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历史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

⑴ 李约瑟难题怎么来解答

有人把科学归结为两类：一是以近现代科学，尤其是以物理学为典范，从科学的内在结构出发，强调科学是由概念、定理、定律的组成的关于自然界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其二是从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出发，认为科学是人的“一种特殊的思想和行为”，是“理性思维在经验目的上的应用”，并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即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社会中有不同的形式。
关于这两种认识中，显然第二种更符合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理解。但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讨论的应当是第一种，即所谓的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是用数学抽象地描绘自然规律，同时面对自然能够创造出相适应的抽象数学。那么对于我们的描绘是否准确，我们采取的是实验的方法。所以自然科学大部分都属于实验科学。
要讨论李约瑟问题，就必须拿中国的文明传统来和西方的文明传统作一个比较，同时这个比较应该是多方位的。有人只比较东西方的思维方式，显然过于片面和简单了。说到底，科学虽然和人的思维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但要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并隶属与文化，那就离不开关于该文化产生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马克思讲，文化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如果科学不能形成一种文化来传播，那它绝不会有科技革命。只有把近代科学当成一种文化来研究，我们的认识才能更全面一些。
有人提出了对李约瑟难题的两个方向的理解：一种是以研究欧洲近代科学的产生为主体；一种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没落为主体。
我们既然已经把近代科学归结为一种文化来讨论，那么我们首先来从第一种方向进行理解。
这里面主要有两点引起我的注意：首先，欧洲的宗教改革进一步解禁了封建主义对科学探索的禁锢，哥白尼式的命运得到了解放；其次，文艺复兴拿来了本非欧洲的古希腊文明，而古希腊文明中有着早期的科学哲学思想。
欧洲本来就是世俗政权和教皇政权并存的专制制度，宗教改革对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解禁使得像古希腊先哲那样网络全书式的人物有了更大的研究和教学空间，而崇尚自由，同时又有着自然崇拜的西方思想自然而然地将探索文化的重心转移到了科学领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城镇商业文化的兴起，对于技术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为科技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广泛的价值基础并推动了它的发展。
同样，文艺复兴借鉴来的古希腊文明的科学哲学传统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相适应的。古希腊的先哲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科学家和工匠，正是这样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与工匠的结合，促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兴盛。
也许正是因为欧洲没有太多经典的本土文化，所以它对于外来文化显得更容易适应，古希腊的科哲文明在他们手重显得更加务实。
尽管文艺复兴使欧洲的哲学后来有了形而上的风气，可它毕竟成就了欧洲伟大的科学文明，从而带动了欧洲的整个物质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文艺复兴对于欧洲来讲是功不可没的。
但从探讨欧洲科技革命的发生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如果说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去问为什么了。要想更深的理解李约瑟难题，关于中国的古代科技文明的没落就成了必须，因为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近代科学文化的生长环境。网上有评论说探讨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我认为恰恰相反，只有我们更深刻的理解了近代科学文化的环境属性，我们才能更深地理解被我们已经改造了的现代科学文化，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它的价值。这都是我们现在必需的。
现在沿第二种方向来走。席文说：“中国（过去）有各种‘科学’，而没有‘科学’”，因为这句话而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中国过去的确没有像在欧洲那样形成着整合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步发生的可革命，可既然讨论的是古代哲学，就绝不能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待过去对自然知识的认识。中国过去有在过去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那它就是有科学的。
中国古代虽然有科学，但中国的古代科学是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涉及到文化传统的一些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图纹崇拜和祖先崇拜，而西方是图形崇拜和自然崇拜。所以西方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支配人去探索自然；而东方的文化很大程度是要进行对祖先之法的理解，要为比西方强大得多的封建专制服务。中国尽管有科学，但长期受封建专制的影响，很难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中国的科学都是些工匠科学。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科学的阻碍主要有两个：一是从孔子开始的教学平民化过程中，由于封建专制的束缚，平民文化将科学的探索认为是末学；而把适合封建专制的“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作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强调的封建等级关系并论证这种关系的神圣性和合理性的。这在意识上抑制了科学的发展。
二是教学传统的沿袭抑制了科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要交流，而中国最可能产生科学种子的工匠们没有这样一种适应科学产生的传统体制。古希腊的科学可以由学堂里进行师承，而中国的工匠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来广泛地把自己的科学思想进行传播。我们的工匠师傅们有了研究成果，就会把它当秘方一样供起来，而不可能把它用与广泛的交流。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而与我们不同的西方城镇文明里，他们的意识要比我们开放的多，他们明白交流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好处。我们明白交流好处的都是士大夫，而士大夫又是忌讳搞科学的；工匠明白科学的好处，可又忌讳交流。这也是一大阻碍。
对于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单从东西方思维方式不同的影响是过于片面了，可在长期的封建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与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不同确实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我们科技文明的没落。
我们从孔子开始就讲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自然的一种探索意识。同时，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长期受着空前强大的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又由于我们的农业文明、小农经济，我们已经习惯了在自己的家耕自己的田，向来都把稳定和秩序作为最低底限。保守最后植入了我们的民族个性。最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人事的理解往往都是靠经验靠感觉进行处理的，对于自己的生活我们都习惯了按照传统去执行，成了“礼性社会”。而相反，西方的封建时代比我们要短，同时由于宗教的作用，他们的封建禁锢比我们要少，同时他们的文化有着追求终极理性的传统，所以在15~17世纪封建时代接近尾声时，他们的思想比起我们要自由得多，一个宗教改革，一个文艺复兴，他们就能够苏醒。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历史变迁，又经历了批孔倡新的五四革命，我们都没能完全苏醒过来。我们又遭受了十年的偏左的浩劫，直到今天，我们用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优势改造了近现代科学，并广泛地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同时基本上建立了相对民主的社会体制，我们才有所好转。但尽管这样，我们与西方相比还是显得不够开放。而这些文化形态的不同始终都是与长期文明体制的不同有着莫大的关系。
也许是由于欧洲本来就能够用于否定的文化不够强大，所以它很容易就完成了否定，并用复兴的方式完成了否定之否定，得到了发展。而我们可能是自己的文化过于强大，很难否定，但是由于我们的基数要比他们大，等到我们完成了否定之否定，我们就一定比他们的发展更扎实，更能产生出适合我们发展的大文化。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⑵ 什么是李约瑟难题,怎样解答它

李约瑟难题，由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提出，他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解答：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2)如何从历史角度回答李约瑟难题扩展阅读：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成就。除了四大发明外，其他科学发明和发现也有不少。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的思潮是把科学仅仅视为知识，在一个自主的封闭体系中去探讨科学的发生和发展，这就是所谓“内在论”或“内部主义”的思潮。但是，李约瑟通过对中国古代技术的长期研究，发现仅仅用内在论去研究李约瑟问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从外部，即外在的影响如社会经济，人文思想方面去研究它们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影响。

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说过：“把科学实体作为知识体系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内部方法’，这仍然是主要的形式。把科学家的活动作为一个更大文化范围中的社会集团来考察，经常称之为‘外部方法’，这是‘内部方法’最新的对立面。怎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也许就是这个学科现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而现在也已有了日益增多的解决迹象。”

⑶ 如何分析理解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并未高于西方，例如东汉制刀要向匈奴取得技术，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很有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理论研究，中国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样是为了探索宇宙规律，而更多地出于实用的目的。古希腊人从泰勒斯的时候起就认识到：“宇宙是有规律的，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人从未产生相同的认识。
科学方面，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
中国的数学是以案例为基础的，不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那样是以公理化体系、逻辑推理建立起来的，此外，中国的数学缺乏证明。
天文学方面，中国人精于记录天象，但对天地的认识长期停滞不前，始终没有发现大地是球形的。更没有提出像地心说、日心说那样一数学几何为基础的宇宙模型。
技术方面，虽然中国有不少技术发明，但由于各种原因所限，很多发明并未被广泛应用，因此，使得中国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发展较慢。
活字印刷一直无法在中国推广开来，清末时广泛运用的仍是雕版印刷。
由于明清的海禁，指南针用处也不大。
中国的火药缺乏改进，威力不佳，以致明末需要从西方人处购买红衣大炮来抵抗清军。
由于中国禁止民众迁徙，采取诛族、连坐等严苛法律，加上税、兵役、徭役繁重，中国的农业技术一直无法推广，历史上不断发生饥荒和食人事件。
爱因斯坦曾经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

不说别的，红衣大炮是清胜利的关键所在，但红衣大炮是葡萄牙人卖给中国的，后期的中国自主研发的火炮各方面度远远不及红衣，这证明了中国虽然发明了一些东西，但很少有能做到高品质的

⑷ 从思想史的角度阐述你对“李约瑟难题”的理解~~，重点在于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谈谈理解~~

先进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尽其才的保障！而先进的制度源于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思想被实践并最终确立为制度后才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更为广泛的积极影响。新生思想产生之初往往是脆弱的，容易在传统权力的压迫下夭折，所以一个利于新生思想成长发展的环境非常的重要。
一个没有思想活力的社会是很难有进步的。近代欧洲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很像，国家小而多政治避难容易成功大量的新生思想能够得以流传与发展;而大一统时期政治避难很难，新生思想很难得以流传发展并且往往会被迫害致死。春秋战国与文艺复兴分别是中国与西方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产生大量的新思想新文化并产生了许多影响世界的着作；不同的是我们至今没有产生出既能保有政府权力又能保持社会拥有一定思想活力的制度在王朝的不断轮回中止步不前，西方的三权分立与民主法治是人类的一大创举这使得制度本身就拥有了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
第一个总统制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建立，也是因为那里的旧有保守势力较弱新生思想与力量在那里得以站稳的缘故，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个总统制诞生与美国而不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英国她的宗主国的原因。
中国衰落始于汉武帝“罢黩百家，独尊儒家”，一个失去思想活力的社会走向衰落是必然的。假如中国不能及早地实现民主法治，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拉大。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只是因为外力的推动而不是内部制度的完全改善带来的，只是内外的“水位”差太大在容器开口后带来的增长。随着能自由流动的水的减少（更能推动经济增长的先进的制度与科技受到内外势力的限制），这种增长显得不可持续且越来越弱。

⑸ 李约瑟难题解答

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博士（J. Needham 1900－1995）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卓着。他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以前的14个世纪里，中国对于自然现象的知识和用以造福人类的技术方面远远胜过欧洲，可是为什么近代科学，以及经得起全世界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维萨笛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种传统注定会成为同一世界大家庭的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发展起来呢？这一问题随后被学术界名之为“李约瑟难题”。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曾从社会、经济、思维方式和文化等各种角度做了大量的探索。较近，也有部分学者开始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考虑这一问题。

一、李约瑟难题由来

对“李约瑟难题”追本溯源，我们会得知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相类似的问题。早在十七世纪，来中国的传教士们就己经注意到中国科学的“落后问题”。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一1610）所着《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是继西班牙作者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后首部系统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的着作。[1]利玛窦之后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 Parrenin 1665一1741）是早期提出“落后问题”的第一人。由传教士们对中国的介绍，以及他们关于“中国科学落后问题’的评论，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掀起了一场研究中国的“狂潮”。一些着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如波义耳、莱布尼茨、卡悉尼、伏尔泰、奎斯勒、休谟、狄德罗和孟德斯鸠等都对中国科学技术给予过关注。

二十世纪初，当中国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时，“落后问题”也成为中国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1915年，任鸿隽（1886一1961），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的创始人，在1915年《科学》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题为《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的文章。此后，许多中国学者加入了对这问题的讨论。如梁启超和冯友兰都对这类问题发表过意见。

1944年，值中国科学社庆祝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李约瑟曾出席在贵州湄潭举行的年会，并发表《科学与中国文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首次批评了一些西方和中国学者此前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论证。他说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接近于科学解释，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近代实验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体系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这里，李约瑟实际上已经非常清楚地提出了后来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先生2003年3月19日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谈到“李约瑟难题”时说到，李约瑟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过去2000年中国存在着一个封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中国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发展科技。在这方面，中国比罗马帝国衰亡后直至近代的欧洲具有明显优势。负面效应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再加上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做法，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技术开发领域存在着较强的竟争。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部分地区由于不同诸侯国之间的竟争，使得整个中国产生了大量智力成果。[2]总之，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考虑的。

二、中国古代知识产权制度状况

（一）着作权制度

着作权观念在我国产生很早。春秋战国以来的古典文献大都有作者的署名，一些作品甚至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姓名作为名称，剽窃抄袭者受到社会谴责，这说明我国古代文人已意识到作者的署名权等人身权利， 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这些权利的尊重，体现了朦胧的着作权利意识。当 然，这种权利意识是很粗朴的，基本上没有财产权的内容。

我国古代，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凭借口述、手抄方式传播，着作很难成为商品。随着雕版印刷术、活字印刷术的出现，着作物得以广泛流传，出版商获取到利益。这些商人为了制止他人冒名盗印,开始寻求法律保护。据有关资料，宋代已有保护出版权的记载。如南宋咸淳年间，两浙为保护《方舆胜览》等四部书的权益而专发榜文。在五代后唐长兴三年，朝廷令田敏在国子监主持校正《九经》，并“刻板印卖”，这是官府刻书之始，可谓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以出售为目的大规模印制图书的“出版社”。为保护《九经》蓝本，朝廷曾下令禁止一般人刻印这本书，从而保护国子监对《九经》出版的专有权，这相当于后来欧洲出现的特许制度。这些均可为我国着作权保护的萌芽。

从宋代以后，我国古代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有关文件，保护作者、编者及出版者的权益，禁止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复制权”的例子很多。我国以禁令形式保护刻印出版者，在历史上一直未曾被成文法的全面着作权保护所代替，即没有建立过通行全国的着作权保护制度。直至1903年清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通商行船修订条约》，从而在中文里使用“版权”一词之前，光绪皇帝仍为保护《九通分类总纂》的翻印专有权下过敕令。我国晚清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清王朝仿欧洲大陆法系立法体系，编纂新律。1910年，《大清着作权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着作权法。

（二）专利制度

据《韩非子》记载，古代有一个世代以洗染为业的家族研制了一种“不龟手之药”。一个谋士以千金巨资买走了药方，后来配制给本国将士使用,打败了强敌，该谋士也封官晋爵。从此故事可知，远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对知识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有认识，把它当作特殊财产加以利用。但当时没有发展出独立的知识产权制度。

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洪仁玕于1859年总管朝政后，在他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中提出过建立专利制度的主张。具体专利形式的出现则是在清朝光绪年间。1881年资产阶级改良派郑观应向清朝北洋大臣李鸿章上书，要求给予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机器织布工艺以10年专利。随后，不断有一些新工艺和新技术提出专利申请，被批准为专利的日渐增多。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光绪帝于1898年5月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专利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这里的专利权实质上是专营权，与现行专利权的含义是不同的。后由于顽固派极力反对，改良派主张的兴专利一直未能付诸实施。因此，直到清朝末年专利制度也未能在我国建立和发展。我国专利制度的建立与形成，严格地讲是从辛亥革命以后开始的。1912年12月当时的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在法律上看，已是我国第一部成文法，具有现代专利法基本原则的若干因素。

（三）商标制度

商标是使用于商品上的专用标志。在自然经济初期即使有的产品上加了一些铭文、年号，也只是起到表示私有权、装饰或纪念的作用。随着商品生产、交换的出现和发展，有些标记起到了区别产品生产者的作用。从出土的陶体看来，虽然其口沿、底部的符号的意义目前还不十分清楚，但是与那些在同一器物上栩栩如生的图像相比，不管从美工技巧，还是从所附部位来说，都不能认为它们具有观赏等意义。相反，此后的历史证明，它们只能作为区别器物所有人、制造人标记的解释。这种只具有区别生产者的单一属性，不具有宣传产品和提供质量保证功能的标记，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的商标，但可以说是现代商标的雏形。

据先秦《韩非子》记载，我国最早的商店招牌出现在两千多年前，是用布帛做成的“旗”或“招”，这就是有标记识别作用的店牌。春秋战国时期的商品交换和市场发展，为我国古代商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唐时期，商品上使用标记也较为普遍。随着商业的发展，宋代时我国的商标已较为完整，名牌和商号增多。最早较为完整的商标，是北宋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了图文并茂的“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商标，印制“白兔儿”商标的铜版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自鸦片战争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出现了许多洋货和洋商标。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近代中国出现了许多商标，近代中国随之开始形成商标法制。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商标法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

三、从产权制度观点见识李约瑟难题解答

上节表明，在古代中国曾经出现了知识产权制度的萌芽。那么，中国的这种知识产权状况对回答李约瑟难题会给出何种提示？

郑成思先生认为，“无论东、西方的知识产权学者，都无例外地认为版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进而，郑先生认为，“如果版权确实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它就应当最早出现在我国。”[3]但是，时间顺序上的先后并不代表逻辑意义上的原因和结果。事实上，尽管我国有千年科技领先史，并且最早将活字印刷投入生产实践，但是，我国并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产权制度。科技是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般认为，“知识产权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民事权利，也并非起源于任何一种财产权。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4]在这一点上，我国有着和西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起源地同样的、甚至可能还要早的所谓“起点”。但是，事实上的结果是，虽然我国有着类似的封建特权，这一封建特权最终并没有转化为“私权”。虽然同时可以认为，在我国“古代‘帝国控制’的主旨之下”，封建特权法律“客观”上“保护了某些私权”。[5]

作为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诺斯（D. North）研究了西方的各种社会制度的演进，提出西方世界近 200 年来的崛起，是因为找到了一套有效保障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的制度，使得交易费用大幅下降，鼓励了商品生产和智力的投资。有学者认为，“在诺斯之前，现代史的理论的主流学说对于工业革命以及随之引发的现代经济增长这一历史事件的解释，基本上是基于科学发现（如牛顿力学的出现）、技术创新、发明浪潮、教育和资本的积累——但这种理论事实上经不起推敲。一个致命的批评是，在14世纪中叶，当时居于世界头号强国地位的中华帝国无论是在科技水平还是教育和资本积累方面，都达到了西欧工业革命前夕的程度。事实上，催生西欧工业革命的技术基础基本上都来自中国。”[6]有意思的是，有经济史学家提出，中国所以在技术高度积累条件下未能出现工业革命，主要是中国缺乏一个企业家阶层。而诺斯认为，“一个社会要涌现出企业家阶层并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的条件是社会需要创造出一种支撑企业家阶层的制度。”这一制度正是知识产权制度。“经济史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诺斯的猜想，正是在英国和荷兰两国，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专利权和版权制度最先得以创立和发展，其他欧陆国家之所以在工业革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也正好是因为它们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实施上落后于这两个国家。”[7]

西方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经历了长达数百年的孕育。在社会转型的激烈变革中，政治、经济、科技、思想文化诸方面的发展与变化，或构成了这一新兴制度赖以生存的母土，或提供催生这一新兴权利的动力。首先，是新工艺学出现。从15世纪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欧洲各国出现了采用先进技术，制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各种机器的社会需求，促使工艺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最大的进步体现在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纺织、采矿、冶金和化学等部门中。[8]在科学技术运用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知识产品与物质产品开始具有了同等的商品意义。这些工艺学上的进步为工业文明的出现以及以保护工业文明为使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其次，是新文化价值观确立。从14到16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文艺复兴运动，激励人们改造现世，研究自然，重视实际有用的知识。文艺复兴中提出的这种新的文化价值理念，为资产阶级一手将科学技术作为物质武器，一手将私权制度作为法律武器提供了必要的文化思想准备。再次，是新政治文明萌芽。在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从霍布斯、米尔顿到洛克等思想家、政治家都主张主权在民，倡导平等自由，强调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洛克的着作阐明了资产阶级关于财产和政权的原则，概括了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在17世纪关于财产与政权的争议。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为欧洲各国制定自己的法律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准备。最后，是罗马法复兴。自12世纪起，欧洲开始了罗马法复兴的运动。马克思经典作家指出：“当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订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9]古代罗马虽无知识产权制度，但是知识产权与罗马人关于无形财产的概念、公有物的理论、物体物的转让与侵害的学说，与着作权以至知识产权的财产归属性、公共领域、产权贸易、无形侵害等法律原则与规则有着源与流的关系。罗马私法的复兴，为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制定贡献了有益的法律思想材料。

总结起来可以说，诺斯对西方近代以来加速发展的原因提出的解释对准确回答李约瑟难题提供的启示有基本的和延伸的两个方面。基本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引导我们关注知识生产的传统非正式规约向正式规约演化的历史条件，因为如文中表明的，与科技发展相适应，中国古代并不缺乏非正式的规约。延伸方面在于，诺斯的工作示范了一个综合从产权、政治、意识形态到文化信仰诸方面因素的研究方案，这一方案提供的综合由于切实以产权与制度分析为依据，因而解释效力完全不同于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出现的那些关于上述诸方面因素的泛泛综合。

⑹ 李约瑟难题是什么,如何求解

编辑本段难题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
英国着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后来他又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着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着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着名的《中国，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 “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编辑本段李约瑟本人的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编辑本段解答
世界历史的发展永远是必然性大于偶然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落后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就好像玛雅文明永远会比旧大陆文明要落后一样，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历史事实。中国在近代会落后于西方，这也同样是必然的，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不可能说假设没有满清或者没有什么其他因素中国就会先进，而且这种假设也没有必要。历史不是假设出来的，它是必然的。中国之所以必然要落后于西方，那是因为中国是农耕文明，而西欧是工商业文明。单说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发明指南针——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纸张——方便朝政——利于统治——安定社会——发展农业；发明火药——促进军事——争夺疆土——发展农业；发明印刷术——方便写书——利于农学传播——发展农业。当然四大发明并不完全为了发展农业，但是看问题要看主体，要看重点，重点即偏向——四大发明主要还是发展了我国的农业。
请看下列例证。
《墨子》书中的数学概念定义的严密性和抽象性，集中反映了其理性思维的深度。可惜的是，书中的数学理论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代欧几里德着的《几何原本》中，涵盖了定义、公式和各种命题，是一部几何学专着。从动机上讲，墨子写书是为其政治思想服务的，这也基本上就是古代中国所有学者们写书的共同目的；欧几里德写书是为总结前人的经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以发展自己的几何学说。在内容上，《墨子》共有十余条命题加定理，而《几何原本》全书总共十三卷，有上百个命题，仅第一卷就有23个定义之多。从两本着作的社会影响来讲，研究《墨子》的学者偏重书中宣扬的社会观，而研究《几何原本》的则是为了学数学。
《周髀算经》还算不上一部数学方面的专业着作，但其对于勾股定理的描述、运用以及对复杂分数的计算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周髀算经》中，作者仅总结出了一个公式，即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公式定理了。《九章算术》是算学上的着作，书中介绍了各种计算方法，包括乘积、比例、乘方、方程等几大类。《九章算术》的成书意在培养人们的计算能力，仅此而已。亚里士多德的着作就很多了，涉及面虽广，但是其中每一本书都是单就一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的，因而其专业性、目标性很强。阿基米德更是专攻理科，他的每一部着作均只单独论述一种学科中的一个小点，因此阿基米德的任何理论都是相当严谨缜密的。阿基米德计算了大量复杂几何图形的各种数值，比如抛物线几何体、圆形、椭圆形体、螺线等等，并在物理学领域总结出了杠杆原理、浮力定律等重要定理。阿基米德定义的这些图形中，诸如抛物线等形状，中国人直到近代都不很了解，更别提古代了。古中国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数学与西方是不同的，我们的数学集中在丈量土地、计算日程、贸易往来和天文历法等方面，所以在实际测量计算中是不可能出现螺旋形、甚至抛物线的。作个比方吧，弹簧肯定不会出自古代中国人之手；假如近代西方人没有打扰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影响过我们，我们肯定至今都不会使用弹簧。
前面举了物理数学的例子，然而在绝大部分领域，古代中国人得出的公式、定理都远远少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各项突破无一不是建立在严密的科学理论之上的，而一个不善于总结公式的农业社会又怎么有能力自主地跨进近代科技的大门呢？
这个问题还牵涉到了我们的文字。试想，若要表述浮力定律，是用中文方便些，还是用希腊字母方便些呢？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不仅是这么一个定律，我们今天在数学和物理中的所有公式都是如此，不一而足。不同的文字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同时也就影响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热爱我们自己的民族传统或者我们独特的、美丽的、伟大的文化。我只是想说，汉字与其他文字一样，毕竟也是普通人发明的，毕竟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我们要正视这些缺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在各种刊物、科学着作中广泛地使用拉丁字母的原因。我们不可以固执地为了捍卫传统文化的“纯洁”而去抵制一切外来文化，这是有悖历史客观发展的。还是那句老话，“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扬长以避短。当然，这扯远了，但这是笔者的一点心声。
回到主题。中国自古就是大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国家，其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除了事农以外，并不利于其他如海外贸易之类的行业生存。因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都是围绕农业而生的。中国的一切科学发明、技术创造，无一不与农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社会上一切脱离生产实际、与农业无关的动作或革新就都被视为无用乃至错误之举。比如明清时期打压行会。古代中国有很多表面上与农业无关的阶层，比如朝廷、文人墨客等等，实际上也都是间接在为农业而操劳。农业是中国万事之本，古代中国的农业一旦瘫痪，整个国家社会就将彻底崩溃瓦解，这与欧洲是很不同的。
中国是农耕文明国家。古代中国人的发明都属于技术革新，甚至可以说，都是农业技术革新；我们没有什么从技术之中脱颖而出并独立于技术之上的理论、公式。没有一些可以在实践中套用的公式，就决定了我们没有独自发展出繁荣的近代文明的能力。或者换句话讲，古中国要想象西方国家那样完全独立地自己发展到近现代社会，那就不是多花个几百几千年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编辑本段借鉴与启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强劲动力，使中国科技迎来了新的春天，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显着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科技竞争力却排在世界第28位，科学研究和专利指标的国际竞争力分别为世界第32位和21位，科技竞争力远远落后于经济竞争力。我国科技论文的发表数量也比较少。据瑞士洛桑国防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统计，1997年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在世界排第9位，在《科学论文索引》上发表的论文数居第12位，仅占当年世界论文总量的1．6％，相当于美国的6％，英国的19％。世界发表论文最多的200所大学没有一所是中国内地的。再如，美国现在每年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0多万件，日本40多万件，我国只有1．3万件。看来，在经济有了长足进步的今天，我们依然没有摆脱“李约瑟难题”的困扰。
“李约瑟难题”的解究竟在哪里？即怎样甩掉中国科技落后的帽子，或者说怎样能使科技与经济协调发展，同频共振？科学发展的实践反复证明，人是第一生产力的开拓者，科技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1996年11月至1997年8月，我国曾开展了一次建国后最大规模的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计算结果显示，我国公众理解科学对社会影响的比例为3．3％，了解科学研究过程的比例为2．7％，具备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世界科学报告》资料，每千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日本为 4．7人，美国为3．8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2．8人，欧共体12国平均为1．9人，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为1人，而我国只有0．4人。上面两组数字对破译“李约瑟难题”的解颇有帮助，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人才上占有数与质量的绝对优势，科学技术才走在了世界前列，可想而知，一个科技人才缺乏的国家，也必然会处在科技落后的尴尬境地。
应当看到，科学思想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扎根和探求不够，是一个非常要害的历史和社会根源。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美国社会科学家朱克曼曾对31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分析，发现跻身于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团体，得到过名师指教者颇多，仅英国卡文迪什实验室就诞生过17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人在分析我国为何至今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时认为，西方科学有着良好的“求异”传统，所以他们总是刻意求新。而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视思想“守一”和“齐一”的思想控制，严重地影响了科学的萌芽，抑制了人们的创造精神。如今世人都清楚，为21世纪定调的主旋律是科学技术，它能否成为一个民族的兴奋点乃至注意力，最该集中的所思所想和所尚所崇，这就同为“李约瑟难题”的难之处和解之处。
决定科学盛衰的钥匙在哪里？“李约瑟难题”及他的解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应该是明确和清醒的，这就是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和任务，把大力培育科学精神赖以生长的沃土和大大加快科技人才培养的步伐，切实作为我们伟大而古老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强手之林的关键性链条和杠杆性环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赶超先进、重塑辉煌，才能迎来日新月异、鸟语花香的科学春天！

⑺ 关于李约瑟问题

http://ke..com/view/106444.htm
李约瑟是一名出色的生物化学家，却并不一定是一名出色的历史学家。如果稍微懂一点欧洲和中国的古代史，就不存在什么“李约瑟难题”。
问题一：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问题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我对中国古代史颇有研究，着重从这说起。
中国和欧洲本质是有不同的。这就在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中原地区，是平原地区，以农耕文明为主。虽然有五支北方民族先后入主中原（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 柔然是鲜卑或者匈奴后裔，突厥只是一个国家名，国内人民以匈奴后裔为主体，血统相当复杂）。但是，中国各个朝代基本上确保了黑水——腾冲线以内的季风区也就是农耕区，五大民族也迅速汉化（其实汉人也在匈奴化、鲜卑化、契丹化、女真化、蒙古化，这是相对的）。这样，中国在所谓的“封建社会”，也就是农耕文明时期领先于世界就不足为奇了。
而欧洲虽然也有波德平原，但是罗马人、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被匈奴击败的哥特人打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农耕文明，所以中世纪的欧洲，是夷狄入侵以后留下的恶果。而罗马人，包括日耳曼人没有抵挡住夷狄入侵的主要原因，就是欧洲的思想家，在那个时候就致力于研究重商主义和自然科学，而没有像中国一样，对农耕文明做出很好的总结，没有出现四书五经这样的儒学经典。思想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帝国的灭亡。而这种重商主义和自然科学，在当时确实不合时宜，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为美术三杰、但丁、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地理上讲，中国在冷兵器时代，东面大海，西南青藏高原，都可以基本不设防，除了一些小的骚扰，比如孙恩起义、吐蕃（fan)入侵。西北有巴尔克什湖以东的西域地区作为缓冲地带，也威胁不到农耕区。西南由于中南半岛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粮草问题），也很难威胁到中国。且中国对付战象颇有心得。实际上中国的威胁仅仅来自北方，只要中国内部不出现问题，北方民族也无机可乘。然而北方由于极寒，所以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文明，至少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没有。所以，一旦进入中原，北方民族有极大的可能性汉化，历史也正是这样的。
而欧洲东部几乎没有屏障，这使得匈奴人和后来的土耳其人十分猖狂。西部虽然也是大海，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维京人让英国和大陆国家吃尽了苦头。在南部，撒尔逊人和阿拉伯人也长期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以前，欧洲人尤其是大陆人几乎得不到一天安宁。
而到了工业革命时期，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航海业发展，中国东部出现了极大隐忧。而欧洲的情况则相对好转，维京人被击败，伊比利亚双雄独里，奥斯曼土耳其逐步衰落，曾经三次西征的蒙古帝国也逐渐被各地文化同化。欧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农耕文明以人为本，重视发展人口。欧洲则认为人多了吃的也多，所以提倡少生。而中国的医学在民本思想下，也发展的优于欧洲。罗马帝国可以说毁于瘟疫，而赤壁之战中，曹军也生了瘟疫，可是曹魏政权仅仅是没有统一中国，自身却没有灭顶之灾，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医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使得中国在这方面也失去了优势。
盛极而衰，古之常理。没有一个帝国能长治久安。如果想回答所谓的“李约瑟难题”，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回答，网络里也有许多。这个所谓的难题，就是一个毫无了解中国历史，甚至对欧洲历史也知之甚少的人，提出的一个类似于“鸡生蛋，蛋生鸡”一样很绕的问题。加之这个鸡蛋极大，回答起来就比较费劲而已。

⑻ 如何解决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第一段，很好解释。主要分三个方面。
1、官方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如果封建统治极为强大，那么资本主义出现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明清时期，正处于中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鼎盛时期，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
个人补充：中国是一个皇权社会，皇帝的权利极大。其实明朝中后期，皇帝已经开始不理朝政，除了景帝好一点。由内阁首辅或者司礼监掌印太监代理朝政，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居正和魏忠贤。如果这个政体再发展下去，很可能也会出现民众政治，可惜明朝内外交困，不就就在东西虏和起义军的联合打击下南逃。
不过，张居正为代表的儒家学士，脑子里就是君权神授的思想，即使掌权，最多也就是想篡位当皇帝，不可能有民主政治的想法。而崇祯能诛杀魏阉，说明皇帝什么时候想要回权利，还是相当容易的。
而在欧洲或者日本，情况就有所不用。我对世界史没什么研究，瞎说两句。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了限制君主权力的元老院，英国在12世纪左右就有了议会，实际上皇权并没有中国的那么大。在12世纪以后，由于蒙古西征和之后的鼠疫带来的灾难性事件，欧洲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黑暗时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来重新组织社会结构。这也能很好的回答问题二。
2、思想问题。
中国传统思想分为儒道释三家。尤其以儒家和佛教最为流行。现在即使是从不出门，不认字的老太太，也会说阿弥陀佛，脑子里也充满了儒家，或者准确的说是理学思想。
我们可以看一看佛教是怎么入侵中原的，就知道为什么资本主义思想，或者说是基督教进不了中国。
佛教分两个方面进入今天的中国。一条路是经过中国去印度的古路，也就是走四川、云南，转东南亚进入印度。这条线在秦朝以前就有商人走了。汉朝，最迟在东汉，佛教已经经这条路传入中原，但对当时的社会影响极小。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佛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机会，但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梁武帝萧衍崇佛，造成侯景之乱，最后身死，给很多统治者警示。从思想上讲，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道家的出世思想，都不适合当时中国动乱的社会环境，给了佛教一个发展的契机。
佛教真正在中国站住脚，也是一个偶然事件，就是武则天要称帝。称帝总的给自己找个理论基础吧，中国没有女皇帝。而佛教说某某地有个某某女皇，要下凡拯救世界。我对佛教研究不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武则天一听，这感情好，就利用佛教大肆宣扬，最终称帝。这样，佛教才真正的在中国传播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佛教，已经不是当年从印度来的佛教。佛教分须宗和密宗，又分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这看过西游记和鹿鼎记的都知道。中国这一支佛教，已经是汉化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就是须宗的大乘佛教。后来，有很多人也看到了佛教的危险，比较着名的就有唐武帝灭佛事件。
而另一路，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当时吐蕃正处于刚刚要崛起的阶段，由于缺少儒家这种主流思想，佛教也是一个不错的统治工具。于是佛教就在西藏盛行，并吞食了西藏的土着教派。这一支就是密宗，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喇嘛。后来，由于西藏和蒙古的特殊关系，密宗传到了蒙古，并侵蚀了当地的萨满教。后来，据说西藏在吐蕃时期也有灭佛事件。
综上所述，即使再有一次三国两晋南北朝，有了佛教对儒道的补充，中国社会也不可能再有一次大的宗教革命或者思想改革。
3、思想的不同，导致了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追求的东西不同。这点，也就是为什么李约翰即使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却回答不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中国人崇尚的是舍身取义，是正直无私，是忠义孝悌。而对经济，中国人很少有过多的要求，够花就得了。当然，如果有捞钱的机会，中国人贪污起来也不比任何国家差。但是中国任何事情讲究的是关系，所以办事要送礼，吃饭要请客。而欧洲人讲究的是经济效益，是眼睁睁的现实利益。
这两种思想，都有一定的可取性。中国人搞经济并不一定比欧洲人差，只是经济模式不一样。
所以，资本主义，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中国人根本不屑一顾。至少是当时读四书五经的儒士们不屑一顾的。
就算没有上面这些所有所有的理由，还有一条最重要的理由：在中国，商人是不能当官的。且在中国，不当官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你怎么可能政变成功？在1840年以前，中国商人当官的极少，即使当官，甚至当大官的，下场也不咋地。不信自己去看看吕不韦和沈万三。

⑼ 面对李约瑟难题,你给的答案是什么

历史是有其必然的前进方向的，虽然这种前进并非那么简单那么径直那么一蹴而就。对于李约瑟难题而言，我觉得，这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曾经的统治阶级有些发挥了他们作为人在历史的前进里最后的光芒，我作为一个后人，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以一个走到末路的阶级还能左右（你可以认为是阻挡）历史前进百数年而鼓掌；也有些对于他们的权利维护做着垂死挣扎，却是根本无力阻碍历史的前进而被碾得粉碎，在此之上，人类的文明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社会制度的变革我认为是历史中的最大变革。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些比较小的变革。

首先是王朝的更替。在此，先说不好意思，我是个学数学的，不是学历史的，如果里面有什么说错了……番茄不要随便扔。对于欧洲小王朝更替我不是非常了解，那我这里拿中国和日本来比较。

中国，总体评价，是将封建王朝的中央集权做的不错的一个国家。我们不能说哪朝哪代有那么几个权臣啊权阉啊篡权了那就不是很好的中央集权了，毕竟中国那么大块地方，不是像梵蒂冈那么好管的，巡视全国像是散个步一样。而中国的皇帝，却又是离神最远的封建统治者。相比日本，有过太政大臣掌权，有过摄关政治，有过征夷大将军的幕府政权，还有过文官的关白政权……算起来，天皇说了算的日子还真是少之又少，但关键人家还是天皇，不管是文官势力掌权还是武家势力抬头，不管谁来管这天下，他还是做他的天皇，装他的风雅，吟他的风月，搂他的妃子。毕竟，日本的天皇是从神话时代开始一脉（他们说是一脉，其实也就近亲结婚出来的次品）相传的，人毕竟不能颠覆神。这我认为是李约瑟难题答案中的一点，就是，社会的变革必然会发生阶级冲突，而在中国，这种阶级冲突更多的表示为农民阶级和封建阶级，即使到了近代，资产阶级还是无法插足，毕竟做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要比共和制或是联邦制的领袖开心的多。而在日本或说是欧洲，君权神授的观念根深蒂固，农民阶级推翻了一个王朝后很难像中国那样转变为新的封建阶级（关键你那新的君权是哪个神新授的这个问题比较尴尬），所以资产阶级抬头相对来说容易一些。

然后是封建体系的变革。中国有过两个很短的大一统王朝以及一个相当乱乱到我很无语的王朝，我认为都是历史的牺牲品。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无语的是晋朝。这三个王朝都承担了历史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为阶级之间的距离变小了。首先是秦朝，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转为封建社会后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他承受了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相对来说，奴隶制的阶级独立性要比封建制强的多，一个奴隶要做上奴隶主比一个农民做上封建主难的多。秦朝的建立到覆灭，我看到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屏障第一次变得薄了一点。然后是晋朝，他承担的是封建阶级内部士族和庶族之间差距淡化的变革，至此，至少在封建阶级内部，一生下来的贵贱之分少了很多。最后是隋朝，它承担的是中国南北文化的融合。晋朝之后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分裂，各地封建文化的差异被隋朝一统。对此，他们的集权都不能长久，我觉得这不是因为胡亥的昏庸，隋炀的荒淫，也不是因为晋朝有个白痴做了皇帝，只是因为人的力量可以加快或延缓历史的前进，但终究不能改变它的方向，并且，即使加快或延后了，也终将被历史反噬。这是李约瑟难题答案的第二点，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的前进有其必然性，不是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政权一个历史事件能简简单单改变的。

最后是社会体系的变革。这点是最难说的。因为教育的问题，我们只接受了当今政治下我们可以去知道的那些变革和变革的原因。对于其他的我们不了解或说最多一知半解。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同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也是出现在封建主义的最薄弱的环节——斯图亚特，而不是最巅峰的满清王朝。道理很简单，套用某寝室的话“穷则思变”。在中国，扎辫子的人统治你，你能温饱甚至有的还小康了你脑子被门夹过了你才去革命；在英国，则是我们些个做生意的不革命你收税都把我明天的饭收掉了我还能不和你玩命？反正不和你闹明天也没饭吃，闹一下说不定就有了，说不定还小康了，说不定以后整个国家就我来拍板了，那~就革命吧。所以这不是谁统治的问题，而是统治的好不好，就算中国那时还是朱姓后人，我要是没饭吃我照样反你丫的。这是我觉得李约瑟难题的最后一点，那时在中国，我活得下去，在英伦，一样是活不下去，我还不如革命博一下，您说是吧？

⑽ 高三历史，答题用，不要废话。分析明清“李约瑟难题”原因。

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