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把中国历史学通需要多长时间
学通？什么叫学通？如果说你要学25史的话请顶一个严格的读书计划，每天读书不少于5小时，大概2 3年能读完。
⑵ 2017年历史学考研具体时间及考试安排
什么是历史学
历史之于人类，犹如个人之有记忆，在人类一切学科体系中具有奠基意义。历史学则是人类文明的自我反思，人类由此为自身的处境找到历史根源，并因而形成文化传统，迎接未来的挑战。
历史学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它主要以人类历史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学习和掌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理解和弄清历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相关史实的原委、作用和影响，并力图发现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借鉴。
至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的素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梁敬明教授认为，进入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应该逐渐改变中学应试教育背景下被动式学习、等待式学习和死记硬背历史知识的状况；学生要善于独立思考，增强问题意识，积极利用各类图书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接受系统的历史学专业训练，重新梳理历史知识体系。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吴义雄教授表示，学好历史学必须要有博学之思、敬畏之心。博学之思是指学生必须了解天文、地理、文学、经济、管理、自然科学等知识，只有以上学科作为基础，才能在学历史学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敬畏之心是指对历史上人物与故事必须“理解之同情”，切不可以今日之标准来随意臧否古人的得失，因为彼时与今日形势不同，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此才能真正看清历史。
本科阶段主要课程
本科阶段的历史学侧重于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基础课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专业课有史学概论、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中国历史地理、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毕业论文等，以及断代史、专门史和地区国别史等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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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与就业
社会需求有限，期望值适中就业不难
多数人都把历史学看成是冷门专业，认为该学科就业前景冷淡。其实也不尽然，该专业学生凭着大学所学到的广博的知识，就业时只要不期望过高，就业并不比其他专业差。阳光高考平台统计数据显示：历史学毕业生规模为14000-16000人，连续三年就业率都在80%-85%之间。
从专业对口方面来说，历史学职业需求相对较少，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从事教师工作，或者向历史学研究方向发展。而现在毕业生就业是双向选择或多向选择，不必将职业局限在狭窄的领域，这样来看，历史学专业就业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
比如2014年，《文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意水平和整体实力，对于历史专业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如影视、动漫、游戏业，需要内容健康向上、富有创意的优秀原创影视、动漫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与之匹配的策划、编剧类职位就是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可以尝试的选择；在当前“互联网+”的环境下，在精通本专业的基础上再学习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会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就业渠道。
总的来看，当前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在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博物馆、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在高校、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在出版社、杂志社、网站等媒体从事编辑、记者等工作；报考政府部门公务员；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有的毕业生则彻底转行，最终从事了与本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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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考指南
249所院校开设历史学专业
阳光高考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本科阶段开设历史学专业的院校有249所，既有“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也有一般大学。
“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此类重点高校录取分数线比较高，如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近年在江西的录取平均分超过了580分。一般大学有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等。一般情况下，各省一般大学的该专业录取分数相对较低。
全国开设历史学专业的院校较多，可选择范围较大，填报志愿时，考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位置，选择和自己分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
各学校专业方向有所不同
经济发达，高校云集，北上广历来都是考生报考的热门地区，历史学专业也不例外。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全国各大学历史学科中历史最为悠久、总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榜首，在全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中也位居前列。现有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三个本科专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以清史研究为突出特色，秦汉、唐宋和民国史的研究力量也较为雄厚。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二级学科，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世界史学科则以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力量较强；考古学科侧重北方民族考古。
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历史学系科之一，现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3 个一级学科，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2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学专业实行宽口径招生，学生前两年统一修读基础课程，自三年级起根据兴趣选择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专业方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创建于1925年，是国家人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基地之一。其教学实习工作别具特色，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获得对“过去”的体验，是历史学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岑仲勉、梁方仲等，曾在该系任教，奠定了该系深厚的学术根基。历史学专业是广东省名牌专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每年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约70人，与海内外近二十间着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包括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历史学不仅是谋生的技能，而且是立身的学问。报考历史学专业，需要对它感兴趣，用心学习，同样可以成长为高质量、多层面的专业人才，为你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非常坚实的基础。考生在报考历史学专业时，一定要对照专业目录，看准学校的特色和培养方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报考。当然要在符合自己分数范围的学校内进行充分的考虑。
⑶ 进行历史比较研究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 历史比较研究的运用程序：
第一步、确定可比性主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资料的积累，从可比较性原则出发，确定事物的某一方面或者是那几个部分为比较的主题。第二步、分别研究可比项各方的特点、过程、根本属性。某项研究主题确定之后，就应该对可比较的历史现象或过程的各个方面进行单独研究。第三步、综合起来比较异同，意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当分别进行个体研究以及初步的形成了比较命题的构思设计之后，即应该将手机整理出来的材料分门别类进行专门命题的综合比较研究。第四步、提出命题假设，寻求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是关键的一步。第五步、验证理论，通过比较研究提出理论的真实性，还要通过比较分析证明其理论的科学性、客观性。这样才完成了历史比较研究，得出相应结论。
2、 历史比较研究的局限性：
历史比较研究只是史学研究的方法之一，起局限性明显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根据可比性原则，进行比较研究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研究必须是在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现象中进行，而且这些现象要有共同的基础或联系。第二、历史比较研究，容易犯机械类比的错误，易于流于形式化的比较，这样的比较是违背历史主义的，无助于历史的研究，又是它还会导致出颇为荒谬的结论。
3、 克服历史比较研究局限性的主要途径：
为了尽可能地发挥比较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我们需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克服它的局限性，发挥它的优越性：第一、用唯物史观做指导。开展对历史比较方法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观指导下，历史比较方法对史学研究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作用，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能够克服种种历史偏见，使比较研究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综合的运用各种史学方法，在比较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分析与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有利于克服忧郁单纯的比较研究存在的种种局限，使得历史比较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道路。
历史比较研究，有助于打破公式化、教条化的死气沉沉的僵局，促进史论进一步结合；有助于克服史学研究的片面性、狭隘性，便于发现历史现象之间的异同关系；便于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全局与局部的异同关系，以便进一步探求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我们要在研究历史时充分的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并且克服起局限性，发挥其优越性。
⑷ 读完<中国历史>最快要多久
1秒啊！就四个字，对吧
⑸ 魏晋南北朝历史与秦汉历史比较哪个研究学习起来更容易啊
学习不是为了容易.要看这段历史是否让你心情澎湃.
就是想要去研究他.
我喜欢楚文化.刚出湖北省博物馆我就认识了我喜欢的女孩.所以我一定要努力找她!努力学习楚文化.
做个英雄...
我爱家柳.
⑹ 怎样做“历史研究”
表面看来，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或哲学研究比历史研究更能显示其现实意义。不过，历史研究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与哲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哲学研究止于思辨和教训，容易“徒托空言”，而历史研究因其叙述历史事实而更容易显示出“深切着明”的效应。[1]与调查研究或实验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魅力在于：历史研究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比较稳定的文本。它既不像实验研究那样容易受无关因素的干扰，也不像调查研究那样因缺乏资料而无话可说。而且，从历史研究的视角来看，“现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见得调查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的而历史研究的对象就一定是“过去”的。相反，一切“现代”都正在成为过去，而一切历史都可以理解为当代史。
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思想史研究、制度史研究（或改革实践史）和学术史研究三种。而从研究的方法来看，历史研究可分为历史的考证研究、历史的叙事研究和历史的解释研究。
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其实就是历史的调查研究，可统称为历史的实证研究。一般意义上的调查是对“当下的事件”的调查，而历史的考证研究和历史的叙事研究是对“过去的事件”的调查。
历史的解释研究在面对历史事实（主要是历史文献）时，它更多地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及其所选择的视角。不同的研究者总是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不同的解释，这使解释研究不可能像其他实证研究如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那样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但是，历史的解释研究在提出解释时仍然重视解释的理由和证据，以便使自己的解释令人信服。就此而言，历史的解释研究也有某种实证研究的含量而并非任意、任性地随意发挥。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将能够
●了解历史的考证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掌握历史的发生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途径；
●学会使用历史的话语分析法，掌握历史的话语分析的三个主要方法；
●学会使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法；
●理解传统的解释学研究与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主要差异；
●理解历史的述评研究的技巧及容易出现的问题；
●掌握必要的翻译技巧；
●掌握隐微解释学研究的三个技巧并理解“解释学的三个自信”；
●学会历史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研究几乎都有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中国有“乾嘉学派”，西方有“兰克学派”。中国史学界在18世纪已经兴起“考证”之风。干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间，朴实的经史考证成为学术主流，时人“皆以考博为事，无复有潜心理学者”，形成“乾嘉学派”（也称为“考据学派”）。[2]“清代是校勘硕果累累，校勘学独立形成的时期。”[3]当时出现一大批从事校勘、版本、目录研究学者。[4]发展至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等人那里，“乾嘉学派遂臻于鼎盛”。
西方史学界重视史料考证的传统并非始于德国史学家兰克（L. Ranke，1795～1886），但兰克为这个传统制定了严格的考订与批判的方法，并发展成一个学派。“兰克学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它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实证主义史学，因为，“兰克本人既没有说过此话，他的着作也绝非史料的编排”。相反，兰克本人一直相信“历史背后的精神力量”，他甚至会在其着作中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论。他的着作隐含了他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兰克学派”也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只追求“如是直言”而不重视写作的艺术。相反，“他的史笔，从容流畅，且有音乐节奏，……他从不讳言史家需要艺术天才和造诣，他一直认为大气磅礴的叙事，仍是史家的重要任务。他的书不仅仅为专家而写，也可供非专业者阅读。”[5]兰克学派的真正贡献在于：它不仅收集和利用档案资料，而且辨别档案文献的真伪，强调在引用史料之前，必须进行严格的史料辨伪或史料批判。1886年兰克去世，3年后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1850~1942，兰克的再传弟子）总结兰克的史料辨伪方法，出版《史学方法论》。兰克学派所强调的史料辨伪对后来的史学发生了持久的影响。即便后来出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对兰克学派提出批判[6]，但是，年鉴学派或新史学也依然重视考据。其差异只在于，年鉴学派或新史学更重视社会经济史、文化史而不赞成兰克学派只强调政治史以及相关的宗教史和外交史的研究。[7]
至民国初年，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结合中国“乾嘉学派”的传统和西方兰克学派的精神而倡导史料的考证与辨伪，一度兴起“古史辨派”（也可称为“古史辨伪”）。[8]考证研究看似与现实无关或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是，它往往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或制度史研究以及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证据。学术研究可以因此而避免以讹传讹。
史料考证的主要方法是比较。根据比较所采用的材料来看，考证研究可分为校勘法和三重证据法。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但是，在义理和考据之间，义理优先于考据。
一、校勘法
校勘是寻找适合阅读的文献、做注释或参考文献以及撰写文献综述的前提条件。与之相关的研究包括版本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
（一）校勘与校勘学
有关校勘的系统研究，称为“校勘学”。狭义的校勘就是“用本子互勘” [9]，以便发现同一部书的错误、错漏，然后订正。也有人认为，校勘学的主要工作有三：“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10]
校勘既可以作为历史研究中的辅助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独立的校勘研究似乎并不多见，但在编辑教育着作或引用他人的文献时，需要基本的校勘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校勘技巧。比如，在编辑和整理杜威的早期、中期和晚期着作时，编者特别强调了“文本的校勘原则和程序”。[11]又如，有研究者对有关拉伊（W. Lay，1862～1926）的“实验教育学”的相关简述及其版本做了校勘，发现大量以讹传讹的错误（见案例6-1）[12]。
案例6-1：拉伊和他的实验教育学
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学论》。这本书1905年推出第2版，1910年推出第3版。迄今未见中译本。他在1908年出版了他的《实验教育学》，1912年和1918年分别推出第2版和第3版。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199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次出版中译本。
在我国建国以前，比如，钱歌川的《现代教育学说》正确地指出了拉伊在1903年出版了《实验教授学》，1908年出版了《实验教育学》。雷通群在其《西洋教育通史》中说，拉伊于1903年着《实验教授学》，但未及《实验教育学》。
然而，如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的《教育大辞书》中的“拉伊”目说，“1903年，发表《实验教育学》一书”；其“实验教授学”目，说“实验教授学之名词，始于拉伊所着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03)一书”。又如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现代西洋教育史》说，在1903年，始才公布他的《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又提到“《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1912”。把拉伊的两本书搞成一瓶浆糊了！建国以后、我国一些教育类工具书、教育理论和教育历史的书籍，搞错了的确实不少，比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教育实验学》第2页，说“另一位德国教育家拉伊1903年写出了《实验教育学》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第259页，说“拉伊于1903年写成《实验教育学》一书”。……之所以如此缕述拉伊的《实验教学论》和《实验教育学》两本着作及其出版年份，是因为感到“以讹传讹”实在太多了！
（二）校勘学与版本学、目录学
传统的校勘学主要是指对古籍的校勘，它与版本学、目录学相关，三者一起构成“古典文献学”。[13]版本学侧重研究各种版本的源流（发生和传播）、差异、优劣及其演变规律，并以此为校勘提供基础；目录学侧重书名、卷数、页码、作者、版刻以及索引和提要。[14]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三者往往相互支持、彼此呼应。广义的校勘学包括了版本学和目录学。[15]也因此有人统称之为“目录版本校勘学”[16]或“版本目录学”。[17]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领域卓有成就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校雠学家”。[18]这样看来，校勘包括了史料辨伪。[19]中国近代兴起的“古史辨伪”，也可以视为广义的校勘和校勘学的一个部分。[20]
在现代学术研究领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或校勘学家，也很少有学者被称为“版本目录学家”或“古典文献学家”。但是，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一起浓缩为“现代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21]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以及“文献综述”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校勘的时机
并非所有的研究都需要校勘，但是，当研究者遇到以下情境时，则需要做必要的校勘，以免出现学术研究中的“低级错误”。
第一，在阅读文献时，需要在不同版本之间做出选择。如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的开篇所提示：“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读书不知道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2]一般而言，可以通过考察文献的目录、导言、注释以及参考文献来对文献的质量做一个整体的评估。然后，在比较不同版本的基础上进行选择。
第二，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同一着作或论文有多种版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选择高质量的版本。
第三，在引用文献时，如果发现所引用的文字不顺畅，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原文是否准确。
第四，在转引他人的文献时，需要确认所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比如，在讨论柏拉图的“灵魂马车”比喻时，不少研究者的引文与注释出现错误[23]：一是引文与原来的译文不符。二是注释错误，标示的页码与原来的译文不符。[24]又如，Rudck, J.和Hopkins, D.在其主编的Research as a Basis for Teaching: Reading from the work of Lawrence Stenhouse中引用了Stenhouse的What Counts as Research，其注释所标注的出处是错误的。类似的错误同时也说明，应该引用原始文献而不得转引他人文献或“文摘”式的文献，除非研究者经过努力之后实在无法获得原始文献才可以采用转引。如果发现某份文献与原始文献摆放在一起可以起到“互文阅读”的效果，则可以在注释中同时列出原始文献和转引的文献。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对转引的文献与原始文献做一些校勘，以便确认转引的文献是否准确。
第五，如果同一着作出现多个版本，则需要以校勘的方式确认版本的质量，一般而言，专业出版社的版本比较可信，而商业出版机构出版的作品需要警惕。本领域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比较可信，而没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则可能难登“大雅之堂”。若同一文献出现多种资料集，应尽量使用最早的版本或选编校勘精良的版本。
第六，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种译本，则需要通过校勘的方式比较译本的质量以便选择优质的译本。
第七，如果同一着作出现了多次修订版，则尽可能采用最新的版本，不过，也可以通过校勘的方式确认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以便选用合适的版本。
第八，如果引用译本，则需要对原文与译文做必要的校勘，以便确认译文的质量。如果发现译文的语义不顺畅，则立刻进入校勘状态。
二、两重证据法
如果把校勘理解为“用本子互勘”，那么，这种考据的方法仍然是以文本为单一的证据，有人称之为“以文献考证文献”、“以古书论古书”。[25]除了“用本子互勘”这种“单一”证据之外，还有两重证据法和三重证据法。
两重证据法主要指王国维所使用的地下的考古材料与地上的古书材料互勘的方法。在王国维看来：“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6]有人称之为“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或“地下纸上打成一片”法。[27]
其实，王国维的考证并不止于“两重证据”，陈寅恪将王国维的治史方法归纳为“三目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相当于王国维本人所说的“两重证据法”。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8]
不过，有关王国维的“三目法”更适合用来概括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方法。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突破主要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的考古资料与地上的文本资料相互印证，比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二是哲学视角尤其是西方哲学的视角与历史文本的相互印证，比如用叔本华哲学视角研究《红楼梦》。但是，王国维本人外语水平有限（仅通晓日语和英语），很难做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真正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方法的正是陈寅恪本人。据说，陈寅恪能熟练使用的外文有十六七种[29]，尤其精研“梵语”，这为陈寅恪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提供了重要的工具。陈寅恪后来也利用自己的外语优势更正了王国维书中的某些错误。[30]
除了采用“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相互印证之外，陈寅恪还采用了以诗证史的“诗史互证法”。采用此种方法的典型作品是《柳如是别传》。
如果说王国维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是考古学与文献学的互证以及哲学视角与史料的互证，那么，陈寅恪的史学方法的两个特色则是“异族之书”与本国之书的互证以及“诗史互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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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历史专业考研，一般需要多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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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 什么是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是指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寻历史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史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