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的真实

❶ 历史的真实性似乎是不可考证的历史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吗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1·历史的真实性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加以考证的，比如通过文献资料、文物古迹等加以考证。当然由于种种局限如史料作者的主观偏见，史料、文物的缺失、损坏等对历史的考证不可能保证是完全真实的，还有一些过于久远、无据可查的历史不可能加以考证，但是必须承认这些考证的客观参考价值，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考证出某段历史是否完全真实，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得出它的可行度的相对高低。
2·个人认为历史的真实性是否最重要要分情况而言：对于专业的史学学者以及其他相关学者而言历史的真实性必然有相当的重要程度，因为他们必须保证自己的研究是建立在严谨考证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认为历史的真实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历史、看历史的目的不在考证其真伪，而在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从历史中得出各种感悟。
3·个人认为，历史的意义在于：A·提供经验教训。比如我们今天回首中国近代历史、回首文革、回首东欧剧变，都能获得非常多的可借鉴警醒之处。 B·开阔眼界和心胸。我认为读史不仅使人明智，而且使人心胸开阔，看惯了大悲大喜，再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本来很看重的事真的没什么大不了，本来会让人大动肝火的事其实就是那么搞笑，可以让人获得轻松的生活态度。

❷ 什么是真实的历史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主观记载。
历史的真实性是相对的，在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解读同样的历史是不同的。
总之，历史是为人服务的。

❸ 真实的历史的标准如何才叫真实怎样判断真实

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五项原则

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目前众说纷纭。我试着提出五项原则，供大家一哂。何谓历史人物？我想,简单地理解，已经故去的过往的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这里包括两点，一是肉体上已经不在人世了；二是时间上已经是过去时了。当然，过去的时间有长有短，涉及的人物有大有小。这就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各色人等，都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物。

怎样评价他们，我想应该有五项原则。

第一，阶级原则。简言之，也就是阶级分析的原则。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分析的原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即使是现在，也应该运用这个有效的原则。

当前，不是运用不运用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中，我们当然要站在被剥削阶级一方，讴歌他们反抗压迫、反抗剥削的英雄行为。但是，这种讴歌，不应该是教条的、僵化的，而应该是辩正的，唯物的。不能无原则地美化，无限制地拔高。如对农民起义的研究就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美化或拔高农民起义。在太平天国起义的研究中就存在这种现象。太平天国是完全应该肯定的。但是，对它的研究存在过分美化的倾向。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就应该恢复太平天国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把丰富多彩的历史简化为农民起义斗争史或儒法斗争史，就是阶级分析原则的教条僵化运用的极端典型。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面，则是对剥削阶级的全盘否定，否定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他们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艺术的所有作为，都一概予以否定，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虚无主义。这种错误的理念就导致了历史的虚无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错误的观点发展到极端，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已不复存在，被“四人帮”否定得所剩无几。在他们看来，是“红洞县里没好人”。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应一律打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好端端的五千年的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种极左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的糟蹋下，竟然被涂抹得漆黑一团。那时，关于中国的历史，学者写什么呢，教师讲什么呢，学生学什么呢？都只能望天兴叹，一片茫然。

第二，历史原则。这是一个不可或缺而又经常被乱用的原则。历史原则，就是要用彼时彼地的眼光去看待和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不能超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能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这里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历史人物现代化，赋予他们很多现代色彩。农民起义领袖，则被美化为“高、大、全”式的无甚瑕疵的英雄。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则被过度美化了。另一种是把历史人物妖魔化，文革中间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一律视为历史垃圾，统统加以摈弃。这两种倾向都是要不得的。

第三，大节原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历史上的伟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伟人往往不是圣人。伟人也有凡人的一面，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因此，伟人也必然有失误，也必然有错误。这些，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总之，我们历史学者看待历史人物，应该看他们的大节，看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如秦始皇，我们看他，主要是看他对统一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他的所作所为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我们既不能因为他大搞焚书坑儒，而否定他的历史贡献；也不能因为他的历史贡献，而美化焚书坑儒。

难道有什么历史着作美化“焚书坑儒”吗？有的。手头有一部历史着作就说：“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打击了复古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国家图书馆之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均未烧；‘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朝中仍有着名的儒生伏生、叔孙通仍受重用。”[1]这是什么话？在这样一部煌煌巨着中，居然说“焚书坑儒”“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而且还说，“‘焚书’，并没有把所有的书都烧光了”，“‘坑儒’，也并未坑杀所有的儒生”。怎么？还嫌秦始皇烧、杀得不够劲吗？我们的历史学者，居然为秦始皇的封建文化专制的残酷手段寻找理论根据，把议论时政的儒生一律打成“复古派”，然后就说杀他们是合理的，“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人家杀你，你还为人家叫好。当然，这部着作出版于1979年，文化大革命刚过不久，内容上不免掺有时代的印记。该书的作者都是我素来景仰的学有造诣的名家，现在再让他们写，我想，大概不会这样着墨了吧！

扯远了，打住。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因为他统一了中国，还是应该肯定他的。但是，他的“焚书坑儒”毕竟如阿Q的瘌痢头，怎么也不能艳若桃花。

此外，我提出一个个人见解，就是对历史伟人不能进行道德评判，亦即道德评判不能改变伟人的历史地位。在常人看来的十分重要的如男女生活作风问题，或者真诚虚伪问题，对于历史伟人来说，都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有很多问题，不能证实。即或证实，我看也毫无意义。因为，这些都是小节。历史学者评价历史人物，是看他的大节，而不是小节。搜索细节、小节，那是小说家的事。

第四，双赢原则。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的泱泱大国。在她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在现在疆域的版图内，曾经多次出现过国中有国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历史上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辽金史专家张博泉教授说：“国中有国，族中有族，这是历史上常见的。”[2]他在分析金与宋之间的关系时说：“应当承认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女真族是中国民族的一个成员，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而且构成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朝代。这是分析金、宋战和史所必须肯定的一个前提。这就是说，不能用中国民族的主体汉族来代替整个中国民族这个概念，不能把女真族视为中国民族以外的外来入侵的民族，不能把金政权视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外国，女真是中国民族中的民族，金朝是中国之中的国。”[3]这个观点是很有说服力的。我完全赞同这个观点。

由此，便引出两个观点。

一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两国之战。国中之国的战争，也不是全无正义非正义可言。依据张博泉教授的观点，金、宋之战应划分为三个阶段，而第一阶段就是金侵宋的掠夺战争，宋则是反掠夺的正义战争。[4]

但我认为，既然是一国之内的民族战争，大多不好提正义与否。因为民族之间的融合，就包括粗鲁野蛮的杀伐。这里有以强凌弱，以大压小，以众暴寡，以硬欺软。不讲道理，不讲信义。有理的一方，也可能因为无力，而被消灭。开始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随着全国的统一，这十恶不赦的侵略者又可能变成功莫大焉的统一者。因为他成了新王朝的奠基者。所以，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时的战争，评价历史人物亦然。

不管以后如何，当时当地历史人物的表现，应该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受命燕太子丹刺杀秦王的荆轲，就应该一如既往地予以肯定。因为他是为了反抗秦国的侵略的。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后来统一全国，成了历史伟人，就把过去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岳飞爱国，秦桧卖国，这都是历史的铁案，是翻不得的。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5]，清朝人撰写《清史列传》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背叛了明朝。当然，他对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功。吴三桂反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入了《逆臣传》[6]。对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的评价就要多费些口舌。

二是依据当时的表现，各评各的，也就是双赢原则。例如，清摄政王多尔衮在南下统一全国时，在攻打扬州之前，曾给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去了一封劝降信。劝其交出扬州，就地投降。史可法在威吓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坚决抵抗。待到清军包围扬州后，又五次发信劝降。史可法将信一一烧掉。后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劝降三日，许以高官后禄，史可法说：“我，头可断，身不可屈。”而英勇就义。像这样的抗清将领就应该予以肯定。

但是，他的对立面，如清摄政王多尔衮也应该予以肯定。学者周远廉研究员、赵世瑜教授说：“[多尔衮]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满族历史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7]

多尔衮和史可法在历史上是对立面，各为其主。多尔衮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大功。而史可法至死不降，表现了可贵的民族气节。都应该予以肯定，自己肯定自己的，这就是双赢原则。这是在中国这样大国的历史上有时还存在小国，而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出现的特殊现象。

第五，两点原则。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两点论，不能一点论。如评价曾国藩，就存在这个问题。曾国藩曾经严酷镇压过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由此，他数十年来一直被定为刽子手、卖国贼、卫道士等，成了历史上反面的典型。但是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公诸于世，使世人受到很大的震动。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1917年毛泽东24岁时在一封信里写的。

马东玉教授说：“毛泽东是对曾国藩评价极高者。他在探索‘本源’、自我锤炼、治学态度、生活习惯、文章气质、锻炼身体、军事原则等方面，都曾把曾国藩作为楷模去学习。这虽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事情，但曾国藩对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却是深刻而长久的。这是个很大的题目，这里不过是举例而已。”[8]

他又说：“本世纪中期到80年代，大陆是全盘否定曾国藩的，原因是他镇压起义，他捍卫封建传统，而当时是全盘否定封建意识形态的。如今政治思想解放，人们又在文化上、精神上、人格学问上肯定曾国藩，并形成热潮。这充分说明，曾国藩是一个影响历史的人物。”[9]

我们过去评价曾国藩是一点论，只看到他镇压农民起义的一面，而全盘否定他。现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来评价他，就发现他身上有许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好东西。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不应该丢弃的。

评价历史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试提出5项原则供学者参考。不周之处，请予指正。

❹ 历史是真实的吗

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是比较真实的，接近真相，例如司马迁的史记，左丘明的左传，后来至少是宋以后就不保险了，资治通鉴就把一些东西给删除了，是选择性的历史。读历史，最好和方志一起读，互相佐证才好。另外，我记得有人说过：如果王莽早死几十年，那他就是一个贤臣出现在历史中，他的野心就背掩盖了，所以说，我们只能看结果和分析结果，而最好不要揣测原因。

❺ 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性

历史的真实性指的就是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曾经发生过的事，只因为历史多半是历史学家写的，既然是人写的历史，所以有些时候真实性就值得商榷了。所以我们说历史不真实指的就是我们现在从书上学到的历史有些不真实，不是说历史事件本身就是假的。

❻ 什么样的历史认识才是真实客观的历史认识

历史是严肃的。要认识它的真实性和它的意义，是不能以自己个人喜好去认识的;而应该是用严谨的态度去客观地分析它的真实性，和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去认识历史。

❼ 中国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是靠什么来保证的

历史书上记载的事件，至少有三成是虚构的，三成毫无逻辑，三成是真实事件，一成是逻辑完整的。无论什么时代编辑的正史，都晚于修史的那个断代时间，许多实际发生的事件要靠一些当时的笔录或前代的笔录，这其中很多事迹根本无法从逻辑上能证明确实存在，尤其在其中大量的事件发生过程，以文学手法记录。

(7)什么是历史的真实扩展阅读：

在古代的时候，有“左史”与“右史”两个，“左史”记事的“右史”记言。后来左史逐渐随侍皇帝左右，专门负责记录皇帝起居、言行与政务得失，又称起居注史官；右史则逐渐成为专门负责编修前朝官方历史的史馆史官。早在夏商周时期的史官都是君王身边的重臣，他们也是全国范围内，文化程度最高的一群人。

不仅要记载君王的言行，还要对君王的言行提出异议，相当于后来的史官一职，要向君王提出建议，对国家政事发表意见。这也只是史官的一职而已，史官还承担着观测天象、祈祷祭祀沟通上天的任务，这也就像巫师一样，那时候的史官是巫史结合的，而且他们都是一脉传承，要么是父子传承，要么是师徒传承，这都是要从小培养他们识文断字的。所以说，家族型的史官是很常见的。就比如司马迁是直接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太史令一职。

❽ 什么是历史真实

真实的历史就是自己。 历史是一片肥沃的土地，那里埋藏着我们的想象和希望，生长着我们的快乐和忧伤，成为历史剧创作的宝藏。戏剧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常情况下，历史学家会对此感到不快，这似乎也是“自古而然”的。新编历史剧的流行，更使历史学家的愤怒到了“于今为烈”的地步。最早的“新编历史剧”《戏说干隆》令国人耳目一新，历史学家颇有雅量；《宰相刘罗锅》《康熙微服私访》随后登场，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纪昀(晓岚)为主人公的两大部“历史剧”(《风流才子纪晓岚》和《铁齿铜牙纪晓岚》)，改写了历史上主管《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赫赫有名的学者形象，导致了某些历史学家的切齿之恨。

随之而来的，是对历史剧的严厉指责和苛刻要求，甚至大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势。对历史剧的指责包括：胡编乱造，随意臆造，迎合低级趣味，背离历史的真实，模糊历史的真相……对历史剧的要求包括：不仅要注重艺术真实，还要注重历史真实，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以便“艺术地再现历史”……只有“忠于历史”，“回归历史”，认可“基本史实”，注重历史的发展趋向，与历史保持一致，才是历史剧脱离苦海的惟一出路。

我们应该承认，历史剧的确存在着“关公战秦琼”、“罗成戏貂蝉”、“张飞杀岳飞”、“宋版《康熙字典》”、“我孝庄皇太后”之类的细节失真(即硬伤)。但是说到“背离历史的真实”和“模糊历史的真相”，说到“忠于历史”和“回归历史”，我们则不得不问：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的真实？什么是历史的真相？我们是如何获知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的真相的？历史本身是否包含着艺术性，即包含着修辞性和文学性(形象性、想象性、虚假性)？如何理解这种修辞性和艺术性？一句话，历史是真实的吗？

在谈及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时，我们一方面承认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把历史与历史剧严格区分开来。我们认为历史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历史剧属于艺术创作的领域；认为历史体现的是历史真实，历史剧体现的是艺术真实；因此历史是客观存在，历史剧是艺术想象的产物。其实这种区分是靠不住的。何以知之？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区分两种不同的“历史”：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一种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前者才是客观的，后者则是被主观化了的。在英文中，“the historic”(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与“the historical”(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两者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确的。前者指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人物或事件，后者是对前者的记载或“反映”。比如说到“古建筑”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 building”，而非“a historical building”；说到“历史剧”时必须使用“a historical play”，而非“a historic play——”“a historic play”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

作为朴素的唯实论者，我们相信，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与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之间的关系是“被反映者”和“反映者”的关系。这是不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我们是通过“反映者”来认识“被反映者”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反映者”才能认识到“被反映者”，这无异于以“反映者”征服“被反映者”。离开了“反映者”，我们就无从认识、理解和把握“被反映者”。我们触及的只是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而无从触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即使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建筑”(historic building)，也几经风雨，几经粉饰，与原物大异其趣，不再是纯粹的古建筑了。虽然“今月曾经照古人”，毕竟今天的月亮不再是古代的月亮。月亮尚且如何，何况建筑物呢？

我们不妨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的历史(the historic)称作历史(history)，把作为客观人物或事件之记载的历史(the historical)称为历史编纂(historiography)，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在此我们要讨论的是：历史编纂与历史剧是否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历史编纂是否只具有客观性而不具有艺术性？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历史编纂究竟包括多少种类型？据我们所知，历史编纂至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它注重数据，强调实证，倾心于语言的明晰性、意义的明确性、逻辑的一致性，以“科学”自诩；一种是叙事意义的历史编纂，即所谓的叙事性的历史编纂(narrative historiography)，与“科学”的僭妄相比，修辞性和文学性乃其本源之所在，它也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得意于这一点"实证性的历史编纂是分析性而非描述性的，它关心的是环境而不是人，着眼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因果性，关注“长时段”(longue re)的转换和巨大社会结构的变迁；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是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它注意的是人而不是环境，关心的是人的情感和命运。西方的历史编纂传统一直是叙事性的，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的勃兴，史学的科学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把历史编纂转化为一门严密的科学，甚至要以“总体史”代替“事件史”，以便探寻历史深层结构的变迁。此后，历史着作开始充斥大量的图表!公式。即使如此，它还是难以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之踪迹。

在这方面，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述甚为详尽精辟。海登•怀特认为，即便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也无法掩盖其修辞性和文学性，尽管千余年以来它一直都在极力摆脱自己与修辞性和文学性的干系。别的且不说，它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书面话语，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决定其特性——具有修辞性和文学性。

修辞性和文学性的核心在于隐喻(metaphor)。隐喻是一种想象性的理解方式，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之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历史话语体现的并非逻辑性关系，而是隐喻性关系。历史编纂包含了艺术性的成分，因此不能忽视历史话语的隐喻之维。“一组事件转换成一个系列，系列又转换成序列，序列转换成编年史，编年史转换成叙事作品，我认为，这些行为更有益于理解成比喻性的，而非逻辑-演绎性的。此外，我把事件构成的故事和可能用来解释这些事件的任何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当作是由逻辑-演绎和比喻——修辞的要素构成的组合。这样，一方面是历史话语和科学话语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是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类同……”[i]

尽管修辞性和文学性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引发逻辑矛盾，但它会使过去/产生意义0，否则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喻。总是有人认为历史是对往昔事件所做的完全真实的记载，所谓“史笔如铁”是也，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对于往昔事件的记载常常伴随着必不可少的解释(包括事件的起因、过程与结果)，夹杂着编纂者自己的想象，而意义也源于此，这种解释或这种意义就是修辞性和文学性的。

意义的另一个来源是语言，因为只有借助于语言符号，才能赋予过去的事物以意义"语言以想象和概念将描述的对象固定下来，想象的方式和概念的数量又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描述的对象被固定的途径可谓多矣。语言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用法，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传统的历史编纂大师深谙此道，并能灵活地掌控之。

至于叙事性的历史编纂，其修辞性和文学性更是自不待言。西方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传统可谓源远流长。“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代表作《历史》就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史诗，而不是枯燥乏味的战争编年史。相传他在奥林匹亚朗诵他的着作时，把当时青春年少的修昔底德感动得泪水涟涟。近年来这种历史编纂传统得以复兴，实乃学界之幸。

比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专门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就极力肯定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他的历史着作以叙事为主导，当然也包含少量的理论分析。在他看来，叙事借助其故事和细节，能够发挥阐释之功能，而理论概括是无法穷尽历史现象的具体性的。人们是通过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枯燥的理论来把握历史踪迹的，理论充其量也只是辅助性的。我们不难发现，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与历史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因为叙事性的历史编纂也需要借助于想象把零散的事件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在那里，事实与幻想、史实与虚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魏斐德的《伟大的事业：中国17世纪满人对帝国秩序的重建》(The Great Enterprise: 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就是照此原则写成的，读来引人入胜"美国着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孔飞力(Philip A. Kuhn)的大量历史着作包括已经译成中文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史景迁)、《王氏之死：大人物背后的小人物的命运》(史景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孔飞力)，以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也都是这样写成的，读起来同样魅力无穷。我们完全可以说，其实这种叙事性的历史编纂，我们也是“古已有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对于各色人等、各种事件的精彩记录，源于其生花之笔，读来令人赏心悦目，而忘乎其历史精确性。比如司马迁在叙述“鸿门宴”时，写到樊哙闯入，“头发上指，目眦尽裂”(《史记•项羽本纪》)不仅有悖于史实，而且有悖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垓下之围时，说项羽只剩下二十八骑，发出了“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感慨。虽然被数千汉骑围困，项羽毫不屈服，“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但稍后不久，项羽又对乌江亭长说过“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二十八骑也已被汉军歼灭。既然如此，“非战之罪”、“吾为公取彼一将”之语，是如何记录下来，又是如何历经两百年后传到司马迁那里的？

即使在自称最为严密的社会科学中，虚构也是无所不在的。虚构是一种想象性构造，是一种“仿佛”式的描述，“或然性”(或者干脆“莫须有”)是它最大的特点。海登•怀特提到了边沁的“虚构观” (conception of fiction)，提到了欧文•巴菲尔德(Owen Barfield)的论文《诗歌措辞与法律虚拟》(Poetic Diction and Legal Fiction)，以便告诉我们，即使在严密的法律话语中也是允许虚构的：所谓“法律虚拟”，指在法律事务上为权宜计在无真实依据情况下所做的假定，这个假定被认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比如“法人”就是一种虚构，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海登•怀特的理论表明，无论是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和虚构性的成分。对于历史编纂而言，无论是修辞性还是文学性，是想象性和还是虚假性，都具有积极和正面的意义。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和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更无法理解之。既然如此，认为“历史真实”是客观的，就是没有根据的。历史编纂，无法遮蔽自己的艺术性。所谓“历史真实”的盖头，应该掀开了。

❾ 什么是历史真实，什么又是艺术真实

历史真实
是历史真实演绎的事件，具有客观性，不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呈现给人们时更具辩证性。
艺术真实
是经过艺术家对真实事件的生动描绘及深刻感悟，使之更具美感具有观赏性。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它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
举例
三国志是历史真实，因为它现在普遍被认为是三国的正史
而三国演义是艺术真实，经过在罗贯中手中精心修饰下，更具观赏性，所以现在大家一般都是从这本书中了解三国历史的。

❿ 什么是历史事实

什么是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学问，编写历史也是一种悠久的艺术。谁都知道历史是什么，也就是说，人人都熟悉历史这个词，对它的含义都有明确的概念。一般说来，历史必须与生活在过去的人们的思想、行为打交道。人人也都懂得过去是什么。它就象我们越过的一片不平坦的原野，我们由于把它抛在身后，而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人们往往难免有那种想法，即只消一转身就能回到已经走过的原野上。总之，我们通常认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发现人们在过去所做的和所想的，所以他深入过去，探索过去，他的职责就是发现和陈述历史“事实”。
只要有人讲到“事实”，我们就感到头脑清楚了，这个词给人一种稳定的感觉。当我们说我们“认真考虑事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例如：当我们认真考虑关于原子结构的事实，或者电子从一个轨道跃进到另一个轨道的令人惊异的运动时，我们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历史也是这样。当历史学家与事实打交道时，感到很有把握。我们常常谈到“硬邦邦的事实”、“冷冰冰的事实”，谈到“无法查明事实”，并谈到把我们的叙述建立在“牢固的事实基础”上的必要性。通过这样谈论，历史事实似乎终于会成为某种象物质那样坚固的有实体的东西（我是指常识所说的物质，而不是指定义为“太空中一系列事件”的物质），象砖头和木块那样具有一定形状和明显固定轮廓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当历史学家在往事中蹒跚而行时，他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就会在硬邦邦的事实面前碰痛他的脚。当然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他承担着某种风险，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要发掘事实，并把它们积累起来供人们使用。也许他自己会加以使用，但总而言之他必须把这些材料整理妥当，以便人们（也许是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在某些事业中加以利用。
这些就是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所使用的历史事实一词的一般含义（为了强调这一点，无疑有一点夸张扩但并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