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起着怎样的作用
摘 要: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民国以来,尤其是到五四运动、大革命和抗战前期,他一直都是一位大名鼎鼎、无人不晓的历史风云人物,并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既是近代中国一位有重要影响而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之一。虽然是红极一时的名流,却也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悲剧人物。他的一生处在旧中国专制统治、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水深火热之中,个人的经历充满着惊险,受到的不幸遭遇和待遇,更是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他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也是无法磨灭的。然而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他在执行国民大革命的错误决策以及后来的“托派”问题上也有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那么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贡献,又有着种种是非的历史人物,我们该如何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此,我们认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无论是表彰,还是责难,都必须直面历史真实,厘清界限,清楚是非。因此,本文是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和过错两方面进行阐述,理性的对其一生作简要、客观的评价。
一、 伟大历史功绩
由于陈独秀的历史经历奇特、显赫、曲折、跌宕,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他的毁誉纷呈,褒贬不一,但谁也不能否定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正是他的卓越贡献,所以人们至今都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永远的把他载入了史册。
对此,陈独秀传记的一位作者指出:“如果把一个人与时代联系起来的话,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起到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可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代表人物是孙中山。那么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起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可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1]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新观点。
从陈独秀的历史业绩来看,主要体现在其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的领袖作用以及建党上的地位和在大革命之前的领导工作上。
他所创办的《新青年》影响了几代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鼓舞了永远的后来者。陈独秀曾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民主和科学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两大动力”,“若舟车之有两轮焉。”[2]他正是高举着这两面大旗,领导了历史和时代的潮流,启蒙了一代热血青年。这本杂志被当时的青年誉为“青年界之良师益友”、“青年界之明星”,可见《新青年》杂志及陈独秀在青年中影响之深,连毛泽东也称其为“自己的楷模”[3]
郭沫若也说:“对于封建社会旧文化的抨击,梁任公、章行严辈所不曾做到乃至不敢做到的,到了《新青年》时代才毅然决然的下了青年全体的总动员令。”[4]
作为一位“开天辟地”的新文化运动的最早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伟人,被誉为“学界重镇”[5],可以说5000年以来前无古人,毛泽东也赞他为“思想界的明星”[6]。他的许多着作中的精华,更是祖国文化精神的珍贵遗产和宝藏。
五四运动在他的影响和培育下,为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这是改变中国历史走向和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一件大事。他和李大钊一起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如今还在带领中国人民为建设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披荆斩棘。毛泽东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7]这个评价是符合当时实际的。
毛泽东还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在我一生的关键时刻给了我最重要的影响”,“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8]
着名的陈独秀研究专家任建树也说:“陈独秀一生的思想演变,不啻是一部近百年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缩写。他的革命经历大体上同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同步前进,并相互影响。纵观他的一生,两件大事应该大书特书:一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二是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已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必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确实,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仅点燃了反封建的启蒙运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作用,他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功绩将永留史册。
二、主要错误
1、大革命中的错误
陈独秀先生从叱咤风云、光耀辉煌,再到罢黝离党、曲折跌宕,其一生命运的突然转折就起因于大革命失败。
过去在共产国际的支配下,一直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已翻过了好多页,我们也应当拨开历史迷雾,冷静客观的来审视当时的历史和陈独秀的命运。
大革命时期党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共产国际右中有左,左中有右,操纵一切。第五届党代会之后,临时中央已把陈独秀排除在外。对此,陈独秀说过“叫我如何领导?”并曾提出辞职。随后在共产国际罗明纳兹的操纵下,“八七”会议又对他缺席批判,加以罢默。陈独秀毫不讳言,他作为总书记,也受国际组织纪律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有“左”也有右的错误,愿承担责任;但在共产国际支配下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他至死一直不服,并为此两次拒绝到莫斯科。
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了”,“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是要负责任的”。[9] 陈独秀在承认和承担错误的同时,还把犯错误的原因总结为,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10] 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苏联在遥控,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虽然持不同意见,并在事实上有过抵触,但为了大局也只能是服从而保留自己的意见。“1926年上半年中共对国民党新老右派的三次‘妥协退让’,完全是由共产国际、苏联及其在中国的指导者维经斯基、布勃诺夫、鲍罗廷等错误造成的,他们对这三次‘妥协退让’乃至其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如果说陈独秀在这三次‘妥协退让’中也有责任的话,那也只负次要的责任。”[11]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定论”,是“源于共产国际的需要和指示”,是“斯大林操纵下的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操纵下的中共为了当时政治的需要而定下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结论,历史在没有道义的情况下记下了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结果”。[12]
毛泽东也表示:“大革命中,我们党犯过右倾错误;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时期,我们党又犯过三次‘左’倾和抗战初期一次右倾错误,都是来自第三国际。”[13]
现在,随着俄罗斯档案新材料的开放和利用,史学界对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责任进行深入探讨后得出的结论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只能承担执行错误路线的次要责任。对此,有人统计过,1923—1927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问题的会议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平均两天半一个决议,事无巨细地遥控指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中共的很多重大事情,如与国民党合作、对中山舰事件与整理党务案的处理等,都得听命于莫斯科。等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考虑,把一切责任推向陈独秀,把一切错误也推给陈独秀。
既然如此,则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因陈独秀长期受到批判而延续下来的关于“大革命失败”的错误认识,随着今天对陈独秀功过是非的正确评价,也应该矫正过来,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即不能将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归于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的领袖,即便要负部分历史责任,也只能是相应的执行错误决策中的连带责任。
2、加入托派(托洛茨基主义派的简称)的错误
这是过去一直被认为是陈独秀犯错误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他参加“托派”,与党发生分歧,干扰了党的革命斗争,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14]即使后来他被捕关在国民党监狱里,也没有在国民党的威胁、利诱面前屈服过。
事实上陈独秀本人也是反对分裂和破坏党的,当他看到托派的主张不利于抗战,与自己的抗战救国的愿望相悖时,竟对托派给以严厉批评,出狱后断然拒绝了与托派的联系,并申明与其“各奔前程”。[15]
历史也已经向我们证明,他并不是“反革命”、“汉奸”、“叛徒”。过去强加给他的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已经被党的文件和历史资料一一否定了。
三、简要评价
历史已经过去,当再次回顾先烈走过的路时,我们确实需要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上进行理性的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我们无需以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毕竟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既是中国革命极其复杂的时期,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而他作为党幼年时期的领袖,自然就注定了他免不了要受到所处时代的局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代领袖当作神,更没有必要从反面神化他,我们应该把他放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看待,不夸大、不贬低,还他一个真正的面貌。这样才能更客观更公正地评价陈独秀这位重要党史人物。
就其贡献而言,五四运动前后至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倡导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作为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引导时代前进的。不论是倡导新文化运动,还是传播马列主义,乃至创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仅从这一点来说,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驱,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学者,乃至20世纪的精神领袖等光环和荣耀形容都不为过。郭德宏也在《略论陈独秀的历史地位》中说他有七大历史贡献,五大杰出成就,一个杰出表率。这些都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共产国际、党以及自身等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和全党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作为那个复杂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他没能超越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对中国的国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共产国际的控制下,不善于玩政治的陈独秀就难免会发生某些失误。
但是,人们却一直习惯于一笔抹杀陈独秀前期的巨大历史功绩,而无限夸大他后期的重大错误,把陈独秀粉作是右倾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甚至托洛茨基主义代名词。很明显,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周恩来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及开除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而廖盖隆的结论是:“总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任建树先生也认为,“作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陈独秀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树铜像予以纪念。”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可以说,都是为国家民族奔波奋斗的一生,是大公无私的一生,其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理所当然地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陈独秀早期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还必须指出,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陈独秀在大革命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也有一些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和错误。但是,陈独秀的功就是功,过就是过,既不能用他早期的功劳去掩饰其后期的错误,也不要以他后期的错误去否定其早期的功劳。对于陈独秀早期的历史作用,应予充分地肯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因此,我们可用评价毛泽东的功过的立场来评价陈独秀,虽然犯有错误,但相比其功劳,错误是次要的,功劳是第一的。我们应当宣传他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高举陈独秀最先举起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三面旗帜前进,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为民主、科学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而奋斗。当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一个客观真实的陈独秀一定会为更多人所了解和接受。
2. 陈独秀的简介及其评价
陈独秀的评价:一、陈独秀精神是民主的精神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唤醒了一代中国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青年》于辛亥革命遭到失败,复辟帝制逆流猖獗之时,针对中国社会愚昧、落后的状况,高举起了民主大旗,即德先生(Democracy),启发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陈独秀创立的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正是在他的民主精神的引领下,对内打倒了军阀,对外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陈独秀是民主的斗士,是民主精神的领袖,民主或 “德先生”是和陈独秀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独秀把民主称为“人类进步之唯一的伟大指标” ,他对民主的执着和领悟,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最早的反思以及中国社会主义最早的探索,即使在今天,也不由得让我们惊叹他那超前的眼光。1936年3月,陈独秀发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才至把党,把各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语言的还要丑陋”。
二、陈独秀精神是科学的精神
新青年》在力倡民主的同时,提出的另一个口号就是科学。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而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用科学的态度看待客观事物。科学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迷信盲从,愚昧无知,简言之就是蒙昧。
鲁迅先生指出:“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论的人的对头。”又说:“据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东来的方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
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明确宣告的那样: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正确的,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德先生”、“赛先生”不仅是革命的武器,也是自身建设的法宝。回顾党的历史,只有在坚持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党的革命事业才能免入歧途,党史上无论是“左”还是“右”的严重错误,都是偏离了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所致。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对中国未来社会的进一步改造,同样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双翼和两轮。
三、陈独秀精神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祝彦先生在《尊重历史,尊重陈独秀》一文中指出,“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并褒扬陈独秀一贯的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并举例说明了陈独秀一生的爱国精神,足以服众: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就以饱蘸爱国热情的笔墨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7000余字,从国防战略的高度,阐述了他对加强长江沿线防务重要性的观点。这是中国的大门已被打开,中国正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 18岁的陈独秀撰写的一篇充满了爱国热忱的论文,希望清政府能够意识到危机四伏的现状,加强长江国防。
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陈独秀在安庆发起成立了安徽爱国会,并召集安徽爱国人士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拒俄大会。陈独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呼吁“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愤于中国人“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
令人敬佩的是,陈独秀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并不计较个人得失和恩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独秀一走出了国民党监狱,即投入到火热的抗日斗争中去。为了同仇敌忾,陈独秀毅然表示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陈独秀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他深刻的理性思考的,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炎黄子孙具有永远的警醒意义。陈独秀说:“我们中国,家族的制度,在各国之中预算完备的了,所以中国人最重的是家,家家有家谱、有族长、有户尊、有房长、有祠堂……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至于“国家何物,政治何事”,一概不知。如果与他们谈到国家之事,总认为有皇帝官府作主,与老百姓无关,不知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若国大乱,家何能保”的道理。
为此,陈独秀提出了每一个爱国者都必须遵守的“五字格言”,力求国民性质得以改善——
(一)“曰勤”:必须以勤勉改变“吾华惰民”之习惯,从经济学的生产三要素看,“故人力应视为最重大之生产要素”,所以“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否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
(二)“曰俭”:如果每个人贪食渔色,奢侈成瘾,必然“堕落人格”。倘若国家奢侈成风,必然“国力虚耗”。所以,陈独秀大力提倡勤劳节俭,主张“人人节衣省食,以为国民兴产殖业之其金”。
(三)“曰廉”:陈独秀对那些强取横夺,贪占国家或个人钱财的赃官贪吏,历来都是恨之入骨。由于贪官当政,大小官员贪得无厌,形成贪风四起,贪额暴涨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反贪倡廉,惩贪奖廉。如果贪官不除,“有何爱国之可言!”
(四)“曰洁”:我华人“外观之污秽”太甚,“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陈独秀极为厌恶这等“卑鄙龌龊之国民性”。所以,他提倡全社会既要搞好公共卫生,也要改善个人的心理卫生,真正做到凡我“爱国志士,宜使身心俱洁”。
(五)“曰诚”:无论是“人而无信”,还是“政府无信”,都很可恶,对国对民都很有害。所以,人要言而有信,国要取信于民。
四、陈独秀精神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
首先,南陈北李,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引进者和倡导者,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毛泽东说过: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方面,相当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其次,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并作为党的前五届领导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实践者。对于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唐宝林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的《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一文,依据俄罗斯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揭示出1923~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完全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又搞文过饰非,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头上。
再次,面对国际共运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斯大林主义,陈独秀又是中国最早怀疑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并进行反思的人,是最早深刻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探索中国革命,他又建立了“中国***左派反对派”,成了中国“托派”的领袖。“托派”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系,托派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党内要有民主”,“托派”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种探索,俄国已经给托洛茨基平了反。
第四,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殉道者。正因为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早传播、探索和实践者,特别是后来,他成为了中国“托派”的领袖,使陈独秀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同时又是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殉道者。
因此,陈独秀精神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而不是假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更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精神,他的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辟论述,至今对我们仍起着警钟的作用。正如郭德宏先生在《陈独秀评议》一文中所指出:有的人说陈独秀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难道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是别人写的吗?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指导都是别人做的吗?中国***竟然那么没有水平,选了一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当了自己最主要的领导人吗?
五、陈独秀精神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
1919年7月,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又说陈独秀:“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是什么?笔者认为,无论是革命前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年代,还是当今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和和谐社会的年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在要求,其基本元素就是民主的精神、科学的精神、爱国主义的精神和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陈独秀精神恰恰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内在要求基本元素的体现!
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有个普罗米修斯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名字的意思是“先知”。他是被宙斯放逐的古老的神苰族的后裔,是地母盖娅与天父乌拉诺斯所生的伊阿佩托斯的儿子。他与智慧女神雅典娜共同创造了人类,并教会了人类很多知识。当时宙斯禁止人类用火,他看到人类生活困苦,就帮人类从奥林匹斯盗取了火,因此触怒宙斯,将他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上,同时每天派一只鹰去吃他的肝,他每天忍受被恶鹰啄食肝脏的痛苦,他的痛苦要持续三万年,而他坚定地面对苦难,从来不在宙斯面前丧失勇气。陈独秀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郭德宏先生说陈独秀是与孙中山、毛泽东具有同等历史地位的伟大人物,一语惊人,一语中的。
实际上,陈独秀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贡献和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要大于毛泽东的,他所极力推进的“德先生”、“赛先生”,不仅震撼和引领了一代炎黄子孙,特别是中国***人,而且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改造,仍然有着深远的启导意义,他的民主的、科学的精神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和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精神内核。
3. 对陈独秀的评价
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
① 《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
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
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为领袖,是足可自豪的!”①
33年以后,即1975年12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
1979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的全部思想的变迁,那只有陈独秀。我们可以说,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最完整的代表人物。”③
①《国际主义者》第3期。
②双山讲述,方丈译:《陈独秀的生平和思想》,香港《新观察》第6期。
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香港 《观察家》第26、27期。
如何来看托派的这种评价呢?陈独秀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一种思想形成后好走极端,而且固执己见,不为人所动。他甚至故意放纵自己这种思想方法,说:“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①结果,他有时确能发现常人不能发现的新问题,发表惊世骇俗的见解,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但不少情况下,他荒谬绝伦,迷途而不知返,造成可悲的后果。正确与错误、伟大与渺小、喜剧与悲剧这样奇特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是罕见的,这是造成人们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郑超麟等人对陈独秀一生的评价明显反映出托派的偏见,如此拔高陈独秀,目的在于抬高他们托派自己,挟独秀以自重,历来如此。
4. 陈独秀的历史贡献及人格魅力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9月15日,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曾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1922年11月5日,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陈独秀停职。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捕。1942年5月27日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享年63岁。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五四时期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几乎无人不知。其一,这和他主编《新青年》有关。《新青年》是“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主要舆论阵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革命青年的向导,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二是在他的呼喊倡导下,民主与科学成了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与运动主调,影响极其深远。其三是他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既深刻又尖锐,是当时的人无谁可比拟的。
正因为如此,一大批进步青年都团结在陈独秀周围,纷纷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一些革命青年甚至还直接与陈独秀和《新青年》联系,争取支持,并仿效《新青年》在各地创社团、办刊物,形成一股庞大的全国新文化力量。较有名的为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恽代英、林育南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出版《新声》杂志等。他们都以陈独秀为领袖,以《新青年》作向导。如1919年3月,恽代英等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确如毛泽东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创立中国共产党
1919年秋天陈独秀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春,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策动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
5. 《觉醒年代》中,该如何评价陈独秀
《觉醒时代》中的陈独秀是同类影视作品中最立体的,不羁、傲慢、童心,看似离经叛道,却极具人格魅力。
《觉醒时代》中的陈独秀无疑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无疑是这部剧的男一号。整个故事围绕着他展开。
陈独秀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觉醒时代》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被列为两大主角,这是陈独秀第一次成为影视作品的主角。
看完这部剧,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人就像一个猛士,一个勇士,一个高士,甚至一个死士,可以为自己的信念付出一切。
他光明正大,一生犯错,但没有犯过罪。虽然他后来被开除,但他没有像张国涛那样背叛党,被蒋介石利用,更不用说周佛海和他了陈公博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成了日本汉奸。
他可以坦诚相待,热情真诚。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陈独秀“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6. 历史上怎么评价陈独秀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中共的创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期所犯的错误也不能全归咎他,有共产国际的原因,加上中共太年轻,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他所犯的错误应该是集体错误,不该由他一人承担!
他两个儿子为革命献身,本人又曾经身陷囹圄多年,但不曾叛党,坚定立场!是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7. 如何评价陈独秀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的地位
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陈独秀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
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两大口号是:德先生、赛先生。
1、“德先生”:即“Democracy”,意为“民主”,所谓“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
2、“赛先生”:即“Science”,意为:“科学”,所谓“科学”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唤醒了一代中国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青年》于辛亥革命遭到失败,复辟帝制逆流猖獗之时,针对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高举起了民主大旗,启发国民的民主主义觉悟,向封建专制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德先生和赛先生意义
“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一口号,是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
8. 高一历史:如何评价陈独秀的主张
在陈独秀重新认识人民群众的同时,仍然遗留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咒骂“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又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8]从这种蔑视群众的观点出发,陈独秀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19],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压服多数人的运动。因此,陈独秀反对把国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众的肩上,认为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20]!可见,陈独秀尽管在五四运动之后,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提高,看到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作用,但从本质上来看,陈独秀还是蔑视人民群众的,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因而要求解放的愿望也是最强烈的,是一个革命最彻底的阶级。 由以上不难看出,陈独秀一方面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肯定他们的作用,鼓励他们起来改变现状,使自己居于治人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谩骂人民群众,看不起他们的作用,因而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境地,明显地体现出其民众观的二重性。 三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思想也往往呈现出矛盾的状况,陈独秀也不例外。以上我们看到,陈独秀前期的民众观是二重性的,究其根源,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 第一,从阶级根源看,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剥削阶级家庭,从小接受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教育,青年时代又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和进化论观点,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共和思想在他的脑海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所以,他积极主张走资产阶级共和道路。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一片黑暗,民众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此,陈独秀多少能看到一点,特别是在他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之后,更能意识到这点。因此,他能够表现出对民众受压迫和受剥削境遇的同情,并且去关心他们的疾苦,体现出他思想中积极的一面。但是,他的剥削阶级思想并未消除,更由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认识上的主观片面性。在生活上他是远离人民群众的,不可能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不可能懂得他们的切身需要,更不了解他们中间蕴藏着的巨大的革命潜力,他只看到封建官僚、军阀、政客等一群统治者的昏庸腐朽、贪婪无耻、残暴成性和奢侈浪费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和软弱无能。“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21],以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而广大人民群众也都如此,并把原本属于封建上层社会寄生阶级的恶德丑行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丑陋秉性、顽劣固疾都当成是全体国民,包括广大人民群众的通病。“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22]?可见,陈独秀的认识是错误的、片面的和主观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民众观是双重的。 第二,从思想政治根源来看,这一时期,陈独秀的脑海里明显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又具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内容。两种世界观互相交织,互相影响,同时并存,造成其民众观的双重性。 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对陈独秀的影响极为深刻,他满脑子都是英雄伟人的观点,因而片面强调伟人圣贤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认为“近代贤豪,当时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23]。还说,“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浊流,惰力甚大”,所以,“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24]。“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25]。在陈独秀看来,近代中国日益贫弱,国不堪国,民不聊生,是由于缺乏“为之中枢,为之模范”的英雄伟人之缘故。很显然,陈独秀对英雄伟人是顶礼膜拜的,他不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几个英雄伟人是行不通的,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伟大作用,才有力量同旧势力进行斗争,如果英雄伟人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会失去其基础,就没有力量。对英雄伟人的崇拜,势必会造成对人民群众的轻视,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陈独秀脑海里充斥着英雄史观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些观点,从而使他的世界观有了某些改变,才会使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所提高,他才会懂得改革社会单靠少数伟人是不行的。他说:“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增加一两个善的分子,不能够使社会变为善良,除去一两个恶的分子,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为不恶。”“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于个人甚远,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26]。世界观的某些改变,决定着陈独秀民众观正确的一面,但是,必须特别强调的是,陈独秀世界观的转变是不彻底的,因为在他正确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作用的同时,还在谩骂人民群众,认为“中国人欠诚实”[27],像“一盘散沙,一堆蠢物”,这充分说明了陈独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并未消除,英雄史观也并未克服,否则不会如此对待人民群众。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中存在着严重矛盾对立的两面,其正确认识民众的一面,虽然没有达到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但已具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特别是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是非常可贵的。陈独秀轻视、谩骂民众的一面,则表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是他后来陷入右倾投降主义泥潭并主张取消主义观点的重要思想根源之一,甚至也是他后期反对全民抗战的根源之一。当然,处在一个变革动荡的历史时代,任何人都难免会出现矛盾的思想,我们不应该苟求于他。
9. 陈独秀的一生该如何评价
陈独秀一生经历十分复杂,既有早年的辉煌,也有晚年的凄凉。他是那个时代站在中华民族和世界进步潮流前列的人物,对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因其一生有过许多变化而成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陈独秀由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转而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虽然脱离托派,但最终没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他的人生悲剧。
在指出陈独秀的错误和悲剧的时候,要看到他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更重要的在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他的悲剧,也有着时代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陈独秀带来的影响
第一,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
第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
第三,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阵地。《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其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10. 结合陈独秀的一生评价其历史功绩和过失
对陈独秀的评价(一)
一枝独秀开正艳,狷介狂傲众人羡。
政治潦倒心失意,才华锋芒实难掩。
陈独秀,在政局混乱的时代,却生就一副不会钻营圆滑的傲骨和思想先进的才骨。这也许决定了他未来在文化思想界的巨大成就和最终在政治上的郁郁不得志。
他在思想上的先进和自由,使他在文化领域和初期的政治生涯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创办《新青年》杂志;他是五四运动的倡导者,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
然而,即使他光芒耀人如此,终由于他的狷介狂傲和固执的个性,使他命运多舛。他曾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但是大革命中,即使他心中百般反对共产国际的指令,但却最终执行。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他被冠以“右倾投降主义”(后改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他了解到苏联共产国际与自己思想的偏差,于是准备组织托派,而这一举动和他在对中东问题的不同意见导致他被开除党籍。但即使这样,固执坚持的他依旧不悔。
他在看待问题时,有时的确过于偏激,掺入了自己的感情因素。他认为,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他是深深厌恶斯大林的,但这样说,过于偏激了。
另外,他应该及时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决策,作为那时中共的最高领导,如果他真的努力去抵制,还是可以在自己的国家上采取正确的决策。
从人性的角度,他所处的混乱复杂社会背景决定他这样一个毫无心机、没有手段、光明磊落的人难以担当一个新兴政党的领袖,但这却不能淹没他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贡献。
(二)
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亲身参与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之间的几乎所有事件,他就是陈独秀。
陈独秀一生是非功过众说纷纭,而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是这样看待的。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的功绩有以下几点:
在辛亥革命之前陈独秀组建岳王会,借岳飞精忠报国抗击金人的精神,宣传鼓动革命,后来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大多是出自岳王会,可见,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对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起了多大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领导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以《新青年》为战斗堡垒培养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国为己任的新人;他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率先向传统封建思想的堡垒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发动文学革命,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更加广阔的领域;他锐意改革北大文科,为青年学生开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
被毛泽东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的陈独秀,通过《新青年》,以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惊醒了长期束缚在封建桎梏中的一代青年,于是在1919年5月4日这天掀起了思想解放热潮,这个潮流冲决了禁锢人们思想的闸门,它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此,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同志的积极鼓动也给他带来了下狱的噩运。
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抹杀的。
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当然,陈独秀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陷和不足,犯过错误。
陈独秀轻蔑人民群众的思想,反对把国家重任放到人民群众身上,这是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了解人民群众,特别是不了解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剥削和压迫。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1923年,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无产阶级只有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后再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致使大革命惨遭失败。
现在也有很多人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完全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失误决策而给他这个替罪羊戴上的,但是,我认为,也许历史夸大了陈独秀的错误,但是在他领导中共的时期发生这么大的惨剧,他这个领导人是不能够脱得了干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