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壹’ 中国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有何推动意义

我来发表下我的粗见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点：

一，每当农民起义爆发时，一般处于社会动荡期，要么政权不稳定，贪官污吏横行，要么发生大的灾祸，旱灾或者水灾，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起义爆发，是对当政者的一种冲击，给群众以新的希望。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文化水平以及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很难独自推翻当时的政府，即使成功，也难免功亏一篑。历史上大的起义都以失败告终即因此。

二，成功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夺取政权后，因为自身出生阡陌，势必会重视农业生产，关心农民生活。因此，也会对社会稳定，国家繁荣起到推动作用。（重点参考朱元璋）

三，失败的农民起义，会对当政者或者其继承者敲响警钟，使其重视农民的力量。进而也可以促进社会进步。（重点参考唐太宗。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哦！）

‘贰’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有什么局限性特别是对国家、民族宏观说急

在中国古代，农民是最为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知识较少，生活安定而少变化。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叛的。何为万不得已之时？是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时。因此，农民起义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生存而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补给方式是掠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流窜，他们很容易被招抚。他们缺乏知识，亦缺乏儒家之类可作为政治蓝图的东西，于是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战略。这些局限性使他们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便壮大起来，仍然可能如无头苍蝇，难觅方向。他们携带着农民的习性，重视实利，而非长远利益，亦难有高尚情怀，难免充满自私自利的气息。这一切都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壮大，使其难以走向成功。
以上说的是农民起义军在打天下中的局限性。看中国历史，也只有刘邦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建立天下政权。农民起义军的领导阶层，胸怀、知识与战略的缺乏是其失败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再进一步说，农民起义势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处于劣势。刘邦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处理的相对比较好。而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多不善于此。甚至明朝创立者朱元璋，亦不可说善于执政。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走上了极度加强专制集权的道路，大肆诛杀功臣，废除丞相制度，个人非常勤政，又设更为严密恐怖的特务机构，力图将更多的权力集中于皇帝。这种种举措，事实上阻碍了经济、文化的进步，也为明中后叶动乱埋下伏笔[ 此观点可参见《多维视野的大明帝国》朱子彦着。]。而其余众多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也与其治理地方的能力差分不开。
再进一步说，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巨大，对文明的进步往往有阻滞作用。在打天下过程中，农民起义破坏性大，这缘于他们的动机——求生存，求财富。特别在起义初期，他们为生存不择手段，掠夺是常事，肆意杀戮也不罕见。这些都对社会经济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当其得到领地建立政权乃至统一天下之后，往往仍不能引领文明的进步。为何呢？其领导阶层多出于平民阶层，甚至是最为穷苦的民众，由于客观原因，他们往往缺乏知识，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多持仇视轻蔑态度。而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和引领者正是士大夫阶层。农民起义者执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有禁锢举措。

‘叁’ 在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农民起义，为什么以失败而告终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却少有成功，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或者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社会的基础。

论及农民起义，一般的评价只有两条：其一是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封建统治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其二就是农民起义由于农民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产生不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也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因而注定失败。

从先秦时期一直到清朝的覆灭，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过的农民起义多不胜数，他们失败的原因也是方方面面，但是通常都有着几个共同的特征。

‘肆’ 关于中国古代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是发生在秦朝末年的一次农民大起义，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

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起义掀起了反秦的浪潮，继起的起义军最终推翻了秦的统治。
农民军打击了地主阶级，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开辟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武装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

陈胜、吴广起义
指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农民战争。战国末年，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被统一的秦王朝所取代。但是，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没有重视与民休息，稳定社会，恢复经济。还在兼并战争过程中，他就让人图写六国的宫殿建筑式样，在咸阳仿造，数达二三百所，又兴建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和豪华的骊山陵墓。其他如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南越用兵等，虽对巩固全国统一有积极作用，但因旷日持久地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使广大农民无暇从事生产，社会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的局面。与此同时，秦朝统治者还制订了严刑酷法，人民动辄触犯刑律，罪人、刑徒多至数十万、上百万。而原东方六国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更为深重。在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六国贵族残馀势力也乘机进行反秦活动，秦始皇于二十九年(前218)东游，途经博浪沙(今河南中牟西北)时，遭刺客狙击。三十六年，陨石堕于东郡，又有人在石上镌刻“始皇帝死而地分”的字样，以进行反秦宣传。

秦始皇病死沙丘后，秦二世胡亥即位，他任用赵高，复作阿房宫，尽徵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又“更为法律”，厉行督责，用法更为刻深。以至“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不少秦始皇的旧臣和秦宗室，由于赵高的诬陷被杀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至二世末年，形成了“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的社会危机。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徵发闾左九百人屯戍渔阳，陈胜、吴广为屯长。陈胜(？～前208)字涉，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人，早年为人佣耕。吴广(？～前208)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也是贫苦农民。他们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过期要杀头。陈胜、吴广便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等计策发动戍卒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鼓动戍卒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于是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用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起义。

起义军迅速攻下蕲县(今安徽宿县南)。陈胜派葛婴率兵东进，同时以主力攻占铚(今安徽宿县西南)。酂(今河南永城西)、苦(今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等县。广大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踊跃参加起义队伍。当义军进据陈县(今河南淮阳)时，已拥有步兵数万，骑兵千馀，车六七百辆。陈胜召集当地三老豪杰商议大计，魏国名士张耳、陈余劝他立六国之后，以争取旧贵族的支持，陈胜不听，自立为王，国号“张楚”，任命吴广为假王，率军西击荥阳，命武臣、张耳、陈余北攻赵地，邓宗南征九江，周市夺取魏地。

张楚政权的建立，促进了全国范围内反秦斗争的高涨，各地百姓久苦于秦政，纷纷杀秦长吏，响应陈胜。特别是楚国旧境，数千人为聚的不可胜数。骊山刑徒英布与番阳令吴芮联兵数千人起义。东阳少年杀掉县令，推举陈婴为长，队伍迅速发展到两万人。秦嘉、朱鸡石等人起兵包围郯城。当过秦泗水亭长的刘邦(见汉高祖刘邦)在沛县豪吏萧何、曹参等人拥戴下，杀掉沛令，迅速组成一支二三千人的武装。与此同时，六国贵族的残馀势力也纷纷起兵反秦。如齐国贵族后裔田儋击杀狄令，自立为齐王，楚国贵族后裔项梁、项羽叔侄也袭杀会稽守殷通。项梁自立为会稽守，以项羽为裨将，很快聚集了一支八千人的子弟兵。其他如原楚国的贵族房君蔡赐，孔丘的八世孙孔鲋等，也投奔张楚政权。

吴广率领起义军围攻荥阳不下，陈胜另派周文为将军西击秦。周文的队伍在进军咸阳途中，不断扩大，到达函谷关时，已有兵车千辆，战士几十万，起义军进抵距咸阳百来里的戏(今陕西临潼东北)，秦二世慌忙令少府章邯把修建骊山墓的数十万刑徒和奴隶编成军队迎战。起义军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又孤军深入，接连受挫，周文自杀。

随着反秦斗争的开展，起义军内部的弱点和矛盾也逐步暴露。陈胜滋长了骄傲情绪，听信谗言，诛杀故人，与起义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派往各地的将领也不听陈胜节制，甚至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如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丞相。陈胜命他率兵入关支援周文，他却抗命而派韩广略取燕地。韩广在燕地旧贵族的怂恿下，也自立为燕王。周市至魏地，立魏国旧贵族宁陵君咎为魏王。围攻荥阳的起义军将领田臧与吴广意见不合，竟假借陈胜之命杀死吴广，结果导致这支起义军的全军覆灭。

章邯解除了起义军对荥阳的包围后，倾全力向陈县猛扑。陈胜亲自督军应战，不幸失利。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被判徒庄贾杀害。陈胜部将吕臣率领苍头军，随即两度收复陈县，并处死庄贾。

陈胜、吴广相继牺牲，使农民起义遭受暂时的挫折，但各地起义军仍继续进行斗争。陈胜部将召平，假借陈胜名义，封项梁为上柱国，命其领兵西向击秦。项梁率军渡过江、淮时，先后与陈婴以及英布、蒲将军率领的起义军汇合，队伍扩大到六七万人。项梁得到陈胜牺牲的消息后，召集各路义军将领在薛县会商，并接受谋士范增建议，立楚国之后为王，以资号召。随即在民间找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名心的立为王，仍称楚怀王。项梁率领起义军大败秦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又派刘邦、项羽攻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刘邦、项羽在濮阳、定陶、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接连打败秦军，斩秦三川守李由。项梁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骄傲轻敌，被章邯偷袭以至牺牲。刘邦、项羽和吕臣引兵退守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今安徽砀山南)。

章邯破项梁军后，又移兵击赵。命王离、涉间率兵包围钜鹿。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师救赵。宋义到达安阳后，宴饮高会，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建议迅速进兵，遭到拒绝，于是杀死宋义，被楚怀王任命为上将军。他随即派遣英布、蒲将军领兵两万先行救赵。随后命全军渡过漳河，破釜沉舟，持三日粮，以示必胜无退的决心。起义军经过九次激战，大败秦军，杀苏角、虏王离。之后，蒲将军和项羽又在漳南和污水上再破秦军。章邯见大势已去，又怕被赵高陷害，遂率馀众投降。

在项羽率师救赵的同时，楚怀王又命刘邦率领所部西行入关，攻打咸阳。当时秦军主力已开赴赵地，西缐空虚，刘邦的军队得以顺利进展。他采纳陈恢的建议，实行招降政策，秦朝的地方官吏纷纷归顺。因此，刘邦迅速攻下武关，直趋关中。秦二世三年八月，赵高胁迫胡亥自杀，立子婴为秦王。子婴谋杀赵高，派兵距守峣关。刘邦绕过峣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的军队进抵灞上，秦王子婴奉皇帝符玺投降，秦朝灭亡。

由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的黑暗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陈胜和吴广虽在起义不久即先后牺牲，但秦朝的灭亡是和他们首倡起义的功绩分不开的。

‘伍’ 历史上农民起义大多以失败告终，原因令人感到很遗憾，究竟是为什么呢

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人和是决定性因素，思想决定行动，农民起义能否取得成功是看起义集团思想是否适合时代。

农民阶级的思想特点是自私自满，缺乏长远计划。当起义取得一点成功，开始思考老婆孩子热炕头，开始考虑争取个人利益，当起义面对低潮，开始逃避，甚至背叛，缺乏革命的坚定性。任何一个阶级的革命不会轻易取得成功，当中会有无数挫折，农民起义也是如此。农民阶级的思想局限性决定了农民起义无法做到内部团结一致顶住压力，面对困难退却逃避一哄而散，缺乏长远规划，很容易失败。

‘陆’ 怎样看待农民起义

古代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 《史记》之《陈涉世家》记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经过。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司马迁把他列入了“世家”，是对他对暴秦首先发难的充分肯定。按司马迁的观点，只有对全国政局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传记才可以称为“世家”，足见陈胜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 陈胜少时颇重义气，曾对佣耕者说“苟富贵，勿相忘。”当佣者问之“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只能喟然长叹“嗟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说明他从小便有举大计之志向。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当局征发贫苦人民去驻守渔阳，刚好遇到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不能如期到达，按秦律当斩首，陈胜、吴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起义。二人商量：“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在逃跑是死，起义也是死的情况下，他们决定选择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条道路，且“天下苦秦久矣”，决定了这次农民起义已不可避免。 他们利用秦二世和秦始皇长子扶苏之间的矛盾，分析“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乃丹书帛曰“陈胜王”以聚众，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呼鸣曰“大楚兴，陈胜王”，为自己起义称王正视听。然后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徒属皆曰：“敬受命”，至此拉开了起义的序幕。在攻克大泽乡后，所向披靡，又连克数城。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也，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从文中提及“天下苦秦久矣”，“伐无道，诛暴秦”及“苦秦吏者”等句中可以看出，陈胜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故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爆发具有必然性。继陈胜吴广之后，刘邦、项羽又举兵灭秦，终于推翻秦王朝。 秦皇能一统六国固然功不可没，强大无比，但秦王朝仅27年，二王而已，这说明暴政终将不得长久，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一个王朝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秦朝而言，与赵高指鹿为马，残害忠良，实行暴政有直接关系，再加上暴政不得人心，民间积怨，物极必反，灭亡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这一点，《六国论》和《过秦论》已有详尽描写，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者。学术上的问题提倡讨论，这是很正常的事。 到了汉代，统治者为了吸取秦灭亡的教训，保江山社稷不至于丧失，也实行了不少宽松政策，如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实行了类似政策。 再如唐太宗李世民，他知道不要过分剥削人民这个道理，且民本思想十分突出，故出现空前盛世。关于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除了持肯定态度的以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农民起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学术上提倡百花齐放。持不同观点的人，自然有他的论据和道理。 我们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再说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那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在最高潮时已经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在1862年，被曾国藩分兵三路大举进攻。1864年6月，洪秀全去世，同年七月，天京失陷，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坚持斗争14年，势力波及18个省，先后夺取城市六百多座，为什么还以失败告终呢？简言之，客观上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狼狈为奸，联合绞杀。主观上是因为天平天国严重腐败，贪图享受；统治者取妻纳妾，大兴土木；脱离群众，等级制度森严；统治集团分裂，杨韦事变导致太平军一蹶不振。同样是农民起义，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同时也有很多历史教训值得吸取。
求采纳

‘柒’ 高分悬赏，大家进来谈谈对农民起义的看法~

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当新时期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遭到批判以后，又有人认为，在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之后，人口总是大大减少，社会经济也大大下降，新王朝建立时社会往往倒退到上一个王朝建立时的状态（王朝循环），所以农民起义不但没有推动历史进步，而且对社会发展具有“反动作用”。

其实，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经不起严格分析。对第一种观点，我们可以用西欧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对比来反驳。在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次数和规模要远远超过西欧，假如农民起义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那么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就应当超过西欧才对。但事实上，从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却大大落后于西欧。因此，所谓“农民起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调，与事实并不符合。第二种观点要能够成立，就需要证明，假如没有农民起义，当时的社会就不会出现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农民起义的根源是人地矛盾危机，而直接引发农民起义的，则往往是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如果在自然灾害的打击下，穷人仍然待在家中坐以饿毙（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同样是没有活路的，所以，人口毁灭和生产下降并不是“农民起义”所“引起”。从积极意义看，起义农民到处抢掠富人，用非法手段获取生存资料，实际上通过使用暴力使生存资料“存量”进行了一次重新分配，形成了短期“平衡”，也许缓解了天灾对人口的毁灭作用。笔者以为，说农民起义具有反动作用，是没有搞清社会运行原理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经济学排除价值判断，推崇实证研究，不评价人物的好坏，不判断事件的进步和反动。站在历史经济学的观点看，起义农民的内在动机，只不过是一般动物都具有的求生本能。当他们无法生存时，参加起义就是他们最为合理的“选择”。历史就是这样运行的，它也只能够这样运行。从这一角度说，评价农民起义的作用没有意义。

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始动力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的追求。但一个社会能否发展进步，还取决于它所处的客观环境条件。中华文明前期的繁荣进步和后期的落后挨打，都可以用这一基本原理予以说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也只是农民群体在特定客观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站在历史学的角度看，农民起义是王朝循环的中间环节。从社会发展进步的角度看，它既未促进社会进步，也未阻碍社会发展。

‘捌’ 如何正确看待农民起义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农民起义

—与毛志成同志商榷

孟广林

读罢《北京观察》2001年第6期所刊载的《中国古今匪患溯源—兼谈“打黑除恶”》一文（以下简称毛文），大有如鲠在喉而须一吐为快之感。我认为，毛文对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基本估价是错误的，兹就此浅陈管见，以求教于毛志成同志与学界方家。

毛文将中国古代的起义农民通通斥之为“匪”，这实在是匪夷所思！这样的污称，对我们来说固然“似曾相识”，但那却只能在封建正统史着中与封建统治者的口吻中才能找到。而今，当代作家竟然也对这样的污称予以完全认同并作了极致的阐发，能不让人吃惊而惶惶然吗？

将历史上的起义农民污称为“匪”，进而彻底否定农民起义的合理性，无疑是一种十分情绪化的偏激之论。在毛文看来，宋代的梁山泊好汉不事生产，专在“杀富济贫”的幌子下劫掠谋生，甚至滥杀无辜，那不是“土匪”又是什么呢？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李自成等既不事生产，没有建立基本的税收制度，又鼓励民众“不纳粮”，只得靠“杀富”来建立政权，最终成为短命的“匪集团”。而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靠迷信欺骗起家，建“国”后则荒淫无道，自相残杀。故“正常人称之为‘洪匪’，绝对有据”。

毛文的这些见解表面看来似乎有理有据，但如果仔细分析，实在是经不起辩驳的。所谓的“匪”，一般来说是指那些肆意为非作歹、危害人民的人。但究竟哪些人是“匪”，则是由不同的历史尺度来评判的。按照封建正统的史学观点，起义农民“杀富济贫”的举动破坏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财产制度，践踏了神圣的纲常伦理，当然是“盗贼”，是“匪”，应当大加谴责与镇压。然而，在农民自己看来，甚至在封建社会的一些进步哲人看来，这种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举动，却是理所当然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为何要铤而走险呢？又为何要“杀富”、“劫掠”呢？。征诸史籍就不难发现，农民起义的发生，说文绉一些是阶级矛盾的必然产物，说白了就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难道不是这样吗？封建王朝的苛赋重税与豪富之家的敲剥，常常使手足胼胝的农民，终日劳作田野却难享温饱；而土地兼并与天灾、战乱，更使得他们或以草木充饥，甚至“易子而食”；或离乡背井，辗转沟壑。万般无奈之下，最终只得斩木为兵，揭竿而起。当一个王朝用非理性的措施对农民进行超常的榨取时，当一个社会出现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状态时，农民起义也就在所难免了。那些平时安分守贫、规规矩矩、受难蒙冤时惯于要求贤君清官为自己作主的草芥小民，之所以冒死抗争，是因为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去挣得一条活路。从根本上讲，他们是为了活命而斗争，也就是为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生存权”而战，这是无可厚非的行为。对此，既无衣食之忧而又不断地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的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与权利去对他们的正当行为大加谴责呢？

对农民为“生存权”而抗争的肯定，当然不是毛文所说的那样是“贬低了正常人、推崇匪人”。毛文所说的“正常人”，大概就是封建史书中所说的那种“顺民”、“良民”。他们之所以被认为“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既能老老实实地为统治者提供粟米绢帛、器皿与财货以事上，又能安贫守份而甘愿接受敲剥乃至饿死也不反抗。但这样的“正常人”其实是不存在的。这里不妨进行一下换位思考，也就是将自己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自我体悟。如果我是唐人笔下的“卖炭翁”、“采桑女”，尚且能饥寒交迫地活下去，尚可作到“正常”，但如果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面临着家破人亡的绝路，能“正常”得起来吗？“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自古以来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不仅是农民这样看，就连毛文所推崇的中国古代的儒家也常常这样看。在儒家的视野中，常常是那些贪暴的统治者而不是民众才是“匪”“盗”。故他们有的主张“诛暴君”，有的鼓吹“天人感应”说，并由此而主张“汤武革命”，按照天意来实行改朝换代。清初的着名思想家唐甄甚至直言，“自周秦以来，凡帝王皆贼也”。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残暴的统治者的敲剥，才使得广大百姓过不上“正常”的生活。在此情况下，百姓对暴政的的反抗，恰恰是“正常”的行为。而在毛文看来，无论压迫剥削多么苛重，你老百姓就应当心安理得地去承受，就应当勒紧裤带地去“无私奉献”，并为此死而无悔，死而无怨！你要反抗，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就是“匪”。按照这样的逻辑，孙中山在从事反清活动中常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那样做不就是为被清朝统治者所剿灭的“发逆”、“发匪”招魂吗？。按照这样的逻辑，润土、祥林嫂那样的人才是值得称道的 “正常人”，鲁迅先生大可不必对之“哀其不幸”，更不应该“怒其不争”，那样做不就是“敬穷”吗？不就是渴求“正常人”去造反为“匪”吗？

究竟应当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呢？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看来，农民阶级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承担者与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正是他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古代文明的积淀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正是他们对封建暴政的反抗，才使得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断得到调节，推动了社会历史的演进发展。如果没有秦末农民大起义，就不会有汉朝的“文、景之治”，如果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就不会有唐朝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对隋、唐鼎革的大变动曾深有感悟：“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从这些现象中，难道我们还体会不出农民起义的意义吗？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作为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农民阶级。自有其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性。他们视野狭隘，目光短浅，在斗争中常常显示出散漫性与盲目性，也不可能设计出新的斗争纲领与社会蓝图。他们的反抗，不可避免地要呈现出无序的状态，并往往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我们对农民起义的积极意义及其某些消极面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切不可以偏概全，抹杀历史。

建国后，我们对农民起义的评价曾经一度误入泥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干扰下，农民起义不仅被作为“五朵金花”中的一朵来加以重点“研究”，而且其意义也随之被任意加以拔高或夸大，到了“文革”时期，则更是将农民起义领袖加以革命化与美化。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清算“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流毒、批判封建传统的同时，则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了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农民起义多予以贬低、丑化与否定。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取向，实际上都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今天，如果一味地从社会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文明的要求去丑化农民起义，甚至将农民起义与“文革”造反 、黑恶势力横行等现象联系起来，那就更难免流于荒谬了。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在考量与分析历史问题时，应当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坚持历史主义的正确态度。而用直觉的灵感、情绪化的笔调去“戏说”历史，那就只能是歪曲历史了。

‘玖’ 如何正确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

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评价，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史学界几乎众口一词地对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每一次农民起义或使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或使王朝的统治政策有所调整，总之，农民起义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史学界涌起了一股新的潮流，认为农民起义最大的成果也只不过是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而且每一次过后都是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倒退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因而农民起义没有什么积极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史学界几乎没有人再关注农民起义，关于农民起义的研究淡出了史学研究的视野。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中指出：元末的农民起义“尽管他们的起义形式毫无新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伟大和在历史上的地位，在史书上，将永远的纪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自古以来，建立一个王朝很难，毁灭一个却相对容易得多，所谓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不是没有来由的”。而且，他通过细致地描写朱元璋参加起义的心路历程，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这是一个真实版本的逼上梁山，也是那封建时代贫苦农民的唯一选择。谁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谁愿意打仗？在活不下去时，那些农民被迫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推动封建社会的发展，直至它的灭亡。
这是他们的宿命。
所以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确实是值得肯定的，他们也许不是那么厚道，他们也许有着自己的各种打算，但他们确实别无选择。”
笔者认为，当年明月通过分析元末农民起义得出的这个结论，是非常中肯的，也是能够令人信服的。诚然，由于中国农民的局限性，他们起义的目的，只希望有一个好皇帝，能够改变他们当时的生活困境，历史并没有赋予他们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使命。至于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伤害，这是不可避免，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拾’ 如何看待我过历代农民起义的功过

古代农民起义的功过是非 《史记》之《陈涉世家》记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经过。作为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司马迁把他列入了“世家”，是对他对暴秦首先发难的充分肯定。按司马迁的观点，只有对全国政局有深远影响的人物传记才可以称为“世家”，足见陈胜和他领导的农民起义对中国历史所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 陈胜少时颇重义气，曾对佣耕者说“苟富贵，勿相忘。”当佣者问之“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只能喟然长叹“嗟夫，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说明他从小便有举大计之志向。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当局征发贫苦人民去驻守渔阳，刚好遇到天降大雨，道路不通，不能如期到达，按秦律当斩首，陈胜、吴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起义。二人商量：“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在逃跑是死，起义也是死的情况下，他们决定选择为国家大事而死这条道路，且“天下苦秦久矣”，决定了这次农民起义已不可避免。 他们利用秦二世和秦始皇长子扶苏之间的矛盾，分析“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乃丹书帛曰“陈胜王”以聚众，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呼鸣曰“大楚兴，陈胜王”，为自己起义称王正视听。然后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徒属皆曰：“敬受命”，至此拉开了起义的序幕。在攻克大泽乡后，所向披靡，又连克数城。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也，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从文中提及“天下苦秦久矣”，“伐无道，诛暴秦”及“苦秦吏者”等句中可以看出，陈胜起义是官逼民反的结果，故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爆发具有必然性。继陈胜吴广之后，刘邦、项羽又举兵灭秦，终于推翻秦王朝。 秦皇能一统六国固然功不可没，强大无比，但秦王朝仅27年，二王而已，这说明暴政终将不得长久，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一个王朝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秦朝而言，与赵高指鹿为马，残害忠良，实行暴政有直接关系，再加上暴政不得人心，民间积怨，物极必反，灭亡是顺理成章的事。关于这一点，《六国论》和《过秦论》已有详尽描写，当然，也有持不同观点者。学术上的问题提倡讨论，这是很正常的事。 到了汉代，统治者为了吸取秦灭亡的教训，保江山社稷不至于丧失，也实行了不少宽松政策，如休养生息，轻徭薄赋等，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实行了类似政策。 再如唐太宗李世民，他知道不要过分剥削人民这个道理，且民本思想十分突出，故出现空前盛世。关于对农民起义的看法，也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除了持肯定态度的以外，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农民起义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这也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学术上提倡百花齐放。持不同观点的人，自然有他的论据和道理。 我们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再说说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那就是发生在近代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在最高潮时已经打下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在1862年，被曾国藩分兵三路大举进攻。1864年6月，洪秀全去世，同年七月，天京失陷，宣告了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坚持斗争14年，势力波及18个省，先后夺取城市六百多座，为什么还以失败告终呢？简言之，客观上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狼狈为奸，联合绞杀。主观上是因为天平天国严重腐败，贪图享受；统治者取妻纳妾，大兴土木；脱离群众，等级制度森严；统治集团分裂，杨韦事变导致太平军一蹶不振。同样是农民起义，为什么有的成功，有的失败？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经验值得总结，同时也有很多历史教训值得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