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促进了欧洲历史发展的“催化剂”,为什么会是“黑死病”
前言:公元14世纪中期,一场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瘟疫“黑死病”在悄无声息之间肆意席卷了整个欧洲。关于这场瘟疫,有不少学者至今仍认为它给当时人类所带来的危害程度甚至不亚于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核战争。此外,生活在那一时期的意大利诗人乔万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年--1375年12月21日)在其代表作《十日谈》当中是这样描述那场可怕的瘟疫的:“腹股沟或腋窝会长出肿块,有时会有鸡蛋,甚至苹果那么大。接着,病症开始扩散,肿块变成黑色或紫色的斑点——几个大的或是许多小的,遍及全身……毫无疑问,死神真正邻近。”
03、“黑死病”推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
正如文章开头所讲,“黑死病”导致的最明显和最直接的结果便是“人口数量骤减”。从经济学的角度也可知道,人口数量的大量减少必然会导造成有限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劳工的薪水迅速上涨,在这种情况之下,封建地主阶级倘若想把劳工薪水水平压缩至“黑死病”爆发之前肯定是不现实的,一旦如此,阶级矛盾势必会得到激化,甚至爆发起义。在这其中,最为显着的便是英国沃特·泰勒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法国的佛罗伦萨手工工人起义等等,尽管这些起义最终失败,但却有效地促使了社会经济、政治以及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长此以往,封建地主和旧贵族阶级的地位和权威必然会因受到巨大的冲击而不得不给新兴资产阶级“让路”。
综上所述,虽然黑死病给欧洲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正如德国着名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所说的:“恶”往往也会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
⑵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是哪个哲学家的观点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十分赞赏黑格尔的思想。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由此看出,上述思想是黑格尔的观点。
⑶ 善与恶什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
人的求知欲 占有欲
⑷ 英国浪漫运动作家有哪些
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最早的国家,早在17世纪它已经进行了所谓的“光荣革命”。但是这场革命非常不彻底。革命以后,看起来它带上了一些资产阶级的装饰物,但是整个3000万人口的英国,只有100万人有选举权,这100万人都是所谓有身份的老的贵族、新的贵族和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权力掌握在4000人的手里,这4000人支配英国。这种状况,不是按照资产阶级革命理想所应该实现的政治局面,而他们还是喜欢强调英国是一个实现了资本主义的国家,非常忌讳别人戳破英国社会的种种脓疮。英国绅士的双手沾着殖民地人民的血,但他们都要带上一副白手套,喜欢谈论所谓的genileman的风度。所以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有教养的国家,但实际上有很多虚伪的东西。
法国大革命势必对英国有很大的冲击。首先感到了这种冲击的是一些生性敏感的诗人。他们也曾有过拥护和支持法国大革命的表示,但当这场革命深入发展,特别是雅各宾党人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转了向,觉得革命太恐怖了。革命后所实现的工业化社会,对于人的感情是一个巨大的破坏,所以他们隐遁山林,倘祥湖畔,远离城市。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湖畔三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骚塞。华兹华斯可以说是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开拓者。他对英国的诗歌,特别是英国诗歌的语言有重大的贡献,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图书馆找到华兹华斯的抒情诗选集,他和柯尔律治合写的序,可以看作英国浪漫主义的宣言。华兹华斯和其他湖畔派诗人诗作的最大特点,是歌唱自然,崇拜自然神。各位知道在西方文学中对自然的领悟是一个弱项,特别是和中国的诗歌传统相比较。在华兹华斯之前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只有很少描写自然的优秀之作。我们看“荷马史诗”,看欧洲中古时代的作品,其中很少有对自然的卓越描写,这和中国的情况很不同。中国从上古时代的《诗经》、《楚辞》始,到魏晋南北朝、唐宋,我们的山水诗、田园诗非常地成熟。西方在那个时候和我们比是相形见绌。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很深的文化和民族性格方面的因素,我们现在不讨论这个问题。在华兹华斯之前只有卢梭在他的《漫步遐想录》中有一些关于人和天地之间合一的圆满的幸福感受的描写。那是很独到的。在此之外,如果还想找到很多就比较困难。到了华兹华斯等人登上诗坛,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了很多对于自然界的非常独特而优美的艺术描绘。比如说,华兹华斯有一首《致杜鹃》的诗,全诗并没有描写杜鹃的形体,而是描写它飘忽的声音和这种飘忽的声音给人带来的心灵的震荡。但是,即使对华兹华斯来讲,他的诗也常常让人感觉到天人之间还是有某种距离,还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而中国的很多田园诗已经达到了天人合一、了无痕迹的地步。
湖畔派诗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是逃遁。这种逃遁并不就是落后、倒退。因为各位知道,工业化的资产阶级革命确实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今天看得越发清楚了。所以对当时的逃遁派,不能笼统地否定。在他们的诗歌里,在他们对资产阶级城市的厌恶中,有一些很深刻的社会隐忧。今天看来,它们就显得更加具有预言性。
对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导致的巨大社会变动,在英国有一些诗人采取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绝对需要一场大的破坏,大的冲击。谁来担当这个破坏的角色呢?就是我们要提到的拜伦,还有雪莱、济慈、农民诗人彭斯。我们不可能介绍这么多,只能介绍一下拜伦。
在拜伦死的时候,雨果有一篇纪念文章里讲到:
欧洲的诗人分成两类,一类,他们是以马内利(“救世主”),温存而强壮,坐在一辆霹雳和光明的车上周游他的王国;另一个则像据傲的撤旦,当他从天国被贬滴的时候,拖带了一大群星星坠落而去。
“救世主”把人们拖向他们向往的天堂;而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撒旦的态度,就是恶魔的态度,他们不是在建构,而是拆毁“天堂”。对于当时的英国或欧洲来说,对于整个历史来讲,“恶”是历史的推动力量。拜伦在他的长诗《该隐》里面有这样一段:
谁会为了恶本身带来的悲苦而一心去追求恶呢?
没有一个人——决不会这样。之所以追求恶,
那是因为恶乃一切生物与非生物借以产生之酵母!
拜伦对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认识,同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述有相当接近的地方。恩格斯这样说过,我们与其说善推动历史,不如说恶推动历史显得更深刻。事实上,截止到社会主义以前,历史都是靠贪婪这样一个恶来推动的。当然,对于“恶”的理解,不是纯粹道德上的,相对于不同的社会条件,它具有不同的内涵。在拜伦活着的时候,桂冠诗人骚塞(就是前面提到的湖畔三诗人之一)很受英国上层的赏识,不仅得到一个桂冠,还有很高的年薪。他嘲讽和抨击拜伦,称拜伦是一个“魔鬼”。在当时英国的贵族社会,的确有很多人这样来看待拜伦。据说在一次贵族的聚会上,当仆役从外面走进来报:“拜伦勋爵到”时。当场一位老太太就吓晕了过去。
拜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人比较好。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里,长得非常英俊迷人;但他是一个瘸子,这使他从小产生了很强的自卑心理。他在十五六岁时,喜欢上一个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对另外一个男孩子说:“你放心,我怎么会喜欢一个瘸子呢?”他无意中听到这话,当时就想自杀。身体上的缺陷造成了他很严重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又逆向为强烈自尊的敏感的病态。所以我们读拜伦的诗,常常感到拜伦这人非常狂妄。狂妄之后,又非常地颓丧,常常想到自杀,想到活着没有意义。因为自己钟爱的狗被人杀死了,他就写诗咒骂整个人类。事实上,他又是一个非常关心人的人,特别是关心下层受压迫的人。它写诗为那些罢工、破坏机器的工人呼吁,强烈反对议会通过法律来处罚这些工人。正像各位所知道的,他不仅在诗歌里同情那些被压迫的民族,而且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争取自由解放的希腊人民。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用一个人的头骨做的酒杯来饮酒。他号称一生有一百多个情人,在诗里讲,天下女人一张嘴,从南吻到北。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这家伙纯粹是个才子加流氓。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来理解拜伦真的很不够。在他的成名作《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表现出大海般的胸怀,他对于被压迫的西班牙人的深切同情,对争取西班牙自由解放的女英雄发自内心的激情洋溢的赞美,以及在《哀希腊》中对于希腊人民的情同手足的关切,这些都是无与伦比的。《恰尔德·哈洛德游记》给拜伦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他成了当时英国一些贵族妇女崇拜的对象。但是拜伦并没有陶醉在她们的崇拜中,他继续抨击英国贵族社会的丑陋。那些贵族终于发现在自己的内部有人出来揭露自己,把这样的人置于死地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办法必须高明。他们不是直接地同他正面战斗,而是散布各种各样的关于拜伦生活的流言蜚语,把他描绘得污秽不堪。在流言中,最具有毁灭性的是性。例如,他们说拜伦和他姐姐之间有性关系,等等。这些流言迫使拜伦在英国没法再呆下去了。他说,如果所有这些流言都是真的,那就证明我不配在英国居住;而如果所有这些流言都是假的,那就证明英国不配我他离开了自己的国家,长期的流浪生活大大打开了他的眼界,为他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素材,催生了视域非常广阔的像《唐磺》这样的巨着。他从来没有向英国的那些卑劣的统治者屈服过。他为了自由牺牲了一切,就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我没有爱过这世界,
它对我也一样;
我没有阿谀过它腐臭?
的呼吸,也不曾?
忍从地屈膝,
膜拜它的各种偶像;
我没有在脸上堆着笑,
更没有高声?
叫嚷着崇拜一种回音;
份纭的世人?
不能把我看作他们的一伙,
我站在人群中,
却不属于他们;
也没有把头脑放在?
那并非而又称作他们的,
思想的尸衣中,
一起列队行进,
因此才被压抑而致温顺。
他热烈地向往自由,
但是,自由啊,
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在空中,
招展着,就像雷雨一般,
勇敢地顶逆狂风;
你的号角虽已中断,
余音逐渐消亡,
仍然是暴风雨过后?
最嘹亮的声响;
你树上的花朵?
虽凋零殆尽,
树皮也饱受斧铖摧残,
看起来那样伤痕遍体,
真是粗陋不堪,
但是树浆依然保存——,
而且种子深深埋入?
土壤,
甚至已经深深地播入?
北国的胸膛。
因此,一个更加美好的?
春天,
将会把?
更加甜美的果实献上?
他还说:
我宁愿永远孤独,
也不愿用我的自由思想?
去换一个国王的宝座。
1823年,希腊的争取自由的斗争呼唤拜伦,拜伦中断了《唐磺》的写作,投入了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正义战争。他成了这场战争的希腊方面的军事领袖之一,担任了一个方面的司令。他是一个诗人,他在指挥作战方面成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存在于希腊的军队中,这对整个希腊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很不幸,他患了感冒,不得不躺在行军床上,让士兵抬着他指挥作战。最后他就死在行军床上。死之前,他要求把他的尸体运回英国,而把心脏埋在希腊,和希腊人民永远在一起。
拜伦的死成了当时欧洲文化界的巨大事件,甚至比他的诗歌所引起的震荡更大。除了英国以外,其他很多国家,包括法国,都在街头设了拜伦的灵堂。每天人们川流不息地去献花,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效仿拜伦,投身于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拜伦热”。
拜伦一生鼓吹自由,而他自己也常常为自由所困惑。这种困惑表现在《曼弗雷德》这部长诗里。曼弗雷德是一个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一样的超人,他很有学问,而且会魔法,能够召集大小诸神。他一生积累的知识太多,以至于感到自己的头脑里充满了各种甩不掉的东西,使他无法继续活下去,但是他又不能够遗忘。这就构成了他的一个巨大的痛苦。他招来诸神,让他们告诉他怎么才能够遗忘,但是这些神说:“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死。”但是他又死不了,这就造成了他极大的痛苦。神说了一句话:你使自己变成了自己的地狱。这句话具有很深的哲理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如果狂妄无羁,那么最后你不是被别人所束缚,就是被你自己所束缚,你自己成了自己的地狱。这句话很值得一些极端的自由主义者认真地加以思考。
⑸ 谁是东汉末年真正的"坏人和恶人
三国是在汉末乱世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乱世是豪杰蜂起,也是混账横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负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档次,够重量等级的其实并不多,大多也只是浑水摸鱼,侥幸获利而已。三国时期,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智谋人物、人文人物,隐逸、医巫、怪妖等等,什么人物都有,忠奸杂陈,能否相间,正邪各有其场,人鬼俱现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得世界斑驳陆离。
坏人和恶人
从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到汉灵帝中平六年(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共有四个年号:汉灵帝的中平六年、汉少帝刘辩的光熹元年、昭宁元年,汉献帝的永汉元年,这一年就是公元189年),21年之间,汉代官员,两次与外戚合作,试图彻底清除宦官势力,都以惨败而告终。
第一次是太尉陈蕃跟外戚大将军窦武合作,背后有天下知识精英的共同参与,结果陈蕃先死,窦武继之,全体知识精英被彻底一网打尽。第二次是司隶校尉袁绍与外戚大将军何进合谋,参与者虽然已不是天下知识精英,但还是有相关知识背景的州郡和朝廷官员。结果何进死了,袁绍没死,带领自己的部队把宦官全都杀死了。宦官是杀了,可是董卓来了,刘汉王朝由此彻底覆灭了。
您可能会问:袁绍既然自己就可以解决宦官,为什么还要招引较之财狼更加凶残的董卓之师,进京来剿灭宦官呢?是不是说,袁绍劝何进招董卓进京,希望他毁掉汉家江山,然后,再伺机把天下窃夺到自己的手上呢?
这是个大胆的猜想,大胆的程度,不亚于数学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尽管这种猜想,需要不平凡的勇气和思想的能力,但却过高估计了袁绍,同时也有诬枉袁绍的嫌疑。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分析汉末讨宦官而导致汉朝最后毁灭,说了七点重要原因,其中第六点是:“袁绍兄弟,包藏祸心,乘时构乱,而无戮力王室之诚;曹操识之明,持之定,而志怀叵测,听王室之乱,居静以待也。”船山先生此处的说法,就属于这种大胆的假设,缺乏有力的事实根据。
当何进诛杀宦官的时候,曹操和袁绍,用心虽然未必“纯一”,但也没有升起借此扰乱天下,希望把事情搞大,闹得天下大乱,从而侥幸得利的心思。他们于汉朝廷虽然已不再像陈蕃、李鹰们一样赤城,但确实还没有“包藏祸心”,尤其没有“乘时构乱”的想法。因为天下已经大乱,不待袁绍和曹操去乘时而“构”,“静以待变”,或许才确实是他们当时的真实心态。但是他们还都很看重自己是朝廷重要官员的身份,希望能在那样的位置上有所作为,以便继续升迁。因此,所谓“静以待变”,也不应该是想要乘机窃夺政权的意思。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看,袁绍这次跟何进谋划诛杀宦官,与窦武和陈蕃那次不同。尽管那次窦武同样是为了夺取宦官手中的权力,但他并没有何进与宦官的那种过于直接的私人怨愤。袁绍参与这次诛杀宦官,主要是为了帮助何进,最多也只是依托何进,以求升迁,并不怀有另外的“深远”企图。
汉灵帝末年,宦官蹇硕因惧怕何进将来对自己不利,联合其他宦官一起,向汉灵帝耳边不断吹风,说是西凉韩遂,一向目无朝廷,其人狡黠难治,从前派张温征讨,一时散去,而又复来。说韩遂是朝廷的边患,必须除掉。建议由大将军何进亲自率兵前往征讨,想用这种办法,把何进调离朝廷。灵帝下诏以后,何进却以人马尚未鸠合齐备为由,不断拖延,直到灵帝死掉,仍然没有动身。灵帝生前,想要废掉何皇后所生的十四岁的太子刘辩,另立王美人所生的九岁的王子刘协。还没来得及办理,就病入膏肓,死前把这件事情委托给了宦官蹇硕。蹇硕秉承皇命,在灵帝死后准备废掉太子刘辩,让刘协继位。蹇硕害怕刘辩的舅舅大将军何进阻挠,于是就想先杀掉何进,然后再立刘协,结果被人泄密了。
刘辩登基之后,尊何皇后为太后,何进得以全面掌控朝政。何进立即实施报复行动,首先除掉了蹇硕。
袁绍乘机希望何进把宦官全部赶出朝廷,用心并不在于自己夺权。何进说服不了太后,袁绍才出主意调用外兵来胁迫太后(就是吓唬女流),目的只在清除宦官,不在招引董卓进京。而且当时所招,也并不仅只董卓一人。包括何进的亲信属吏——大将军府掾王匡、骑都尉鲍信、东郡太守桥瑁等,都在被招带兵进京之列。何进甚至指使手下将领——武猛都尉兼并州刺史丁原,率兵“入据”自己的国都城郊的河内郡,还攻入洛阳附近的孟津县,大肆放火,作大声响,制造出不赶走宦官,就攻破都城,实施“兵剿”的架势。冲天的烈焰,吓坏了何皇后,只得同意何进暂时“解聘”宦官,不再让他们进宫服侍。
这时董卓已逼近京师,何进宣诏令其退回本部,董卓不得已,只得暂时向回退了几十里,等看时机。
但是大宦官张让等前往何皇后的母亲舞阳君处诉苦,何母,就是那位受封舞阳君的何皇后的老娘,赶紧进宫给宦官说情,何后又把宦官都招回来了。袁绍一看形势要被逆转,继续鼓动何进,说谋事已泄,千万要坚持住,不能犹豫,否则就会重蹈窦武的覆辙。何进虽然表面坚定,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门负责收拾宦官的狱断之事。但内心深处,还是犹豫未决,犹疑不定。为了坚定何进的信心,把驱除宦官的“事业”进行到底,袁绍首先下令各地方官员,搜捕宦官在地方上的亲族势力。在袁绍的一再催动下,何进再次入宫向何太后奏请诛杀宦官,被潜伏在窗外的宦官们听到了。宦官们眼见死定,决定先行下手。何进一出宫,宦官们就把他的头割下来了。董卓闻听宫中有变,立刻率众急进,闯入京城,控制了朝廷。当时只有董卓,才真正是“乘机构乱”,“静以待变”,而不是袁绍和曹操。
宦官们既先动手杀死何进,袁绍,还包括袁术,还有何进的弟弟何苗等,一时情急,狗急跳墙,率众攻打皇宫,冲进皇宫里,把宦官差不多都杀光了。
当年汉灵帝刚死,何太后听政,袁绍招引外兵前来的意图,只是想给太后施加压力,好让她同意诛杀宦官。杀宦官自然不难,但得太后同意。太后不同意,不能妄杀宦官。可是要让太后同意杀宦官,比杀宦官这件事情本身难度更大。
或许您可能这样设问:袁绍后来还是没有听太后的旨意,还是在没有朝廷圣旨的情况下杀掉了这些宦官,而且就连不是宦官的没长胡须的人,都要脱掉裤子让大家验证自己不是宦官,才能捡回自己的性命,这又当如何解释呢?
这个不难解释。
宦官既然已经把何进杀了,那就等于宦官率先无视朝廷的存在,太后既不同意何进诛杀宦官,也同样不会同意宦官去杀她的娘家哥哥,那是她的靠山。宦官既然无视朝廷的存在,袁绍等自然可以跟着效法。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袁绍不能再等,再等就死到临头了。蝼蚁尚且惜命,困兽岂能不斗?假使狗也有智慧,知道主人要杀它,一旦跑不掉,它也会反过来不顾“主奴”或者“君臣”之义,先来进攻主人。这种做法,一点儿都不奇怪。君臣方所,还有主奴位置,都是在平常的状态下,才被安稳地摆放在那里。到了生死关头,自然会生出新的样式。如果君王一定要无缘由地置大臣于死地,主子非要莫名其妙地杀死奴才不可,到了这样的时候,大臣就不必再像大臣,奴才也就不是从前的奴才了。
所以,袁绍带兵入宫斩杀宦官,不必跟他提议招引外兵进京来胁迫太后同意诛杀宦官当成一回事来看待。更不必引申出很多枝节,以扰乱我们对于历史进程的视线。“包藏祸心”,“乘时构乱”,这种情况在董卓身上确实有,但在袁绍身上,其实真没有。他没那么奸猾,更没那么老辣,尤其没那么狠愎和不自量力。我们既不必轻易抬高他,也不当随意毁谤他。
袁绍断然不是个好人,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坏人,后来的表现,尤其能表明这一点。当年袁绍诱骗韩馥,诈得冀州之后,鲍信就曾明确的对曹操说:“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是复有一卓也。若抑之,则力不能制,只以构难。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说是袁绍一旦得手,就会成为第二个董卓。鲍信建议曹操先在黄河之南发展势力,静观时局变化。
船山先生说曹操“静以待变”,其实也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当年何进谋诛宦官时,以曹操的身份,其实可以说是“无变可待”,无论曹操自己静不静,天下之变,都没有曹操什么事儿。
袁绍开始心怀异志,显然也是在董卓控制朝政,自己逃出洛阳以后。不止袁绍和曹操,孙坚、公孙瓒、刘表、公孙度等,很多军阀都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明确有了自己的打算。后来最先称帝的袁术,其实也未必比他们稍早些。董卓率兵入京,控制朝政,是东汉末年各地军阀和朝野官员心态变化的真正转折点。他们看到朝廷已不再是朝廷,国家也已不再是国家的时候,才开始心凉。凉透以后,心才彻底变了。
袁绍不是个大恶人。要说这个时期真正的大恶人,那得说是董卓。只有董卓,才是这个历史时期中真正的大恶人。这个大恶人干了很多坏事,干了很多伤天害理、天地不容的坏事。诸如逼迫众臣,强行无礼改换君王;无故残杀社集民众,将男性头颅全部砍下,挂在马鞍上,把人家的妻女强行分配给自己的兵将充任妻妾,却硬说是讨贼归来;还有强行迁都,并公开掘毁东汉所有皇帝的陵墓——就连重要大臣们的坟墓都没有放过,劫走其中的珍宝。当然,这件事是他指使吕布干的,他没有亲自动手。有关他所干的不忍听闻的恶事,大家可以去看《三国志》里的《董卓传》,我不在这里耽误工夫。董卓虽然把坏事都做绝了,但他也干了一件好事,就是把汉朝这个已经腐烂不堪的“粪土之墙”,彻底推倒了。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如果一堵墙已经腐坏到不可救药的程度,那就不要再去维护它、整修它。而是要干脆直接把它推倒。否则,就会不断有更多的人紧张、害怕,甚至被压,总之是受到伤害。
汉朝从桓帝以后,已经成为善人的牢笼,人间的地狱。
未必就是邪恶的力量,只能由邪恶的力量来摧毁。但是好人眷恋过去,胆子小,不忍心,下不去手,甚至还会努力维护它,修补它;坏人虽然心怀鬼胎,但却不愿首先发难,也不愿暴露自己的不良意图;就连“妖人”张角兄弟等,虽然已经号召天下举起了“义旗”,但还是没有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刻,就只有依靠恶人。恶人最恶,无所顾忌,“徒见金不见人”,见到有好处可捞,不怕铤而走险,不计后果成败。只要能恶一次,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董卓伤天害理,害人害得耳不忍闻、目不忍睹;但他彻底拆毁了一堵腐烂透顶的旧墙,彻底砸碎了那个害民无度而且已经毫无救药余地与必要的东汉政权。要是没有董卓,汉代的那些臣子们,还会扶持出新的桓帝和灵帝来,维持那个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邪恶的政权,让它继续无休止、无节制地祸乱天下,残害天下的臣民。包括袁绍和曹操这些人都在内,没有人敢于挺身而出,说我要拯救天下,我要建立一个崭新的王朝。而且,这样的时机,在当时也还远未成熟。
历史到了这种紧要的关头,那些顾及利害得失的奸臣,尤其是那些想要名垂青史,当周公或者做忠臣的那些号称正人君子的所谓“忠臣”,都已自觉不自觉地堕落成了腐朽汉王朝的“怯懦同谋”。他们或者帮助汉朝整治、修补这堵烂墙,比如汉末知识精英;或者只是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天下被败坏,而没有勇气冲出来,以推翻旧王朝的方式,来实际地实施对于天下和生民的拯救,比如一般知识分子和朝野大臣。未必就是他们缺乏真正的责任意识,缺乏舍生忘死的勇气。只是中国近于盲目的尊君历史文化传统,没有赋予他们公开、明朗的推翻自己君主的正当理由。
船山先生说:“夫内怀夺柄之心,而外无正人之助,若何进者,不足论也。以往之覆辙,为将来鉴。”这是正论,像何进这样的人,哪里有资格进入船山评价的话语体系,船山先生把他放在自己的话语中,也只不过是为了叙述历史的方便,顺手捡来提供一点借鉴。
而于所分析的七条重要原因之后,船山先生又说:“凡皇天之所弗予,志士仁人之所弗予,天下之民受制于威,受饵于利,人心所不戴以为君亲,而苛暴淫虐,日削月靡,孤人子,寡人妻,积以岁月而淫逞不收。若此者,其灭其亡,皆旦夕之间,河竭鱼烂而不劳余力。智者静以俟天,勇者决以自任,勿为张皇迫遽而惊为回天转日之难也。”这才是透辟的精当之论。不过这一精妙的说法,似乎所指已超过了何进诛杀宦官的时间界限,显然说的是董卓了。看来船山先生前此评价袁绍和曹操的话语,是把何进诛杀宦官与董卓祸乱天下两件事情“合”在一起说了,这样就使得其对袁绍和曹操于当时表现的评价,呈现出“猜想”的不实状况。
当天下糜烂已极,政权腐朽不堪的混沌历史时刻,只有真正的乱臣贼子们,才敢于出来侥幸。董卓怀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果敢精神,断然割断了汉朝的喉管,使它彻底失去了苟延残喘的可能性。当然,董卓的“果敢”,并不是出于担待和拯救天下的意识,而只是出于个人夺权和获利的心理。中国历史上像董卓一样的恶人们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当他们推翻了旧王朝的时候,自己也多半会跟着完蛋掉。可是天下大局既乱,重新整合的要求和契机,也就顺此到来。历史的篇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重新书写。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高度赞扬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关于“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并接续黑格尔,进一步阐发了恶在推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邪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董卓抑制不住,也不想抑制自己邪恶的贪欲,才敢于疯狂地站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抢权夺位,奸淫掳掠,滥杀无辜,最终推翻了汉朝的腐朽统治。
董卓把汉朝送进了火化场,自己也跟着被外溢出来的烈焰,烧得尸骨无存。天下大乱,群雄骤起,由此牵引出中国历史上一个号称三国的时代。
⑹ 黑格尔的"恶"的历史发展动力的思想研究,这样一个题目适不适合做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论文选题
不适合,因为哲学要求逻辑性很强,中国教育从不教逻辑学,而是灌输马教,大部分人看不懂或者曲解西方哲学,换一个简单吧。
⑺ 恶的存在对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
单纯的恶对社会的发展和和谐只能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恶是侵害他或者其他团体的利益的。
但是,恶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来看待的话,对恶的征伐和惩治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和转折。
所以,恶就是恶,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没有正面影响,但对恶的惩戒,与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有一些会带来正面的反转和结局。
但,这不是恶的作用,只是恶在因果链中的推动作用而已。
⑻ 人的欲望或者说恶的一面对社会和历史有着什么样的推动左右
反面推动作用,就是激励正义一面的发展。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⑼ 黑格尔 恶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强奸犯也是英雄吗
饿的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呃错误的,如果按照黑格尔的论调,那么强奸犯那肯定是英雄啦。,肯定是错的。
⑽ 恶,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吗
我觉得是这样,恶是人类与生具来的本性,从有了人类记载开始,莫不是在战争中残存下来。这正是因为有了恶念,某些人需要从中得到些什么,才会促使大部分人作出必要的选择和工作。
比如,原子弹的诞生,就是某些独裁者的恶念,本是想要用来统一地球,但是,这个能毁灭地球的东西却换来了地球上少有的几十年的大范围和平年代。
由此,引发了另一场战争,那就是现在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战略,这又推动了人类必要的生态发展,使人类的科学技术生活等各方面都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
人类的发展,恰恰是因为某些人的恶念制造出的原子弹而带来了几十倍的进步速度。现代人的每一个起点,莫不是因那在日本开发的原子之花而带来的间接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