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晚清历史上的改革

‘壹’ 如何评价中国向现代社会过渡评价清末三次改革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新政、戊戌变法和清新政作为近代史上三次改革事件依次出现。从三次新的主要内容来看，它们均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四个方面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且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出现以后，这是三次新政的共性所在。但是，这三次新政在其名自发生是的历史动因，在推行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新政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等方面都是显示出不现的特点，对此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有助于廓清各自的特质。
1、 关于三次新政发生的历史动因
从三次新政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它们都是在重要的对外民族战争失败之后，为应付变局，调整清朝统治的运行机制而相继出台的，然而，就其名自发生的动因来看，有着明显的区别。
洋务新政是在第二次的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此时的清政府仍然面临着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因此，清朝流治者是把太平天国视为“心腹之患“，把外国列强看作“肢体之患”对待的。洋务新政的兴起有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和对外抵御外侮的双重动因。即“托名学制的剿贼”，表现出洋务新政启动时的两个目的。1860年曾国藩首倡洋务之说的奏折名为《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表明借师助剿是清朝统治者优先考虑的，同时曾国藩还提出将来师夷的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到1864年太平天国的运动失败后，洋务新政把“自强”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戊戌变法新生政发生在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加深、瓜分狂潮加剧之际，维新派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力倡变法维新，并试图通过光绪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法一扭转国家衰落的局面。由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于是有“公车上书”的发动和“拒和、迂都、变法”。主张的提出，维新变法作为一场运动因此兴起；由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事件，使康有为心怀腹东之耻”写下《上清帝第王书》，痛陈“瓜分豆剖”的严重危局；也由于光绪皇帝不愿做亡国君并想有所作为，便在维新的运动高涨之际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内称：“今日时局如此，国际如此……强弱相形，贫富悬殊，岂真能制挞以挞坚甲利兵乎？”可见，就连光绪皇帝对以往事洋务新政着意讲求船坚炮利也不信任了，他的变法图强的愿望非常强烈。
清末新政于1901年1月拉开帷幕时，八国联军已侵占北京五个多月，此时清政府正忙于同列强谈判议和，围绕着该年9月才订立的《辛丑条约》就惩办“祸首及赔款等问题讨价还价，因此在推行变法新政的渝令中未见换救民族危机的内容是很自然的。该渝称：”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今者恭承慈令，一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名举所知，各抒所见。”看来清末新政尽管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后，但它兴起的原因不是要解决民族危机问题，而是在“严祛新旧名”的前提下寻找改革弊政之方。而且当这个推行变法新政的渝令发布仅16天之后，清廷就因“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已允准”而下了“罪已诏”，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剀切申渝应当“固邦交、保疆土、举贤才、开言路。”这后一句12个字反映的恰是汲末新政出台的原因。
2、 关于三次新政推行过程中的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
从三次新政各自演进的过程来看，它们都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等内容的改革，并且有不少内容是前后固袭，不断深化的。但是，它们在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上也有不同之处。
洋务之新政的主观目的是“自强”与“求富”，从军事工业到民族企业的创办是这个方面的最好体现，洋务派的“自强”观和“求富”观始终没有冲破“中体西用”的藩篱，尽量以“西用”来引西学有助于摆脱顽固派的阻挠，也限制了洋务新政的深化与发展。因此，维新派说洋务派只是“袭其皮毛”，只是“变事”，而不是“变法”，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洋务新政的推行，启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并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未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途。
戊戊新政不但把变法与救亡联合起来，不仅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它的出台确实逐步仿行日本明治维新为改革的目的。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渝令，基本上采纳了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条陈中的建议。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请应取法日本明治维新，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天立地之历”，促成“革旧维新”的局面。后来梁启超在辩驳有人把我戊戊新政为“急激”之说时说：“试问解有此急激者，而日本能维新乎？”由于戊戊新政能动到守旧势力的根本利益，因此尽管有一道道新政渝令从紫禁城发出，却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守旧势力很快使集中起来，通过戊戊政变把新政打翻在地。这样，戊戊新政保留的成果除了京师大学堂外，就都被废除了。
清末新政强国的是“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月星之照世。而可度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骇。”因此，“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是清末新政推行，许多改革措施的结果却与清朝统治者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新式学堂的创办和留学生的培养，出现的是新式的知识分子群体；设厂开矿的实业热潮，增添了阶级的力量，立宪运动和换回权利运动彼此互应；清政府希望预备立宪能够使“皇位永固”， “人乱少得，”进行了一系列的政革并有一室的实际成效，但清政府缺乏立宪诚意不但使立宪派感到失望，而且又促成革命风潮的高涨。清末新政的改革力度颇大，而且成绩也颇显着，随着改革过深入，已突破了其出台之时只是“如琴瑟之改弦”的初衷，仅废止科举制度一项，就使向被劫持奉为入侄至宝的“四书”、“五经”处于尴尬的境地。
3、关于三次新政的发动者与所处的时代中心问题
从时代中心的视角进行考察，有助于对历史事件的宣传和总体的评价。
洋务运动兴起之时，虽有鸦片战争时期眼看世界的举动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想法，有太平天国政权后期《资政新篇》的颁布，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并没有新的阶级的力量足以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这样作为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洋务派“自强”与“求富”的主张与实践，洋务新政的推行，有着它的积极意义。
戊戊新政是在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与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情况下出现的。甲午战争的结束表明了洋务运动的不成功，代之而起的维新运动成为时代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洋务运动失败了。维新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主动与帝党官员联系并争取和鼓动光绪皇帝厉行变法维新，其影响是深远的。
清末新政推行的十年，也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十年间。清朝统治集团试图通过推行新政来挽救和维护其自身的统治地位，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对于清政府的改革是应当肯定的。但就清政府在20世纪初面临着革命风潮迭起和人心向背的情况下仍然以皇朝自身的利益来确定改革的力度来说，清末新政缺乏能够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阶级基础和政治力量。而辛亥革命则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和资产阶级力量为基础。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通过十余年的宣传和发动，终于有武昌起义和全国的响应，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因此清末新政让位于辛亥革命成为历史的必然.
洋务运动、戊戊运动和清末新政称作晚清的三次社会变革运动，一般认为三次变革时间先后相继，范围逐步扩大，程度不断加深，在三次变革的推动下，中国的现代化从逐步产生到逐步扩大以至全面铺开。

‘贰’ 何谓“清末新政”如何评价清末新政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它的历史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清政府也企图以此取得列强对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清朝统治集团中，在义和团运动后顽固派失势，洋务派占据上风。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在当时的笔记、报刊、奏折中，通常称清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以后陆续颁布各种章程命令推行“新政”，直至清政府灭亡。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则激起人民反抗，扩大了清政府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叁’ 如何评价晚清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革

1、对洋务运动的评价：

(1)积极方面：
①洋务运动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一些西方近代科技和先进工具，这就必然在客观上加速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②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为学习西方开了风气。同时引进翻译外国的科技书籍，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封建教育的冲击.在改革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③民用工业的兴办，对西方的经济侵略也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客观上诱导和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④创建了三支海军，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海防能力。总之，洋务运动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消极方面：
①由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②军事工业主要是为镇压人民革命，不能救国图强。
③民用工业是为解决军事工业的困难，不是为社会求富，在很大程度上被洋人控制利用。
（3）洋务运动的性质
一场由封建地主阶级发起的以自强为目的的改革运动。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资产阶级改革，而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
戊戌变法的目的是建立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
2、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肆’ 请问大家怎么看待清朝最后几年的清末新政呢

清末新政，简而言之一句话：清帝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被迫采取的一种自救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延续帝国的生存而不是为了打破现有格局。清末新政，有着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无论是在政治发展还是在军事发展上都存在投鼠忌器的行为。所以，清末新政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清政府现有问题。

‘伍’ 对于历史发展来说，清末新政改革都带来了哪些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自从秦始皇创立了皇帝制度之后，封建帝制就成为了中国政治的唯一形式。在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后，其也在明清时期迎来了其巅峰。在清朝中期的时候，由于外部环境的稳定，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生产力也发展到了极盛。

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

这位曾经叫停了戊戌变法的老人在身逢大难之后终于对清朝的国力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其到达太原之后，其便立即以光绪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上谕，这份文件主要传达了两个中心思想：

第一是慈禧认为现在清朝国内存在着大量的问题，而国内缺乏有效的问题反馈机制，导致自己对于现状失去了控制。因此其希望各地官员能够迅速将存在的问题反馈给自己，以便让她知道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哪些方面。关于这一点，在这份上谕中是这样说的：

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卒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诸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觉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已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缺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毋隐。

从慈禧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对于自己失察的内疚与自责，而除了提出问题之外，慈禧还希望诸位大臣能够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来发起一场彻底的政治改革。在这份文件中，慈禧提出当时清政府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与此同时其还认为当时清朝国民过于自私，对于天下缺乏担当，而且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只重视表面的知识和技术，对于其具体的政治制度缺乏参考。因此慈禧希望各位大臣能够对西方的制度进行审慎地评价，并从中寻找出使和清政府的革新道路。

‘陆’ 如何评价晚清历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发等变革

洋务运动：
（1）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派继承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以“求强”、“求富”为目标，发展军事工业，发展若干民用企业。
（2）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为了培养新式外交、军事、科技人才，洋务派开办了一批新式学堂，派出了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
（3）传播了新知识，打开了人们的眼界。洋务派翻译了一批西学的书籍，介绍西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新知识、新学问，开阔了人们的眼界。
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从而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近代化的工矿交通企业的发展，加速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开始沟通了个体农民与近代企业的联系，促进了中国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联系现代社会，应该就可以写以上面那段总结为中心，它做出的一系列举动使了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①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②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③戊戌变法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柒’ 应该如何评价清末新政

对于清末新政应当客观地、从两方面评价：
1、积极影响：
（1）推动经济自由（最大自由）发展；
（2）中国法律现代化；
（3）政权机构现代化；
（4）中国军队近代化（新军是中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军队的首次努力）；
（5）新学教育兴隆；
（6）民族资产阶级崛起；
（7）客观上促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2、消极影响：
（1）增加人民负担，尤其是税收负担；
（2）致使北洋军阀崛起；
（3）客观上为帝国主义输出资本创造了方便条件；
（4）练新军、办警政，强化了封建专政的国家机器，有利于清政府对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镇压，强化国家封建机器；

各方评价：

1、“清末新政是一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假维新、伪变法。”——林增平、肖致治《辛亥革命史》
2、“这次新政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方面，较大程度改革旧的封建体制，推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
3、“作为早期现代化的终结点，清末新政也表明了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历史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它以自身覆灭为代价，为适应开放的新形势而培植了现代化的动力，为中国人全面拥抱现代化创造了比之以前更好地条件……”——忻平《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评价历史问题的方法：

（1）坚持正确的立场；
（2）坚持历史评价而非道德评价；
（3）应坚持阶级分析方法；
（4）应坚持效果第一，动机第二；

‘捌’ 您怎样认识晚清时期的政治变革这种变革对我们今天的政治改革有什么启示

晚清统治者所主持的“新政”与近代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清革命运动，是发生于同一历史时空中两个水火不容的重大事件，影响及于后世，非同小可。至于怎样看待二者的价值与作用，至今仍然困扰着许多后世研究者，聚讼纷纭。倘若从梳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相互关系入手，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重在从学理上确认“新政”的两难困境以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对孙中山一代民主革命先驱的历史劳绩多给一点理解与敬重，也许是必要的。 一 曾几何时，在革命史观的研究视野与价值体系里，我国史学界大都重视破坏而鄙弃建设，强调暴力革命而忽视清末统治者的改革成效，许多辛亥革命史与近代通史论着要么对“新政”不屑一顾，鲜有提及，要么照搬当年革命文豪陈天华或戊戌通缉要犯兼时政批评家梁启超的思路，斥责“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充其量把它作为辛亥革命的一个背景，轻描淡写地提一下这个“反动”的“新政”之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作用”。近十余年来，基于改革、开放的现实感召，加上中外学术交流的顺利铺开与史学研究的深入，以中国早期现代化为视角重新审视清末“新政”的论着不断涌现，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与有关真相渐次浮出水面。可以说，近十余年来，我国史学界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突破，在较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清末“新政”研究的突破。不过，在价值评判的层面上，以批判“激进主义”、倡导“权威主义”或“保守主义”的名义，偏爱改革而轻视革命，惋惜“新政”的中断而指责暴力反清斗争乃多此一举，试图从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此论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出台，至今余音未绝。有关论点或从境外引入，（注：详见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激荡》，时代文艺出版社（长春），2000年，第1-29页。）或与境外的类似声音相呼应，其中固然不乏 “与国际接轨”的架势，却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关学术纷争也就在所难免。 如何直接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或提炼的价值理念来阐释或衡量中国自身的历史实际而不使人产生隔靴搔痒之感，外来的或基于本土的理论模式在千人千面的历史现象面前是否具有万能的功效，这还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姑置不论。就我国的有关学术状况而言，由否定晚清“新政”、讴歌革命而转为讴歌晚清“新政”、否定革命的学术现象与其说同自然而然的互补性学术反弹或纠偏有关，还不如说与史学研究中存在的方法论误区有关。无论是前此一致否定“新政”而讴歌革命的话语系统，还是近年彻底否定辛亥革命而留恋“新政”的见解，尽管彼此的结论显得南辕北辙，但无论在话语环境之于史学主体的制约上，还是在思维方式上，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话语环境上，有关是非判断都过多地受现实生活与社会主流中的价值体系的制约与影响。现实生活中崇尚革命，鄙弃改革，史学研究者就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去一味地讴歌甚至神话革命而鄙弃改革，反之亦然，既容易忽略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差异，也不大注意保持自身相对平静的学术心境与学术中立态度，过于趋时；在思维方式上，二者都是受制于两分法的简单化思维定势，用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厚此薄彼的极性思维，过多地纠缠于是非定性与价值评判，站在要么彻底肯定、要么彻底否定的两极互换角色，却忽视了社会内部与历史事件之间的时空联系，把复杂的历史处理得过于简单化，有关历史结论就真像翻烧饼一样，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史学主体的主观色彩太浓。 应当承认，经过八国联军血洗京师的沉重打击与奇耻大辱，曾经双手沾满“戊戌六君子”鲜血的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途中所宣布的“新政”并非完全没有诚意，也不是没有具体措施和实际投入，不能因为“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而否定目的本身。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关改革的深度与成效的确还超过了19世纪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这已越来越成为史学界的共识。正是通过“新政”，从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的迹象才真正出现。经济自由政策的颁发，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现代化的陆军体制、教育体制与现代人才培养模式也开始落户；还有，现代法律体系与司法制度已开始成形。除了《奖励公司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法官考试细则》、《集会结社律》等相继出台外，《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这三部大法就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现代法律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注：袁伟时：《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二十一世纪》2001年第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其价值与影响也不因清朝的覆灭而消失。另外，从1905年开始，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被迫将逃亡海外的政治犯梁启超于1901年所设计的预备立宪方案捡起来，逐渐予以尝试。 不过，“新政”毕竟是在统治者于19世纪接连耽搁几次改革机遇之后开始的。20世纪初年的中国已是危机四伏，百孔千疮。1911年的反清革命高潮是在清朝统治者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时来临的，并非孙中山等职业革命家一厢情愿的结果，不是人为地造势而成。 首先，清政府长期压制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生凋敝与不平等条约所强加的一笔笔巨额赔款与“新政”本身的巨额需求之间形成明显的反差， “新政”雷大雨小甚至空有其名之类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各阶层原本就对“新政”期望颇高，也不乏“毕其功于一役”式的渴望，但“新政”的许多方面却是敷衍塞责，不尽人意，二者的悬殊只能加剧民心的涣散与社会的分化。为了摆脱财政困难，贪污腐败变本加厉的统治者拿出竭泽而渔的旧花样，加倍敲榨人民，结果，自卫性的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此起彼伏，愤怒的下层民众不仅冲击厘卡警局，而且捣毁新式学堂，反而增加“新政”的阻力。 其次，自康、乾以降，清朝统治者日趋衰败，政治威慑力与治理能力逐代递减，陷入周期性的皇朝衰败危机。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改革都是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时为挽救统治而启动的，任何一场成功的改革之于改革者的政治权威、魄力与技巧要求自然就不低，清末“新政”尤其如此。慈禧太后也罢，载沣也罢，能否驾驭“新政”所产生的那些颇具挑战性的成果，冷静地处理某些突发性的政治事件，维持残局，却还是未知数。以新军为例，既然它属于颇具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而且从筹饷、募兵到编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控制，其独立性较湘军、淮军犹有过之，中下级军官中还不乏留学归来者，军中还有同盟会中人乔装安置切入，倘若指望它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赴汤蹈火，那是不切实际的。如所周知，武昌起义爆发时，紫禁城就已无法调动各省新军火速“助剿”，倒是响应武昌起义者的呼声不绝如缕。再以教育改革为例，科举制的废除固然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士－绅－官三位一体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年轻的求学者无论是负笈国内新式学堂，还是浮槎放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域外世界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时，其恨铁不成钢的心境便油然而生。他们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要么呼吁清朝政府拿出诚意来，实行货真价实的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用暴力将爱新觉罗皇朝与君主政体一同埋葬，创建民主立宪制。如何把那些见多识广的热血青年召唤在陈旧破烂的龙旗下，就成问题。诚如一向不赞成暴力反清的梁启超所说：“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万能造鸿鸪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页三一。）严复有一段评论值得回味：“十多年前，先有普鲁士亨利亲王，后有一名日本军官向满族王公们建议，中华帝国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是要拥有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其次，将权力完全集中于皇室中央政府。满族王公们努力照此行事十二年，除此之外无所作为。谁能说这些建议是错的？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两位先生都不知道，他们恰好将一件锋利的武器给小孩玩耍，或拿一块马钱子碱当补药给婴儿吮吸。”（注：［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81页。） 再次，古往今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与难度较大，改革者既需要相应的眼界与胸怀，也要具备沉着果敢的魄力与驾驭全局的控制能力。不乏威服群臣手腕的慈禧太后也许还勉强可以苦撑，但由优柔寡断的摄政王载沣和动不动哭鼻子的隆裕太后作为后继者，去继承不无风险的预备立宪的政治遗产，就显得更遭。当载沣等人把席卷全国的保路运动与国会请愿运动镇压下去，又愚不可及地将铁路修筑权强行转让给列强和抛出“皇族内阁”时，他们就把许多积诚罄哀的请愿者踢入革命阵营，反清革命的高潮就悄悄来临了。 二 历史本身既充满矛盾，也不无因果联系，最典型的莫过于革命者与被革命者之间。充满矛盾的一面不难引起高度关注，却容易遮蔽存在因果联系的一面。 不管黑格尔对理性的自我发展之于历史过程的作用以及历史本身的必然性是如何夸张和绝对化，他把历史看作一种必然性的逻辑过程的见解却不无可取之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在观察运动着的物质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单个物体的单个运动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制约。但是，我们不仅发现某一个运动后面跟随着另一个运动，而且我们也发现：只要我们造成某个运动在自然界中发生的条件，我们就能引起这个运动；甚至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我们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就建立了因果观念的基础，这个观念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0页。） 对于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关系，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尽管革命者与“新政”的主持者清朝统治者彼此是不共戴天的，但辛亥革命与“新政’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着的，无法割断彼此之间多方面的因果关系。它至少表现在： 第一，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逼得清朝统治者加快“新政”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的步伐，统治者已经明白，惟有尽快推行“新政”，才能将自身的统治秩序维持下去，使“内乱可弭”； 第二，统治者的预备立宪反而促使不乏依法治国理念的革命者抓紧革命反清的准备，后者试图抢在宪法与君主立宪制确立之前推翻清朝，以免爱新觉罗家族成为宪法所规定的“万世一系”的合法统治者； 第三，“新政”期间，新军的编练与科举制废除之后士人群体的分化与新式知识分子的兴起，为革命阵营准备了可资发动的基本力量； 第四，“新政”期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预备立宪的展开，为革命者准备了自己的同盟军与合作者——资产阶级与君主立宪论者； 第五，预备立宪期间，关于民权思想的公开宣传与历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实践，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民权政治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第六，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与晚清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一脉相承。革命本身不能迅即生财，革命者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去占有革命对象的财源，而清朝政府早已国库空虚，在经济上留下一个烂摊子，这既有利于革命者推翻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取而代之的南京临时政府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不利于革命者自身的政权建设。另外，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与混战也与清末中央权力式微与地方督抚专权的趋势有关，任何一场革命对原有社会格局的破坏都是有限度的，都或迟或早地回到建设的话题中，破坏只是暂时性的“变态”过程，建设才是常态。况且，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任何历史人物对于历史的创造，“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603页。） 可以说，就已经成为事实的历史场景而言，“新政”的主持者与革命者之间固然势同水火，谁都希望吃掉对方。但“新政”与反清革命运动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谁也离不开谁的相互制约关系。无论是革命，还是“新政”，都不可能凭空发生。既然二者都已发生在同一时空，势必互相影响，互相对立的过程其实也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过程。假如没有反清革命运动发生，“新政”就不可能是我们所研究和曾经出现过的那个“新政’，反之亦然。对于没有发生过的历史场景，后世研究者设想起来不难，但分析和评判起来就需要在必要性与可行性上严格把关。如果站在理想的真空中憧憬“新政”的未来，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指责革命者添乱，不仅无法保证由清朝统治者自编自演的预备立宪之结局能包你满意，也无法回答梁启超、张謇及其身后一批温和的国会请愿者与广大资本家在屡遭羞辱之后纷纷转向革命之举究竟是对还是错？此论的主要失误不仅在于论者对“新政”的前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以为革命高潮的到来就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单方面努力的结果，较之以往那种只承认孙中山等人之于辛亥革命的赫赫功勋却既否定“新政”的历史地位又无视梁启超等人的历史贡献之论，可谓异曲同工。殊不知， 1911年的反满大合唱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事过数年后，孙中山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时，也曾直言不讳地说： “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注：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08页。）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整体认识。 辛亥革命作为“新政”的替代物，不仅推翻了腐朽的清朝，而且谱写出了中国民权建设的第一章，许多论着已对此做了比较详尽的阐释，因篇幅限制，兹不赘述。笔者只想补充的是，尽管辛亥革命的历史结局还容易引起纷争，民国的建设也的确难以令人满意，但正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将“三纲”之首弃如敝屣，人民的思想解放盛况空前，“社会风俗人心，从某些部分看来，辛亥以后和以前大大改变了。所有卑贱、颓废、放荡行为，有些少了，有些完全消灭了。…… 总之，辛亥革命无数头颅换得来的，除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广大民众的体格、品格相当提高了。”（注：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61年，第68页。）在国内是如此，在海外华人中也大致如此。蒋梦麟在回忆辛亥革命前后唐人街的变化情况时，就深有感慨地说： “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注：蒋梦麟：《西潮》第10章，《美国华端口》。）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曾经对孙中山不无成见的张謇饱含深情的感叹：“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一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革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东亚历史上之一大人物。”（注：《张季子九录·文录》。）反对暴力革命甚力的梁启超也在事后以学者的识力，多次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予以充分肯定，容专题另述。如今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倘若后世研究者连张謇、梁启超的思想境界都难以企及，恐怕就需要回应革命文学家郁达夫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就说过的一句话：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尊重的民族是奴性浓厚的民族。尽管孙中山不是也不可能是什么完人，在他身上同样存在某些缺陷，既不必神话，也不必掩饰，但称他为近代伟人，当不为过。辛亥革命的发生毕竟与他的名字分不开，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将不会因为后世研究者的学术偏见而消失。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玖’ 晚清政府有哪三次新政背景、目的、结果哪些领域三次有何异同晚清近代化有何特点如何评价它的行

⑴.三次新政：洋务新政（同光新政）、戊戌新政、清末新政。
⑵.背景、目的、结果：
①.洋务新政：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为了学习西方技术，维护清朝统治，推行洋务新政；由于列强的控制，清政府的腐败，洋务新政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②.戊戌新政：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帝为维护清朝统治，实行戊戌新政；由于触动了顽固派的利益，由于光绪帝没有实权，在顽固派破坏镇压下失败；
③.清末新政：《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加剧，国内革命运动兴起；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阻止革命形势发展，清政府实行新政；由于新政增加捐税，激化了矛盾，没有使清政府摆脱内外困境；
⑶.涉及领域：
①.经济领域：洋务新政举办新式企业；戊戌新政保护农工商业发展；清末新政奖励实业；
②.政治领域：洋务新政设立总理衙门；戊戌新政对旧制度进行不少改革；清末新政裁撤军机处，设立内阁；
③.军事领域：洋务新政创办军事工业、近代海军；戊戌新政实行征兵制；清末新政编练新军；
④.文教领域：洋务新政创办新式学堂；戊戌新政创办京师大学堂，设立中小学堂；清末新政派遣留学生等；
⑷.三次新政的相同点：
都是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发生的；涉及经济、军事、文教、等领域；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结果都归于失败；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⑸.不同点：
①.发生时代不同：
②.倡导者代表的阶级属性不尽相同：洋务新政、清末新政的主持者是地主阶级，未跳出“中体西用”圈子，根本上维护封建统治；戊戌新政的实际倡导者是民族资产阶级，试图通过社会内部变革，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富强独立；
③.性质、影响不尽相同：洋务新政、戊戌新政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戊戌新政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洋务新政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戊戌新政有利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清末新政激化了阶级矛盾，促使革命形势发展；
⑹.从三次新政看晚清近代化的特点：
缺乏主动性，是被迫的；行动是迟缓的；
⑺.晚清近代化行动的评价：
①.晚清政府的近代化行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由其在保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决定的；
②.尽管其目的都是为了克服危机，巩固统治，但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拾’ 怎样去评价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新中国成立前影响最大的一场改革运动。它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封建愚昧的面貌。新政中废除科举制，各省广泛的创办大中小学校、图书馆，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和思想理念传播到了士绅官僚中间推进了立宪运动；政治上进行了新官制改革，设立了度支部、法部、学部等等新部门大大加强了政府的管理能力，也为后来建立责任内阁打下了基础。同时清政府全面改革法制，颁布《大清新刑律》等等法令，废除了封建落后的旧法，到1911年制定《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慈禧太后还下诏明确”商业立国“大力发展自由经济，创办现代化的农工商业。在农村施行自治（和现在一样），各省设咨议局（相当于现在的省人大）中央设咨议院（中央议会），为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军事上训练新式陆军，并派遣徐世昌在日俄战争后前往东北设立东北总督，向东北移民，大大加强了中国对东北的控制。1910年清廷重建海军。
个人认为，如果没有清末新政，中国很有可能会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新政的失败用台湾大学教授的话来说多半是少数民族的局限性。孙中山就是靠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推翻清朝的。还有就是慈溪的去世”使清朝失去了最能干的统治者“（一个英国教授的话），变法变得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