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如何评价儒学传统的价值 阅读答案
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这种伦理思想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意志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握及创造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应用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功。
当前苏联的解体给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键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
研究价值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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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如何评价孔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儒家:
孔子:春秋-----《论语》
哲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政治思想--① 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含民本思想);② 提出克己复礼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垄断教育
(整理文化典籍)
评价:① 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促进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③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宋明时期
1)宋明理学成为官方正统儒学后，
a 逐步教义化，影响了后世六七百年之久，
b 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c 它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影响。
2)但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
简要概括发展历程概况:
1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
2 战国时期，经过孟子和荀子的改造，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3 秦朝，由于“焚书坑儒”，儒学遭到沉重打击;
4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儒学体系。儒学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5 隋唐时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
6 宋元时期，儒学从佛、道之中吸取了有益的内容，构建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
7 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8 晚清(19世纪末):借孔子的名义，推行维新变法。
9 民国初年:打倒孔家店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叁’ 如何看待儒家的历史地位
儒家：
孔子：春秋-----《论语》
哲学思想——思想核心是“仁”、“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
政治思想——① 主张“为政以德”、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含民本思想）；② 提出克己复礼
教育思想——“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垄断教育
（整理文化典籍）
评价：① 当时未受重视，后经改造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②促进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③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被推崇为“圣人”
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宋明时期
1）宋明理学成为官方正统儒学后，
a 逐步教义化，影响了后世六七百年之久，
b 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
c 它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产生了消极影响。
2）但理学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又凸显人性的庄严，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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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括发展历程概况：
1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学
2 战国时期，经过孟子和荀子的改造，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3 秦朝，由于“焚书坑儒”，儒学遭到沉重打击；
4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道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改造儒家思想，形成了新儒学体系。儒学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也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5 隋唐时期，出现了“三教合一”的趋势
6 宋元时期，儒学从佛、道之中吸取了有益的内容，构建了新的儒学体系“理学”。
7 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8 晚清（19世纪末）：借孔子的名义，推行维新变法。
9 民国初年：打倒孔家店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肆’ 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刘梦溪
如何评价儒家学说的历史地位
刘梦溪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的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大文豪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五十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就不必说了，长时间的主导思想是与传统彻底决裂。何况还经历了极端的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适相反照的是，当时台湾、香港、澳门却兴起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启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着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近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禹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断判得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着《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版，页219）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富”而后“教”的教，也就是“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着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干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为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无法不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齐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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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对儒学的特点和历史地位的认识
正确对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儒学存在统治国人的思想行为两千余年了。它能够存在这么长的时间，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华民族的底蕴，这其中必然有它的道理。我坚信任何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正确性，否则的话不是自己灭亡就是被其他更具生命力的事物所取代。儒学没有消亡如今还要在世界上修建一百所孔子学院。继承了儒学好的正确的思想的当代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再一次证明了它生命力的强大。当今中国的政治 经济 国防 文化 体育 科教 卫生等，无一不是欣欣向荣，正在做大做强。而取得这些硕果的人正是儒学所熏陶出来的中国人。
儒学存在最闪光的亮点，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仁爱”道德在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安定，保持人际和谐，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类社会的重要力量。儒学的核心思想“仁者爱人”不仅反映了人类的本性，而且还是人类一切协作关系中最基础的要素。综观人类历史，那一位伟人，那一个社会团体阶级运用了“仁爱”这一最有力的手段，那么他也将是最成功有希望的领导力量。如三国时期的刘备，礼贤下士，终赢得三分之一的天下。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在解放战争时期，无一不是处处以“仁爱”为先，先礼后宾。
孔子的一生是贫苦的。奔波于列国之间，受尽了凌辱。掷想让儒学成为国家的信仰。看一看，儒学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孔子确实是一位公而忘私的伟人。他所追求的理想，除了满足统治阶级的愿望外就是希望人民少受苦难，能够生活的平安舒心。我想这是孔子作为一伟人最美好向往的愿望。从“仁爱”这一点出发，孔子编定预想了，以“仁爱”为核心的人类社会，所应具有的和必须加强人的品行情操理想，和国家这一层面上的统治阶级应该执行的方针政策和应当倡导的社会风尚。它和其他的思想家所创立的诸如道家 法家 墨家等是有区别的。诞生于人类社会早期的儒家思想，他的历史地位，打个比方说：好比是一个孩子，如果在中国长大，那么他将会说中国话做中国人的事情。如果在美国长大那么他将说英语做美国人的事情。
人类经历了几万年甚至是几十万年的进化，如今越来越有理性。文明程度也在不断的提高。改造自然建设家园的能力和意识变的明确而有计划。然而在人类早期不是这样的，那个时期，人类首先考虑的是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时的人类和动物还没有太大的区别。还会受到老虎狮子的袭击。但是聪明的人类能够由感性认识转化为理性认识，然后在把理性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理性认识是人类的标志性特征，他的实质就是根据个别的事情推演出具有共同特征事件的一般性规律。
动物们永远不会去思考，太阳为什么回从东方升起到西方落下。大猩猩会利用火焰，但是它永远不会发现钻木可以取火。早期的人类还是很愚昧无知的，有很多的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但是人类具有理性认识，杂闲暇之余就会讨论这些问题。我想十个阿拉伯数字，和人的十个手指有关系吧！因为这是最简单方便的方法了。原始人类会考虑自己来自何方，死了以后会到那里。如今世界上有很多的民族有自己的崇拜物，比如中华民族崇拜“龙”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当私有制出现，特别是部落甚至国家出现后，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就编造出一个个的神化物来为自己服务，中国的神话里不也有一套神领导班子。
忙完了自己的事情我会无事的想其他的事情。人是有理性感情的，心理装着美好的理想，并向着这个理想移动。但是当社会发生动乱 战争等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灾难的时候，特别是个体的痛苦 疾病无法解决的时候，在科学知识不发达，于是就请神来帮助解决。比如各种祭祀活动和民间的土地寺庙 山神庙等等。我个人认为宗教大概就是这样产生并蓬勃发展起来的吧！
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叫做“黑暗时代”在“黑暗时代”时期。欧洲人民除了受到本国庄园主封建贵族的压迫剥削外，还要受到教会的剥削压迫。再很多的国家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教皇国家“列宁敦士登”就是法兰克国王为了讨好教皇而赠送给教皇的土地。哥白尼和伽理略都在或者在文艺复兴时期，他们也同时受到教会的迫害。但是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所受到的佛教的迫害要少的多。至少在短时期内不容易察觉。佛教 基督教 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教，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有一些神灵和一正套神灵的游戏规则。
我个人认为人类的理性认识 具体化科学知识之上，还有一个庞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就是包括感情 情操 道德等其他一切带有颜色的思想体系。中国的这套思想体系就是孔子所提倡的儒学，欧洲的就是加在人们头上的基督教。因为人类要生产还要与自然斗争以外，还要有美好的生活，和浪漫的感情。而这种对美好生活浪漫感情的需求在原始社会是无法真正满足的。在原始社会大概也只有宗教等在心灵上给予人们一定的安抚。儒学或者其他什么民族神化了的思想，用这些思想体系来填补规范引导人们心灵上的对美好生活浪漫感情的空白。
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儒学相对于基督教 伊斯兰教教其他的思想体系，还是比较人性化和彻底些。欧洲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引起战争甚至的国际战争的事件，几乎全和宗教有关。今天的伊拉克巴勒斯坦地区在古代，也是教派冲突多发地区之一。这种宗教教派信仰上的冲突往往是残酷 血腥的战争。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军队不也是残忍的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正所谓压迫剥削的越厉害，那么反抗的也就越强烈越彻底。欧洲剥削压迫的最厉害而那里反抗斗争的也最早 彻底。使得欧洲国家很早的就摆脱了这种宗教上的统治。走上了民主化道路。这种民主化道路实际上就是信仰自由，是对人性的解放。
而中国的这种反抗来的很晚。如果从洪秀全插起大旗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也不过一百年。这期间，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变化的最剧烈。边面上是各种利益势力的争斗。我想实际上是旧有的思想体系在和新生的思想在斗争碰撞。每一个新的事物在建立之处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过度阶段。思想体系上的更迭必将引发基层物质上的重新再运动，利益上的再分配，角色的重新定位。所以说在这种时期战争灾难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旧有保守的势力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出让自己的利益，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绞杀新生力量。
还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的这种反抗。我个人认为并不是反抗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而是反抗那些恶意扭曲篡改儒学，并强加到人们头上的统治阶级。应当承认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大众愿望的。拥有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和再生能力。我很自豪，因为两千年前孔老夫子和老子就能够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解释和建立他们的学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同时也为华夏大地上的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 独一无二的。
儒学和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融为一体了。这一点又不同于、欧洲的封建社会和宗教。他们的社会可以拥有两个权利中心，一个是封建国王，另一个是教皇和分封到各国的大主教。我以为封建社会应该有它自身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多的偏向于社会中各种利益及其关系。而教会文化则趋向于更上层的感情 道德，是有所侧重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我想我们人类社会就是这样的，即感情是感情 而下层的文化也同样具有他的位置和存在重要性。文化分为上下层。同时也反映出人出了满足衣 食 住 行基本条件外，还要追求更好些的生活，还要有丰富的业余情调。欧洲社会能够很早的摆脱开教会的统治和教会的残酷压榨有关系。中国的儒学不存在这种关系。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仁爱”并从一诞生就融入了社会制度里了。所以中国古代人们心灵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而欧洲各国压在人民心灵上的是神化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儒学有个特点是实事求是的，有很多思想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儒学的一大特点。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得人们长期麻痹在儒学的框架内。生活的不满足社会的黑暗往往是寻求新的皇帝朝代，很少有人去考虑实际上是儒学这一思想上的问题。而这种压制麻痹同时也极大的打击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所以我说，儒学是被地主阶级所利用，而儒学的核心思想还是正确的。出发点有了偏差，就是想通过国家统治阶级来实现儒学所宣扬的思想：“富国 利民 富民”儒学的这种想“经世永用”的思想妄图攀附统治阶级来实现，所以中国经历了两千于年的封建社会，大小朝代不计其数，终不能以自身的力量来摆脱。这和温和的儒学 装扮成圣人 带有折中思想是有关系的。
我说一下儒学的改造和再生问题。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 佛教。据美国《教会研究国际报》显示：在1993年三大宗教信徒占世界人口总人数的57。7%。从这个数字来看宗教依然是有很多信徒的。基督教信奉耶稣为救世主。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西达多在领悟到：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之后有悟出 苦 集 灭 道 四谛。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穆罕穆得，教义是众信士皆兄弟。总结一下三大宗教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鼓励宣扬信徒放弃邪恶，做善事得善终。并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保佑。佛教还有一个特点是人在修行得道后可以生入天堂做神。现在宗教已经失去了狰狞和血腥，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祝福和心理安慰。实际上翻开宗教课本看看，课本里并没有血腥的味道，是良好的静化人心灵的课本。所不同的是在过去，一部分教会中人想利用宗教来实现自己或者是其他什么私欲吧了！我想我们的宝贝儒学和这种情况差别不是太大。是可以改造和再生的 。
‘陆’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作者：刘梦溪 载于光明日报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
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
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
位的论着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
“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
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
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
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
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
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
《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
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
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
“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
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
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
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
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
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
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
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四时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
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
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
“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
“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
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
“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
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
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着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
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
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干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
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
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
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
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
‘柒’ 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
地位
儒家是孔子创立的一个思想学派。儒家学派绵延两千多年，他的学说一直是中国封建社 会的官方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一直处于正统地位，被视为儒家经典“十三经”的《周易》、《尚书》、 《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 《孝经》、《尔雅》等书中确立的儒家学说,渗透到整个社会各个领域，成为其思想文化的主导思想。
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传承和发展，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捌’ 如何评价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古代思想文化中，“道”是个广泛使用的概念。从文与道的关系看，道就是文的思想内容。由于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道和儒家思想往往有着密切联系。但儒家思想不仅不能概括文的一切内容，还和文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就形成古代文学发展中错综复杂的情形：有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所谓“异端”思想的矛盾，有儒家思想和文辞采饰的矛盾，更有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等等。本文只图通过对文与道的发展轮廓的清理，考察儒家思想在古代文学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侧重于探讨古代儒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矛盾统一问题，与向来论文与道者略异。
一、汉魏六朝期间文与道的斗争
在《诗经》、《楚辞》之后，两汉经济文化空前发达的土壤，是应该开出繁盛的艺术之花的；《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是应有进一步发扬的。但事实完全相反。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两汉只收十九家；丁福保辑《全汉三国魏晋南北朝诗》五十四卷，两汉仅得五卷。这个简单的数字是能说明问题的。两汉繁荣统一的四百多年，远不如魏晋南北朝战乱分裂的三百多年。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初统治者，把东方朔、枚皋等辞赋家当做“俳优畜之”，枚乘也意识到自己“见视如倡”，而扬雄的“壮夫不为”，就是很可理解的了。汉代文人不受重视，这是事实，但还不是两汉文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汉书·儒林传赞》说：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
年，传业者＠⑴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
之路然也。这段话讲到三个问题：第一，汉代儒风之盛与“禄利之路”有关。这说明汉代统治者需要儒家思想和众多的儒生为加强封建统治服务。第二，正因统治者的需要和提倡，于是有“大师众至千余人”涌现出来。千余人似不算太多，但围绕每一大师，都有成千上万的门徒。《后汉书·儒林传序》提到质帝之后：“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这只是在京师的游学生，各郡国学，特别是各地名儒的私学，其受业生徒，成千上万的还很多。如东汉张兴、牟长、蔡玄等，其着录都在万人以上。所以，从全国来看，儒生的数字是很不小的。第三，如此众多的儒生，成天干的就是解说儒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在当时是并不奇怪的。桓谭《新论》中讲到，有的人说《尧典》，仅篇目二字说至十余万言，讲“曰若稽古”四字就是三万言（见《汉书·艺文志》注引）。这种烦琐的经学，使不少人“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汉书·艺文志》）；有的以毕生精力而不能通一经；有的则累死烛下，以身殉经（见《论衡·效力》）。儒生既如此多，又不可能有余力以为文，这就是汉代文学不繁荣的原因之一。
《后汉书》专辟《文苑传》，使文人有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但这是南朝人才有的观点。班固《汉书》则只有《儒林传》而无《文苑传》。是不是西汉无文人呢？不，汉代辞赋家主要还在西汉。班固的做法正代表了汉儒的共同观点：不承认有独立于儒林之外的文人。汉儒心目中只有一个“经”字。《诗经》是经，在汉代就享有崇高的地位。有人认为《离骚》是“依tuō＠⑵五经以立义”（王逸《楚辞章句序》），也奉为《离骚经》，于是有《离骚传》、《离骚章句》之类出现，和五经享受同等待遇。汉赋在当时更难有它的地位。班固自己是辞赋家，便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因为诗的身价高，根子硬，和诗拉上关系，赋就有了立足之地。但无论汉人对《诗经》、《楚辞》或汉赋，都不是从文的角度，而是从道的角度来较短论长的。其论赋：“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如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那就毫无可取了。肯定或否定，都从有无“风谕之义”着眼。其论骚：正如刘勰所说：刘安等“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无论汉人肯定其“依经立义”，还是批评其“非经义所载”（《文心雕龙·辨骚》），都是以儒家之道为准绳。《诗经》在汉代是最荣幸了，但却最倒霉。既尊之为经，则按经以“传”之，按经以“章句”之；经则经矣，那些生动形象的诗歌，却成了经学大师们微言大义的殉葬品。这是汉代文学不繁荣的又一原因。
这样，烦琐的章句之学，在“禄利之路”上紧紧束缚住众多儒生的思想；一家独尊的儒术，力图把一切文章诗赋纳入儒学的轨道。在这种空气下，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受到窒息。
如果按照汉儒的路子走下去，文是不能独立发展而“蔚为大国”的，最多只能成为经学的附庸。但从汉末开始，烦琐的经学走上了物极必反的道路。到三国时期，饱经乱离的文人，便“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了（杜畿《议考课疏》）。鱼豢《魏略》具体记录了从汉末到正始时期儒学的衰落情况：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
役，竟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正始中）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
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三国志·王肃传》注引）儒道之衰，这时形成一落千丈之势。从经学博士们的“率皆粗疏”，到满朝公卿只能天天“饱食而退”，说明数十年间的巨大变化。操笔能文的尚且寥寥无几，又还有多少人去讲道说经？《魏略》所载，或有夸大，但汉末以来儒风之衰确是事实。战乱频繁的现实，不容人们再去搬弄儒家那套“不周世用”的教条，统治者也无心加以提倡了。这种情形，直到南朝仍是如此：《南史·儒林传序》称“宋、齐国学，时或开置……盖取文具而已”，就是很好的说明。
汉末以来，儒家者流既如此狼狈，自顾不暇，当然就无力过问文学的事了。而文学一旦脱离儒学的羁縻，就如脱缰之马，自由驰骋起来，为我国文学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自曹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宋书·臧焘传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就是这样开始的。所谓“家弃章句”，就是当时文士，普遍抛弃经学而从事文学，于是出现了建安文学的盛况：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
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钟嵘《诗品序》）建安文学的出现，“主爱雕虫”多少有一些作用，但主要还是“世积乱离”的现实和“家弃章句”的思想风气。社会现实是基础，但不砸碎儒家思想的桎梏，彬彬之盛的邺下文学集团就不能形成，长期为后人追仰的“建安风骨”就不能产生。鲁迅说这个时期才开始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是借指建安文学开创了纯文学的新时期。纯文学，就是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独立的文学。这样，建安文学才能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建安文学打开局面之后，魏晋南北朝期间的文坛，就不再象两汉那样沉寂了。上至帝王，下至“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五尺之童，也“必甘心而驰骛焉”。特别是那般膏腴子弟，世族文人，更是“终朝点缀，分夜呻吟”（《诗品序》），竞以为荣。此时文风，可谓盛矣。伴随而来的，是形式主义的出现。在诗文创作走上纯文学道路之后，加之当时好文成风，对诗文的艺术技巧、表现形式有所讲究，这本来是正常现象，六朝人在艺术形式上也确有其历史的贡献。在文学创作失去儒家思想的约束之后，偏于形式而忽于内容也是很自然的事。问题在于，在这个趋势的发展过程中，六朝腐朽的世族地主插手进来了。他们生活腐化，思想空虚，这就必然为文学发展带来不健康的因素。特别是南朝，多数帝王都爱好文学，他们把持文坛，使文学成为其享乐腐化的工具。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学不仅更趋于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而且荒淫腐朽，反动颓废的东西大量出现，梁陈时的宫体诗，更写下了文学史上极不光采的一页。
当六朝形式主义发展到相当严重的时候，起而与之斗争的，北朝有苏绰、颜之推，南朝有刘勰、裴子野和钟嵘等。他们和形式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就是儒家思想。如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所批评的：
自是闾闫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
，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荀卿
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而采。”斯岂近之乎！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很激烈。但论者完全站在儒家的立场，反对抛弃六经而吟咏情性，不同意放弃章句去写诗文。这当然是偏激之论。汉人重道轻文，六朝人重文轻道，用儒家之道纠六朝之弊是对的，但不能复其章句。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之一，它不是反复循环，而是逐步前进。如按裴氏主张，就会形成倒退。又如苏绰，更仿《尚书》而作《大诰》，主张“一乎三代之彝典，归于道德仁义。”这就更是纠枉过正了。
以上史实展示了这样一个基本情形：儒学的恶性膨胀扼杀了文学的发展，当文学摆脱儒学而独立发展之后，很快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形式主义的反对者重新搬出儒家思想，势欲恢复汉代经学，遏止文学的独立发展。由此可见，文和道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
二、刘勰的文道并重论
当时能比较正确处理文道关系的是刘勰。
就《文心雕龙》看，刘勰的文学思想无疑是儒家思想。《序志》篇说他早在七岁时，就曾在梦中见到孔子，可见他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的薰陶。到了三十来岁，又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并以此为莫大荣幸。他之所以要写《文心雕龙》，就是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⑶shuì＠⑷，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很明显，他是企图用儒家思想来挽救当时浮诡讹滥的文风。由于当时文学创作“离本弥甚”，因此，他提出“正末归本”的主张，所以要“征圣”、“宗经”。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刘勰尊儒的观点和汉儒基本一致，他怎能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而不致倒退呢？
刘勰论文，文质并重的特点是明显的。他可从儒家经典中找出很多根据，提出一条为文的金科玉律：“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征圣》）。这和他宗儒的观点还不会有什么距离。但在他强调文的时候，虽也往往抹上一层儒家色采，和儒家的传统观点却很难吻合。如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哪一位“圣贤”曾把自己的着作“总称文章”而显示其“非采而何”呢？这完全是刘勰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圣贤”的。又如：“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丽辞》）照这种理论，不仅写骈文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诗文都非用骈俪不可，否则便是“夔之一足，＠⑸踔而行也。”又如论《夸饰》也是如此：“自天地以降，豫入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这类论述，《文心雕龙》下篇中甚多，完全是文学艺术家的观点，和儒家的传统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刘勰虽以儒家思想来反对形式主义，但如上面所举，也有为形式主义张目的作用。
刘勰重文，不可能是从儒家经典中孕育出来的。儒家虽也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类说法，但更多更主要的是强调德行教化；否则就不会有长期存在的文与道的矛盾了。刘勰对文学艺术的特点有一定的认识，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他对古来大量文学作品的总结，一是六朝文风对他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卷入时代潮流的诗人来说，受到时风的影响是不足为奇的，刘勰不仅不是诗人，而且是打算献身于章句之学的佛徒。他是抱着“敷赞圣旨”的目的来写《文心雕龙》的。那末，他为什么会如此重文，以大量篇幅详论种种形式技巧呢？
刘勰在这个问题上面临三种相互交织的矛盾：除文与道的矛盾外，还有既重文又反形式主义的矛盾和儒与佛的矛盾。主文和反形式主义的矛盾比较明显，不必多说。儒与佛的矛盾在《文心雕龙》中虽不占重要地位，但和文与道的矛盾有关，有必要加以揭示。《文心雕龙》虽然成书在刘勰正式出家之前，但他终其生一直是个佛教徒，这是众所周知的。《梁书·本传》说刘勰年轻时便“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之久，因而“博通经论”，“为文长于佛理”。这说明佛教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很深的。还应看到，刘勰最后出家，并非仕途失意。他出家前在东宫通事舍人任上，“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处境是很不错的。刘勰坚决出家，只能说明他对佛教信仰之深笃。可见，儒与佛在刘勰思想中都有重要位置，注意到这点，对我们研究其如何解决文与道的矛盾，可能是有帮助的。
‘玖’ 如何看待儒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拾’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阅读下列材料： 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