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了什么历史

㈠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说明了什么历史现象

句话具体指的仅仅是，蜀中在中国的大分裂时期一定会出现割据势力——前半句；北宋灭后蜀时纵兵掳掠，以至在蜀人心中留下仇恨。虽然平蜀之战只用了66天，但是之后镇压蜀人、安定蜀中用了好几个月。后来，北宋在蜀中的统治还是很勉强，虽然早已统一，但是一有风吹草动蜀人就要起义。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长江上游的枢纽地带，幅员广阔，民族众多，自古为人称颂为“物华天宝，地灵人杰”。它虽然远离中原，但它的历史演进步伐却和中原大体一致。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四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历来被视为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没有哪一个朝代不重视四川，没有哪一个朝代不把治理好四川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因此，对治蜀的历史及其经验和教训加以认真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四川历史学者责无旁贷的重任。本文对此略加论述，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一、“天下治乱”与四川盛衰

四川古称蜀。史家曾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这个说法原是史家特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川陕之间的混乱局面和所受荼毒而言，后来又有学者提出应是指南宋时金、蒙先后屡攻川陕，从而导致四川经济衰颓而言，另有学者以为明末张献忠之乱亦是由陕及川，致使四川败落而言，等等。这些说法，都有确凿的史实作为立说依据，不过都是以某朝某代作为观察对象的，都没有跳出短时段历史观的窠臼。而在世人看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似乎已是从古至今四川治乱的铁的规律。四川历史究竟是否遵循着这一“规律”演进的？这关系到怎样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治蜀问题和四川的盛衰问题，应当引起足够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细致的思考。从长时段的历史观即历史的全过程看，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 的流行说法，其实并非四川历史的治乱规律，应予否定。但以四川历史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而言，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实，就中国各个省区的历史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这样的治乱交替现象，它并不是四川一省所独有的历史景观，更不是四川历史上的治乱规律。

这就需要我们做一番历史的考察。

如同中国所有的区域史一样，四川历史不是呈线性发展的，而是在曲折中发展演变的。大致说来，最近二十年来，历史学家基本上同意四川历史发展的“三盛二衰”之说〔1〕。意思是：四川历史发展存在三个高峰两个低谷，秦汉、唐宋、清代表现为三个高峰，魏晋之际和元明之际是两个低谷。不过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仍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它并没有提到商周时期和民国前期四川的治乱与盛衰[2]。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已经充分揭示出这样的史实：商周时期的古蜀文明曾取得重大成就，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在中国文明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星堆文明的卓越与辉煌，足以表明四川古代文明与中原文明平行发展、交相映辉，共同缔造了伟大的光辉灿烂的中国文明。清末辛亥年间，四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对武昌起义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引起中华革命先”（朱德语）〔2〕，并在全国率先举起脱离腐朽的清王朝的义旗，建立起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军政府“荣县军政府”。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认为“天下未乱蜀先乱”确为事实，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首义可以称得上是其典型。民国前期，四川军阀混战长达20余年，形成军阀割据的“防区制”，造成四川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如果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上，认为“天下已治蜀后治”确为事实，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防区制”也可以称得上是其典型。但1935年川政统一后，四川军令政令统归中央，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四川人民为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特殊的贡献。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看待四川的治乱与盛衰，比较全面而客观的表述应该是：四川历史的发展表现为“四盛三衰”，先秦、秦汉、唐宋、清代是四个高峰，魏晋之际、元明之际和民国前期是三个低谷。但高峰和低谷是相对而言的，高峰期的四川也并不总是直线上升，其中充满了迭宕起伏，同时它的盛衰局面也必然受到全国政治经济大局变化的影响。

四川历史上四个高峰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们直接取决于几个必要条件：首先是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相对稳定，在这个基础上经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其次是周边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相对安定。当然，全国大局的安定是最重要的。先秦、秦汉、唐宋、清代四川的发展和繁荣，都离不开这几个条件。

与此相反的是，四川历史上三个低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周边关系的不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是由全国战乱的局面所直接造成。魏晋六朝之际，不少割据政权统治过四川，四川归属不定，政区建制变动频繁，难以组织生产，经济文化大幅度后退。元明之际，四川长期战乱，文物菁华毁灭殆尽，难以复苏。民国前期，蒋系新军阀与各省军阀连年大战，而四川军阀在此背景下也割据争雄，混战不已，军阀“防区制”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民生凋敝，社会破败不堪。铁的事实说明，分裂、割据、战乱是发展进步的大敌，而统一、和平、安定是发展进步的基本条件。

考察历史，我们不难看出，不论魏晋之际还是元明之际，四川历史低谷的出现都不是由“蜀先乱”引起的，绝不是什么“天下未乱蜀先乱”；而四川古代史上两次低谷的结束也不是在全国政治平定之后，绝不是什么“天下已治蜀后治”。民国前期四川的军阀混战和军阀“防区制”局面之所以得以形成，也同上个世纪20至30年代全国政局不稳、各省各派系军阀集团间的大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长时段视角而不是仅仅从某个短时段来看待历史上的治蜀，四川的治乱与盛衰问题应当是比较清楚的。

其实，翻拣史籍，我们不难知道，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四川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处于相对安宁因而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时期，历史上四川之所以能够以物华天宝、地灵人杰闻名于世，其根本原因在此。

二、后来治蜀要深思

以上我们讨论所的，主要是四川治乱与盛衰的外部条件或必要条件，而四川治乱与盛衰的内部条件或充分条件，应是历代治蜀者在四川所实施的治蜀方针、政策和措施及其成败与得失。在这方面，成都武侯祠的一副楹联是为近世以来治蜀者们所共同关注的一个论题。

清末举人赵藩在题成都武侯祠楹联中写到“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着名的“攻心”联曾引起近世不少政要显宦和学者的极大兴趣与思考。仔细推敲并结合历史事实来看，赵藩 “攻心”联的上下联，其实包有两层含义：上联为一层，讲的是用兵之道；下联为一层，讲的是治民之道。兵、民乃制胜的源泉。所以，将两层含义合起来看，讲的正是治国之道。这里不谈前一层含义，仅对后一层含义略陈管见。

所谓“后来治蜀要深思”，显然是以前车为鉴，警示后人。不过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天下治乱与治蜀的关系，而是说治蜀者即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应该审时度势，根据四川的历史与现实，亦即根据四川的具体省情，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才能，制定治蜀的具体方针、策略和措施。

诸葛亮治蜀的最显着特点就是“审势”，即准确把握四川形势。刘备集团入蜀之初，在对于如何治蜀的策略上，曾发生过激烈争论。刘备的重要功臣谋士法正认为：“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3〕即应先施恩惠，放宽刑罚，以收人心。但诸葛亮通过对蜀形势的深入分析，却得出了与法正相反的认识，他认为：“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着。”〔4〕不是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缓刑驰禁，以慰其望”，而是要“威之以法”，“限之以爵”，必须以严治蜀，严明法纪，整顿吏治，做到罚不避亲，赏不避仇，赏罚必信，不因位高而不罚，不因位微而不赏，刑教结合，选贤任能，以身作则。在刘备集团据蜀以前，刘焉、刘璋父子先后据蜀为益州牧，他们作为四川的最高统治者，法纪松弛，赏罚无信，任人唯亲，以至政治腐败，将弱兵疲，民生凋敝。这与秦末楚汉之争时的全国大局已完全不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效法汉高祖“缓刑驰禁”，必将导致蜀汉政治的进一步恶化。所以不但不能以“缓刑驰禁”之策来收揽人心，恰恰相反，必须采取严明法纪的政策，才能收拾二刘治蜀所留下的残破局面。历史事实证明，诸葛亮以严治蜀的方针、策略和措施是基本正确的。这说明，所谓审势，就是要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既不必“法先王”，也不必“法后王”，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从中得出合乎治地形势的正确认识。
但是，赵藩所谓“后来治蜀要深思”，是否仅此而已？恐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诸葛亮治蜀，在治民之道上确实取得很大成效，有功于蜀，然而在“治官”之道即建立有效、有序的行政体制方面，却是颇有瑕疵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在于缺乏制度保障，名曰“法治”，实为“人治”，而且把“人治”发挥到了极致。《三国志·蜀志》裴松之注引《蜀记》说：蜀汉“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全由诸葛亮个人决断。虽有纸上的制度，却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这样，不但阻绝了其他大多数官员贡献其聪明才智的机会和道路，而且也使执政者后继乏人。果然，当诸葛亮殁后，其后继者均非其任，“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而蜀汉之亡，便成为了最终定局。历史何以如此？赵藩楹联中说到“宽严皆误”，其中的深刻内涵的确是“后来治蜀要深思”的一个重要课题。
历史上治蜀，除三国时诸葛亮治蜀是一个典型范例外，其他朝代还有相当多的史例可供评说，如宋代范成大治蜀、清代丁宝桢治蜀等等。他们之所以在治蜀上取得一定成效，其基本前提，莫不是能够比较准确地分析和把握四川形势，都离不开“审势”二字。南宋范成大治蜀，鉴于北宋初朝廷对蜀士禁锢不重用，而南宋初秦桧又“深抑蜀士”〔5〕，“蜀人未尝除蜀帅”〔6〕。范成大作为吴人治蜀，深刻地认识到要治理好四川，必须充分利用蜀人的智慧和才能。于是他在处理与蜀士的关系、争取蜀士支持方面做了两件事，一是表彰名士，二是网罗人才，其结果是“蜀士由是归心”〔7〕，达到了预期成效。晚清丁宝桢治蜀，上任即旁咨博询，又在赴川途中沿途悉心体察四川省情，确知“川省吏贪民玩，势成岌岌”〔8〕，其中吏治腐败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夫川省之坏，据目前情形而论，其象已见于民，而其毒尚种于官”〔9〕。于是制定相应治蜀措施，以整饬吏治作为当务之急，取得相当成效，被誉为“四川数百年来第一好总督”〔10〕。
事实上，历史上各个朝代治蜀，都有当时的特点，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治蜀方针、策略和措施。但历代治蜀却有大致相通的一面，即是历代四川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治蜀时，除厉行中央方针、政策外，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政治智慧和聪明才智，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四川的历史与现实，制定相应措施，励精图治，而把着力点大体放在吏治、法治、发展经济文化等几个主要方面。

㈡ 火烧圆明园的历史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很多问题:
1.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嗜血成性的英法联军，无视中华民族的尊严，盗意践踏中华国土，大肆掠夺火烧圆明园的文物和财宝，推倒火烧圆明园的亭台楼阁，毁坏了圆明园的奇花异草。为掩饰罪行，他们放火烧了圆明园。
2.落后就要挨打
3.清朝的腐败.旧中国清政府的无能
4.弱国无外交
5.当时中国人的麻木,迂腐，懦弱，愚蠢。
6.征服者的一种变态心理,看见好的东西不能拥有时的BT
7.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还需要努力!
如今的圆明园像一座纪念碑，记录着英法联军摧残中华文明的滔天大罪。这是我们的耻辱，是个刺眼的教训。作为中华儿女，我们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必须牢记这个血的教训。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再是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是和平友好的交流"圆明园劫难"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灾难。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对于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

㈢ 中国70年巨变说明了什么样的历史结论

中国70年巨变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㈣ 历史的永恒发展说明了什么

1、发展及其实质
关于发展的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递进的层次来理解：
第1，发展指的是运动而非静止；
第2，发展指的是前进性、上升性运动而非倒退的、下降的运动；
第3，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不断产生，旧事物的不断灭亡，发展表现为质变和量变两种形式。

新事物是指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前进趋势，具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则是指违背事物发展规律，丧失了存在的必然性而日趋灭亡的事物。发展的实质是旧事物灭亡，新事物产生。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新陈代谢是宇宙中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

2、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
新事物是不可战胜的，这是因为：
第1，新事物有新的要素、结构、功能、形态，远比旧事物更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
第2，新事物孕育于旧事物之中。新事物可以否定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东西，吸取、继承旧事物中积极的、仍然能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的东西，增添为旧事物所没有的新的东西，所以新事物总是优越于旧事物。
第3，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新事物总是那些先进的、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创造活动的产物，反映社会生活进步要求和趋势，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并最终得到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有远大前途的先进社会力量的支持。

㈤ “苏湖熟，天下足。”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说明了什么历史现象

苏湖熟,天下足”据说是南宋时候的民谚。元代任仁发的《浙西水利议答》里提过。意思是：这个地方的粮食丰收，足于解决全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的粮食供应基地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的太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等平原和湖沼地区。这些地区不仅自身人口稠密，还要运出大量的粮食供应其它地区，所以从宋代以后就流行有“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 “苏湖熟，天下足”此谚语自南宋开始流传，出处见高斯得《耻堂存稿·宁国府劝农文》等书。苏指苏州，今江苏吴县一带，太湖以东。湖指湖州，今浙江吴兴一带，太湖以南。太湖流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小河流遍布，“百流众渎（dú，水道），曲折萦绕”，称“水乡泽国”。自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期(1127—1189)，兴修太湖地区水利，在昆山、常熟以北，开河口导湖水入江海。孝宗时，于太湖出口处，设置闸门调节水量。滨湖低田，高筑圩岸，以御风涛。由于水利浚通，排除了严重水灾，使低田与高田尽得灌溉。加上此地农业生产技术先进，农民深耕细作，“耕无废圩(墟)，刈(收割)无遗垄”，使用最新农具“连枷”脱粒，遂使苏湖一带成为南宋农业高产区，农作物一年两熟，上田亩产达五六石，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宋史》
意思是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说明到了北宋，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太湖流域，所以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由此可见，经济重心也就是养给中心建议竟仰仗东南最初是在北宋。

㈥ 北京人生活的年代，据科学记载，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这说明什么历史问题

说明距今70万年到20万年地球上就已经有人类生活了。

1929年，在北京周口店的龙骨山上的山洞里，遗址堆积层厚40多米，这处遗址最先于1921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个完整的远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这就是名震世界的北京人。

他们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还保留了猿的某些特征，但手脚分工明显，能打制和使用工具，会使用天然火。

森林茂密，野草丛生，猛兽出没。北京人将石块敲打成粗糙的石器，把树枝砍成木棒，凭着极原始的工具同大自然进行艰难的斗争。

(6)说明了什么历史扩展阅读：

北京人在周口店居住的时期，气候和自然环境屡经变化。早期偏冷，还处于明德-里斯间冰期的初期，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扁角大角鹿、披毛犀等在动物化石中占优势。

中、晚期较气候温暖湿软，属于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很多现今的热带和亚热带动植物都可以在该地区存活。

如竹鼠、硕猕猴、德氏水牛、无颈鬃豪猪等占优势。北京人时期，周口店的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面和西南为低缓的群山所环绕，东南方是广大的平原，在龙骨山的东边有一条河流。

周口店有过干旱的时期，出现过草原甚至沙漠，也曾出现过大面积的水域。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北京人

㈦ 苏湖熟，天下足说明了什么历史现象

苏湖熟，天下足说明苏州、湖州丰收，天下人的食物就都充足。特指苏湖地区十分富足。从历史现象上分析，苏湖地区已经成为天下的粮仓了。说明农业中心已经从关中平原转移到南方。

同是，表明，南方的技术和劳动了已经赶上了甚至超越了北方。以农业为主的封建时代，农业中心的转移必定带动了经济中心的转移。南方逐渐确立其在经济上的地位。

(7)说明了什么历史扩展阅读：

相关资料：

在“重农抑商”国策发生根本动摇的时候，大批农民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出来，从工、从商；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开农村，成为城镇居民；思想观念更新，工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商业性农业迅速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过程中，孕育着不同于传统经济（农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因素（以往有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萌芽”，近年来有称之为“市场经济萌芽”，或“现代化因素”）。

同时从全国各地各个生产部门看，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态势。具体表现有：

粮食生产持续发展。尤其是湖广、四川等地开始规模开发，逐渐成为新的商品粮基地，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

商业性农业获得了空前大好的发展机遇。棉、桑、麻广为种植，甘薯和烟草的引进和广泛推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其中，江南地区商业性农业发展最快，经济最为繁荣。

社会分工日益细密。个体农民的农家手工业，主要是棉、丝纺织业，已经开始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作为农业的补充而逐步走向市场，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独立的生产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增长。特别是在江南地区，成为人们发家致富的主要门路。

新型工商业市镇迅速发展。由于农业与手工业的日益分离，农民和农产品更加依赖市场，城乡经贸交流渠道进一步拓宽，各地以市场营销为主体的市场网络，开始初步形成。商人队伍更为壮大，长途贩运已经甚为普遍，内地与边区全国性的商品大流通日趋活跃。

而最具有时代色彩的，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常、镇等地，不同于以往政治、军事性质的，以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为重点的专业化的工商业市镇，大批拔地而起与迅速发展，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

特色经济区域开始初步形成。苏、松、嘉、湖等地以棉、桑业为特色，珠江地区以外贸、蔗糖、果品、花卉为特色，福建南部沿海以蔗糖、水果为特色。黄淮流域和“九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也都步上了新台阶。

金融货币事业进一步发展，白银生产与使用扩大，货币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另外，随着“海禁”的部分解除，对外交流与贸易，尤其是私人海上贸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地区，最令人注目。

㈧ 悠久的历史说明什么

历史的悠久只能说明古代的文明，后人不能躺在上面骄傲自满

㈨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是这说明了什么

王朝更替原因及启示
除古代中国外，全球其他地区的王朝覆灭后往往意味着人种、文化、宗教的更替，古罗马、印度、拜占庭等都是如此。但中国的王朝却仅仅意味着座天下者的不同，其它一切照旧。这使中国文明获得了使西方史家十分称奇的连续性。使中国文明连续不断的原因是很多的，有制度、文字、宗教等方面的因素。但我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则是汉人很早就在东亚大陆上确立了人口、文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没有这些优势，中国像西罗马帝国这样早早彻底覆灭不是不可以想象。
中国文明的的另一特点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超过三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可见，中国文明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因此遭到外族的奴役。在没有过于强大的敌国外患的古代，这种周期性的变乱还不至于有亡族、亡文化之祸，但在号称“新战国”的今天，再发生这样的变乱，则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文明的总体连续性与周期性的振荡有什么关系吗？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吗？以后的中国能在继续保持文明连续性的同时避免振荡或者减轻振荡的烈度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搞清这种周期性的振荡是如何产生的。其实类似的问题前人也问过。黄炎培曾问过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显然，毛泽东认为腐败是造成王朝衰败的根源，而民主是扼制腐败的良方。毛泽东的回答真的找到了问题的实质了吗？我看却未必然。因为腐败是中西共有现象，而周期性动荡则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共有现象显然不能成为特有现象的原因。那么，这一问题的本质到底何在呢？
其实只要大家翻翻中国史书，就可以观察到这样的一个现象：中国历代王朝的中晚期总伴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秦之陈胜、吴广，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唐之黄巢，明之李自成、张献忠等。而这些农民军的主力几乎都是流民。什么是流民？流民就是衣食无着被迫流亡的人。当一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得到满足时，起来与社会既成秩序作殊死对抗的可能是很少的。而王朝的中晚期有这么大的流民队伍出现，显然是有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生计成了问题。我们可以证明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之下，大规模流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一向崇尚多子多福，人口的自然增长几不能节制。按徐光启等的研究，在承平年代，大概每三十年人口就会倍增。而在特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全国的可耕地有限，粮食生产总有个极限。当全国人口数超过全国土地的极限供养人口时，流民的出现将不可避免。这与腐败、土地兼并及社会制度都无必然联系，只要耕地不能增加，人口增长速度不减，生产力不能进步，这问题始终会产生。可以作为上述理论佐证的是中国人口史上有一个现象：几乎每一个皇朝由盛由衰拐点也是该王朝的人口高点。如西汉平帝时全国人口达到西汉的最高点6000万，随后则有王莽篡位及改制以及后的绿林、赤眉大起义；如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数达到8000万，随后就出现“安史之乱”，如国泰民安，恐怕不会有这么多人跟着胡儿安禄山作乱；17世纪初（明朝的后期）中国实际人口达到破天荒的2亿之巨，随后就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大起义；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达到了4.3 亿，随后就有太平天国大起义。中国历代王朝的最高人口数为什么会增加，这显然与耕地面积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有关，但就是这样，在特定时代，可养活人口总有个上限。①从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出：一些所谓“盛世”的末期人口数实际上已超过当时王朝所能承受的极限，而一些风吹草动般的事件如兵变、外患、自然灾难都会成为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㈩ 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说明了什么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

说明国家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南方，这描述的是中唐到晚唐时期的现象。
原因：
一，安史之乱严重搅乱了北方地区正常的社会秩序，人口大量流失或丧生，水利等基础工程遭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经济难以恢复，而南方则吸取了大量的北方人口，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良好。
二，安史之乱后，朝廷无力消灭以河朔三镇为首的安史余孽，只能在中原地区广设藩镇，布置重兵，导致朝廷军费激增，中原地区无力向朝廷上缴多余的赋税，朝廷只能仰仗东南的经费与物资。
三，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吞并唐朝的西部边疆，吐蕃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张到濒临京城长安一带的地区，还曾攻陷京都长安，这导致唐朝不得不在西面布置漫长的防线，驻扎重兵以御敌，这更给关中地区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使朝廷更加的仰给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