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日历史问题

A. 历史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影响

历史问题对当前中日关系有很大影响，日本始终不肯承认侵华史实，日本高层还每年参拜靖囯神社，日本在政治和经济，军事上与美国加强合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B.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中日是重要近邻。

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8年8月12日，双方于北京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0月23日，双方于日本东京互换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

此后，双方先后于1998年11月和2008年5月发表《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和《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上述四个政治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近年双边高层交往

2014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5年4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日本各界3000人访华团同中方共同举行的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5年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应约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

2016年7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蒙古亚欧首脑会议期间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6年9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会见来华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7年5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率团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2017年7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应约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晤。

2017年11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7年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8年5月8日至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日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正式访问日本。

2018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分别同其举行会见、会谈。

2018年11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9年4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率团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日本首相特使、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

2019年6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期间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019年10月21日至25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庆典并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

2019年12月23日至2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来华出席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同其举行会见、会谈。

2020年9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

以上内容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日本的关系

C.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又：在看了一个日本小子的文章《日本将于2015年灭亡中国》后,深感对待这样一个近似疯狂的民族的确不能采取过于宽容的态度。这个畸形儿不但痴人说梦，还带着其祖辈法西斯的阴魂。贼心不死的战犯后代必将自取灭亡。

D. 作为当代大学生应如何看待中日关系1500字

我认为，如今恶化的中日关系今后能否按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长期稳定地发展下去，关键在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政策。

他们必须了解他们自己的过错，了解他们在人民中间右翼团体的错误，只有改正了这个，两国关系还会好，所以中国、日本很好的互相理解真正的建立起来，友好合作的关系，那将是一个亚洲的幸福，世界的幸福。

作为一名理智的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和平方式正确看待和解决中日关系，理性表达爱国热情，珍惜稳定发展局面。首先，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我们大学生不仅要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明白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

因此，大学生在看待中日关系的问题时，既要考虑其两千年的友好又有兼顾其五十年对立全面分析两国关系做出自己理性的，正确的判断，同时在中日两千年的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

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其次，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大学生要铭记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我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以及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

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正确看待中日关系将自己的一切都服务于大局和国家利益。再次，我们大学生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

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

作为大学生，我们确信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而我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是会为之做出努力，做出贡献的。

人民是每个国家的组建者，参与者，我们要注重中日两国人民和中日双方友好民间团体的沟通，从以文促信，以经促政，以民促言三个方面使民间交流成为促进两国政府沟通的栋梁，以及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理解信任和友谊，向着世代友好发展做出努力。

然而我们还应明确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中日关系现代化中仍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大学生作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沉着冷静做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果断决定，从而把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更高更和谐的层次。

中日之间在彼此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加之主权领土的争夺，现在的中日关系不会有多大的改善。如要改善，也就只有中国拥有绝对强过日本的国家实力或者日本实力大幅度高过中国，另一种情况就是中日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合作以对抗第三方，比如如果美日关系恶化。

E. 怎么看待日本侵略和发展着的中日关系，历史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不要粘贴，谢谢各位了

必须说，我们国人反日的情绪还是挺高，特别是这几年安倍上台以来中日关系更为紧张。不过国人很多都带有不成熟的情绪。
日本人也很多对中国人没好感，他们的教科书美化了战争，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但是日本也有不同声音。首先是来自主张和平的力量，这其中有的是真正爱好和平的，有的是厌倦或者
恐惧战争的，用官方的话就是“厌战病”和“恐战病”；第二股力量就是不少日本人也知
道在战争期间对中国做了亏心事，他们也是要求友好和平的。第三股力量是出自意识形态
方面的认同，他们向往社会主义，或者说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他们也要求促进友好。另外
还有一股力量，包括在执政党自民党内部非主流的势力以及日本财界，他们也想促进友好
，但主要是出自市场和资源的考虑，他们知道日本的出路主要还是在中国。他们认为中日
友好是日本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60年代日本的信心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这股势力是完
全不能忽视的。这四股力量发出不同的声音。

另外，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来看，一边在反对美日安保条约，另一边却在支持它，
两股势力经常争论，发出不同声音，即日本人所说的“国论二分”。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媒体的观点并不完全统一。
网上找的如下：
官方的说法是：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曾经抱着反省和道歉的态度，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感情予以理解和尊重。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表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1995年，日本发表“村山谈话”，首次承认对亚洲国家施行了“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1998年，日本政府首次以书面形式承认对中国的侵略并口头道歉。以日本对待和处理历史问题的反省和道歉态度为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30多年间，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间往来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不仅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亚洲以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国内接连发生审查通过歪曲、否定侵华战争的历史教科书和公职人员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事件，给中日关系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近年来一些日本政界人士“大国意识”膨胀，政治右倾加剧，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消极面也逐渐凸现，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有关国家人民的感情，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不良印象，除了日本两次发动侵华战争，很重要的是来自现在主导着日本政坛的右翼力量对侵略战争拒不反省、甚至颠倒历史真相的恶劣态度。中国人民现在强大起来不受欺负了，但决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疼，绝不能坐视一个曾使自己痛彻骨髓的邻居在没有赔礼道歉之前就抛弃义务谋取新的权益。因此，正确对待日本侵华历史，必然成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日本侵华历史问题包括多层内涵，它不是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会直接影响到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中日历史问题表面上看是日本对中国的道歉问题，但实际上它所包含的内容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事实层面。在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犯下了许多惨无人道的残暴罪行，但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日本政府和民间的一些右翼人士却一直在试图掩盖、歪曲和否认这些历史事实，诸如南京大屠杀、日军慰安妇、细菌研制与细菌作战、战时劳工等。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他们公开声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诬称慰安妇是妇女自愿的商业行为。在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层面，中日之间却未能达成基本共识。
二是战争性质认识层面。20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14年的侵略与奴役，但是，日本一些政要和学者却将“侵略”美化为“圣战”，“侵略亚洲”美化为“解放亚洲”，“奴役中国”美化为帮助“开发中国”。作为战争受害国的中国等亚洲有关国家决不可能接受日本对这场战争的定性。
三是战争责任层面。东京审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追究了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是日本利用战后冷战格局和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矛盾，规避了许多应负的战争责任，中国放弃了日本进行国家赔偿的要求，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受害民众有权获得加害者的赔偿，但中国无辜受害民众至今也没有得到日本的战争赔偿。中国政府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方针之下，多次敦促日本政府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未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
历史与现实问题相通。近年来日本国内的新政治保守主义、新民族主义势力不断抬头，一旦日本全面重新武装，更会彻底否定与中国、亚洲有关国家之间的历史问题。掩盖侵略历史，就容易使历史重演；抹杀战争性质，就容易为侵略战争开辟道路；推卸战争责任，就容易为侵略战争再找借口。日本右翼势力竭力掩盖、歪曲甚至否定日本侵华历史，就容易使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就会危害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因此，如何对待日本侵华历史问题，必然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焦点和症结。

F. 在中日历史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历史观

不忘历史，展望未来。意思就是说要自强，防止历史重现，但也不能沉浸于仇恨中，而是共同维护和平共同发展。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G.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是像现在这样一直磕磕碰碰的走下去还是会爆发战争

中日应该会在一体化进程中共同发展。

从目前整个中日关系来看，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中日关系未来走向要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

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

(7)如何看待中日历史问题扩展阅读

中日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

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方面的分歧。

H. 怎么正确对待历史上的中日问题与现实中的中日关系！

历史只能用来记住和吸取教训，不适合用来处理现在的中日关系。现在的国家关系，说白了就是利益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好

I. 如何对待中日历史问题

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

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

“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

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

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

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

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

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

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J. 中日历史问题的症结

中日间的历史问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历史认识问题；（2）历史遗留问题（如日军遗留在中国国土上的化学武器的处理问题）；（3）历史牵连问题（如台湾问题）；（4）历史根源问题（在中国方面，需要总结“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在日本方面则需要反省“国强就想扩张”的教训）。但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历史问题”，主要是指历史认识问题。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

中日间的历史摩擦在复交谈判开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1972年9月25日，为复交谈判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抵京当天出席周恩来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到那场战争时，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给中国“添了很大的麻烦”，为此受到周恩来的严肃批评。在整个复交谈判中，中日双方围绕历史问题等，多次展开激烈交锋，以致毛泽东在同年9月27日会见田中角荣等日本客人和中方参加复交谈判的代表时，问了这样一句话：“你们吵架吵完了吗？”

至今，30多年过去了，中日之间依然“吵个没完”，而成为中日政治摩擦的中心问题依然是当年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最初“争吵”的那个问题──历史问题。

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表现虽然常有起伏，但总的趋势应该说是有所进步的，特别是前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谈话说，日本在一段时间里实行了“错误的国策”，“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这一讲话可以说是一次有诚意的表态，至今仍为历任首相所承袭。

不过，自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其表现之一是小泉首相固执地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与之相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也曾经作为首相参拜过靖国神社，但由于遭到中、韩等邻国的反对，在第二年就停止了参拜。与前任首相对比，小泉却采取了很不一样的做法，他对邻国的强烈反对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反映了他坚持错误历史观和藐视周边邻国的顽固立场。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明显倒退的另一表现是给日本右翼炮制的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新编历史教科书”大开绿灯，“审定合格”。特别是在最近，对右翼通过修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教科书再次“审定合格”。其中，民间提交的某个版本的教科书中有关“独岛（日方称其为“竹岛”）问题在日韩之间存在争议”的表述，竟被官方强制修改为“竹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严重倒退，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邻国政府和人民、乃至世界各国有正义感的人们的强烈反对。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联合国改革之年。同是二次大战战败国、也是日本在当年的轴心同盟国德国、意大利，都以谦虚的态度迎接这个“历史敏感之年”，惟有日本居然摆出傲慢的外交姿态，一方面以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来“迎接”60周年，小泉首相还以莫须有的借口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世界性活动；另一方面又理直气壮、大言不惭地声称要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他们似乎忘记了：联合国的诞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小泉首相年年顶礼膜拜的甲级战犯之所以受到历史的审判，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果。

人们质疑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资格，并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当政的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以及源于历史问题的各种现实问题上的一系列倒行逆施。

总之，日本要真正走出“战败国”的阴影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唯一的途径就是，放弃与邻为敌的错误政策，诚实而谦虚地对待过去那段历史，对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表现出诚意和善意。

如何看待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

显然，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发生摩擦的责任在日本方面，无论是修改历史教科书，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内阁成员及右派政治家频频失言等，都是日本方面首先挑起的。日本有些人倒打一耙，说中国打“历史牌”，老揪住日本的“历史辫子”不放，把历史问题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对待历史问题，也需要做到“知己知彼”，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应该承认，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过去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但他们亲身体验到的是战争接近结束时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特别是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日本人民既没有亲身感受，也缺乏这方面的教育，他们对这场战争在认识上和感情上很难达到中国人民那样的水平，而且在一部分人们之间虽然不否认历史却存在着“厌烦提历史”、“不愿多说前辈的错误”的情绪，十分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同情和理解，加之战后日本长期轻视正确的历史教育的结果，在年轻人中间形成了一种“这是前辈干的事”的“无责任感”。可以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经过从20世纪到21世纪的世纪转换，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与德国相比，日本对战争历史的认识已经做成了“夹生饭”，很难再重新煮成像样的熟饭。其原因是：（1）分别是德国和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的希特勒的下场与日本昭和天皇所受到的待遇完全不同；（2）二战后美国对德国实行直接统治，德国内政治彻底翻了个儿，反法西斯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而在同时期，美国对日本实行的是间接统治，即利用日本原有的政府机构进行统治，致使战后日本的政权不但没有转到在战前受迫害的反法西斯力量手中，反而让岸信介这样的战犯也当上了首相。总之，由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占领政策，使战后日本失去了正确历史观的健康发育成长的机会。现在人们期待日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达到和德国一样，这看来是很难做到的，除非改写战后初期那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可能倒过来重写的。

过去，中日关系、特别是历史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的“国内政治问题”。每当日本政府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出现错误言行，不仅会受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批评，而且立即会成为日本国内的政治问题，遭到国内革新势力的严厉批评，对执政党形成为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3年自民党下台、“1955年体制”崩溃以后不久。从中曾根内阁到羽田孜内阁，前后有三名大臣（中曾根内阁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散布谬论而被迫辞职。

然而，随着“1955年体制” 崩溃后革新势力日渐式微，日本社会上的保守主义思潮日趋盛行，在对华关系及历史问题上，日本国内对其政府、政客的错误言行的批评声音日趋减弱。比如2001年小泉上台以来四拜靖国神社，虽然也曾遭到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批评和反对，但从总体上看，“四拜神社”对小泉内阁的支持率没有影响，国外的严辞批评和外交施压不仅没有转化为国内批评小泉的政治压力，反而产生一定的“反效果”，更加衬托出小泉的“敢于说‘不’”、“敢作敢为”的政治风格，而在日本陷于政治混沌、经济低迷、前景不明的现状之下，“敢于说‘不’”、“敢作敢为”恰恰成为受到国民欣赏的领导人政治风格。

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中国、韩国、朝鲜以及其他遭受过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同日本之间的历史问题仍是一个实际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的困难性、复杂性、情绪性、长期性。

第一，历史问题的困难性表现在，在遭受过日本的侵略战争、殖民统治的亚洲各个邻国方面，战争和殖民统治给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和痛苦，所激起的民众中间的仇恨感情是根深蒂固的；在日本方面，尽管广大日本人民并没有故意否认、美化侵略战争历史，但正如上面所述他们对日本军队在中国、朝鲜等地如何加害于当地人民，无法感同身受，加之战后日本在学校教育中故意“忽视”近代史教育，加上时间的推移，淡忘历史将可能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风潮。

第二，历史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在，它不仅包括如何正确对待历史的“历史认识问题”，而且包括诸如处理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等的“历史遗留问题”，钓鱼岛、独岛等由于历史问题和美国安插所引起的现实的领土争端，日本政府在这些现实争端上的表现与其对历史的认识紧密关联，而对受害国来说，现实的岛屿争端则与历史问题互相“火上浇油”，导致举国民情激愤的局面。由于历史问题与“遗留问题”、“现实问题”相互牵连导致的纷繁复杂性，极可能导致日本与受害国之间的关系摩擦不断、险象环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局面，或者像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8.4”毒气事件那样，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个什么事件，引起强烈的反应。

第三，历史问题的情绪性表现在，由于日本右翼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中国人民至今还没有愈合的历史伤疤上撒盐，激起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应和愤怒；而中国方面的反应传到日本，又在日本一部分民众当中引起了“中国在没完没了地抓日本的‘历史辫子’”，“又在打历史牌”之类的情绪性反应。这样，围绕历史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两国部分民众之间的“感情摩擦”。

第四，鉴于上述历史问题的困难性和复杂性，可以预料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将可能延续很长时期。需要指出，经过20世纪90年代日本新旧政治体制和新旧政治家的转换与交接期，日本的所谓“新生代政治家”与对过去战争怀有负疚感和赎罪感的老一辈政治家相比，他们的“习惯用语”就是“那场战争在我们出生前十几年前就结束了”，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历史相当缺乏负疚感和责任感，而且在诸如修改宪法、审定历史教科书、自卫队派兵出国以及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老一辈政治家未曾有过的强硬立场，这使习惯于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等老一辈政治家打交道的中国方面感到愤怒，感到不可理解。小泉首相或许正是所谓“新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可能接替小泉担任首相的政治家则早早表示一旦当上首相也要参拜靖国神社，这预示中日历史摩擦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双管齐下发展中日关系

笔者断然不能同意有些作者关于中日间历史问题“已经解决”的判断。我们要坚持“正确认识历史”这个原则，对原则性问题要一以贯之，永远坚持，坚持什么？就是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就是既要继承两国友好交往的传统，更要汲取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深刻教训。

“以史为鉴”，不是要重新算历史旧账，而是为了共同面向和开辟未来，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正如江泽民所指出：“我们一直主张侵略战争的责任应由军国主义分子来负，广大日本人民同样也是受害者，应同它们和睦相处，发展世代友好。这一既定政策不会变化。”

中日历史摩擦不能简单归结为以主张否定历史的日本为一方，以主张正确认识历史的中国为另一方，这两方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不能认为日本方面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都在否认侵略历史。我们既然要解决历史问题，就应该做到“知己知彼”，应该弄清楚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方面的实际情况。日本人民并没有否认历史，但在一部分人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厌倦厌烦”、“不愿重提过去事情”的情绪，对受害国人民缺乏同情和理解，以及年轻人之间存在着“这是前辈干的事，与我们无关”的“无责任感”。但是另一方面，日本的年轻人也不能永远生活在前辈所犯下的过失的阴影之中。总之，在如何正确认识历史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一般人的模糊认识和情绪，宜宽以待人，不要得理不饶人，努力做到使人家心服口服。而对变本加厉地篡改历史的少数右翼则需展开坚决的斗争，并且联合国际上一切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外国人，结成共同战线，同篡改侵华战争、对朝鲜殖民统治的历史、甚至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案的日本右翼展开国际大论战。

当然，我们在开展这场斗争的场合，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限定打击面，避免过激行为伤害到普通的日本人，对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倒退必须进行严正交涉甚至抗议，对少数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言行则不必动不动就上升到国家之间打政治仗，这样反而让一贯喜欢把事情捅大的日本右翼借机扩大其市场和影响。

毛泽东说：“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从现状看，当今日本国内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力量虽比起过去有所削弱，但仍然是主流；至于一部分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思想认识问题最终要靠日本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相信人民总是要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一国人民的自我教育，别国至多发挥积极的“外因”作用，却是无法代替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一个民族，思想问题是一个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必须注意方法，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损害两国人民之间的感情，如果形成民族间的感情对立，政治家就会更倾向于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因为这样在政治上对自己更有利。

在国内，我们对民间的感情必须尊重，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本身也是人民的一员，在感情上同广大人民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国家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必须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我们只要是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理性的对外政策，不管在一时如何得不到一部分人理解，终将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

在对日关系上采取“双管齐下”的方针，即一方面认真解决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包括经贸、政治、安全、文化等各个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的发展。这种“双管齐下”新局面很可能成为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