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语音的历史演变

1. 汉语语音的演变

汉语的语音不是一成不变的，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先秦到东汉时期为上古音时期。在我看来，一股脑归入上古音是很不科学的（我觉得华夏族、东夷族、吴蛮荆蛮的语音肯定会互相渗透，语音不变才怪），但这一时期的汉语究竟怎么念，已很难考证。上古音和普通话之间不但声母不同，韵母也可能不同。如果仔细读《诗经》，会发现原本押韵的字不押韵了，不押韵的字押韵了 ——这就是使用普通话阅读的结果。其实明清以前的一些音韵学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有些搞笑——一律叶（读 xie 阳平）韵改读，楞是把不押韵的都按他们的意思改押韵了。当然这是不科学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给上古音研究带来了一丝曙光。我举一个粗鄙的例子来说明：A与B看似没什么关系，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C，由是推断A与B有亲缘关系，C先于AB存在，比AB更古老。假设C1是C的原始形态，那么C就是C1的拟构态。

回过头继续说上古音的研究，既然有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那么也可对其进行拟构（尽管我觉得通过拟构来还原上古音真是玄之又玄）。具体方法是以《诗经》《老子》（注意：都是韵文）的韵部为依据，同时参考较古老的方言（北方方言不在此列）以及日语、朝鲜语中的部分借词（想想我们的祖先多么伟大），找出其相同或相似点进行古音模拟（我总是不能信服）。

汉语语音流变问题（二）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打打杀杀，甚是热闹，老百姓没过几天安稳日子——8过换成历史书上的官腔就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这说法太霸道，汉人想融合，匈奴人想融合，鲜卑人想融合？？？）。民族一融合，语言就遭殃——一时我说你好你说HELLO，忙死了。于是语音学上就管这一时期为过度时期。

标志这一时期结束而中古音时代开始的是隋代陆法言写的《切韵》——这是中古汉语音韵研究的开山之作。8过我翻了翻这小子的底牌——他居然是鲜卑人！！！“陆”姓是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改的（原姓很搞笑，大家自己去查《魏书》好了，偶就不在这里出他的丑了）。只是不知道这一时期的汉族学者都干什么去了？？？

这本〈切韵〉比现在的高考参考书牛得多，风靡唐宋两代好几百年——为什么，科举考试要写诗啊！诗要押韵。陆法言把相同韵部的字归在一起，注音并解释，士子们是人手一册（啧啧，现在哪个特级教师有这本事）。唐宋时期的其他韵书，什么〈唐韵〉啊，〈广韵〉啊，〈平水韵〉啊，都以〈切韵〉为蓝本，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要是那时人有版权意识就好了，小陆的后代能收几百年的版税啊~~~~~~~~~）
当然我是没陆法言那么好命，他写〈切韵〉也是有机缘的。话说隋朝统一中国后是高举汉文化大旗，可当时的汉语实在是备受摧残，尤其是语音。南北两派语言学家都坚持自己继承了汉语语音的正统（说来可笑，北方经历了五胡乱华，南方与吴蛮百越杂居，还有什么正宗的汉语语音）。一天晚上，南北八大语言学家齐聚陆法言家中，当然不是年轻的小陆请客，而是他老爸陆爽（此陆爽非彼陆爽，不是郑小姐事件中的那个未婚夫）请客。学者喝酒自然与俗人不同，喝着喝着就谈起了语音问题 ——偶滴偶像小陆GG就充当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员（换了偶肯定不乐意，凭什么你们吃香的喝辣的却叫我当义务记录员，老爸，劳务费拿来！——所以偶肯定成不了语言学家）

汉语语音流变问题（三）

这场宴席的结果自然是宾客们酒酣而归。若干年后，依稀记得那时老陆已经驾鹤西去（原来让儿子作记录纯粹是自娱自乐，一点也不想造福挣扎在高考战线上的莘莘学子，欠扁）。小陆GG倒是很有雄心壮志去编一本韵书，于是参考了当年的谈话记录，写成了〈切韵〉一书。

其实中古音产生的时间很难说清——决不是某个具体的时间点，〈切韵〉之前的南北朝时期也不是没别的韵书。但〈切韵〉解决了许多语音方面的历史遗留问题，将汉语分为四声（别跟我说阴阳上去，中古音8是这样的）——平、上、去、入。写诗时，平声自然还是平声，上去入归入仄声。

虽然我不能说切韵中所收的字的读音完全等同于当时的民族共同语，但〈切韵〉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中古语音的珍贵资料，不会像研究上古音那样困难重重。

现在言归正传，实际上与中古音相似度最高的现存方言是粤方言，现在大家应该有一个感性认识了吧。而唐朝是典型的中古音时期。
所以，〈大明宫词〉里的武攸嗣那一口现代山西方言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的。所有的正统历史剧都竭力避免让古人讲现代语——可谁真正避免了呢？

汉语语音流变问题（四）

五代后的宋，相信唐风的大多数XDJM都不怎么喜欢，偶也不喜欢。对我而言，宋就像一只肥得流油的羊——无力保护自己，就只有挨啃的份了。语音自身的发展加上异族的入侵（官方说法叫民族融合），汉语语音也随之发生变化。但教育部只对高考参考书作了稍微的修订，士子们考试时押韵的依据还是〈切韵〉（让我想到前几年中国已经搞市场经济了，政治考试时考生们还得说计划经济如何好，典型的计划跟不上形势）。不过，宋朝的教育改革问题并没有前几年“计划”“市场”的问题严重，再加上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的倾向，也没掀起什么喧然大波。

总的来说，把宋也归入中古音时期是说得过去的——四声还是保持着的。

南宋灭亡后，汉人和汉语都大难临头了，人成了四等公民，还被逼着学蒙古语（北方地区尤其厉害）。这次民族融合（这几个字还真别扭）的结果就是四声发生了严重的变化，简单的说，就是“平分阴阳，入派四声”——北方方言（这可是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啊）里的入声全部消失（还好，是读音不是文字），伤心啊~~~~~~~

当然，写元曲的再也不能用〈切韵〉了（偶滴偶像小陆GG的畅销书自此退出历史舞台，5555555~~~~~~），取而代之的是〈中原音韵 〉，按凡是学过普通话的人都知道的阴阳上去四声划分。

不怎么愿意接受汉化的元朝最终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了，但消失的入声已无法恢复。事实上，明朝的标准语音和普通话已经很接近了。值得一提的是，入声在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里还是保留着的。

清朝入关后。满语对汉语语音的冲击并不大，只不过是增添或改变了个把词汇，没元朝那么大的“划时代意义”。

民国的国语是北京话，共和国的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和北京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汉语语音流变问题（尾声）

唠唠叨叨说下来，你可能不敢相信一向引以为豪的汉民族共同语竟是距离原本的汉语最远的，而这的确是事实。

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呼吁学习粤语吴语而被扣以大汉族主义的帽子，这帽子扣得大了点，此公无非是想保护一下中古音罢了。

其实汉族经历了几千年而没灭族的原因无非是包容性的文化和统一的文字。无法想象假如中国像欧洲一样使用拼音文字会变成什么样子。

复兴中古音也好，普通话是胡音也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我们仍是中国人，我们依然使用着祖先传给我们的象形文字。如果我们用心，可以读懂先秦的散文、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人传达的是他们的心，而不是这些字的音。

2. 语言演变的特点

语言发展变化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特点。有些特点是属于某一具体语言的，有些特点则是所有语言所呈现出的共同特点。这里所讲的是所有语言呈现出的发展变化的共同特点。语言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渐变性、相关性和规律性。 1.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均衡的、匀速的，而是不平衡的。第一，语言系统发展变化不平衡。在语言各子系统中，词汇系统的发展变化最快，相比而言，语法的发展变化就要慢得多，语音发展变化的速度也较为缓慢。语言各子系统内部的发展变化也是不平衡的。比如在词汇系统中，发展变化较快的是一般词汇，基本词汇却是相当稳固的。有人曾对不同语言中的215个常用词（其中主要是基本词）在一千年中的发展变化情况做过统计，发现汉语和法语79％未发生变化，英语85％未发生变化，德语78％未发生变化，罗马尼亚语77％未发生变化，葡萄牙语82％未发生变化，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85％未发生变化。这说明基本词汇的发展变化速度是较为缓慢的。正因如此，人们把语法和基本词汇看作决定一个语言基本面貌的最为稳定的部分。 第二，不同时期语言发展变化不平衡。当社会变革较为剧烈、社会发展的步伐较快、社会思维较为活跃、不同文化的接触较为频繁的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快一些；反之，语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英语在从九世纪阿尔弗列德大帝到莎士比亚（1564－1616）这五个世纪中，发展变化的速度非常之快。以至于后代人读九世纪以前的作品，就像是读外语一样。 第三，语言变体发展变化不平衡。地域方言的形成，本身就是语言发展变化的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一种表现。各种方言形成之后，在发展变化的速度和方向上也不是完全同步的。例如在汉语诸方言中，南方的一些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相对较慢，保存古代汉语的成分较多，而北方的方言，特别是北方官话区的方言，发展变化的速度就相对较快。 语体是语言的一种重要的功能变体。各种语体的发展变化也具有不平衡性。例如，在汉族的传统中，一直存在着轻商的观念，因此，在汉语史上一直没有形成与商业活动关系十分密切的广告语体。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商业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之广告语体在当今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它几乎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语言发展变化的渐变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不是像火山爆发、暴力革命那样的突变，而是一种逐渐变化的过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采取突变的方式，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人们将会一下子丧失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社会的一切活动将会突然终止，其后果是不堪想象的。语言的交际职能决定了它不可能采取突变的方式，而只能采取渐变的方式。 事实上语言的发展变化也正是走的渐变之路。例如现代汉语的时态助词“了”，是从古代汉语的动词“了”虚化而来，其演变过程大约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动词“了”大约出现在汉代，是“终了、了结”的意思。由于动词“了”常用在动词之后充当补语，地位不及一般的动词，于是逐渐虚化，大约到了唐宋之际，“了”才出现了与现代汉语大致相同的用法，成为时态助词。 语言的发展变化，是由语言新质要素的长期积累和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出现质的突变。即使人为地想让它发生突变，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文字可以进行改革，而语言不能改革，只能因势利导逐渐使其规范的原因。 3.语言发展变化的相关性 语言是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种语言单位和各种语言规则，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关联着，因此，每个语言单位、每种语言规则的发展变化，都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某一语言单位或某一语言规则的发展变化，也会引发与之相关的语言单位或语言规则发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的相应的发展变化。例如： 在12世纪以前汉语没有轻声。大约在12世纪前后，轻声这种语音现象才出现。轻声是一种轻短模糊的调子，是声调的轻化。当某些音节读轻声的时候，往往使这一音节的元音发生央化、脱落等变化。比如结构助词“的”原来读作[ti]，因轻声而读作[te]；结构助词“得”原来读作[tei]或[te]，因轻声而读作[te]。由于轻声现象的出现，使本来读音并不相同的“的”和“得”在语音上合流了。轻声这一语音现象的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由音强的变化带来元音的变化，再由元音的变化进而影响到词汇和语法。 4、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性 语言的发展变化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不同的语言，其发展变化可能遵循不同的规律，同一语言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也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规律，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一点是共同的。 如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其韵母是[am]。[am]在今天北京话中演变为[an]，在今天上海话、福州话中分别演变为[E]、[aN]，但是从中古到现在的广州话则没有发生变化，仍读[am]。例如： 北京话 上海话 福州话 广州话 担 tan tE taN tam 谈 t'an dE taN t'am 蓝 lan lE laN lam 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到今天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的韵母演变规律，并可据此写出古今的语音演变公式： 中古[am]?北京话[an]、上海话[E]、福州话[aN]、广州话[am] 或是写出这些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公式： 北京话[an]?上海话[E]?福州话[aN]?广州话[am] 由此，可以看出中古汉语的“谈韵”字到今天的北京话、上海话、福州话、广州话的韵母演变规律，并可据此写出古今的语音演变公式和这些方言间的语音对应关系。 寻求语言发展变化的各种规律及其条件，是语言发展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多少适应于各种语言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也许这种规律本来就不多。但是，语言的发展变化具有规律性，这是无庸质疑的。

3. 语言学纲要论述语音是怎样的演变

语音的变化有很强的规律性.这种演变的规律性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变化有一定条件的限制,比方 两组腭化为 组的条件就是齐、撮二呼的前面;浊音清化的条件限于口音,不涉及鼻音和边音,更与元音无关;其中浊塞音和浊塞擦音清化时还按声调的平仄而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凡符合条件的一律都变,没有例外,如果出现例外,那也可以找出产生这种例外的原因.比方宁波话,古代的k在相当于上述齐、撮二呼的条件下和北京话一样也腭化而成 所以在语音系统中应该不再有像ki 等这样的音位组合.这些音为什么没有在同样的条件下如同"基"那样也腭化成 呢?这就涉及到语音演变规律的第二个特点;时间性.语音演变规律起作用有一定的限制,它只在某一段时期中起作用,过了这一时期,即使处于同样的条件下也不会遵循原来的规律发生语音变化.现代宁波方言的ki等的音位组合时在腭化规律起作用的时期以后产生的语音现象,所以不受这一规律的支配.语音演变规律的第三个特点是地区性.前面讲过,语言的演变是像波浪一样从一个中心向外扩散的,而且扩散有地域的限制,所以音变只在一定的地域中进行.浊音清化的规律在北方话系统中是普遍起作用的,而在吴语地区和湘语区则仍保留原来的浊音,并没有发生清化的现象.语音演变的规律性及其所具有的特点,为我们研究语音发展的历史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4. 对语言新变化新发展的理解

任何一种事物都有着两面性，网络语言也不例外，其在促进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同时，难免也会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方面，网络语言的形式并不规范，一些网络语言还会对汉语言产生一定的曲解，甚至为了能够引起社会关注，为了标新立异，无视语言的应用规范，使用错别字来追求语言含义的雷同性，而这都会给人们对汉语言的学习带来一定的困扰和误导。在广大网民中，青少年比重较大，其正处在人生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且对新鲜的事物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然而，由于其缺乏生活阅历，往往不具备良好的分辨能力，进而非常容易受到一些不良网络文化的影响。［2］与此同时，青少年阶段也是学习语言的关键时期，经常接触网络语言会使其受到不规范用语的影响，进而逐渐形成不规范语言的用语习惯，这对青少年将来的语言学习具有一定消极的影响。此外，还会导致学生书写文字、阅读文章和语言鉴赏等能力得不到提升。由于网络是一种虚拟环境，其突破了现实生活的界限，构建出一个融合各种文化的新世界。对于网络语言来说，由于其本身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而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巨大张力的新型语言，其具有特殊和直白的表达形式，极大地影响着传统语言，所以，导致传统语言的表达形式逐渐丧失功能。另一方面，从国际视角进行分析，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汉语言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语言，逐渐得到了许多外国研究者的关注，西方许多国家也逐渐掀起了对汉语言的学习热潮。在此背景下，倘若我国不能有效地控制和管理网络语言，必将使汉语言国际化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当下的网络语言中，经常会出现谐音字混合应用的现象，以电影《从天儿降》为例，其本身源于成语“从天而降”，虽然电影的名字符合电影主题和内容，但是却容易对社会造成一定的误导。特别是对广大的青年人，其非常容易在使用成语的过程中也出现混用错别字的现象，导致我国汉语言成语文化受到严重的影响。又如，“表酱紫”“你造吗”之类的网络用语，这些语言的应用都极易导致青年人在语言词汇的发音中口齿不清，从而使其正常语言交流受到影响。所以，应该对网络语言的消极作用给予正确的认识，并及时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尽量使网络语言在促进汉语言发展的同时，使其消极影响降至最低。

5. 语音演变的规律性有几个明显的特点

语音演变规律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条件性。语音演变具有其特定的语音条件。比如现代汉语里的“浊音清化”只发生在口音里的塞音和塞擦音，不涉及鼻音和边音以及擦音，更和元音没关系。
第二，时间性。语音演变规律只在一定的时间内产生作用。比如宁波话里的尖团音早已经合流完毕，但确实在宁波方言里存在着舌根音与齐齿呼拼合的情况如/ki/、/k'i/，这就要从语音演变的时间性特点来解释了，我们认为语音变化如果产生在语音规律起作用的时间之后，那么语音演变作用失效。
第三，地域性。这个好理解，就是说语音由于地域音系的不同导致在语音演变上各有特点，互不干预。如北方方言的音系普遍有浊音清化规律，但在吴语区、粤语区等其他方言区仍然有声母的清浊对立存在。而近代西方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家提出的"波浪理论"也正体现了语音演变的地域性限制。

6. 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

古人讲话的声音不可能保留到今天，研究语音的历史发展，只能依靠古代的文字材料。汉字本身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语音信息，古代诗歌的用韵和中古以后出现的各种韵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语音资料，从现代方言的比较研究中更可以看出汉语语音演变的种种线索。此外，古代的音译词以及汉语和其他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也都能帮助人们了解汉语语音的历史发展情况，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没有真正展开。
对汉语语音历史的研究传统称为“音韵学”，有悠久的历史。一般把汉语语音的发展分为 4个时期：①上古音时期──先秦至魏晋（约公元前10～公元 5世纪）；②中古音时期──南北朝至唐宋（5～13世纪）;③近古音时期──元代和明代（13～17世纪）；④现代音时期──清代至现代（17～20世纪）。对各时期的起讫时代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前后相差并不很大。每个时期都长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在一个时期内自然还有不同阶段的变化,各时期的方言分歧情况目前也了解很少,因此，研究古代各时期的语音，一般只能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语音资料作为各时期语音系统的代表，然后旁及其他材料。
从上古音到现代音的2000多年时间内，汉语语音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即音节分为声母、韵母和声调3部分，韵母又分为韵头、韵腹和韵尾。2000多年来汉语语音的演变主要是声母、韵母和声调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现代方言中有时还能反映出来，例如上古音和中古音都有鼻音韵尾【-m】，到现代还保留在广州话和其他一些方言里。 一般以《诗经》韵脚和谐声字所反映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诗经》并非一时一地的作品，谐声字是用声旁表音的字（如“途、除、徐、叙、斜”都用声旁“余”表音），来源更要复杂一些，但这两种材料反映的语音系统是相当一致的。上古音距今已逾千年,语音资料也较零散，目前只能推测出上古音系的基本轮廓，对其中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上古声母共有30个左右。其中【p】、 【p‘】、 【m】、 【t】、【t嶉】、【n】、【l】、【k】、【k‘】、【嬜】、【x】、【堭】、【堭‘】、【s】是从上古直到现代绝大多数方言都存在的声母，表现了汉语声母的历史继承性。上古浊塞音声母 【b】、【d】、【ɡ】和浊塞擦音【扷】也还保留在现代一些方言里,其余十几个声母的性质则各家说法很不一致。上古很可能还存在 【kl】、【pl】之类的复辅音声母，例如在谐声字中，舌根音声母【k】、【k‘】往往和边音声母【l】互谐,“各”既可以作“格、阁、客”的声符，也可以作“洛、路、略”的声符，这些字很可能原来都是由【kl】之类的复辅音演变来的。对上古音是否有复辅音以及有多少复辅音，目前还有种种不同看法。
根据《诗经》用韵和谐声字的情况，传统把上古韵母分为若干韵部,用一个汉字来代表,如“之部、幽部”等等，上古韵部共有30个左右。同韵部的字只是韵腹和韵尾相同，韵头可以不同，因此每个韵部实际不只包含一个韵母。根据韵尾的不同可以把上古韵部分为阴、阳、入3大类:有鼻音韵尾【-m】、【-n】、【-嬜】的是阳声韵，有清塞音韵尾【-p】、【-t】、【-k】的是入声韵，其余的都属于阴声韵。如果韵腹相同，阴阳入 3类往往可以相互押韵或谐声，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三章》“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中，“来”和“赠”押韵，就是因为这两个字在上古韵腹相同，都是 【?amp;#91;】，只是“来”属于阴声韵，“赠”则属于有鼻音韵尾【-嬜】的阳声韵，这种押韵现象传统称为“阴阳对转”。
大多数上古韵母的读音和现代相去甚远，和中古也有很大区别。例如“姑”现代韵母是 【u】，中古相同或近似，上古时韵母则可能是【a】;“台”现代韵母是【ai】，中古也是类似的复元音，上古时韵母则可能是【?amp;#91;】 。也有一些韵母如【an】、【?amp;#91;n】、【a嬜】、【?amp;#91;嬜】等从上古经中古到现代变化不大，象“班” 【pan】和“登”【t?amp;#91;嬜】 等字的读音2000多年来并没有显着的改变，但这类字究竟是少数。目前对上古音韵头的多少、韵部的分合以及阴声韵是否也有辅音韵尾等问题有种种不同看法，还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现存的上古音语音资料不能系统地反映出上古声调情况，历来对上古声调的看法分歧也最大。目前较有影响的有3种意见：①上古和中古一样,分为“平、上、去、入”四声;②上古没有去声;③上古只有平声和入声，但各分长短两种。近年来从汉藏系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又产生一种新意见，认为汉语在远古时期可能并没有声调的分别，声调是远古时期不同的韵尾辅音脱落或保存才逐渐产生的。 一般以隋唐时期盛行的韵书《切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魏晋南北朝是从上古音向中古音转变的时期，南北朝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供作诗押韵用的韵书，对当时的语音系统做了一定的分析和归纳，隋代陆法言集各家之大成，于 601年编成《切韵》一书。《切韵》的原本和它以前的韵书今已佚，现存的《切韵》都是后人的增订本，而且大多是残卷。目前流传最广的完整增订本是宋代陈彭年等编的《大宋重修广韵》，《广韵》对《切韵》的增订主要在字数和释义，对《切韵》的语音系统并没有重大的改动，现在研究《切韵》音系一般就都以《广韵》为主要依据。《广韵》把当时的语音系统分析归纳为四声、206 韵，每韵内又根据声母的不同分为若干小韵，这个语音系统是否代表当时一时一地之音，目前尚无定论，但它能分门别类详细列举出隋唐时期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情况，是研究中古音最重要的语音资料。
《切韵》并没有系统地列出它的声母系统，根据后人分析归纳，大体上是和传统的三十六字母相当的。三十六字母可能起源于唐末,到宋代经过不断补充修订,基本上能代表当时的声母系统。每个字母用一个汉字来代表，至于它们的实际读音，经过多年研究，目前已大致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为了便于说明中古的声母系统，目前一般仍沿用三十六字母的名称,例如,用“帮、滂、并、明”代表中古声母【p】、【p‘】、【b】、【m】,用“端、透、定、泥”代表中古声母【t】、【t嶉】、【d】、【n】等。上古声母有相当一部分仍保存在中古音中，但大都经过了较为复杂的分化或合并的过程，并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
《切韵》把不同声调的韵母算作不同的韵，每个韵用一个汉字来代表,例如“东韵”、“江韵”、“鱼韵”、“真韵”等。在计算中古韵母时,如果只是声调不同,就只能算是一个韵母,例如“之韵”、“止韵”和“志韵”的分别只在声调，实际上只是一个韵母。《切韵》共列出193个韵，《广韵》增订为206韵，除去声调的分别不计,只有90多个韵。当时的分类不大重视韵头的作用,有时把不同韵头的韵母合并成一个韵，例如，“删韵”就包括开口呼和合口呼两类韵母，可是“寒韵”和桓韵又根据开口呼和合口呼的不同分成两韵。如果把该分开的韵母都分列出来，实际上共有150多个不同的韵母,这说明《切韵》所记录的韵母系统是相当复杂的。
中古音的韵头只有 【i-】和 【u-】，但隋唐时期韵头【i-】可能还分为长短两类，这样就有了三种不同的韵头。中古音的韵腹元音非常丰富,这是中古韵母多达150多个的主要原因。近几十年对中古韵腹元音的实际读音做了相当细致的研究和推测，其中大部分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中古音的韵尾继承了上古阴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的分别。阴声韵的韵母除没有韵尾的(如“歌韵”)以外,还包括元音韵尾【-i】(如“灰韵”)和【-u】(如“豪韵”)。中古阳声韵的鼻音韵尾和入声韵的清塞音韵尾与上古相同。在《切韵》的韵母系统中,入声韵和阳声韵相配,即【-m】和【-p】相配,【-n】和【-t】相配，【-嬜】和【-k】相配,例如东韵”【-u嬜】和屋韵【-uk】相配,删韵”【-an】和“辖韵”【-at】相配,“衔韵”【-am】和“狎韵”【-ap】相配等等，形成相当整齐的局面。
中古音的声调分为“平声、上声、去声、入声”4类。《切韵》以声调为纲,在四声之下分列各韵,后代韵书一般都遵循这种编排方法。平声、上声和去声的分别主要在音节的高低升降不同;入声则是韵尾收【-p】、【-t】、【-k】的发音短促的入声韵，和另外三声的阳声韵相配，例如“东、董、送、屋四韵的分别就在于“平、上、去、入”四声不同,至于阴声韵如之、止、志、“鱼、语、御”等则只有“平、上、去”三声。从中古到现代四声的发展和声母的清浊关系很密切,为了便于说明这种关系,习惯上把中古的四声分为阴阳两类：中古是清音声母的称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如“官、管、灌、括”;中古是浊音声母的称为“阳平、阳上、阳去、阳入”,如“郎、朗、浪、乐”。
在唐初，已有人批评《切韵》分韵过细，不利使用，说明《切韵》的语音系统已与当时的口语不尽相合。从《广韵》开始，已在《切韵》的一些韵目下注明与某韵“同用”，实际就是承认这两个韵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到宋末元初时，为了便于作诗，一些韵书根据《广韵》“同用”的办法，索性把206韵合并为106韵,这106韵从此成为做旧体诗押韵的规范。最早合并的是平水人刘渊主持刊行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因此世称这106韵为“平水韵”。平水韵主要只是把《广韵》韵目中同用各韵加以合并，并不能真正代表宋元时期口语的语音。 一般以元代周德清所编《中原音韵》的语音系统作为代表。《中原音韵》成书于1324年，正是元代戏曲盛行的时期，周德清根据当时北曲作家用韵的情况归纳整理成书，成为写作北曲用韵的准绳，对中国古代戏曲创作有很大影响。《中原音韵》是专为戏曲而作的，因此能跳出《切韵》系统韵书的窠臼，记录下活跃于元代舞台上的北方语音系统。至于这个语音系统是否能代表当时的元大都（今北京）的方言，目前尚有不同看法，但它无疑是现代北方官话的源头，代表了汉语语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中原音韵》所代表的近古音语音系统比《切韵》所代表的中古音语音系统简单得多，已经相当接近于现代北京话。《中原音韵》改变了《切韵》以声调为纲的编排方法，改为以韵为纲，各韵之下分列声调，然后再分为若干小韵，同音字都列在同一小韵内，并没有单列声母。根据小韵的分布情况来分析，《中原音韵》可能共有20个声母(不包括零声母)，和现代北京话已很近似。汉语的声母系统从中古到近古大大简化，主要是因为中古大部分浊音声母到近古变成了清音，除了【m-】、【n-】、【l-】等少数浊音声母外,其余都变成清音,和原来的清音声母合并,例如“步”【b-】并入“布”【p-】,“在”【扷-】并入“再”【堭-】，“似”【z-】并入“四”【s-】等。
《中原音韵》把韵母分为19个韵部，以两个汉字命名，如“东钟、江阳、支思”等,这只是韵母的大类,各韵部内还包括韵头不同的韵母。19个韵部实际共包括40多个韵母，只有中古韵母的 1/3左右，这主要是因为中古入声韵到近古已经全部消失，和阴声韵完全合并。此外，中古有不少韵母的韵腹元音非常接近，到近古也合并在一起了,例如“东、冬、钟”在中古本是3个韵，到近古就合为一韵。近古音的韵头可能只有【i】和【u】，韵头【y】 当时是否已经出现，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但至迟到明代就已经形成了现代四呼的局面。中古的鼻音韵尾【-m】、【-n】、【-嬜】和元音韵尾【-i】、【-u】在《中原音韵》中仍完整地保存，但不久【-m】就和【-n】合并，只留下了【-n】、【-嬜】两套鼻音韵尾。中古的塞音韵尾【-p】、【-t】、【-k】由于入声韵消失，也不复存在，其中有不少并入元音韵尾【-i】、【-u】，如“麦”并入“卖”，“脚”并入“搅”；另一些韵尾则完全失落，和原来的无韵尾韵母合并，如“舌”并入“蛇”，“滑”并入“华”。
《中原音韵》 把声调分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类,和现代北京话完全相同。中古的平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到近古分为阴平和阳平两类：中古清音声母读阴平，如“通、诗、坡、春”；中古浊音声母读阳平，如“同、时、婆、纯”。由于中古浊音声母到近古大部分都已变成清音，因此阴平和阳平就纯粹是声调的区别了。中古和近古虽然都有上声和去声，但内容不尽相同。中古浊音声母中除【m-】、【n-】、【l-】等少数以外，读上声的到近古都变成了去声，如“上”和“赏”、“杜”和“赌”在中古都读上声，但是“上”、“杜”是浊音声母，到近古就读成去声,“赏”、“赌”是清音声母,仍旧读上声。从中古到近古声调最大的变化是入声不再独立成为一类，中古的入声字到近古分别归入阳平、上声和去声，如“达”归入阳平,“笔”归入上声,“麦”归入去声。近古以后，一部分归入上声的入声字又改归阴平，如“说、瞎、督”，《中原音韵》归入上声，现代北京话都读成阴平。至于《中原音韵》时期入声是否已经完全消失，目前仍有不同看法，但入声在当时已丧失独立作为声调的地位，则是可以肯定的。
语音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汉语有一些方言到目前还保留着中古音甚至上古音的一些特点。例如,广州话完整地保存3套塞音韵尾【-p】、【-t】、【-k】和鼻音韵尾【-m】,苏州话系统地保存浊音声母【b-】、【d-】、【g-】、【扷-】、【z-】等。至于入声独立作为声调，不但长江以南大部分方言仍然如此，从黄河下游中原地区直至西北地区也有不少方言仍旧有入声，保存了近古以前汉语声调的一个重要特点。

7. 以汉语为例,阐述如何根据文字来考察语音的历史演变

你可以在<康熙字典>或<广韵>上找一些字.
比如,崖,现读yá,旧读yái;古时“机、鸡、基”、“交、浇、骄”、“尖、监、艰”都是读音不相同的字，现在变成了三组同音字。但1958年后，就变了．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汉语是中华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汉族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长期融合而形成的，那么那些方言中发音复杂的音节，逐渐被淘汰，汉语的发音变得简单易于掌握。第二，近代和现代汉语朝向双音化发展，以双音节词为语言主体，有效地避免了同音字在口语交流中所造成的歧义。所以汉语的音节发展是越来越简单。

8. 语言的形成及演变

语言的起源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各种的假设都没有实证做辅佐，相关的发展也没有直接的历史痕迹。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语言起源问题居然成为哲学和宗教学探究的热门课题。为了使“语言的起源和演化问题”消失，一些进化论者选择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巴黎语言学协会于1866年发布禁令，要求停止任何与语言起源和演化有关的讨论。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难度。从上世纪30年代起，考古学家、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统计学家和计算机专家等，开始进入语言学家们放弃的学术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具有科学意义的进展。事实上，即使在21世纪，语言的起源仍然是进化理论中最重要的障碍之一。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语言的起源兴趣浓厚，并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释。语言的起源是迄今为止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关于语言在何时何地起源有很多假设，这些假设的数量几乎与此领域中学者的数量一样多。另外，语言起源的其他学说包括神授说、手势说、感叹说、摹声说、劳动说、契约说、突变说、渐变说、本能说等依然是“空中楼阁”，探究简直“原地踏步”，完全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语言是人类社会中功能强大的一种技能，通过一些特定的编码符号，将你的想法传达给他人，同时通过这种编码符号了解别人的想法。语言还是连结和沟通过去、现在和未来信息的强大工具，还可以通过语言，将各种想法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通过语言来实施某些行动，说服、诱导甚至是欺骗他人。如今，全世界这种特定编码的语言大约有7000多种。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有语言的存在，所有的语言都拥有全方位沟通人类经验和体验的功能，没有哪一种语言比任何其他语言“更好”或“更优越”。研究人类进化的科学家认为，20万年前，当现代智人在非洲崛起时，可能已经有语言存在了。不过，人类语言是如何演化成7000多种语言的，这一直是个谜团。

直到最近100多年，由于现代科学的兴起，语言学才被用来与其他学科进行类比分析，但有关语言起源的种种假设却总是扑朔迷离。而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者们有关人群迁徙和分化的分析，似乎正在接近这个谜底的答案。单一生成也是母语理论支持者的偏好，与非洲之外的理论相关。基于今天所说的大量语言以及早期祖先的位置多样性，多元理论家反对这种单一的起源。由于学者尚未提供第一个口语单词的具体证据，因此没有人能够完全确定哪种理论是正确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支持起了“非洲单一起源说”，甚至还有一部分人将人类的起源看做是一部上古时期的《出非洲记》。通过基因研究以及统计分析，科学家们认为绝大部分非洲之外的现代人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就是非洲。据说大约在5万年前，人类生活的地点集中在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离开了非洲，漂洋过海，来到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形成了现在的人类分布体系。如果人类的起源在非洲，那么人类语言的起点很可能也在非洲。在到达世界各地之后，人们根据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语言。

前不久，新西兰心理学家昆廷·阿特金森博士研究称，人类语言可能全部起源于非洲西南部地区，时间大约在15万年前洞穴艺术开始阶段。这种判断的依据是非洲各地方言往往含有的音素较多，而南美洲和太平洋热带岛屿上的语言所含音素较少；一些非洲方言音素超过100个，而夏威夷当地土语音素仅13个，英语的音素46个。阿特金森博士认为，一种语言离非洲越远，它所使用的音素就越少。

中国科学家周海中教授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曾经指出：解决语言演化问题的难度不亚于破解物种演化之谜的难度；语言演化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人类心智发展和历史文化演变的结果；由于语言的起源与变化有其内在的原因和外界的影响，从而增加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周海中教授的这一学术观点道出了语言演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这一问题的艰巨性，为广大语言探索者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言语（Speech）是人类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沟通方式，所以理解言语的起源能引发对语言更深刻的认识。近60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由于喉头的下降而导致的声道延长是言语出现的第一步。由于这一特征在解剖学上被认为是现代智人所独有的，该理论将语言的发展限制在过去20万年。但有一研究团队最近证明，至少在2000万年前，早期人类就可以发出对比元音，作为言语的基础。该团队主要研究者、法国科学家路易斯·波伊博士表示，语言是一种神秘的特性，是人类物种的基本特征和独特之处；了解它在进化过程中是如何出现的，与了解我们这个物种如何出现以及世界的起源一样重要。

语言的起源与演化谜题至今尚未破解，仍属于科学上的千古之谜；哲学与宗教学都可以直接以猜想言之凿凿，但科学需要证据，可惜我们尚未有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语言到底是如何起源又如何演化的，当然追求未知谜题的过程才是人类文明得以进化的根本，而对语言谜题的探索同时也可能有助于认识人类自我。

9. 怎么看待语音的历史以及叶音说

“叶音说”是在没有确凿根据的情况下，强改字音以求押韵和谐，并非探明了韵字的本音。其根本错误，就在于对古韵采取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而非历史的观点，不懂得语音是发展变化的。其后果，则是一个字可叶出许多的音，造成汉字读音的极大混乱。所以说“叶音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