
中国学者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主持译刊《四洲志》，内容包括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稿本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的史志和中外着述，写成《海国图志》50卷，于1842年出版，1847年增为60卷，1852年又扩充到 100卷。这部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船械制造等，是当时东方国家中最为详备的列国志式的世界史地巨着。与魏源同时代的徐继畲所着《瀛环志略》，对各国的史地沿革，社会演变，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不过，两书的作者都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魏源以为“万里一朔，莫如中华”；徐继畲认为“坤舆大地，以中国为主”，而万方对中国则仰之如辰极。这一传统史观到19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历史家的笔下开始发生变化。这两派历史家都从外国历史寻求变法或革命的借鉴，因之所写外国历史多偏重于各国之治乱兴衰，目的在于说明变法和革命是国家强弱存亡之关键。但他们还没有能够用变革的思想编写综合性的世界历史，据以编写某些外国历史的蓝本又多半是直接间接地出于西方学者之手。但在西方近代史学的影响下，他们已开始对中国中心论的传统史观提出异议，力斥“中华外夷”乃千年之谬论。
20世纪初期，“欧洲中心论”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对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忧虑促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前一个世纪的历史信念提出疑问，因而开始以新的眼光对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西方文明以外的文明。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史学向专门化的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日益深入缜密的研究，也必然要提出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问题。形态学派历史学家适应这一发展，从历史的综合比较研究中得出他们不同于兰克的世界历史的观点。O.施本格勒（1880～1936）和A.J.汤因比(1889～1975) 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多种文明的生长和衰灭的历史，而非单一文明发生和扩散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否定。20世纪40年代，G.巴勒克拉夫在他的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里提出西方史学必须放弃“西欧中心论”，并须重新定向。他后来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集中由许多历史家执笔的文字说明，也都体现出同一倾向。与此同时，对分国编列式的世界史体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近年出版的《全球历史》，就试图打破分国、分地区的编列方法，更多地注重不同时代世界各地区的共同形势以及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近代西方史学的缺陷并没有因此得到根本克服。唯心史观，基于民族偏见或文化偏见而形成的关于东方历史即将消逝或必然长期停滞的宿命观点，仍然阻碍着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
苏联科学院于20世纪50～60年代出版了多卷本《世界通史》，这部通史具有和西方同类编着相区别的明显特色。它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被压迫、被侵略民族的历史，并且力求在物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苏联学者的这一着作，深化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认识，为世界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部巨着也存在着缺点：它没有完全从“欧洲中心论”的陈旧观念中摆脱出来，仍然以欧洲历史的分期决定世界历史的分期。在这个分期的框架之下，它多少是按社会经济形态依次发展的模式分述各民族、各国家和各地区的历史，以此突出客观历史规律的统一。关于历史如何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问题，在全书中不占主导地位，因而没有得到作为一个学科主题应当得到的全面和高度的重视。
在中国，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四十年间，世界历史研究的进展很慢。40年代初周谷城开始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学和研究，于1949年出版了《世界通史》三册。这部书首先在中国打破用国别史编列为世界史的旧框架，反对以欧洲为中心，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周谷城认为写世界历史应该诸区并立，重视各个地区的相互交往、相互渗透、相互竞争，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以某一区域为重点。对于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这些观点不仅足资参考，而且因其蕴蓄甚广，也富于启发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很大的进步，40年来出版了许多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人物传记及各种专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等刊物，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园地。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着作。这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近些年来，还陆续出过几部世界史，各有改进。如何运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全局的而非割裂的、唯物主义的而非唯心主义的考察，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面临的方在开端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