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历史语境

‘壹’ 什么是西方美术史研究常用的语境分析法

“语境分析法”多指一种借助环境来分析具体某种现象的方法，环境多包括历史环境，社会环境，地理环境等放置在美术史研究领域就是指借助历史发展或社会状态就某位艺术家或流派进行分析讨论。可以是一副作品，也可以是一个人或一个流派，旨在不要孤立的看待问题，借助“环境”这一重要载体全面分析问题。举例：只要是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入手举画家作品都行，历史角度可以举阎立本《历代帝王图》董希文《开国大典》徳拉克洛瓦《自由领导人民》（只要是历史记号明显的皆可）社会角度同理。

‘贰’ 什么是语境

语境是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理解和运用语言所依赖的各种表现为言辞的上下文或不表现为言辞的主观因素。它包括语言因素，也包括非语言因素。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从语境研究的历史现状来看，各门不同的学科以及不同的学术流派关于语境的定义及其基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语境这一概念最早由波兰人类学家B.Malinowski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区分出两类语境，一是“情景语境”，一是“文化语境”。也可以说分为“语言性语境”和“非语言性语境”。

‘叁’ 对文学语言的理解不能脱离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对吗

是的，这句话是正确的，有的字词意思在不同语境中意思不一样。

‘肆’ 一，什么是语境

生活在一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中的人所进行的一切活动,总要受到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人的语言活动也不例外.\x0d从语言艺术创作中的修辞过程看,创作者总是要服从于一定的修辞目的,围绕一定的思想主旨,针对一定的表达对象,使用一定的语言符号,遵从一定的语言规则和言语规律,联系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修辞陈望道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对此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明确提出了“六何”说：“第一个‘何故’,是写说的目的,如为劝他人的还是但想使人了解自己意见或是同人辩论的.第二个‘何事’,是写说的事项：是日常的琐事还是学术的讨论等等.第三个‘何人’,是说认清是谁对谁说的,就是说者和读听者的关系,如读听者为文学青年还是一般群众之类.第四个‘何地’,是说认清写说者当时在什么地方,在城市还是乡村之类,第五个‘何时’,是说认清写说的当时是什么时候,小之年月,大之时代,第六个‘何如’,是说怎样的写说：如怎样剪裁,怎样配置之类.”（陈望道《修辞学发凡》）这“六何”实质上就是修辞过程中,制约创作者语言艺术活动的一系列因素,鲁迅先生的杂文创作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录,其主旨是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抨击,反映了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愿望和理想.但鲁迅先生文创作的社会环境被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因而,他对反动势力及其走狗和社会丑恶现象的“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鲁迅《两地书》）.他不常在杂文里作出结论式的答案,往往采用对比、暗示、双关、取譬、借喻等比较陷晦或委婉的表达方式.例如：\x0d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干隆时代光明：三明主义.\x0d（鲁迅《言论自由的界限》）\x0d鲁迅先生在此巧妙地利用谐音双关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高喊“三民主义”的反动文人们的假三民主义.如果不是服从于抨击反动文人的目的.不联系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社会环境,不熟悉汉民族语言中的谐音双关表达手法,以上这则例子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面目了.\x0d同样,修辞艺术的鉴赏过程,也总是要服从一定的鉴赏目的,明确创作者的修辞意图,熟悉一定的语言符号,了解一定的语言规则和言语规律,联系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因素,这个道理从对鲁迅杂文的修辞鉴赏过程中,可以得以充分的说明,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要想正确地鉴赏鲁迅先生给我们留下的语言艺术精品,就不能不对作者所处的时代的社会、创作目的和修辞意图,作者的修辞艺术成品赖以开成的修辞手段有一个基本了解,仍以上例说明,如果当代的鉴赏者不知道“党国”的历史内涵,不了解“贾府”的文学底蕴,不熟悉“干隆时代”的实际含义,不明白“三明主义”与“三民主义”的谐音双关联系,那么,上例就成了一组无特定意义的语句了,郭沫苦先生也曾举例说明过这个道理,他说：“作品的内含本有深浅的不同,读者的感受性也有丰富的差别,在富于感受性的人,主观的感受原可以为客观的权衡；而在啬于感受性的人,主客观便不能完全相掩,感受性的定量性于个人,在定限量内,个人所能发展的可能,依教养的则丰啬.同一部《离骚》,在童稚时我们不曾感得甚么,然到目前我们能称道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天才的作者.”（郭沫苦《艺术的评价》）这里所说的“感受性”,是指读者对文艺作品的鉴赏能力.“童稚时”之所以无法欣赏《离骚》,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社会历史知识、语言知识和文化艺术修养,对《离骚》是如此,对古今中外任何语言艺术和鉴赏也是这样,修辞的鉴赏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膀离修辞主旨、脱离修辞成品赖以形成的语言,脱离与一定修辞现象有关的自然、社会因素.\x0d综上所述,修辞过程的完成和修辞效果的产生,总是受到诸多主客观因素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我们把一定修辞或鉴赏过程中影响言语形式的选择和修辞效果产生的主客观因素总称为语境.\x0d二、语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x0d学术界对“语境”这一术语的一解和使用有较大的分歧,对语境因素的认定和分类也很不一致.有些学者从狡狭义的角度认识语境,认为语境主要指上下文（contoxt）,是“在话语或文句中,位于某个语言单项前面或后面的语间、词或短语”（哈特曼.斯托克《语言与语文学词典》）.更多的学者从广义的角度来认识语境,认为语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表达的话语中心,也就是说写者所要表达的信息──语句篇章的意思、思想感情.2、表达的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主观因素,就是说写者的立场、观点、品格、气质、才能、学识、兴趣、爱好、艺术修养、语言习惯等；客观因素,就是表达的时间、空间、对象、前后语、上下文、条件、因果、前提等.3、表达的领域、目的的不同,长期地反复使用不同的传递媒介、语文材料、表达方式而形成的一系列言语特点的有机统一体──语体”（郑颐寿、林承璋《新编修辞学》）.在论述修辞和鉴赏的语境问题时,我们使用广义的语境概念.\x0d无论是狭义的语境要领还是广义的语境概念,都从各自认识问题的角度包容了多种语境因素.诸多语境因素构成了一个语境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境因素依一定组合、类聚关系,构成语境系统的支系统及其各级下位系统.\x0d根据语境因素存现的区位,我们将语境系统首先区分为言辞外语境和言辞内语境两个子系统,凡存现于言辞外的语境因素,归属言辞外语境子系统；凡存现于言辞内的语境因素,归属言辞内语境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内又可区分出若干层下位系统.言辞外语境因素分为客观语境因素和主观语境因素两类.客观语境因素包含自然因素（如时间、空间、景物等）和社会因素（如事态、对象、文化、地位、关系等）；主观语境因素包含情态因素（如目的、主旨、心境等）和形态因素（如表情、动作等）.\x0d言辞内语境因素分为语言态语境因素和言语态语境因素两类.语言态语境因素包含语音、语义和语法等因素；言语态语境因素包含语体、表达方式和逻辑关系等因素.上述各语境因素支系统和下位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中,它们相互关联,并同时作用于一定的倏和鉴赏过程.\x0d三、语境是相对于一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而言的\x0d特定的语境,是相对于特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的,离开了特定的修辞和鉴赏过程,便无“语境”可言.在进行理论分析时,我们可以孤立地描写出以上语境系统及其支系统和各级下位系统,但只要我们一涉及“语境”之所以成为“语境”这一问题时,就无法脱离开具体的修辞和鉴赏过程.比如,上述言辞外语境系统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可以不依赖于修辞和鉴赏过程而独立存在.你可以不去描绘自然景物,在一定的修辞或鉴赏过程中也可能不受到自然景物的影响,但自然景物依然存在；你的修辞可以不考虑某些鉴赏者的特点,但这些鉴赏者和他们的鉴赏活动并不因此而消亡.因而,理论上描述的诸多“语境因素”,实际上是对可能成为语境因素的客观实在和主观条件的一种预测.只有当它们在一定的修辞或鉴赏过程中成为制约修辞或鉴赏活动的因素时,我们才赋予这些客观实在和主观条件以“语境因素”的内涵.比如,“触景生情”而创作修辞成品,“援物取譬”而构成比喻辞格,“因人择语”而显现不同的言语风格,“依事立言”而形成不同的语体色彩.这些“景”、“物”、“人”、“事”等相对于一定的修辞或鉴赏过程而言,便有了“语境因素”的内涵.\x0d从以上列出的语境系统的因素看,似乎语境包罗万象,无所不容,实则不然.在进行理论上的阐述时,我们必须尽最大可能把语境因素例举尽,以便周全地描写和分析整个语境系统.但是,如果涉及一个实际的修辞和鉴赏过程,那么,直接影响这个过程的语境因素便是具体的、有限的、可描述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语境决定了使用语言的艺术,决定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材料和组织方式.同时还必须看到,语境的这种约束力是表现为选择语言手段时的一种倾向性的要求,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在语境的用语要求和具体的语言手段之间作出精确的、一一对应的预测”.（张绍滔《试论影响语体变化的语境因素》载《修辞与研究》第四辑）正因为如此,当我们针对某一修辞片断来分析它受制于哪些语境因素时,不可能把理论上预测的所有语境因素都与这个修辞片断联系起来.\x0d语境系统有静态和动态之分.语境总系统、支系统和各级下位系统的理论划分,是通过静态的分析而得出的,当预测的语境因素成为制约一定修辞和鉴赏过程的实际的语境因素时,语境的静态系统便出现了相互融洽、渗透和排斥的动态趋势,原来静态地处于各个理论语境系统中的因素便以对同一修辞和鉴赏过程的约束力为重心,进行临时的组合和类聚,构成了个动态的新的语境系统,试析以下修辞片断：\x0d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站在这个广场上,同千千万万的尼泊尔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过去时代的珍贵的回忆就又涌现在我的跟前,虽然在我们的两国之间横隔着边界上最险阻的喜马拉雅山,然而我们的人民却自古以来就保持着友好的来往,他们交换了彼此在文化上的创造和在农业和工艺上的成就.\x0d在我要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祝中国和尼泊尔的友谊象联结着我们两国的喜马拉雅山那样巍然永存.\x0d在这一修辞片断中,主要语境因素与言语特色有以下对应关系：\x0d表达对象：友好邻邦的市民──简朴、通俗的言语.表达目的：抒发、赞颂中尼友谊──热情、诚挚的风格.\x0d表达场合：加德满都广场群众集会──演讲语体的运用.\x0d相关景物：喜马拉雅山──喻体的正确使用.\x0d上下文：两次提到喜马拉雅山──首尾呼应\x0d“对象”、“目的”、“场合”、“景物”、“上下文”这些在理论阐述中分属于不同支系统的语境因素,围绕同一约束客体,组合、类聚为一个动态的、实际的语境系统.

‘伍’ 什么是新闻语境

新闻语境，是指在某种既成的新闻背景下所形成的特定语言环境。

语言环境，是指在说话时，人所处的状况和状态。语言环境有多种：一般地说，有自然语言环境、局部语言环境和自我营造的人工语言环境。自然语言环境是指以该语言为母语的生活环境。

局部的语言环境是指学习者部分时间生活或学习于该门语言环境中。而人工语言环境主要指学习者在头脑中用该门语言复述、描述、记忆或营造某些的场景。

运用作用

1、限制作用

语境对语言运用的限制作用，首先表现在对词语的理解和选用上。同样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的意思可能不同，这时就要依据具体的语境作出准确的理解。

2、补充作用

语境对语言理解的补充作用，主要表现在对语言的深层含义和言外之意的理解上。一个句子，表达的可能只是很简单的字面上的意义，也可能是语境所赋予的一种深层的含义，还有可能是一种言外之意。字面义的理解比较容易，只要弄懂每个词的意义以及词与词组合起来的意义就可以了。语言的深层含义和言外之意则不同，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透过字面所表达的意义去深入理解。

‘陆’ 历史语境是什么

要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指责自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80年代前后，理论界和批评界已对它进行了持续的批判和否定，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批判和否定都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也必须看到，当时人们对政治论诗学的批判和否定，主要是情感性和经验性的，还不具有多少理论的深度。更重要的是，人们在批判传统政治论诗学模式时，也基本拒绝了所有诗学的政治维度，否定了从政治角度解释和评价文学现象的任何可能性和价值。尽管这在当时乃至现在的历史语境中，都是可以理解和有特殊原因的，但不必讳言也有偏激和片面之处。

政治论诗学在今天已声名狼藉，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与政治就毫无关系，放眼几千年的中外文学史，我们将发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覆盖面最大、最重要、最普通而恒久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行为、心理构成、生存环境，都与政治直接或间接关联，都有政治的因素渗透其中。如果是一个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对人类生活世界有强烈关怀的作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间接涉及政治，并对特定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其次，中外文学史上许多着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政治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又其次，就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一方面，理论界政治论诗学正受到质疑并被贬黜，而另一方面创作界从问题文学、到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再到文化小说的登场，都恰恰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政治走向的需要而因此受到政治家的赞许和读者的好评，而且作家们主观上大多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评论界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政治意义和效应的阐释与肯定更是不遗余力，他们的默契配合造就了一个辉煌的文学时代。即使是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先锋派小说，尽管那些作家有意无意地在作品表层极力淡化政治意识，但在评论家眼里，其政治内涵和效应仍被极度发掘和放大，认为经历了"语言之自觉"、走向"纯文学"的先锋派小说家的创作中仍然隐含着政治意识。一方面在理论上激烈批判和否定政治论诗学，另一方面在评论具体文学现象时又有意无意地采用政治视角，这种矛盾是意味深长的。它至少说明要真正从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抹去政治维度，那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

而当代西方，在经历了本世纪上中叶以"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为主线的否定文学社会内涵和政治意义的形式诗学发展之后，到中下叶，政治论诗学再度复兴。且不说像阿尔多诺、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明确表达了强烈的政治意识，弗·杰姆逊、伊格尔顿坚持从政治论角度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化和文学现象，就是结构主义时期一些代表人物如托多罗夫，进入80年代后也大声疾呼要恢复文学与社会、道德、政治、真理的关联，并认为形式主义诗学对上述因素的忽视是致命的缺陷。而后现代时期的学人对文化和文学政治意义的重新注意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解构主义有重要影响的福科关于话语、权力、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基本思想，新历史主义对文学、文化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的高度重视，大众文化理论对当代蓬勃兴起的大众文化现象的政治意义的深入揭示，萨伊德、斯皮瓦克等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关于当代文学和文化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意识的渗透和控制问题，以及女权主义关于人类文学和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男性对女性的压抑、歪曲、控制、统治问题，都在将政治视角作为解剖和评价人类文化及文学的重要视角。可以说，在现代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诸多思想家关于文化和文学的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政治意识的泛化，或者说是泛政治化倾向。西方文论在经历了远离政治的行程后重新回到对政治的关注，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传统政治论诗学，重新让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和政治斗争的工具?当然不是。重续诗学政治论维度的一个必要前提，恰恰是对传统政治论诗学进行反省和检讨，确定其得失，然后重新阐释和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传统政治论诗学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的经济活动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文学现象，从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文学活动的发生、展开和变化的最终根源；二是从阶级论角度定位和定义文学的政治内涵。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尽管本身还有再探讨的余地，但在今天仍有一定的解释力量，它们可能成为政治论诗学发展的理论资源。像杰姆逊的文化解释理论，仍然将"生产方式"当作解释包括文学在内的社会一切文化现象的总体框架。这就意味着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论仍然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或提供新的启示。这里关键在于理论工作者是否有过人的理论发现力、创造力和融通力。

传统政治论诗学的失误也是明显的：首先，它从(阶级和政党意义上的)政治论角度理解和解释人的全部存在和生活，将人的存在完全定位于政治的存在和政治的生活，从而抹杀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它从"阶级论"和"政党论"的角度定义政治，尽管抓住了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却不是全部，政治的含义远比阶级和政党丰富复杂；又其次，它只从政治的维度定位和定性文学，将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看成文学固定不变的本质和惟一属性，从而堵塞了从多种维度理解文学的可能性；最后，传统政治论诗学在如上所说的几点基础上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定位于从属关系，即文学从属于(阶级和政党的)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这即使不是完全的错误，至少是非常片面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肯定不能用从属论和工具论来全面正确地定位、描述和评价。

从属论和工具论已遭到持续批判和否定，现在被学界普遍接受的是"平行论"--政治属于社会实践层面，文学属于社会意识层面，它是审美的而非实践的，它们之间不是谁从属于谁的关系，而是平行的关系。在我看来，"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描述了文学与政治的某种可能关系，但都不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全面、准确描述和定位；持从属论观点的人必须注意到，许多作家和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并不都能简单地认定从属于哪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也不能固定不变地从阶级、政党、政治运动的角度考量和评价它的意义与价值；持平行论的学人也须注意到，确实有许多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听命于某个阶级、政党或政治运动，用自己的创作为之服务；更重要的是，持从属论和平行论的人都必须注意到一种让他们头疼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同一种文学现象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是有政治意义的，但在另一种语境中可能政治意义很单薄甚至完全没有；就政治意义而言，在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出这种政治意义，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它可能显现那种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红楼梦》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代读者在其中看到了"宫闱秘史"，晚清革命家看到了"排满"，毛泽东看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看到了儒法斗争，而今天某些学者又从中看到了"牌桌上的政治"，可以肯定，只要《红楼梦》还流传下去，就还会有读者看出大不相同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文学的政治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文学作品与独特的历史语境和特定解释体系的结合生成的，只要历史语境或解释体系改变，文学作品的政治意义就会相应改变，它是一种结构性生成物，一种在特定的结构关系中被赋予或解除的功能。用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无法完满地解释这种结构性功能关系。从属论和平行论都是太过简单的理论，它们尽管彼此对立，但其运思方式并无区别，即它们都以本质论的认知方式来思考和谈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也不可能不片面和僵板。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最好用"召唤-应答"模式来表述，即它们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所谓召唤-应答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它们中的每一方都在向另一方发出召唤，并有意无意地要求对方作出应答。而对于一方的召唤，另一方也必定要作出应答，由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应答既可能是认同性的，也可能是对抗性的，还可能是偏离、逃避、漠视、超逸等等姿态；正如巴赫金对对话的界定：对话就是同意、反对、争论、驳斥。对话的前提是对对方存在独立性的确认，对话双方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又是我是我、你是你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从属论所可概括，又不是平行论所可表述的，它是一种双向互动互渗的关系。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召唤应答关系。文学的政治性，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文学对特定政治召唤的应答关系中生成的，或者说被赋予的功能，只要这种语境改变，这种功能就会改变或被取消。

从政治对文学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政治作为统治关系是社会最重要、最广泛、最有影响、最具有覆盖性和渗透性的因素，总是要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发出认同性召唤，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世界；另一方面，文学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对政治的召唤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应答，或者认同，或者抵制，或者逃逸，或者漠视，等等。

从文学对政治的角度看，文学也在对政治发出召唤；文学召唤的立足点是对政治的审美超越；文学有一个精神制高点，那就是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文学总是从审美理想的高度来观照政治和评判政治，因此，它不仅可能对某些政治生活、政治集团、制度、设施、观念和心理作出认同性判断，更可能对它作出否定性判断，即使这些政治构成因素从具体历史进程来看是必要和有进步意义的。文学对政治的召唤，是从熔铸了社会理想的审美理想的高度发出的召唤，这种召唤要求政治从对现实的肯定和自我的陶醉转向对自我的检讨、批判、否定和对理想的追求。对文学的这种召唤，政治也要直接或间接地作出应答，这种应答自然可以是认同性的，但也可以是对抗性的，否定性的，也可以漠视无睹。不管怎样的反应，都是一种应答行为，因此，都与文学在客观上发生了某种联系。

因此，文学与政治是在一种双向召唤-应答关系中互动互渗的。在确认这一点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强调政治对文学的主导性召唤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政治就其对人类社会的覆盖面、影响力、渗透力和重要性而言，是文学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政治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必定会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方式和手段，文学自然也可能成为这种手段。只不过文学活动者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在政治的先在性召唤下，文学的任何应答都具有政治性或泛政治色彩；因为，政治作为召唤者，既预定了其认同者，也预定了其反对者，还预定了其疏离者、逃逸者以及无动于衷者。对政治召唤的任何应答都在政治的预定之中，都被赋予了政治性或泛政治性。

‘柒’ 古诗十九首的历史语境分析快要答案

《古诗十九首》：选自南朝梁萧统，作者不详
之一 一个饱含离愁的少妇形象若现于纸上，意蕴深沉风格浑成。之二 劝人要能够通达世事，及时行乐，不必为那些毫无益处的事而日夜烦忧并讽刺那些富贵贪婪者的愚昧无知，不懂的领悟人生。
之三。踏过江水去采芙蓉，生有兰草的水泽中长满香草。 采了荷花要送给谁呢？想要送给那远方的爱人。 回望那一起生活过的故乡，路途无边无际。 两心相爱却又各在一方，愁苦忧伤以至终老异乡。
你是要类似这样的？

‘捌’ 如何理解人类历史和艺术史发展语境中的幼儿期与幼儿文学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