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发展历史

㈠ 世界历史是怎样发展的

现在的世界局势是一超多强，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俄罗斯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实力也不断增强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未来世界将朝着多极化发展。
民间说法：现实本质是吃人，发展趋势是更文明的吃人。
哲学说法：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转自网络知友

㈡ 怎样有选择地继承并发展历史

运用历史的观点，归根结底还是如何对待历史的问题。是接受还是摒弃、是褒是贬、是全盘否定还是有选择地利用，这是我们必须作出抉择的。纵观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理论，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认为：借鉴历史经验、立足历史条件、顺应历史趋势、做人类历史发展的推进者，做最崇高的理想的实践者，这就是一个革命者应该采取的科学的态度。

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我们要坚持同一切非历史唯物主义者作斗争，这就是：有选择地继承、发扬历史理论和经验，反对全盘否定。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割断历史去看待和处理问题，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凡是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理论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凡是被历史证明有错误的和有害的做法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和改正。否则我们就会重犯错误，重蹈覆辙，白白浪费大量的时间甚至人力和财力。我国就发生过也许仍然存在着“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潮，这是非常有害的和危险的。

坚持实事求是，反对脱离历史条件的空谈蛮干。实事求是，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主义和唯物主义是有机联系、浑然一体的。坚持历史主义，必然坚持唯物主义，必然反对官僚主义、主观臆断，反对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空想和蛮干。尊重客观形势、尊重客观实际，才能制定出符合规律的方针路线，我们的事业才能胜利，我们才能尽可能地少走弯路。“吃大锅饭”就是过高地估计了当初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和道德素质，在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科学的预算和纪律要求的保障下，采取了过于理想的社会模式，从而使得很多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消极怠工、投机取巧，使得许多管理水平低下的人走上公务员岗位，加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破坏等因素，从而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

认清历史形势，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和时机，敢于变革，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也要防止那些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等呆板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行为。不能清醒地认清形势和历史发展趋势，不敢变革或不愿变革，也可能坐失发展良机，给以后的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比如在当今竞争日趋激烈、形势日趋复杂、能源日益紧张、不稳定因素大量存在、腐败势力十分强大、道德认识存在多元化矛盾化等情况下，如果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及早采取加强国防、反腐倡廉、利民惠民、统一思想、加强德育、发展周边关系等一系列果断措施，必然会给我们将来的事业带来难以控制的损失。

㈢ 中国历史发展是怎么进行的

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游牧民族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的，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共同危险，即来自北方(西北、北方、东北)游牧民族的持久威胁，也就是传统所谓的“边患”，“防虏”成为历代边疆经营的中心任务。

勒尼·格鲁塞在其名着《草原帝国》中曾指出，在欧洲、小亚细亚、伊朗、印度及中国都早巳达到同一物质文明阶段后，“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地带曾经摆脱了这种运动。这就是那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的领土，草原地带。它从满洲边界直至布达佩斯和西伯利亚森林，是在它的北方边缘延伸着。在那里，除了一些孤立的小方块土地以外，地理条件不允许农业生活的发展，把居民们限制于永远过着畜牧的生活、游牧生活；在几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末期时的生活还存在于其余的人类中间。更有甚者，这些部落中的一部分，即森林地带的部落，还停留于马德林式猎人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遂成为野蛮人生活的保留地”。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研究了公元1500年以前世界文明史的进程后也指出，自从人类进入第一个文明时代——古代文明(前3500年~前1000年)开始，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各文明中心，就已面临游牧民族入侵的持久威胁。原因是：“在地处大草原西部的印欧各族和地处大草原东部的蒙古一突厥人之间，有一条最早的分界线，这就是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这条分界线以东的大草原，地势较高、干燥，气候通常也更恶劣……这一地理上的不平等造成相应的历史上的不平等。即出现一个持久的、影响深远的、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只要有机会，它们就不时地侵入中国。”所以，他认为，1500年以前人类历史几乎是游牧民族在“自然法则”支配下南下，对南方诸文明帝国压迫以至于征服的历史。

中国境内北方的高原和草原，恰恰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生存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匈奴、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都在这一地区生活过，使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中国历史上的紧张状态正与这一大背景息息相关。从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草原部落中就不时会出现一些强大的集团，“胡骑南下”，挺进和占据这一地区，并大规模地扑向中原，给中原王朝造成巨大压力。比如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世纪，有秦、汉与匈奴的对抗。魏晋时是所谓的“五胡乱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轮番进入中原。到了南北朝和隋唐，则有突厥、回纥、吐蕃相继登上历史舞台，成为隋唐二代边疆经营中的首要问题。此后，则有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从其在北方和东北的原居住地崛起。可以说，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由秦汉时的“寇边”到后来据有半壁江山，甚至入主中原，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面临的威胁。所以，历代中原王朝无不苦于北部边疆问题。正如汉代的扬雄所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即使边疆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实现了大一统，但因为亚洲内陆游牧民族的迁移不定，新人居其发祥地的游牧民族，会重新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中原王朝仍面临着所谓的“防虏”问题。对此，着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指出：“在历史上，最威胁中国的是北族。他们和中国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4世纪秦、赵、燕诸国与北方的骑寇相遇，至6世纪之末五胡全被中国同化而告终结，历时约1000年。其第二批和中国的交涉，起于4世纪后半铁勒侵入漠南北，至10世纪前半沙陀失却在中国的政权为止，历时约600年。从此以后，塞外开发的气运，暂向东北，辽、金、元、清相继而兴……这三大批北族，其逐渐移人中国，而为中国人所同化，前后相同。惟第一二期，是以被征服的形式移人的，至第三期，则系以征服的形式侵人。”

因此，建立稳定的边疆秩序，有效对付游牧文明的流动性格以及大草原兴衰无常、充满变数的政治形势，是中国传统边疆经营艰巨而经常性的任务。因为，尽管中原王朝与境内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是一国之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但强大的边疆民族政权的存在，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定，对大一统局面都是最严峻的挑战。中央政府如不能有效抵御或反击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威胁，保护边疆，则中央的威信势必难以维持，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面临动摇和被打破的危险。所以，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解除其对边疆的安全威胁，将其纳入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支配，成为历代大一统帝国边疆经营的主要任务。

对于这种游牧民族周期性南下的现象，从历史上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这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有以下几条：一是认为游牧民族“虏性狼狠”。如唐朝史官在《晋书·刘曜传》中有一段“史臣曰”就非常典型：“彼戎狄者，人面兽心，见利则弃君亲，临财则忘仁义者也。投之遐远，犹惧外侵，而处之于封畿，窥我中衅”；二是归之于气候变化或地理环境因素；三是认为草原地带人口的过度膨胀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使其不得不向外扩张；四是认为缘于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贸易受阻，如林恩显先生就认为“北亚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民族的一切行动动机，多数出于经济上的需求；而农业朝廷对北亚游牧政权的要求，则多属于政治性”；五是认为掠夺对游牧民族有利；六是认为游牧贵族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而发动战争；七是认为源于双方的文化隔阂和冲突。这些观点有的从人性论出发，有的归之于地理环境或文化，有的归之于经济贸易，但基本上只是道出了现象而未触及本质。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自然条件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进而影响到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中国政治生活一直受‘夷狄’影响主要是因为地理环境所致——草原与农耕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与地理上的不同相适应的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亚洲腹地草原于燥，没有河流流入大海，不可能从事大面积农耕。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缺乏充足的水资源，因而人口稀少。这些‘夷狄’所居住的地区大约是中国面积的两倍，但人口不可能超过中国人口的四十分之一。”所以，游牧经济与定居农业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的极大反差，生产力技术构成的低下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单一，内部转化产品途径的过于狭窄，使得他们的周期南下成为草原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于是，“进行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创造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也就是说，游牧经济对农业经济的依赖性刺激游牧民族向农业区掠夺，而经济上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又增加了其劫掠的欲望，“于是这种人文地理上的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游牧人民定期性向农业区域侵犯便成了一种自然法则”。

历史上某些时期，中原王朝固然可以凭军事实力或行之有效的战略，扼制边疆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或与之达成和解，解决“边患”，但这仍然只是暂时的，因为，“人文地理上的严酷法则在继续起着它的作用。假使汉化了或波斯化了的汗王们没有被当地居民的反击，逐渐地或突然地淘汰了的话，却有新的部落出现于他们的边境；那些出现于草原深处而还在忍受着饥饿的部落把他们的堂兄弟只看作是一个暴发的塔吉克斯坦人或一个拓跋人，一个波斯人或一个汉人，他们重新开始不利于他的同样的冒险行动。这种冒险行动几乎常常是成功的，同样一个调子在一千三百年间，因为从匈奴人据洛阳到满族进入北京恰为一千三百年，重弹了几次”。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游牧民族相对于农业民族的军事优势。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游牧民族行军作战固然骑马，平时也“逐水草而迁徙”，如此，日常生活也就如同行军打仗。严酷的自然环境又磨练了其人“耐饥冻，习劳苦”的性格。因为，“游牧生活要求游牧人较之定居的绿居民，要具有更强健的体魄，同时它也要求游牧人比定居居民具备更加独立的意识。因为这可使游牧者在危急关头敏捷地做出判断，采取主动。这对于被束缚在无休止的农业劳动中的定居者来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在争夺牧场、部落内讧以及血亲复仇的战争中，游牧者自然地形成了侵略的本性，这种侵略本性，再加上他们对定居社会产品的需求，使游牧者经常对自己的邻人进行掠夺。这些掠夺的习性以及他们所带来的毁灭，使游牧者得到了天生蛮夷的称号”。马背上民族的这种空前的灵活机动性和善战在向中原进犯中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因为狞猎和牧马职业，是以箭术和骑术的技艺为先决条件的，而对于为了短期战役招募来的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农民或绿洲居民战士来说，要具备这些技艺则是不可能的”。因而，习惯于游牧生活的民族，在军事战术上超过农业民族的步兵，能够很容易地征服人口更多且文明水准远远高于自己的民族。

此外，原始的部落组织更增强了其军事力量。游牧帝国不像中原农业帝国行政与军事分离，其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氏族部落体制)是合一的，成年男子无疑都是部落的战士，所谓全民皆兵。部落首领平时组织部民游牧狩猎，战时即为军事长官，便于动员，能够做到“指麾而令从”。投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与汉朝使者辩论时就说，匈奴军政合一的优点在于“约束径，易行；君臣简，可久。一国之政犹一体也”。可见其部落组织也就是军事组织，基本不存在向战时体制转变的问题，具有很强的适应性，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以农业立国的中原王朝虽然社会经济发达，但同时社会结构复杂，国家力量为各种各样的活动所分散，军事动员复杂而困难。同时，定居的农业经济难以承受战争的巨大负担，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社会造成的是破坏性的影响，比如，没完没了的兵役使农民难以忍受，并影响到农业生产，军队数量的无限制扩大又会增加纳税者的负担，使农业经济不堪重负，从而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历史上，因频繁发动边疆战争而导致亡国的王莽、隋炀帝等，给后代统治者留下的是不尽的教训，所以，游牧民族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往往居于主动，而中原王朝的边疆经营却有着先天的困难。

㈣ 历史是如何发展的

历史会怎样发展？

——社会的进步还是人类的重复

很长时间以来，思维里总是有一种怪异的意识存在着。每当夜晚，大脑里总会充斥一些似有似无的东西，其实那是一种意识，也是一种世界的主观存在，慢慢地，那种充满整个大脑的东西会在一瞬间浓缩成一个点，这一时刻，往往是我感觉到最痛苦的时候，不是生理的，而是心理的。但是，遗憾的是我始终悟不出其中的真谛。

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意识与物质的思辨问题，也是哲学的一个范畴。似乎我觉得唯物主义的所谓“物质第一性，精神（意识）第二性”从某些程度上来说是自己站不住脚的。从根本上讲，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能够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潮流，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一个结果，辨证地讲，不能单纯地讲哪一个思想流派更正确，这只不过是一个相对的问题，从某些意义上而言，唯物主义是在自己给自己使套子！可以这么说，唯心主义所讲的意识问题才是这个客观世界的本源问题，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假设，简单的假设，一座山，为什么可以称作一座山，而不叫做水或者是其他的定义？最根本的就是我们人类赋予它山的含义。或者可以这么说，还是拿一座山为例，假设我们人类的生理结构造成了我们视觉、触觉还有其他一些感觉的偏差，我们是不是还能意识到一座山就是一座山？山的定义是不是还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这个概念扩充到整个人类社会、整个物质世界，结果也是一样的，无非是单个物质的简单加总或者加权加总。在人类的技术水平达不到的时候，是否认识到太空的存在？的确，太空的存在，或者说是其他的人类尚未认识到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以人的意识形态为决定，但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观从根本上来讲也只不过是一种人类的认识观，并未扩充到整个物质世界的存在对其自身的认识，从这一点上来讲，精神（更确切地说是意识）才是这个世界的本源，这里讲的意识不单单是人类的狭隘意识，而是一种客观世界的存在对其自身的意识，是这种意识决定了客观世界的存在。或者可以这么说，这种广义上来讲的意识是一种基础，客观的世界的存在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一种存在。

如果想要深刻地了解这个问题，还需要从西方哲学和东方一些古老科学的关系上来解释，比如说东方（尤其是指中国）的儒学、玄学、佛学等等。毫不留情地说，当今占据统治地位的、能给这个客观世界一个解释的西方现今哲学其实仅只是东方科学的一种运用，或者说是一种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能够用得上的科学。比如说当前中国的一些方针、政策是不为很多国家所了解的，而他们为什么想着要了解？这个问题涉及国家高层机密的问题，我仅只想提几个词语，比如说中国，再比如说西安，这些词语不单单是一个地名。转回正题，对于这个西方哲学与东方古老科学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用这样的语句加以概括：西方哲学是建立在东方古老科学的基础之上，加之其自身的生产实践、革命实践而总结出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又无时不在挑战着东方哲学。其实从根本上讲，东方哲学无不都在讲意识的问题，这不是一种落后，在我们追捧西方的同时，西方人都在最大努力的研究着、考究着中国的哲学。比如说玄学，玄学上讲的是一种意识的东西，太极八卦图已经得到一些科学家的证实，在人的某些意识形态下，脑电图里明显地能呈现出一个八卦的样子，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在古老的年代，人类的意识是非常有限的，能够有这种现代人都无法解释地清楚的科学，可以说更是一种天人感应的结果。这是唯物主义观点永远都无法解释地清的，如果唯物主义裹足不前的话。

哲学与佛学的关系问题也是一个值得考究的问题，佛学讲的天人合一、前世今生的问题也是西方哲学所无法解释的。可以说佛学更是站在一种整个人类的高度上来思索世界，站在一种人本观念的基础上考虑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在这个领域，曾经有人预言在一定的时间以后，或许是几百万年，弥勒将出世人间，来拯救这个被现在这代人类糟蹋的千疮百孔的世界，那时候的人类将是另一个物种（我们暂且也称其为物种），社会的发展不再是人类的进步，而是另一个物种的萌生和进步。我们知道，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人类社会无法应对一些灾难。其实按照一种理论上的观点，这是必然的。人类的历史向前发展，总有一天会走到所谓的共产主义那一天，可是人类有没有想一想共产主义之后呢？人类将面临一个怎么样的社会状态？难道那仅仅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终点？终点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以为着另一个起点？能导致人类走向那一天的因素可以总结为三个，但这三个方面都是人类的欲望和非理性造成的，其一是战争，科技的发展已经要人类的头脑被冲昏了，总有一天，愿意作为别人殖民地的国家没有了、不愿意再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没有了，那世界就是一个完全欲望的世界，战争一旦触发，人类就会毁于一旦；其二就是人类的现在一些变态的科技发展，必然会造成人类被别的生物取代的一天，比如说克隆问题，谁能敢保证未来不会有一种会吃人的树？第三点就是人类的自然性问题了，尤其表现在性乱交，这必然会造成人类整体素质的下降，没有了自然竞争力，人类，该何去何从？

综上所述，人类的明天是不是很迷茫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与物质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照佛家的思想，即使不会有弥勒出现拯救人类，或者说塑造另一个物种，人类也会自己走向灭亡，那么那一天就是一个其他物种取代人类的一天。或者可以说佛学上讲的弥勒之类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东西，可是这种意识形态本身是一种必然的物质存在。

人类的前途要有人去思考，这种思考是一种深意识上的，不是一种单纯的接受一些思想，而是要有怀疑的精神，能够接受别人的东西，而仅仅是一种简单运用，那仅仅能称得上是能成一家之言。在某种程度上，成一家之言其实并不是很难的事，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有所创造，而不是单纯的一种创新。这也涉及到意识与物质的辨证问题，主观地可以这么说，没有意识的唯心主义观的推动，也不会有唯物主义的前进，可以这么说，也许未来主宰人类社会的还会是唯物主义的物质观，但有一点要说明：唯物主义要始终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否则，人类将裹足不前，人类的更新换代周期将进一不缩减。

㈤ 中国古代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呢

1．从中华文明的发生到公元前3500年，可以看作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其中又分为若干阶段 ：

（1）自距今大约七八百万年的腊玛古猿到距今240万年的漫长岁月，是迄今所知中国土地上人类正在形成的时期；（前人类社会）

（2）从孙村镇文化开始到大约1.4万年期间是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原始社会）

（3）从大约1.4万年前到大约5500年左右是中国的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 。（原始社会）

8．辽、五代十国、宋、西夏、金——中华文明的多元繁荣时期：

（1）五代十国时期，中华文明的第五战国时期；

（2）辽、西夏、金等民族地方政权的兴衰；

（3）两宋时期，中国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的顶峰时期。

五代至两宋之交，中国封建经济文化重心经过长期的发展和酝酿，最终实现了向南方地区的转移。唐宋时期,中华文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鼎盛,特别是对外的全面开放,为世界新文明期的开端做了积极的铺垫。

9．元明清时期：新的发展与挑战

主要表现为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中国封建社会的逐步衰落和诸多新社会因素的萌芽和成长.。

五代至宋元，是我国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地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形成和发展,明朝前期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和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一起构成了世界新文明期的开端。

㈥ 中国历史潮流怎么发展

由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魏源、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李鸿章、曾国藩的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的失败，19世纪末的的维新思潮，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1911的辛亥革命，再就是新文化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由此不难看出，我们的历史发展都是在战争一次次失败后，进行的救亡图存的运动，领导的阶级也在发生着改变，由地主阶级，到农民阶级，到资产阶级，最后到无铲阶级。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每个阶级代表着各阶级的利益进行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运动，失败者退出历史舞台，最后留下的就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阶级，可以完成救国大业的阶级。

㈦ 如何发展城市历史文脉

要重点开发和城市母亲河相关的历史。比如南京的秦淮河，就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典故，发展城市历史文脉，就离不开对母亲河的保护，开发，宣传，以及历史资料整理和展示。
西河·金陵怀古
（北宋）周邦彦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馀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 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㈧ 中国历史是如何发展的

中国上古的春秋战国是一次思想大爆炸，从奴隶制到封建制
从秦汉到清朝，中国的封建制持续了两千多年，为什么那么长呢，因为中国的封建制是中央集权式，是愚民政治，所以很长。
另外，从春秋战国的犬戎到汉朝以后的匈奴、到宋的契丹、金、蒙古、还有明朝的蒙古、后金也就是清，中国从有历史记录以来就是和北方西方的游牧民族作斗争的奋斗史。
从南北朝到唐末五代十国，汉族已经和游牧民族完成了大融合，杨坚好像有好几个老婆都是胡族，李世民有半个匈奴血统。那个时候姓宇文、尉迟、慕容、拓跋等等的都是胡姓。
隋朝杨坚治国相当厉害，他挣的钱到李世民的时候还没有花完，唐代到了郭子仪以后就不行了。而且汉代到唐代都是世家体质，有些大家族很厉害的，世家的人认家不认国。到武则天才基本上全灭。
宋代是有史以来最终是经济的朝代，思想先进，不鄙视商人，比后来的明清都好，但是不重视军队，中央集权也比较厉害，基本上皇帝好就全国好，皇帝差全国都差。
元代就是蒙古族奴役汉族甚至全天下的时候，元代甚至下发过六姓诛杀令，把姓赵、刘、李等大姓的人都杀死。
明朝就是朱元璋定的军队卫所制害了自己，让后金占据中原。清朝愚民政策无与伦比，导致中国到现在还受害。

㈨ 人类历史会如何发展

那么诸多不同因素，什么因素起对于历史因果脉络的作用更大呢？我觉得吧，一般来说是人无法或者难以改变的因素，可以看做是相对恒定的因素。那么作为人类本身的历史，可以把这看做是常量，难以改变的量。而其它的因素，相对来说就是变量。也就是说，这些常量可以改变变量，但变量却难以改变常量。这样说来，诸如自然环境，还有人本身生理和心理的因素等等，对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来说，都是难以改变的常量。
人类自身的历史，多数时候都是改变一些变量，去适应这些常量，于是导致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的社会结构。不同的生产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不同的习俗经济乃至法律政治思想文化等等。这些一环扣一环，上与下之间是作为受生的因素而存在。一般来说被受生的因素，是某种已经形成的稳定的生活生产的社会，维持这种社会稳定运行的因素，是对这种社会更精辟的描述。但是，这些因素，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不如自然和人性因素稳定），由上一因素受生后就具有自身一定的惯性，并不会马上因上一因素改变而马上改变。所以可以看做是比自然和人性本身因素次等重要的因素，同样影响着历史因果的发展。历史由许多不同因素互相影响着，各自有各自大小不同的作用。
由此看来，历史如何发展，是有诸多不同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因素越多那么就可以说社会越复杂，社会越复杂就越来越趋于混沌的体系，越来越难以名状其中的因果脉络（多体问题）。身在其中人，更是难以准确预料将来会如何发展。只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用心观察历史，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历史因果脉络的存在，但难以说某某因素一定会决定了历史将如何如何发展。（详见此文）。
比如说，苹果熟了会因为万有引力而落在地上。但是在掉落过程中除了这个稳定的影响因素外，还有很多偶然因素存在，所以你不可能完全预知苹果具体将会在何时掉落在何地。也就是说，历史事件之间虽然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这其中也存在着许多无法被认识清楚的偶然因素，诸多不确定因素使得历史变得混沌，起始点微小的不同而导致结果却又巨大的不一样。所以虽然有因果的脉络存在，但你无法说某一存在于时空中的结果是必然会如此。只是由于某些更稳定的因素存在，在历史因果脉络中，可以产生更明确的，相对更重要的作用。由此，虽然无法知道历史必然的结果，但是可以对结果大致描述其可能存在的范围，这个范围就是历史的脉络。这些历史脉络被人发现，只是可以更方便人们去认识历史，让历史不再混乱不堪的被人去认识，那么人们就能从历史中获得某些益处。但这本身，并不能让历史学家成为占星家或者预言家。
实际上，我们所认识的历史，只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残留到现在的诸多遗迹而已。真正的历史已经随时间而消逝，我们是无法回到过去对其加以认识。人通过自身的理性是可以对这些残迹加以理解，得出某些结论，也就是历史发展的一些脉络。但不能由此说，某一种或者几种因素，就决定了历史一定会如何如何。所以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就算人类历史本身存在某种因素必然导致某种结果，但由于历史本身已经消逝，所以这本身也是无法被人类所认识的。我们只是认识的历史残迹而已，这些残迹由历史学家重新构建出以往存在的历史因果脉络或者模型。历史的因果脉络或者其模型，并不等于以往真正发生过的历史，这只是存在于人们的心中，由人根据历史残迹重新构建的框架而已（庄周梦蝶）。
人除了自身理性之外，还有情感道德观以及自身利益等主观性的东西影响着人，这些多少也会对历史研究者产生影响。如果说能从历史因果脉络中，总结出某种看似必然或者一定可能性上的“客观规律”，但是研究者的主观性的存在，让所谓客观规律一定程度上要有所打折。虽然如此但是这种“规律”还是可以用来唬人，用这种“规律”所具有的“客观性”让许多人信服，从而改变历史的发展进程，达到自己“主观”的目的。我觉得吧，如果做的好，一定程度上有其能让人信服的过硬的客观道理，这就是一种比较高端的“影射史学”。如果做的太低端被人一眼看穿，那这种研究也就把历史弄成了橡皮泥了。虽然这两个词看似都在贬低历史研究，但是人通过自身各自不同的主观性，来发现历史可能存在的各自不同的多样客观性，还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