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如何评价猫论

① 邓小平文选读后感 3000字左右

一、写在前面的话
邓小平，二十世纪的中国造就的另一位历史巨人，于1997年2月19日离开了他所至爱的中国人民。
建党八十周年之前，怀着对他的爱戴和崇敬，我们又次学习了他的着作。
每读小平同志的着作，先不论其它，总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感受：文风非常地朴实，然而，内在于朴实之中的，却是目不暇接的深刻思想。
顺便联想到这些年来拜读某些精英之作，常令我有云山雾罩之感：硬着头皮读下来，却始终不晓得他们在自己的“语境”中、用他们的“话语”“解析”着什么东西。我当然不敢非议人家思想的精深，更不敢怀疑人家是否在用晦涩的语言来掩盖其贫乏的思想，只能抱怨自己没有学好“土中文”、“洋中文”、包括理论。所以，比较起来，还是愿意研读、学习类似小平同志那样的文章。
说远了。回到正题。
二、关于“猫论”和“摸论”
小平理论的伟大价值，今天已可见一斑；也许可以断言，时间将会使她更加伟大。
有人说，小平理论概而言之有两个基本点：
一曰“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曰“摸论”：摸着石头过河。
此说也许有“戏说”之嫌；而且，这个“两论”在《文选》中也是没有文字可考的。然而我却觉得，“两论”的说法倒也颇堪玩味：琢磨一下，《文选》中的不少文章，确实很有点“两论”思想，或者说，与“两论”思路是暗合的。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一）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恕不一一援引出处，下同）试想，如果我们把那个“老鼠”定义为这“三个有利于”，上述论述背后的精神，不就很有点“猫论”的味道吗？
（二） “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发明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在对某些问题还未能达成足够一致的时候，就先干起来。从理论上讲，唯有指导我们实践的思想、理论、政策、办法是正确无误的真理，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然而，真理的获得却非一蹴而就。
我们必须承认：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争论必然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不争论可能会有碍于我们获得真理，由此，不争论就有可能使我们走弯路、买教训。
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即使经过漫长的争论，也不一定能够达成一致；即使达成一致，这个“一致”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真理。
那怎么办？
小平同志的解决办法是：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当然，对于前提，小平同志也是同样强调的：“看准了的”。至此我们看到，这个“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的不争论，不也很有点“摸论”的影子吗？
以上论述，决不是把小平理论庸俗化。反而，我则感到，躲在这个“两论”背后的，也许是小平同志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多年的实践感受。比如“猫论”，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再如“摸论”，也许就是对党史上数次路线斗争、尤其是“文革”灾难的痛定思痛。
溶伟大于平常、化深刻为通俗，非顶尖高手不能，平庸之辈自然更是望尘莫及。
三、单论“摸论”
（一）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认为这些成就是各种力量结成的一个合力的总结果，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力。
试想：假如我们在79年的时候，放开去争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是否符合经典理论、是否符合这个符合那个，却不去先大胆地闯一下----推行这种政策----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肯定三点：第一，这种争论至今未果；第二，后来的其他改革方略及其带来的成就便不会取得；第三，就不会有哪些成就所带来的社会条件之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等思想观念。
如若没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互动，而且，这个互动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轨道上展开的，新世纪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二）既然“摸论”的意义是如此地重大，便很有必要来考察这个“摸论”本身了。
从理论层面上看，“摸论”的实质也许是：对某些问题（包括思想、理论、政策、办法、做法等等，下同，不再赘释），可以允许去探索、尝试。有好结果就推行，没有好结果则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强制其毁灭。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就是允许自由地（至少相对自由地）探讨，暂不做强制定论）；表现在政策、办法乃至具体做法上，就是允许大胆地去闯，在某个局部、某个时段来实行。总之，表现在态度上，就是不要轻易下定论去否定什么、肯定什么，也即：对看不准的问题，最高决策者的立场不要轻易鲜明化。
但是，从操作的层面看，我们就有必要提问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难道什么河都可以摸着石头过吗？
小溪如此、小河如此，大江大河也要如此吗？如果这样的表述不够清楚，那就再说的具体一些，举几个例子：是否有人要否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的利益，有人只求发展经济不顾及其它，有人只求少数人先富不顾多数人死活，有人残酷剥削雇工，也可以允许他们先暂行一下呢？尽管这几个例子过于极端，但却给了我们的问题一个很显然的否定答案。
小平同志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文选》中到处可见。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那也是有个前提的，“看准了的”；
比如“关键是发展经济”，但他还说“两只手都要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再比如三个有利于，他在“生产力”的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定语，在“综合国力”的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定语。尽管他的这些思想是以即席讲话的形式说出来的，可又有谁敢说这几个定语是顺口讲来而不是刻意强调的呢？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可是：怎样才算做看准了？有没有看的“真准”的问题呢？若有，对这些问题又怎能单纯地去“试、闯”而不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决然推行抑或打击呢？
难道在80岁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就没有看的“真准”、值得旗帜鲜明地坚决坚持抑或坚决反对的问题？
所以，那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
不能什么河都摸着石头过。
那么：
第二，什么河可以摸着石头过、什么河不可以摸着石头过呢？
简而言之：
什么问题需要立场鲜明，要么鲜明地支持、要么鲜明地反对；
什么问题需要观点暧昧，要么暧昧地支持、默许、纵容、放任，要么暧昧地反对和不疼不痒地打击。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也不能不说：也许，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摸着石头才能过的河”，因为，对那个“什么问题”本身，就必然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探索真理的艰难使我们意识到：相对而言，需要摸着过的河要比不需摸着过、不能摸着过的河，要多得多。
这样，我们就先避难就易，探讨那些不需要和不能够摸着过的河。
四、什么河不能摸着石头过？
大是大非问题是大江大河。因此，如果从原则上讲：
关乎大是大非的大江大河，决不能摸着石头过！
否则，是要被淹死的。
尽管什么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些问题何谓是何谓非，同样可能是值得探讨、存在争论的，但是：
其一，我们并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坚信真理是可以被逐步认识的。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有一些可以看得很准的问题，对它们，完全可以旗帜鲜明。这些河，不需要摸着过！
其二，对那些关乎方向、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即使存在争论、分歧，但只要我们看准了（即便看得不是很准、真准），也完全应当旗帜鲜明。这些河，不允许摸着过！
什么叫做“不摸着石头过”？
就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过！
其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提供新的答案。
梳理、发现这个答案，的确是个困难的问题，远非我力所及。这里，仅就几个方面说点个人观感。
（一）根本价值信仰问题
价值信仰从根本上决定着是非善恶。
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信仰是什么？应当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二）根本制度问题
我们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小平同志区分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告诉了我们答案，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仍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用作了标准。
关于这种制度的某些次等层次问题，也许还存在不同认识，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根本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实现人民大众的利益。
什么是人民？也许，那些付出正当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最广大的社会成员就是人民。
（三）基本价值观问题
每个国家民族、每个社会制度，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应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观念。这套观念，也许会在根本上意义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为她的社会成员提供行为规矩和动力。
这个问题，实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过，我们还是宁愿冒着挂一漏万的危险，列举几个方面，诸如：为己为人、遵纪守法、尽职尽责、爱国爱家、艰苦奋斗、英雄崇尚、互助互敬、自强不息、先公后私、正己正人、自主自立等等。
（四）基本思想信仰问题
任何一种建设事业，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路线，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不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基本思想信仰体系，必将对现实的建设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自然不能固守马列主义的某些具体论断，而且应当鼓励人们去发展它；但是，对马列主义那些先进的价值观部分和正确的基本原理部分，则是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的。
（五）某些重大政策问题
如果说前四个问题还少有分歧的话，这个领域的问题则有着太多方面的分歧；而恰恰，能否在这些领域找出不能摸着过的河，对我们的实践又有着直接当下的影响。
尽管我们无能力说明这些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举一个例子：
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以及作为其政策背景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终极的目的，而一部分人先富，不过是寻求共同富裕的手段。他曾经设想，等到上个世纪末（也即2000年前），“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指两极分化问题，引者注）”，着手考虑政策的调整，并提出过富裕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支援落后地区的初步构想。固然，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就把 2000年当作政策调整的节点。可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在怎样的时候、在社会物质财富达到怎样的程度之后，开始来调整我们的“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走向呢？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立足公平、保证效率”呢？
又如，我们的文艺政策问题。难道我们就能容忍为地主翻案、向剥削讴歌？难道我们就能容忍暴力色情、奇闻探秘、贵族轶事、无病呻吟、极端利己、犯罪枭雄等沉渣污垢泛滥成灾？难道我们就能容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屏幕，轻视文化、抛弃文化弥漫人间？难道我们就能容忍镜头对准“拳头”，胶片走向“枕头”……。文化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此乃颠扑不破。
五、怎样过河
对那些要摸着石头过的河，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
那么，对那些不能摸着石头过的河，我们怎么过？
（一）必须要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过”，而且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大张旗鼓地过。在这类问题上，如果态度暧昧、稍有放松、半点马虎，就可能前功尽弃，正如小平同志说的，也许一夜之间就会塌下来。
（二）必须把摸着过的河与不能摸着过的河区别对待。
对那些不能摸着过的问题：不是不争论，而是不允许争论。不但不允许争论，而且要强制实施：对那些已经确认的善，强制弘扬；对那些已确认的恶，强力打击。你这不是专制吗？对了。在这个领域，就要来个专制。
对那些需要摸着过的问题：应当给予足够的自由。例如：对那些必要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则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你这不是自由化吗？对了。在这个领域，就要来个足够的自由化。
也许，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该强制的没有足够鲜明有力的强制，该自由的却没有足够空间的的自由。
由此我联想到了陈云同志的“鸟笼子”：
假如把天性自由的鸟关在笼子里，它会不会宁愿死掉呢？
假如不根据鸟的种类来确定鸟笼子的大小，它会不会舒服吗？
假如不根据鸟的种类来确定笼子的材质和缝隙的大小，鸟难道不会“钻隙而出、破笼而振”吗？
更何况，需要控制、引导的社会问题，并非只是鸟，那里还有龙虎熊罴。
（三）必须注意保持两条河的协调。否则：摸着过的那条河的河水，必然会流淌到另条河里，且必然会在那里腐蚀那些支撑飘扬旗帜的旗杆，并终将腐蚀掉旗帜本身。例如：如果不对市场经济作必要的改造，在别的领域又怎能保证你的旗帜高高飘扬呢？
结语：
当我思考的时候，我觉得痛苦；
我想开口，却觉得空虚。
因为我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一种目光：
那是那些骑单车、挤公车的人们，向威武骄傲的奔驰轿车投以的复杂目光。

这种目光，这种复杂的目光，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②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意思

今天是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11周年的日子。1997年的2月19日，一代历史伟人邓小平乘鹤西去。

邓小平生前有不少极具深刻哲学思想文化内涵的名言是广泛流传于世的，其中，尤其以他生前曾经亲口所说的两段名言最为世人所熟悉，一是他的“猫论”，二就是他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爱着我的祖国”这段名言了！

许多年前，当笔者看到邓小平先生的亲手题词“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条幅时候，一度陷入了深思，我努力在思考着一代历史伟人的邓小平为什么会在自己晚年突然说出这句名言，他生前，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实践和自由出真知；缺乏生活实践和思想拘谨的人，是出不了真知的。一些人总说，邓小平不是理论家，因为他没有文绉绉的长篇大论。但是，纵观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历史就可以发现，真正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大凡都没有文绉绉的长篇大论，他们的绝大多数思想成果，也并不来自于书本理论概念的堆积和组合，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丰富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直接感悟体味。因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的作品，大多言简意赅和随意，但是往往又包含着非常深刻理论内涵。以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例，孔子的《论语》也就一万余言，老子的《道德经》也就五千余言，惠能的《坛经》也不过几万言。而且，中国孺释道的这三部当家经典，都不是作者当事人的文绉绉的言论，而都是当事人随口讲演的笔录文稿；特别是《六祖坛经》的作者的惠能，他本身居然是个大字不识之人，《坛经》是他的学生纪录的他的讲演言论的整编文稿。

其实，自古以来，人们流传和运用那些历史伟人和思想大家的所谓的理论成果，都不太可能去仔细阅读他们的文稿，而是牢牢记住了他们的几段言简意赅的历史名言和历史成就而已！比如，这邓小平的“猫论”和“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这两段历史名言，就很可能在中国所长期流传下去！而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也是中国开始度过艰难的百年衰败和重新走向“强国富民”及其振兴中华的始端。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反动于中国君主专制的“三纲”文化而言的！

邓小平先生是比较典型的中国蜀学道统中人，他平生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思想条条框框，一切都注重于“强国富民”的根本政治宗旨。中国历史上，不光邓小平才有这样的务实求真和无拘无束的思想道统，许多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过中国传统蜀学道统的人士，几乎都有这样的言行特点！

什么是中国蜀学道统呢？简而言之就是：中国蜀学的概念，最早形成于西汉时期，是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已经客观存在的齐鲁儒家之学和荆楚道家之学而言的。所谓的蜀学的道统，其实就是蜀地的都江堰水利农业的科技思想文化内涵与中国齐鲁儒家之学和荆楚道家之学的融会贯通表达。都江堰的根本精神内涵，是注重和平发展和注重民生的，因此，所谓的蜀学，在无拘无束地吸纳一切外来思想文化内涵的前提下，又一切都是注重务实求真和强国富民的根本政治宗旨的！这就是说，所有蜀学道统中人，都是务实求真和注重强国富民政治宗旨的，都是坚决反对无谓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内耗内斗的！

没有学派显着的特征，是中国蜀学的最大特点；而没有派别之学派，就是最大的学派！你如果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蜀学道统，你也就理解了邓小平！你如果理解了邓小平，你也就摸到了中国传统蜀学之门了！

谁都知道，中国历史上长达几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国家文明文化内涵，是导致中国在近现代历史上开始出现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又尤其以儒家的“三纲”国家伦理，对中国内在创新活力的制约最大！但是，究竟是谁制造了“三纲”呢？现在许多人总是冤枉孔子，说孔子的学说营造了“三纲”思想道统。但是，经过笔者反复考证，笔者现在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文明文化重大基础之一的“三纲”国家伦理，与孔子的思想源流基本上无关，而是直接来自于西汉时代的董仲舒的思想！这就是说，尽管东汉初期问世的代表官方意志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首次在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着名的三纲，但是，这着名的“三纲”的理论源头，却不在孔子这里，而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之中！

谁都知道，中国君主专制时代的国家根本纲常伦理，是“三纲五常”，而经过笔者严谨考证，可以肯定地说，这个重大影响了中国两千年的国家纲常伦理，仅仅正式形成于西汉王朝时代，其“三纲”的理论源头，是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国家伦理的理论源头，则是在西汉王朝的另外一个思想家的扬雄的《法言》之中！而扬雄，就是蜀学中人！

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所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举措的检验的标准和过程。经历了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的筛选和检验，现在，我们今人可以确信地说，董仲舒生前所营造的“三纲”国家伦理，是中国君主专制的重要文化基础，是导致中国内在创新发展动力逐步发生衰退的重要原因，所以，当今中国要想走向民主科学新时代，就必须继续反对和粉碎这个“三纲”腐朽伦理思想道统。

但是，相比之下，扬雄生前所营造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国家伦理，则经受住了两千年的历史检验，被证明其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国家伦理文化精神之一，所以，今后的中国的国家伦理，还应该继续坚持“五常”！

老子说过：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意思是说，一正一反，才是世界正常运动发展的基本法则；而弱势且大量的下流者，往往代表着国家社会正常发展的主流因素。这就是说，在一个正常国家社会的运作中，改革是必然的举措，固守则是制约国家社会正常发展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够实现正确的改革呢？首先，就应该是执政者本身能够去正确认识自己和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正如另外一个伟大的蜀学者严君平所说：“是故，天人之，物类化变，为寡者众，为贱者贵，为高者卑，为成者败。益之者损，利之者害。处其反者得其覆，为所求者失所欲。是以，贤君圣主，势在民上，爵尊天下，泽连万物。德怀四海，道之所佑，天地所助，万物所归，鬼神所与。厉身起节，自谓孤寡，处卑守微，躬涉劳苦，损心挫志，务设民下。不为贵，故擅民之命；不为高，故常在民上；不欲也，故无所不有，不为也，故无所不宰；万物纷纭，身无所与，故能为之本。”（《老子指归·得一篇》）

通过严君平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西汉王朝时代，中国的蜀学就与董仲舒等人营造的“董儒”的“三纲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分别了！这就是说，自西汉王朝始，可能后来的儒学，就已经不是“孔儒”了，而是“董儒”了！“三纲”文化，明显不是来自于“孔儒”，而是来自于西汉王朝时代的“董儒”！而且，西汉王朝时期，严君平和扬雄等蜀学之人，就在思想上与“董儒”发生了巨大分野！非常明显，严君平和扬雄等蜀学之人的思想道统，是继承了中国原始道家和原始儒家的正传思想文化成果的，而董仲舒的“董儒”则自己营造出了一套“天人感应”理论体系，他通过自己所营造“三纲”国家伦理，将中国引向了一个“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亚宗教和君主专制的歪道上去了！

董儒营造的“三纲”思想对中国的毒害是相当大的！一是这个“三纲”完全背离了正确的“天人”运作法则，错误树立了政治权力崇拜的理念和习俗，且将广大人民群众排斥到了所谓的“草民”的境地中去了！这就是说，即使如今依然制约着中国的“强国富民”的改革举措的社会腐败的文化因素源流，也在“三纲”这里。因为，腐败，是依托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权力崇拜”这种社会现象而生存的，或者说，国家社会的腐败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这个“权力崇拜”文化因素，而中国历史上的董儒所营造的“三纲”文化，就是这个“权力崇拜”的最重要的文化基础！由此可见，要从根本上杜绝国家社会中的腐败现象，固然需要国家建设出一系列民主监督运作机制，但是，如果国家不事先破除这个“权力崇拜”的文化毒素，那么，不仅仅国家社会中的腐败的文化原因就依然存在，而且，任何民主政治的新举措都难以实行开来！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当今的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个重大历史文化任务，就是我们应该继续反对“三纲”的历史腐朽文化，同时在国家社会中树立起普遍的民主政治文化的新国家伦理理念！

那么，要实现国家民主政治运作机制，就应该事先行粉碎掉至今依然日用而不知地制约着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崇拜”文化毒素，而要粉碎这个“权力崇拜”文化毒素，就必须对症下药和针锋相对地反对“三纲”！

“反者道之动”，如果要粉碎破坏掉“三纲”的这个中国历史腐朽国家伦理文化，就应该事先弄清楚中国古代国家关系伦理的的建设原则。中国古代的国家理论模型，有两个，一是道家和蜀学坚持的“天人合一”理论。即，中国古哲将国家社会的关系类比于天地自然生态，然后，再加进认识者的主体身心因素，这样，中国的蜀学、道家和儒家就构造出了一系列“天人合一”的国家理论！在这样的“天人合一”国家理论中，一切的理论认识都是相对于人的性命和身心主体感受而言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国家理论，是不可能产生出“三纲”那样的具备发散和收敛特点的宝塔一元模式的政治伦理，而是一再强调“反着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和“为贱者贵，为高者卑”反向政治原则的！

这意思说白了，就是，在“董儒”看来，太阳生地，地生人，父生子，所以，君主就生人民。这样，认同天和君主至高无上的“三纲”伦理就油然而生了，三纲一旦问世流行，“权力崇拜”和“天授君权”的国家伦理就流行社会了，这样，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也就形成了。由此可见，董儒的“天人感应”理论的根本思想模式是线性一元的，是春秋大一统的，是亚宗教的，是君主专制的！

但是，在蕴涵原始道家、原始儒家和古蜀文化道统的蜀学者看来，人间的一切，都是相对于人的性命存在和身心认识主体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性命和人的身心主体的存在前提，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一旦人的性命主体存在于国家社会之中，那么，广义上的人和人的生存发展权利，才是至高无上的！由于人有群分关系，所以，世界的本质又是数量的关系。虽然国家社会中的确客观存在着君主和臣民之分，虽然国家社会中的确客观存在着富贵和贫贱之分，但是，数量大者为上为主，数量少者为次为副。因此，在国家社会中，不是君主生人民，而是人民群众生君主，君主和人民的两者共同构成了国家社会。同时，国家社会又是天地自然的产物，所以，国家社会的所有伦理原则，都必须服从于天地自然伦理！而在天地自然中，没有谁绝对可以统治谁的关系，一切都是互相独立又互相依赖及其彼此扶助所存在的，即使弱肉强食，也必须服从于生态再生原则！

大家看看，虽然以上笔者所列举的两种国家伦理，都是中国古代国家伦理，但是，它们的内涵却是南北差异甚大的！由此可见，说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中没有民主、自由、博爱、科学等因素，是无知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丰富多彩的大山大海，内涵非常丰富，关键在于你如何根据利于现代发展的需要去正确撷取所用！

既然董儒将中国古代国家社会伦理模型看成为是父子关系，且把国家社会中的代表官方的君主阶层看成为是“君父”，而把国家社会存在的基础和事实上推动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看成为是“子民”和“草民”。那么，邓小平就来了个“反者道之动”，他作为中国官方的代表的人物，于是乎，邓小平就公开对世人宣布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大家看清楚没有，一代历史伟人的邓小平生前所公开宣示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之中，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文化革新内涵了！他，是在反动于“三纲”历史腐朽文化伦理！他，是在试图粉碎破坏掉“权力崇拜”和“君父”董儒文化理念！他是试图启活中国的民主政治文化火苗！他是在试图引导中国进入民主科学的历史新时代！

一代历史伟人的邓小平，永垂不朽！

12:40 2008-2-19

③ 关于猫的历史故事

1、陆游一生笔耕不辍，其中写给猫的诗就有十多首，在诗人中堪称佼佼者。这些诗中，有姓名的猫有三只，分别是小于菟（小老虎）、粉鼻、雪儿。

陆游之所以养猫，一开始也是为了收拾老鼠。他喜好藏书，家里就是个书窝，但老鼠一直来捣乱，把他的书咬得一片狼藉，他专门写过一首《鼠败书》，来控诉老鼠的“罪行”。由此，陆游便养了一只小猫，由于小猫擅长抓老鼠，还给它取了一个霸气的名字——小于菟，意思是小老虎。

2、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还曾记载，秦桧的孙女非常宠爱一只狮猫，有一天却突然丢失。于是就命令临安府的人限期找回，闹得全城皆知。

3、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养猫，主要是为了消灭田鼠。《礼记·郊特牲》中就说，“迎猫，以其食田鼠也。”（养猫是为了让它吃田鼠）

4、近代文人丰子恺也是爱猫如痴。他曾说：“猫的可爱，是群众意见。能化岑寂为热闹，变枯燥为生趣，转懊恼为欢笑，能助人亲善，教人团结。”抗战胜利后，丰子恺居住在杭州。有一回，他养的猫丢了，十分着急，马上刊登寻猫启事，上面写着，对找到猫的人予以酬劳。

5、1953年，一只叫威利叔叔的猫被车撞了，伤残严重。海明威不得不对着它的头开枪，以解除它的痛苦。一封留存至今的信里，流露出他深沉的情感：“这就好像对着一个我了解并爱了11年，断了两条腿并且痛苦呻吟的人开了枪。”

8年后，海明威饮弹自尽。死前，他不忘在遗嘱中安顿家里的猫，将遗产留给了猫咪们，让它们世世代代都衣食无忧。

④ 谁能将薛定谔的猫论，跟古老的算命联系阐述一下！

指迷居士，真实姓名许世有，男，1983年生，祖籍福建。字解玄，号指迷，着名预测师，择日师，命名师，风水师。自幼热衷于易学，曾游走四海，拜访名师，对周易、相学、八字、日学、姓名学、风水学等预测学科有深层次的见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真正的运用易经文化为人指点迷津、排忧解难。是经过权威网站认证的命理学专家。
你也可以上网络贴吧，指迷居士算命吧去看看，有很多预测实例。
所谓命，就是一个人生下来，这一生要做什么，是当农民呢，还是做官，或是商人……这就像你生下来就是宝马汽车，或者是牛车一样，是注定的。而运呢，运就是人在世界上所经历过的各个时间段，运又分大运、小运，大运五年一更换，小运一年一换、流年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每一年。那么命运合在一起就像是一辆车行驶在路上一样，你所经过的路是平坦的，就顺，崎岖不平的就曲折坎坷。
有人说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也有人说命运是注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句话只能说是各对一半，比如一只鸡，从蛋壳出生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精心饲养，使它成长得更好，更大，更强壮，但是鸡始终是鸡，再怎么努力饲养也不可能养成鸭或变成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改变去实现属于自己命中注定的最大的成功，但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做将军，不是每个人去努力都可以当皇帝，命运合在一起我们就能看到很多的现实故事了，有的人命理格局高的，虽说做了官，但运气行的不好，所以官做的很不顺，处处有人给他穿小鞋，官越做越小。而有些人命理格局低，则是农民，可是运气行的好，所以生活很幸福，种地风调雨顺，打工年年有余。 易经是中国流传了五千多年的魁宝文化，是任何人都无可置疑的，周易算命不是为了简单的了解自身的命运，而是在知道命运的基础上还要知道去做到如何趋吉避凶，破祸成福。比如某人八字金旺木衰，最宜行东方木运，事业方位上也最适合在自己出生地为准的东方城市发展，所谓财在东方人往西，走错方向失良机，如果这个人不懂周易的，又往出生地的西方发展，加上大运不好的那不是破财就是疾病，就算大运很好的，本来应该一年赚1千万的，可能只赚了5百万，方位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可见算命的境界不在于算得准，而是应该在算得准的基础上如何做到趋吉避凶，破祸成福。（个人观点仅供参考许先生QQ：370928999）

⑤ 猫在古埃及有怎样的地位

埃及猫是月神贝丝的化身，是夜灵的暗使，最高大的宫墙都无法阻止它们的潜入，它们像圣灵一样站在高高的墙头俯视埃及最尊贵的王族们，在那雕琢着睡莲花纹的墙头轻捷来去，毫无顾忌，直到年轻的王后因自尊无法忍受被猫轻视的伤害，下达了驱逐宫苑之中所有的猫儿的命令，猫儿们才陆续离开王宫，回到供养它们的神庙中去。

关于王后诺亚丝讨厌猫的脾性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已故王后留下的唯一的孩子玛苏儿公主，长公主有一张不苛言笑明艳的脸和尼罗河畔的雪花芦苇一般窈窕婀娜的身体，而那双杏核般美丽的眼睛看人的时候像极了漫步在宫墙上高傲的猫儿，清冷而淡漠的，让王后既使穿戴着最华丽的衣饰都会感到低她一等的寒碜。宫人们私下传说王后独自在寝宫里的时常情不自禁地摹仿公主的衣饰举止，但往往以撕破裙袍和踩碎钗环而告终。

十六岁的公主是全埃及最高贵的少女，她从身为上代长公主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血统比起几个弟妹来说是纯之又纯，法老王曾经有过让这个女儿继承王位的想法，但是因臣子们的进谏而最终放弃。世上没有哪个女子有法老的长女那么尊贵，先为公主然后嫁给自己继承王位的弟兄作埃及的王后，一生荣华直到死去。可是玛苏儿的命运就有一点凄凉了，法老最大的儿子让那年才七岁……

宫人们都知道公主的脾气有些古怪而性情又过于沉静，她未来的夫君让很不喜欢他的姊姊，每次两人的会面都是十分地冷淡，公主随便问了弟弟几句后便抬手示意王子的姆妈带他回去，而让只要到了要见姊姊的时候便什么毛病都来了，甚至哭吵着在地上打滚就是为了不要见她。

玛苏儿的姆妈卡莎是下埃及的贵妇，每到天气晴朗的日子，暮色降临的时候，卡莎就将东方进贡的宝石织毯铺展在王宫正对着尼罗河的白石高台上，那上面宽阔而洁净，被宫人们洒上了芬芳的花朵，尼罗河浩渺而美丽，在高台上极眺可以轻易越过宽阔的宫墙望见长流的江水和透明无边的砂黄色天空，公主躺在织毯上，舒展着洁白的手臂，合着眸子静静捕捉远风送来的声响和花香，谁也不敢打搅她此时的快乐，夜色清凉如水，月亮慢慢升起。公主每天都等待着这个时候，因为尼罗河畔的月神庙里的晚祷的钟声敲响，祝祷的歌声乘着风儿的翅膀悠悠飘来，冰消了那王女的冷漠与骄傲，公主的笑容于是像孩子一样地单纯而甜美了。

深宫里的日子缓慢如抽丝，内心里的寂寞像幽暗的森林里流水孤独的声响，公主常常在深夜醒来，披上长袍走到高台上去，谣远的神庙灯火亘夜不绝，似乎还有人在独自练习歌唱，这孤单的声音像明镜一样呼应着公主的魂灵，玛苏儿的心像被一只细细的小手揪着一样，隐隐作痛。

王宫的万神庙里祭奠着用巨大的白石雕琢的众神，长明灯在高大的石柱上寂寥地燃烧，娇小的公主像一朵清香的睡莲花悄悄绽开在暗夜里，神像们森冷而庄肃，玛苏儿渐渐害怕起来，她提着灯在神像中寻找着那魂萦梦牵的因由，她知道月神贝丝是这世上最温柔的女神，她能明白她的苦恼和哀愁，她想把心中所有的寂寞向她诉说，但她真的不知道她的忧闷从何而来，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

[Page]公主于是跪伏在月神的雕像面前合眼祝祷，月神的猫脸上用祖母绿镶嵌的双眼里淌下清亮的泪水，滴落在她脚下石猫的头上……
公主隐隐听见有人温柔地喊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原来是月神脚下的一只树影花纹的猫儿，猫儿的眼睛默默地凝注着她，她奇异这只猫儿来得太巧，而她又是最喜欢猫儿的，上前想去抚摸它，猫儿轻捷地一跳，逃走了，公主于是跟着追了上去，猫儿跑得并不快，但是公主怎么也捉不到它，但她却一点也没感觉到累，反而身体越来越轻捷起来，等追上那只猫儿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雪白的小猫……

⑥ 刘伯承的故事！！！！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兇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着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着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
参考资料：北方教育网

⑦ 你了解历史上的“猫奴”——嘉靖皇帝吗

现在爱猫养猫的人非常多，他们都自诩为“猫奴“。养猫在中国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比如大家所熟知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而历史上有个人爱猫程度绝不比现在的人差，这位猫奴可谓之有过之而不及，那就是嘉靖皇帝。到底嘉靖皇帝多爱猫呢，下面请听波奇网的小编慢慢道来。
嘉靖皇帝嘉靖皇帝的爱猫，名字叫霜眉，是一只狮子猫，也就是现在说的长毛波斯猫。古书中记载，霜眉是微青色，双目晶莹，特别明白皇帝要干什么。皇帝要出门，或者要去某位后妃那里，霜眉都赶在前边跑，带路。霜眉也经常陪皇帝睡觉，嘉靖对他喜欢得不得了。嘉靖皇帝二十年都不曾上朝，却经常与爱猫玩耍。可惜，后来霜眉死了，他都为此难过几天不吃不喝。
更夸张的是，皇帝还下旨令各部翰林等官为爱猫拟写祭文超度。群臣多因“题窘”而无从下笔，唯有礼部侍郎袁炜妙笔生花，以“化狮为龙”一句。嘉靖一看，非常高兴，霜眉成龙了，那就叫虬龙吧。深惬嘉靖帝之意。袁炜因此官运享通，两年之内就升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加一品衔，担任内阁大学士。此外，嘉靖为霜眉选择了下葬的地方，在景山北边，霜眉的坟，就叫“虬龙冢”，旁边种的柏树，就叫“虬龙柏(详情介绍)”了。只是现在，冢与墓碑都不复存在，只剩下了这棵柏树。
虽然嘉靖皇帝的爱猫霜眉死了，但在他的带动下，紫禁城出现养猫潮。皇宫大内里的猫，据说都有官阶俸禄。负责喂猫的太监，有个名号叫猫老爷。当时还给猫起了很多好听的名字，纯白的叫一块玉;黑身子白肚皮就叫乌云罩雪;白毛黄尾巴的叫金钩挂玉瓶。看来还是古人有内涵，取的名字都那么有文艺气息。
虽说我们现在的猫奴不可能像嘉靖皇帝那么夸张了，但保持一颗爱猫的心总是不会错的。不论猫咪品种好坏，既然选择了养猫，就要对它负责到底。做一个合格的猫奴，让自己的猫咪健康快乐的成长。

⑧ 刘伯承质料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兇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着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着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