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攥改历史是什么意思
歪曲历史事实，无视历史真相。
2. 日本改写历史你怎么看
日本当时打仗并不是民意 是一堆子军国主义这将日本送上了这个不归路 正如当时希特勒一样独裁战争 所以日本和美国打仗这样讲不合理 应该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掌权唆使国民与美国打仗。
美国击败日本后，麦克阿瑟进东京受到欢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证明当时的国民的民意并不是要和美国打仗。对于侵华战争，日本人很反省自己，大多数人觉得做的很对不起中国人，日本首相也不止好几次道歉了。也有小部分自虐史想法的人，就是所谓右翼分子（想了解自己查一下，在这不细说了）。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个问题，日本其实也承认是屠杀了，关键的问题在于杀死的人数上的分歧。中国说是30万，日本就说把名单列出来，中国只列出了1万多名。所以客观上说很难有个定论。看待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都有分歧别说国与国之间了。日本毕竟言论相对自由什么声音都有，跟中国情况有一些不一样。中国媒体报道的时候经常抓住了日本右翼的言行报道（最近减少了），其实日本右翼时时刻刻都在就看你报不报。具体很复杂跟政治关系很大，对日本历史教科书有严重的误解！
所谓的把“侵略”改为“进入”某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只是拿这件事来歪曲日本。“侵略”并没有改为“进入”，这不是教科书的问题，而是日本首相岸信介当年一气之下说出的气话，岸信介是二战东条内阁的官员，后来被释放，成为首相，岸信介是极度反GONG的，他仇视大陆GONG产DANG，所以才怎么说的。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和现在的历史教科书没有关系。
日本官方重来没有否定南京事件，但在具体遇难人数上日方和中方有分歧，日方认为是10万多，不到30万。但没有否定南京事件。日本主流的8套历史教科书全都有讲南京大虐杀。
3. 为什么要改写历史
历害是残忍的，孩子是不能伤的，三国演义是名着历史，想知道真相你还是看陈寿的吧
4. 谁能改写历史
世上有许多昏话，比如说某某人取得某某成就，于是这个人和这个成就被赞为“改写了什么什么的历史”。 谁能改写历史？历史就是历史，丑也好，美也罢，就那么发生过，怎么着？一切都在成为历史，这是时间在流动，非常牢固地流动。你可以进入历史，但不可以改写历史，管你是个英雄或者小丑。关于改写历史的口气，我感觉只有在我们这个浮躁的人群中比较流行，就像各类晚会营造的夸张气氛，完全脱离我们这个人群的真实生活。 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充斥着委琐，可我们偏偏常听见或看见豪迈的宣传，这是一件可恶的事，至少它让我本人不自信。比如我们这群人自古就崇尚仁义礼智信，自诩为礼仪之邦，可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是非常缺乏礼仪的一群人，通过城市街道边的狗粪、烟头、痰迹即可窥一斑。 多年前我们讨论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如今在我看来也很难受。《现代汉语词典》对真理的解释是：“真实的道理，即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那么，真理需要检验吗？真理是不变的，永恒的，也是极其 简单的，真正需要检验的是我们貌似高深、复杂的智商。我们可以通过实践去接近、发现真理，一旦发现，那就是我们的运气，谈什么“检验”？如果把实践定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更显得绝对化了，而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哲学来看，这世上并没有“绝对”的东西。又要“检验真理”，又给了个“唯一标准”，这是很矛盾的，是对真理的不尊重，简直想把真理当成矿藏整治了，口气也实在太夸张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改写历史，也没有谁能检验真理。我们这群人的口气自古以来就虚夸，做实事却比不过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人群），比如美利坚，比如德意志，比如日本。当我们在大谈“改写历史”的时候，人家在改进汽车的发动机；当我们在“检验真理”的时候，人家在检查克林顿的桃色裤衩。我们这个世上最庞大的人群在豪言壮语中显得目光短浅心胸狭隘，正所谓大愚若智、大怯若勇。
5. 历史可以改写吗改写的后果是什么
诞生前夜的争论
1939年春天，核物理学家们在争相讨论原子弹的可能性。尼尔斯·玻尔，这位量子物理的奠基人，列举了15条理由来说明原子核的裂变无法具备实用价值，他当时无法预见，美国人用了3年时间和20亿美元击败了他提出的每一个不可能。而奥托·哈恩，这位将因发现核裂变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在1939年春天与朋友的辩论中脱口而出：“这是违背上帝的旨意的！”
二战前，科学走过了一段“理想年代”，卢瑟福所在的剑桥，尼尔斯·玻尔所在的哥本哈根，以及德国哥廷根，同为物理学的三大中心。他们彼此之间联系紧密，存在着难以分清的师承关系。在这样的气氛下，许多物理系的学生同时也研究拉丁语的诗歌，一些富有想象力的念头随时会打破物理学严谨的基石。恩里科·费米在对学生讲课时说：“你们按照我的方法，可以得到结果，但是请不要问我这个方法的根据。”
1933年，哥廷根陷入纳粹种族清洗的危机中，玻尔向受难的同行抛出了橄榄枝，哥本哈根比以前更加热闹了。而这一年，爱因斯坦把自己的家从柏林搬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
等到1939年春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犹太裔，都到了美国。费米也无法再守住他的罗马学派，他的妻子是犹太人，他们于1938年12月趁着领取诺贝尔奖的机会出国，并到了美国定居。在战后许多人讨论为什么是美国而不是德国首先造出原子弹，这肯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1939年访问美国时，玻尔泄漏了原子弹的秘密，他不仅向新大陆的听众介绍了哈恩的工作，还阐述了梅特纳和弗利士的解释。一位听众，后来被称作“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头脑里就有了关于原子弹的概念。”回家之后，奥本海默做了关于爆炸所需要的临界质量的计算。
而另外一位科学家利奥·西拉德则试图让美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他通过过去在欧洲的关系，了解到有迹象表示德国可能已经开始动手研究原子弹了。西拉德找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非正式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萨克斯对此表示支持。为了能够引起总统的重视，西拉德又找到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在给罗斯福的信上签了名。
1939年10月11日，萨克斯得到机会把信件呈递给罗斯福，疲惫的总统未加注意。第二天他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萨克斯彻夜未眠，终于想到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典故：在拿破仑时代，美国发明家富尔顿曾经建议这位皇帝建立一支蒸汽机动力的舰队，以便在任何天气下都能在英国登陆，拿破仑因为对这种舰队闻所未闻而将富尔顿赶了出去。如果当权者能够对科学多一些了解的话，历史将会沿着完全不同的曲线发展。罗斯福被他说服了，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开始启动。初期对这个计划热衷的科学家，大部分来自欧洲，他们对一点深信不疑，即纳粹德国已经开始着手研制原子弹。
玻尔：原子弹的“双重生父”
2005年春天，为了纪念“世界物理年”而在北京一所大学里上演的一出科学戏剧惹恼了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物理史家、翻译家戈革发表了两篇文章指斥中国版的《哥本哈根》扭曲了玻尔的形象，体现出对物理史的无知。戈革对玻尔有着特别的感情，他认为玻尔对于现代物理的重要性，不在爱因斯坦之下。遗憾的是，玻尔的名字在中国不仅没有传扬开去，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名字所具有的荣光不仅被公众，也被诸多的物理学家所淡忘。
如果一定要给原子弹找出一位教父的话，玻尔毫无疑问是最合适的人选。1913年，玻尔提出了着名的原子理论，对原子结构模型的研究为他赢得了1922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玻尔不仅从科学的角度为原子弹的诞生提供了最基础的理论，也从精神上照管这个核物理的婴儿：在原子弹尚未试验之前，玻尔就指出，如果原子能掌握在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手中，这种能量就会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如果它被滥用，就会导致文明的毁灭。战后他获得了美国首届和平利用原子能奖。
玻尔有犹太血统，丹麦被德国占领后，他被困在了哥本哈根。玻尔的学生，德国原子能研究的核心人物海森堡在1941年秋天拜访了玻尔，他们谨慎地谈到了铀的分裂、核武器等等敏感问题。海森堡在战后被认定为德国核研究的领导者，1939年费米曾经想说服海森堡也到美国去，但海森堡拒绝了。
战后，海森堡和支持者辩护说，他在战争中表面与当权者和解，实际上则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即让德国的原子弹计划无限期拖延。但在戈革看来，这样的说法可以被上百个事实驳倒。“1941年，海森堡作为一个特殊的使者访问了所有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他当时已经是凯撒·威廉物理研究院的院长。在这样的气候下，很难想象玻尔和他之间有什么开诚布公的谈话。”作为《玻尔全集》的译者，戈革认为，这次谈话加深了玻尔对“德国的原子弹研究已经开始了”的印象。
1943年，知道研究所再也保不住了的玻尔终于出走了，英国皇家空军把他安置在投弹仓里，像一件贵重物品那样运到英国，然后他去了美国。这时候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已经开始了一年多，尽管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0月就说过：“对此事要加紧办理。”但真正的大额拨款决议直到1941年12月6日才通过。
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家费曼这时候也在曼哈顿工程区，他俏皮地说：“这里本来有许多大腕，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后，所有的人都成小人物了。”
但玻尔并没有给美国的原子弹计划带来什么新的推动力。在战后，惠勒回忆说：“玻尔来美国，不是帮我们制造原子弹，而是对使用原子弹的后果提建议来了。”
催产士：政治
除了奥本海默，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在1939年专心聆听了玻尔关于原子弹的演讲，他就是恩里克·费米。
费米是一个计算天才，在1945年7月，当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冲击波抵达他的位置时，他抛洒出手中的纸片，并通过纸片被吹飞的距离计算出原子弹产生的威力，结果和仪器检测结果非常接近。不过他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1939年他举家搬迁到美国时，费米夫人由于寒冷提出要装挡风窗，费米计算后发现挡风窗对提升室内温度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于是没有装挡风窗。好几个月后，窗子还是装了，因为费米发现他上次的计算把小数点挪错了一位。
费米的反应堆
从玻尔的演讲现场回到家，费米对妻子解释其中包含的意义：“打碎一个铀原子，要用掉一个中子，然后假设这个铀原子在裂变时，释放出两个中子，这两个中子将击中另外两个铀原子，分裂它们，这两个分裂的原子将发射出4个中子，如此继续下去，开始时我们仅需很少的几个人造中子来进行轰击，但最后这种反应会自发地持续下去，直到所有的铀原子都被分裂为止。”
但这还是一个理论，中子太轻，极容易被周围的随便什么物质吸收，空气和水，都可以轻易在它们撞击原子核之前捕获它们。同事和朋友加入进来，其中有利奥·西拉德，他建议用碳使中子的运行速度变慢，他们一起想到了一种设计，把纯石墨(天然碳)和铀分层堆放起来，高纯度的石墨可以预防中子逃逸。1940年，美国军方赠与他们6000元购买石墨，费米和安德森在实验室里把这些石墨砌成堆。
当石墨被堆到天花板之后，费米开始想把房间里的空气抽掉，因为还是有不少中子从空气中逃跑了，费米于是定制了一个巨大的铁罐。他的朋友赫伯特·安德森更加富有想象力，他向一家橡胶公司定制了一个正方形的气球，为此他不得不向橡胶公司解释正方形的气球同样能够飞行。
1942年的冬天，一个更大的被气球笼罩的反应堆矗立在芝加哥大学的网球场上。12月2日，在费米的指挥下，一根根吸收中子的镉棒被抽了出来，反应堆的辐射强度越来越高，它在按照人的意志释放出潜在的能量。
这个反应堆第一次运转成功大大鼓励了官方的士气。此时，曼哈顿计划已经正式启动了，莱斯利·格罗夫斯被任命为项目主管，他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在费米的实验尚未取得成功时，格罗夫斯就把建造反应堆的计划交给了杜邦公司。
在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过程中，许多项目都是这样超常地进行的。
与德国的竞争
1942年秋天，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在火车上第一次见面，格罗夫斯此时已经晋升为准将，而奥本海默经过康普顿的推荐，成为一个美国历史上最大实验室的主任。在1945年后，他们一个被称为“原子弹将军”，一个被称为“原子弹之父”。在奥本海默的提议下，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成为建造新实验室的地点。
1943年，奥本海默整整40岁，虽然已经颇有名气，但和玻尔或者康普顿这样的前辈相比，还是差了一大截，但奥本海默用他的文学素养和口才弥补了这一不足。曼哈顿计划罗织了当时在美国最好的一批核物理学家，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雇员很快超过1万人。
在同时期的德国，原子弹计划由于希特勒的自信已经胎死腹中。1942年6月，海森堡向德国供应部长报告说，从理论上来说，从反应堆内部获得爆炸物质是完全可能的。但德国在占领了大半个欧洲后，希特勒相信他的闪电战可以征服世界，因此对于一切在6个月内拿不出成果的研究不感兴趣。
然而，美国人相信德国人已经开始了原子弹计划，这使美国感到他们必须加快速度。曼哈顿工程迅速膨胀到一个投入达20亿美元，雇员超过15万的人大工程，许多项目仅仅在理论上证明可行就匆匆上马。格罗夫斯回忆说，当时他曾和人开玩笑说，应该在国会山旁边买房子，以预备项目失败后在那里随时准备迎接国会的质询。
1944年8月，物理学家高德米斯和一个秘密小组来到巴黎，寻找德国研制原子弹进程的证据。到1944年11月，他们发现的证据已经足以说明，德国在原子能方面至少落后于盟国两年，德国没有能力生产出原子弹，甚至原子弹所需的原料。高德米斯对一位军官说，既然德国没有原子弹，盟国终于可以不生产原子弹了。军官回答令他很吃惊：“既然我们有这东西，我们当然应当利用它。”
1945年春天，曾经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建议者西拉德再次拜访爱因斯坦，希望他在一份新的信上签字，这封信企图说服美国总统放弃使用原子弹。此前，1944年6月，玻尔曾经面见过罗斯福与丘吉尔，希望他们能在原子能问题上与苏联协商，达成世界和平的格局，而丘吉尔因此怀疑玻尔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
这封信还躺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罗斯福意外地去世了，杜鲁门成为总统，他读到有爱因斯坦签名的信了吗？从他的回忆录里一点也没有反映出来。
反对使用原子弹的风潮也刮进了洛斯-阿拉莫斯，许多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开始发起讨论和签名，但是这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却是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立场坚定：“我一直把建议使用原子弹看成是我的职责。”
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停下来，德国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节奏反而加快了。1945年春天，马歇尔将军指示格罗夫斯确定原子弹的投掷目标。目标不再是德国，而是日本。
惊天动地的降生
1945年7月16日凌晨5时30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区爆炸成功，爆炸把方圆800米内的沙粒烧成翠绿的玻璃。无数的作品以史诗般的语言记载了这一刻。
每个目睹者的心情都各自不同。具有诗人气质的奥本海默霎那间涌上心头的是一句印度古诗：我是死神，是世界的毁灭者。卡尔松·马克想起了几个月前的一场争论，即原子弹爆炸是否会点燃大气层，现在看上去，那些火球似乎要吞噬一切。费米根据他洒下的纸条，大概估计出爆炸所产生的冲击相当于两万吨TNT炸药。此前没有一个科学家估计到它的威力。
最初，科学家们订购了一个很大的钢罐，准备在钢罐内进行爆炸，以回收大部分贵重金属，同时防止爆炸物扩散引起污染。但临到试验时，这个厚度在6到14英寸之间的罐子被放弃了，因为核爆的威力即便低于某些人所估计的250吨炸药的威力，也是钢罐所不能承受的。试爆后，人们发现爆炸中心的温度达到了1亿华氏度，相当于太阳表面的一万倍，如果那个钢罐还摆在那里，它会被瞬间气化。
早在一年前，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等人就商议决定，第一颗试爆的原子弹应当是内爆式原子弹(他们称它为“胖子”)，以检测它复杂的内爆系统。在内爆式原子弹的内部是两个半圆球体，当球面合在一起，两个半球的铀重合在一起，就达到了发生链式反应的临界质量。在球体的外面是烈性炸药，在引爆原子弹时，先引爆外面的炸药，然后由炸药产生高温高压，刺激内部的球状钚。采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原料不够，但后来却成为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在试验氢弹的时候，就先用炸药点燃了一颗原子弹，然后再用原子弹点燃氢弹。
那个想出了原子弹自分裂方式的弗利士计算出了这个临界点，实现这一过程的不是自动机械，而是靠手工完成，试验因此充满危险，弗利士差一点因此死在洛斯-阿拉莫斯。
爆炸的结果很快送给总统，在波茨坦会议上，丘吉尔意识到杜鲁门突然变得更强硬了，在会上以更坚决地语气告诉俄国人，某些要求是不可能得到的。到了7月22日他才知道谜底，然后他和杜鲁门协商，决定告诉斯大林。
然而，斯大林的反应比较平淡，这让丘吉尔认为，斯大林根本没有理解他们的谈话内容。然而，一位叫斯米尔诺夫的俄国历史学家却这样记下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从会上回来后，就当着我的面把杜鲁门告诉他的话，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立即说道：他这是在为自己抬高价码。斯大林笑笑说：让他抬吧，必须与库尔恰托夫谈谈加快我们工作的事情了。”
库尔恰托夫是苏联核计划的负责人。在间谍机关的帮助下，斯大林在7月20日或21日就获悉这个消息。回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召开核紧急会议，曾经为诸多科学家所预测的核竞争开始了。
结束一场战争，开启一种恐怖
在1939年那封有爱因斯坦签名的给罗斯福的信中，有一个技术性细节，专家们估计原子弹太重不适于使用飞机投放。但到了1940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波音B-29重型轰炸机诞生了。
B-29超级轰炸机是二战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轰炸机，它创下了多个轰炸机之最：载弹量 9 吨、航程 6,000 公里、能在万米高空巡航、极速600公里/小时。在B-29轰炸机出现之前，日美两国隔着太平洋，只能进行海上消耗战。而B-29出现之后，战局大变，美国掌握了制空权。
1943年9月，B-29 被选为原子弹载机。此时科学家们还无法确定原子弹的外形，所以B-29弹舱内安装了可以调节的 H 形桁架和原子弹装载释放系统。1944年2月28日，B-29 在加州慕洛克机场(后来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进行了原子弹模拟投放测试。到了8月，已经有46架B-29具备了原子弹投放能力。
与此同时，机组人员的训练也在紧张进行。这项特别计划由保罗·蒂贝茨上校指挥，他曾在欧洲和北非开过B-17，经验丰富，直接参与了B-29的试飞。
小男孩发威
一切都准备好了。1945年7月25日，杜鲁门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如果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就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美军最初的投掷目标达17个城市之多，格罗夫斯亲自负责挑选投弹目标，广岛最终被定为首选。广岛是重要的军事要塞，而且是日本除京都外，当时未受美国空袭的最大的城市。
1945年8月5日早晨，有征兆表明，第二天将是个好天气。下午，提尼安岛，原子弹“小男孩”被水压梯举起安装到位。这颗炸弹的外壳由黑钢片制成，重达4400公斤，像“一个延伸长的鳍状垃圾桶”。“小男孩”被配备好雷达、计时器和气压计，然后被安装到轰炸机上，用链条固定。
6日零点，最终指示下达。
执行任务的“恩诺拉·盖伊”号共有20名包括地勤在内的机组人员。驾驶员是蒂伯茨上校，投弹手是费雷比少校，军械师是帕桑斯海军上校，电子技术军官是杰普逊海军上尉。庞大的轰炸机为银色，机翼长43米，机身上的名字闪闪夺目——Enola Gay，是以蒂伯茨上校的母亲命名的。
蒂伯茨提醒机组人员要使用护目镜。据天气预报称，广岛黎明有风，天气晴朗。由于要在凌晨2点45分出发，他们没睡好。2点27分，引擎发动，飞机负重6800千克，有点超重，但它顺利通过了两英里长的跑道。在塞班岛上空，帕桑斯和杰普逊爬进舱内完成炸弹的组装。上午8点50分，他们进入日本领空，高度为9500米，离广岛已经很近了。
广岛居民看到了两架飞机，但不以为意，街上有人在照常行走。广岛时间上午8点15分，由定时器和气压计扣动扳机，原子弹爆炸了。
在起飞之前，飞行员曾询问一位科学家，如何才能最快地离开投弹点，得到的答案是最大可能地急转弯，沿切线飞离目标。所以当原子弹在广岛上空1000米爆炸时，轰炸机已飞到11英里以外，但它如同被高射炮击中一般摇晃并吱吱嘎嘎作响。
蒂伯茨回忆说，“广岛原子弹没有形成蘑菇云。它形成的东西，我们称之为一条细绳。它往上冲，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颜色，里面有白光和灰色，顶部就像折起来的圣诞树。”另一名飞行员将场景比作“燃烧黑色石油的锅”。
爆炸过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接下来，地狱般的景象惨不忍睹：气温高达2980℃，爆炸附近的受害者瞬间蒸发，昏迷中的幸存者像梦游一样行走，他们被撕破的皮像破布一样在肉上垂着。木屋、公园、树在猛烈的爆炸中熊熊燃烧。河里漂浮着烧焦了的尸体。一刹那间，广岛这座城市不复存在了。
6. 文科生创造公式,理科生改写历史是什么意思
文科生不懂科学，一谈到科学就各种错误。这就是所谓的创造公式。理科生不了解历史，一提到历史就会各种误解，这就是所谓的改写历史。
7. 改写历史和改变历史的区别
改写历史一般是指历史记载上相同和相近的情况下，结局和历史上完全不同。改变历史则是推进历史进程或者改变历史发展方向。
8. 你要改写历史嘛
如果有机会的话，那肯定是想改写历史了
当然，前提是不用拿自己的灵魂去交换
如果没有代价或者代价并不算特别昂贵的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愿意去尝试改写下历史的，毕竟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由无数的过去所构成的，对现在的不满，对未来的展望，说不定就是曾经的历史中的某件事情的延续
那么，改写历史，改写现在，改变未来自然就有其魅力所在了
9. 改写历史的史前文明是怎样的
位于黑海之滨的保加利亚城市瓦尔纳，风光绮丽，气候宜人。它有着连绵数里的沙地海滩，是东欧着名的避暑胜地。这座海港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它建于公元前572年。但本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证明，这个估计太保守了。瓦尔纳的历史确切些说，已有6000多年！这座古城重现于世的史前文化成就，把保加利亚的文明发展史大大提前，并使之可与苏美尔、埃及、爱琴海地区的古代文明相媲美。而世界历史观的这一重大变化，却是由现实生活中一件极为偶然的小事引起的。
1972年秋天，瓦尔纳城郊一家工厂的一位名叫雷科·马里诺夫的拖拉机驾驶员在为铺设地下电缆挖沟时，在地下1.5米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些亮闪闪的金属碎片（它们各有4寸见方），和因生锈腐蚀而呈深绿色的铜制工具，以及一堆隧石断片。马里诺夫感到事关重大，他立即把这批发现物送到瓦尔纳的国家博物馆。经测试鉴定，其中一把铜斧是保加利亚史前时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5000到前3000年）的遗物，而发亮的金属碎片是黄金打制的手镯等装饰品的残物，隧石工具断片也是史前时代的。这样惊人的发现在保加利亚从未有过，它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瓦尔纳博物馆和索菲亚大学联合组成了考古发掘队，由年轻的优秀考古学家伊万诺夫负责组织和指导，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探查发掘出一处史前墓穴。在墓葬物品中有许多是制作精美、用料讲究的工艺品，人们看后很难相信它们竟出自于史前时期的工匠之手。经初步测定，这些墓葬品是公元前3500年的遗物。伊万诺夫和他的同伴们为此万分欣喜，他们自豪地认为，在瓦尔纳所从事的发掘工作，其历史价值完全可以同德国考古学家海因利希·施里曼在19世纪中叶发现特洛伊古城遗址的意义相比。
但在发掘工作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保加利亚的考古学家们注意到一个值得深究的现象，但又感到困惑不解。这就是：在出土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青铜为原料制作的工艺装饰品。在斯塔拉·扎戈拉城附近还发现了一座古代铜矿遗址，以及熔铜的坩锅和铸型的石模。可见当时的居民已熟练地掌握了冶炼和翻铸的技术。但问题在于，这种技术是保加利亚人的远古祖先自己发明出来的，还是由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外来者导入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保加利亚和其它国家的绝大多数学者倾向性的意见是：冶金术的基本技法最早是从埃及和苏美尔产生的，其后传到爱琴海地区。在19世纪发掘的特洛伊、迈锡尼、伦梯斯和克里特等爱琴文化遗址中，都可以看到早期青铜时代的铜制工艺品。而保加利亚的冶炼术，则可能是从爱琴海地区传导过去的。
但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考古学教授科林·伦弗罗，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1978年，他来到保加利亚做实地挖掘考察。通过对瓦尔纳地区和马里察河谷地区墓穴随葬品的发掘和鉴定，他提出保加利亚的青铜时代要早于爱琴海地区的同一发展阶段，这里的古代居民很早就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明了熔冶技术。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古文明地区有它自身的独立起源，而不是受到中东和爱琴海古代文明区域的影响才发展起来的。伦弗罗的观点提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因为此说一旦成立，不仅保加利亚的历史，而且全世界的历史都将重新大大改写。
与保加利亚史前文明的起源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个地区的最早居民是当地的土着人还是外来移民？这些人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中生活的？
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分析，多数学者认为保加利亚人的祖先是公元前6000年左右从小亚细亚和希腊半岛迁移过去的，他们以小股移民的方式散居在巴尔干地区。保加利亚的最早居民以经营农业为生，但在石器时代手工业的生产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斯塔拉·扎戈拉城在石器时代的一个定居点遗址中，就发现了用不同颜色的海滩贝壳串连而成的项链和色彩斑斓的陶器制品，其产生年代约为公元前5500年。而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时，由于青铜时代冶炼业的出现促使手工业和采矿业生产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整个地区的经济、文化面貌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在公元前1200年后的数百年间，保加利亚古代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即色雷斯人统治的民族部落时期。
在现今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瓦拉察一地发掘的色雷斯人部族首领的墓穴，向人们展示了当年色雷斯人的一些生活场景，它包括三外墓葬点，其中主要一处陵墓由两间墓室组成，在前室入口处停放着一架装饰豪毕的四轮马车。引人注目的是，三匹拉车的马连同银制的马具也成了殉葬品。在马的骨骼旁边还有一位女子的骨骼，肋骨间插有一把已生锈的利矛，这显然是当殉葬人反抗时有意加害的。主墓室内摆放着部族首领和他妻子的棺材。部族首领年为30岁，身上配有全副盔甲、短剑以及装有70支箭镞的箭筒。其中头盔做工尤为精细，样式也与只露有两眼的希腊式铜板头盔不同，它依照人的五官位置雕刻成面形图案，甚至头发、眉毛也清清楚楚。首领妻子的随葬物品，其工艺精湛更是令人叫绝。其中金制的月桂树叶花冠，恐怕只有中国古代的皇后之冠可与之相比。但这位年约18岁的“王后”竟也死于非命，一把利刃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骨！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考察，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是，色雷斯人部族实行一夫多妻制，首领或武士在预感到死神将至时，命令族人杀死他们最宠爱的、也是最漂亮的一位妻子作为陪葬者。从这种非常荒谬和野蛮的规定中，人们也不难看到色雷斯人部落首领的权威性和父系氏族社会的某些特点。
奇怪的是，色雷斯人在保加利亚史前文化的舞台上做了一番颇有光彩、颇有建树的历史活动之后，却不知何故地突然中断了他们的英雄业绩。有人猜测他们可能迁徙到欧洲其它地区去了。也有人推断是外敌入侵战祸所致。但这些说法都缺乏可信的证据。相比之下，倒是希腊大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意见，对探讨这个问题有些启发。他说：“色雷斯人是继印度人之后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如果他们由一人统治，或如果他们内部一致的话，那他们将攻无不克并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他们却不能团结一致从而失去了这种可能性，这也是色雷斯人衰落的原因。”
保加利亚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仅瓦尔纳一地发现的金制或铜制器物，已达2000多件。人们还在乌尔奇图姆发现了欧洲大陆青铜时代最大的黄金储地。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一定还会有更大的奇迹出现，到那时人们也许才能够对保加利亚史前文化成就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做出准确的评价。
10. 什么叫做改写
改写，就是在不改变原文原意与主旨的情况下，改变原来的文体，文言文改成白话文，诗歌改成记叙文等。把原来的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第三人称改成第一人称，改变原作的记叙方法等。改写，锻炼了我们组织材料的能力和想象力，让我们更为深刻地把握作者创作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