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药多久历史

A. 历史上超过120年的西药有哪些现在还在应用的有哪些

奎宁【金鸡纳霜】
奎宁（Quinine），俗称金鸡纳霜，茜草科植物金鸡纳树及其同属植物的树皮中的主要生物碱。化学称为金鸡纳碱，分子式C20H24N2O2。1820年P.J.佩尔蒂埃和J.B.卡芳杜首先制得纯品，它是一种可可碱和4-甲氧基喹啉类抗疟药，是快速血液裂殖体杀灭剂。

吗啡
吗啡（Morphine，MOP）是鸦片类毒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鸦片中的含量为4%-21%，平均10%左右。1806年德国化学家泽尔蒂纳首次将其从鸦片中分离出来，并使用希腊梦神Morpheus的名字将其命名为吗啡。

B. 西医的发展历史

西医发展概述

关于现今国人所说的西医学，它的完整名称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它起源于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是近代时期的西方国家的学者在摒弃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之后发展出来的。由于它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我们习惯的称为西医。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中医）相对立。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17世纪实验、量度的应用，使生命科学开始步入科学轨道，其标志是哈维发现血液循环。随着实验的兴起，出现了许多科学仪器，显微镜就是其中之一，显微镜把人们带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18世纪莫干尼把对疾病的认识由症状推到了器官，建立了病理解剖学，为研究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开辟了道路，此外，牛痘接种的发明，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一些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

到了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微尔啸（Virchow）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的原因解释为细胞形式和构造的改变。细胞病理学确认了疾病的微细物质基础，充实和发展了形态病理学，开辟了病理学的新阶段。

19世纪下半叶巴斯德证明发酵及传染病都是微生物引起的，德国人科赫（Koch R．）发现霍乱弧菌、结核杆菌及炭疽杆菌等，并改进了培养细菌的方法和细菌染色方法，大多数主要致病菌在此时期内先后发现。巴斯德还用减弱微生物毒力的方法首先进行疫苗的研究，从而创立经典免疫学，以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的俄国人梅契尼科夫（Mechnikovl I．）系统阐述了吞筮现象及某些传染病的免疫现象。

在临床医学上，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Laennec R．）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

19世纪末期，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斯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19世纪，预防医学和保障健康的医学对策已逐渐成为立法和行政的问题。劳动卫生学、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学校卫生学相继产生。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卫生学中又划分出社会卫生学，它的目的是研究人民的健康情况，患病率和死亡率的原因以及与它们斗争的方法。此外，英国南丁格尔（Nightingale F．）1860年创立护士学校，传播其护理学思想，提高护理地位，使护理学成为一门科学。

(2)西药多久历史扩展阅读：

西医起源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医学是以哲学形式出现的。人类在对自身身体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医学理论。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起源于古希腊，它的它奠基人是希波克拉底，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的“四体液学说”认为人体是由血液、粘液、黄胆液、黑胆液组成的，而且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身体中充满了各种液体，这些液体的平衡是机体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它们的平衡与否反映在气色、气质和性情上；

同时，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还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并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主要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和情绪状态、环境、饮食、锻炼、心态平和以及意志力等因素的影响；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体系要求医生应当特别重视研究每个病人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和独特性，所以它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病人和医生之间的主动合作。

到十七世纪时，“四体液”学说遭到了猛烈抨击，因为它被认为是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空洞理论。从此以后，西方国家的学者就摒弃了古代西方国家的医学，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在近代时期发展出了一门建立在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上的全新医学体系，这门学科就是近代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也就是当今在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发展的西医学。

科学的进步使近代西方人认识到，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不能按人们的意愿或者猜想来解释，而是只能用机械理论并以几何和数学语言来表述清楚。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大大推动了医学的发展，人们开始认为机体的不适并不随个体的不同而不同，实际上任何疾病都是由于机体内受到某种伤害而引起的，药物和外科手术可以治愈或者缓解疾病。

20世纪后期，“社会-心理-生物”综合医学模式的现代西方国家的医学兴起，随着系统生物学与系统生物技术的发展，21世纪伊始开始走向后基因组时代的系统医学与个性化医疗卫生时代。

C. 药物的发展史

l9世纪末，化学工业的兴起，Ehrlich化学治疗概念的建立， 为20世纪初化学药物的合成和进展奠定了基础。例如早期的含锑、砷的有机药物用于治疗锥虫病、阿米巴病和梅毒等。在此基础上发展用于治疗疟疾和寄生虫病的化学药物。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现百浪多息和磺胺后，合成了一系列磺胺类药物。1940年青霉素疗效得到肯定,β内酰胺类抗生素得到飞速发展。化学治疗的范围日益扩大，已不根于细茵感染的疾病。随着1940年woods和FildeS抗代谢学说的建立，不仅阐明抗菌药物的作用机理，也为寻找新药开拓了新的途径。例如根据抗代谢学说发现抗肿搐药·利尿药和抗疟药等。药物结构与生物活性关系的研究也随之开展，为创制新药和先导物提供了重要依据。30比~40年代发现的化学药物最多，此时期是药物化学发展史上的丰收时代。 进人50年代后，新药数量不及初阶段，药物在机体内的作用机理和代谢变化逐步得到阐明，导致联系生理、生化效应和针对病因寻找新药·改进了单纯从药物的显效基团或基本结构寻找新药的方法。例如利用潜效(Latentiation)和前药(Prodrug)概念，设计能降低毒副作用和提高选择性的新化合物。1952年发现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氯丙嗪后·精神神经疾病的治疗，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非甾体抗炎药是6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的活跃领域，一系列抗炎新药先后上市。 60年代以后构效关系研究发展很快，已由定性转向定量方面。定量构效关系(QSAR)是将化合物的结构信息、理化参数与生物活性进行分析计算，建立合理的数学模型，研究构-效之间的量变规律，为药物设计、指导先导化合物结构改造提供理论依据。QSAR常用方法有Hansch线性多元回归模型，Free-WilSon加合模型和Kier分子连接性等。所用的参数大多是由化合物二维结构测得，称为二维定量构效关系(2D-QSAR)。50~60年代是药物化学发展的重要时期70年代迄今，对药物潜在作用靶点进行深入研究，对其结构、功能逐步了解。另外，分子力学和量子化学与药学科学的渗透，X衍射、生物核磁共振、数据库、分子图形学的应用，为研究药物与生物大分子三维结构，药效构象以及二者作用模式，探索构效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先进手段，现认为SD－QSAR与基于结构的设计方法相结合，将使药物设计更趋于合理化。 对受体的深入研究·尤其许多受体亚型的发现，促进了受体激动剂和秸抗剂的发展，寻找特异性地仅作用某一受体亚型的药物，可提高其选择性。如β和α肾上腺素受体及其亚型阻滞剂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常用药物;组胺H2受体阻滞剂能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内源性脑啡酞类对阿片受体有激动作用，因而呈现镇痛活性，目前阿片受体有多种亚型(如δεγηκ等)为设计特异性镇痛药开拓了途径。 酶是高度特异性的蛋白质，生命活动许多是由酶催化的生化反应，故具有重要的生理生化活性。随着对酶的三维结构、活性部位的深入研究，以酶为记点进行的酶抑制剂研究，取得很大进展。例如通过干扰肾素(Renin)-血管紧张素(Angiotensin)-醛固醇(Aldosterone)系统调节而达到降压效用的血管紧张汞转化酶(ACE)抑制剂，是7O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降压药。一系列的ACE抑制剂如卡托普利、依那普利·赖诺普利等已是治疗高血压、心力衰竭的重要药物。3羟基-3-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对防治动脉粥样硬化、降血脂有较好的疗效。噻氯匹定可抑制血栓素合成酶·用于防治血栓形成。 离子通道类似于活化酶存在于机体的各种组织，参与调节多种生理功能。7O年代末发现的一系列钙拮抗剂(Calcium Antagonists)是重要的心脑血管药，其中二氢砒锭啶类研究较为深入·品种也较多，各具药理特点。近年发现的钾通通调控剂为寻找抗高血压、抗心纹痛和I类抗心律失常药开辟了新的途径。 细胞癌变认为是由于基因突变导致基因表达失调和细胞无限增殖所引起的，因此可将癌基因作为记点，利用反义技术(antisense technology)抑制细胞增殖的方法，可设计新型抗癌药。 8O年代初诺氟沙星用于临床后，迅速掀起喹诺酮类抗菌药的研究热潮，相继合成了一系列抗菌药物，这类抗菌药和一些新抗生素的问世，认为是合成抗菌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寻找内源性活性物质是药物化学研究的内容之一，近年来发现许多活性多肽和细胞因子·如心钠素(ANF)是8O年代初从鼠心肌匀浆分离出的心房肽，具有很强的利尿、降压和调节心律的作用，内皮舒张因子(EDRF)NO是同时期证实由内皮细胞分泌具有舒张血管作用的物质，其化学本质后证实是一氧化氮(Ho)。它是调节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功能的细胞信使分子，参与机体的多种生理作用，9O年代后，有关NO的研究已成国际的热点。NO供体和NO合酶抑制剂的研究正方兴未艾，将为心血管抗炎药等开拓新的领域。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是近2O年发展的高新技术，医药生物技术已成为新兴产业和经济生长点。9O年代初以来上市的新药中，生物技术产品占有较大的比例，并有迅速上升的趋势。通过生物技术改造传统制药产业可提高经济效益，利用转基因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研制、生产药品，将是21世纪生物技术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近年来发展的组合化学技术，能合成数量众多的结相关的化合物，建立有序变化的多样性分子库，进行集约快构速筛选，这种大量合成和高通量筛选，无疑对发现先导化合物和提高新药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70-90年代，新理论、新技术、学科间交叉淮透形成的新兴学科，都促进了药物化学的发展，认为是药物化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代。 人们认为20世纪中、后期药物化学的进展和大量新药上市，归纳为三方面主要原因:(l)生命科学，如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基因学和生物技术的进展，为发现新药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2)信息科学的突飞猛进，如生物信息学的建立，生物芯片的研制，各种信息效据库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便捷地检索和搜寻所需安的文献资料，研究水平和效率大为提高;(3)制药企业为了争取国际市场，投入大且资金用于新药研究和开发(R&D)，新药品种不断增加，促进了医药工业快速发展。

希望采纳

D. 西药的起源

西方的医药发展历史，以古希腊为最早，但是当时宗教盛行，传教士们的宗教迷信思想和医药是根本不可能同存在，以宗教统治的奴隶社会压迫和统治医药。其最终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古希腊的灭亡后，他们的医药就被世人忘却。罗马帝国的医药也是和希腊医药有着相同的命运，当时的基督教不西医看作眼中钉，医的灭亡药也就根本没机会滋生。长期的压迫下没有理论的记载的医药，新生的化学药（西药）就可以轻易取代它们。工业革命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新技术和新学科的出现，人们可以轻易的研究和提取单一成分的化学单品，这就是以后西方人用化学方法提取制成比中药更纯洁更单一的西药。而西药的被人所重视和其所在的西方社会强大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近代的科学发展快速和对生物等的研究。
西药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它能在几百年的历史的短短历史中就被全世界人的认可，和它的治疗和防止疾病所作出的贡献分不开。社会的飞速发展疾病也在快速的进化，西药对疾病的快速有效治疗正是人们所求。它的治疗作用我们不应对他忽视。我们是应当加快开发和利用它的优越性。
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但是中国仍未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加之国家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经济衰退，致使中国科技发展缓慢而不平衡，远远落后于欧美、日本等，失去了16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科技上普遍领先地位。在西方科技文化大量涌入的情况下，出现了中西药并存的局面。与此相应，社会和医药界对传统的中国医药逐渐有了“中医”、中药”之称，对现代西方医药也因此逐渐称为“西医”、西药”。
社会的发展进步，疾病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药物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对抗所有的疾病，中药的传统性和西药的开发时间问题已经不能应付很多的新疾病，中药和西药的合并已经不可避免。2003年的非典，正是一个成功的中西药结合医疗的典型范例，而现在的对抗癌证就有很多是中西药结合同时治疗的成果。它们的成功已经被很多的国内外人士的认可。2004年的西药巨头“葛兰素史克访问中国“太极集团”就是一个认可。

E. 有谁介绍一下西药在中国的发展史，什么时侯引进我们国家的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着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着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着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F. 药学的历史发展

文艺复兴前期 （1）古典药学；原始时代由于文化不发达，不可能有单独记载药学知识的专着。把现存用文字记载药物治疗的书称为古典书，如中国的《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埃及的纸草书（papyrus），印度有吠佗经（veda）。巴比伦亚述的有关碑文也可列入药学文献中，因其中记存最早的药学知识。埃伯斯伯比书（Ebers Papyrus）中记载药700余种。
（2）罗马时期：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377年）对古代医药学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他医学成绩巨大，被后人称为医圣，其后戴欧斯考利狄斯（Dioscorides）编着的《Demateria Medica》一书，载药500余种。该书被认为是数个世纪以来药物学的主要着作。古罗马最杰出的医学家格林（Calen，公元130~200年）与我国医圣张仲景同时代。他有许多着作，现存80余种，对后世药学发展影响很大。尤其对植物制剂技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人为纪念他，仍把用浸出方法生产出的药剂称为格林制剂（Calen cals）。由于其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对医药学的发展起着奠基作用。被称为药剂学的鼻祖。
2．中世纪药学 中世纪（约3~15世纪）欧洲正处于黑暗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古罗马文化被摧毁，因而，医学的中心也随着社会的变动发生转移，阿拉伯人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医学遗产，博采兼收了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国的经验，塔吉克斯坦医生阿底森纳（Aricennna,980~103）编着的《医典》分为5册，总结了当时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大部分药物知识，对后世影响颇深、被奉为药物学的经典着作。伊尔·阿尔――拜塔尔（1197~1248）是一位杰出的药用植物学家，他的《药用植物大全》描写了1400余种药物。
3．现代药学 随着化学、物理学、生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兴起，大大促进了药学的发展。其主要标志就是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尤其是20世纪以来，早期没有分科的药物，因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先后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从而使药学分离出去。而且又与其它学科，互相渗透成为新的边缘学科。尤其是受体学说和基因工程的创立，为药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

G. 西医有多少年历史了

所谓西医,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说法,我们一般所说的西医,实际上是指近代和现代医学,在过去的中国被称为新医,与旧医(中医)相对立.
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开始了由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的转变。1543年，维萨里发表 西医解剖学研究《人体构造论》，建立了人体解剖学。这既表明一门古老的学科在新的水平上复活，又标志着医学新征途的开始。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此外，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
传统的中医学思维模式与源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并不相容，然而，当今之科学期刊已多有论文研究之，并试图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中医中的部分现象和治疗机理。
中西医各有所长，不能相比较。治疗主要看医生，如果是庸医，中西医都不好用。

H. 药物起源的历史真实是什么

按照我国历史进程，伏羲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渔猎畜牧时期的早期；神农氏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农业出现的时期，约距今六七千年的时期。无论是渔猎时期的肉食，还是农耕时期的素食，或是更古的采集野生食物，都要有千千万万个人每天进行着数次，乃至无数次饮食的实践。所谓“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哪些植物之种子、根块、枝叶茎干可食或有毒，哪些动物之肌肤皮肉、内脏血髓可食或有毒，哪些湖河山泉之水等可食或有毒，这种先民必须不断实践的经验积累，是完全可以而相信的。可食者即逐渐用以充饥和营养。有毒者则逐渐地认识积累着毒性反应的情况：能使人眩晕，能使人呕吐，能使人泄泻，能使人汗出，甚而不止，能使人尿利……等等。这些毒性反应，也可视之为原始药性的感性认识，积累多了，重复出现多了，就会日益由不自觉的经验积累向着自觉的总结认识过渡，虽然这种过渡是十分漫长的，但这种过渡是不可缺少的。偶然中毒使腹胀、胸闷等病症减轻或消失，人们逐渐认识了物质毒性与药性之间的联系，这正是药物起源的历史真实。这样的实践经验多了，药物即从而得到丰富。

I. 西医到中国多少年了

19世纪以来，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医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东印度公司的医生郭雷枢、李文斯敦等在广州、澳门一带向华人行医，将西医传入中国。1835年，伯驾在广州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院。此后，教会医疗事业不断拓展。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达到166所和241所。同时，传教士还翻译出版西医书籍，创办一系列教会医学院校和护士学校。洋务运动开始后，中国人也开始兴办近代医疗事业，但起步晚、进展慢。晚清时期，也有少数中国人因出国时受西方文化影响，或因接触通商口岸的外国私人医生而认识和接受了西医。相比之下，教会医疗事业是晚清影响最大的西医事业，它与其他因素一同影响了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

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过程

关于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接受，熊月之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指出：中国人接受西医经历了“疑忌－接触－试用－对比－信服”五个环节。这无疑是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医的总体态势的精辟概括，但就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而言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首先是不同阶层在接受西医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在接触西医之初，下层社会往往走在前列。由于西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下层社会生活贫穷，较少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进入教会医院时顾忌较少，较早接受了西医治疗。伯驾在第一季度的医院报告中就说，“除极少数之外，病人都表达了完全的信任。”中上层人士则不同，他们一般都有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聘请名中医治病，再加上文化上的优越感，促使他们对“夷人”的医学嗤之以鼻，有些人则是因“疑忌”而不接受西医。但是，下层社会求西医治疗的灵验，久而久之对中上层社会也产生影响，特别是在中医治疗同种疾病无效时，西医治疗就成为可能。1840年前后，在大量下层群众求伯驾治病的影响下，不少官绅也常请伯驾治病。

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教会医疗事业在向其他地方推进时，并没有发生因中国人疑忌西医而发生的教案，这表明中国人一开始并不反对西医。1860年以后，教会医疗事业向内地拓展时，开始与频繁发生的教案发生联系。虽然西医在某些方面易引起中国人的猜疑，但反教者的恶意宣传往往是引发教案的主因。不过经过一段时间，西医很快为当地一般民众接受，接着中上层开始接受。可见，内地和沿海在接受西医时均表现出“下层社会在先，中上阶层在后”的情形。如在19世纪末的苏州，“中户以上不乐西医”。就个人而言，李鸿章可谓典型。他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接触到西医；1879年，他的夫人生病，天津中医均束手无策，后经传教士马根济和郝维德治愈，至此他才接受西医。

其次是不同地区在接受西医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很明显，最早接受西医的地方是最先举办教会医院的通商口岸。接着，由于西医的灵验得到体现，加上人员往来、信息流通，周边地方一些对西医素无所知的人也主动前往接触西医。如雒魏林在上海行医之初，苏州、松江等周边城市都有人前去治病。

1860年后，教会医疗事业开始向内地渗透，影响不断增强。中国社会流动性也日趋增强，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超过以前。在此背景下，西医信息传播到了许多地方。在以排外着称的湖南，早在1879年就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据郭嵩焘日记载，当年长沙中医夏洛林向他索要西医书，他将《内科新说》、《西药略释》等四本医书送给夏氏。在封闭的四川，19世纪80年代成都的罗定昌就很想获得上海出版的西医书，1886年终于购得《全体新论》、《妇婴新说》，后据此撰着了《中西医粹》。可见，19世纪七八十年代，内地中国人通过信息传播对西医已有所认识和接受。

在内地已有人对西医感兴趣时，西医在沿海地区并未被普遍接受。据《教会新报》载：19世纪70年代初，在广州、上海、宁波、福州等地的西医院，有病接受治疗的人“实多佩服，惟不敢就医者亦很多”。19世纪70年代，上海的仁济医院、格致书院都很难找到合适的中国人学西医，《格致汇编》答复杭州读者说：华人开设公病院还太早，因为中国人不明医理，“西医之法众人不信”。因此，在19世纪70年代，通商口岸也只是在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医，而通商口岸的附近地区对西医的认识和接受还处在起步阶段。到19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西医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开放，通商口岸华人对西医的认识在实用和学理上均有很大的进步，这时西医也开始为当地人普遍接受。进入20世纪，西医逐渐为内地一些主要城市接受。1915年，北洋政府正式承认西医，西医在中国才算真正立足。

晚清中国人对西医认识的变化

接受西医并不等于说完全认识了西医，晚清中国人在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正确地认识了西医。

起初，大多数中国人对西医缺乏深入的接触和了解，他们信奉西医的一个原因就是“喜西医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在没有科学地认识西医之前，很多中国人在治病上自作主张。一些人根本不遵医嘱，有人经常把开的药一次吃完，有的人在病情好转后就不再继续治疗，很多人不敢接受西医麻醉手术。

在学理上，中国人起初对于西医的理解是相当片面的。较早从学理上对西医进行评判的是潘仕成。他在《全体新论·弁语》中说：《全体新论》有所创见，但与《灵枢》、《素问》有不同之处，只能是“一家之言”。他对西方的解剖学也存有怀疑，认为它是解剖死人而得出的，不能反映活人的真实情况。开始时，中国人往往从表象出发，认为西医长于外科，内科不精，对一些外科手术也感到奇异。至于西药，很多人认为它比中药“猛烈”。随着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医学着作的流传、医学教育的开展，中国人对于西医的认识逐渐加深。1884年《全体通考》出版时，中国人对西方解剖学的认识就与以往大不相同了。当时为之作序的有广寿、荣禄、陈兰彬、张斯桂等人。广寿评曰：“中国学医者，由此悟入，将见施针用药不爽毫厘。此书之功岂不大哉。”同时，中国人对西医内、外科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俞樾在《中西内症玄机·序》指出：“吾华之争羡西医也，莫不称其精于外科，而不知其内科尤精”；西医之所以精于内科就是因为它对生理解剖有准确的了解。中国人对西药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不仅认识到中、西药的不同，还认识到西医用药的内在差别。

可见，晚清中国人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由片面粗浅到全面精到的过程。

晚清中国人的中西医观

在接受和认识西医的过程中，晚清中国人产生了四种不同的中西医观。

（一）信奉西医而排斥中医。晚清出身教会医学教育的西医大都持这种观点，转而信奉西医的人中也有持此观点者。如吴汝纶在信奉西医后对中医即大加排斥，说《灵枢》、《素问》、《本草纲目》等医书都不足据；西医解剖学相当准确，药品又多由化学家所定，所以“百用百效”。他认为中医远不如西医，宋以后的一些医书“尽可付之一炬”。吴氏的看法过分夸大西医，完全否定中医，是一种极端的看法。

（二）主张中西医会通。一些信奉西医的人比较中西医，认为西医可补中医之不足，形成以下两种中西医会通主张。一是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主张二者会通。李鸿章在《万国药方·序》中说：中国医学和医药均有不足之处，西医的长处在于医学教育、医药、解剖学上。他还认为西医解剖学在某些方面同中国传统医书有相合之处。郑观应认为中西医各有短长，“弃短取长，中西合璧，必能打破中西界限，彼此发明，实于医学大有裨益。”此外，李经邦、陈炽、钟天纬、许克勤等人均持此种观点。朱沛文等近代名中医也持这种主张。另外，教会医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医生也有人持这种主张，苏州医学传教士柏乐文的学生顾福如就是例证。二是认为中西医可以互补，但西医有许多不足，会通应以中医为主。这以唐宗海为代表，他在《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提出“集灵、素诸经，兼中西义解之，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但他又说，西医在药物、用药、解剖学、外科治疗等方面远不及中医。

（三）有限地肯定西医，实际上反对或不接受西医。这以朱一新和陈虬等人为代表。朱氏在《无邪堂答问》中说：“医学则中国针石之技，久而失传，西医擅长在此。其内科之学，远不如中国。”同时，他还从体质差异和医理不同来反对西医。陈虬虽承认西医的疫病来源于病菌之说，却又说“其实中国古籍皆已引而不发”，事实上他并没有接受西医。这种观点反映了对待西学上的“西学中源”。

（四）坚持中医排斥西医。在反对西医的中国人中，有的是从保存国粹出发来反对西医的，有的是出于利益考虑而反对西医。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北、浙江的一些中医和官绅为了自身利益，制造谣言煽动群众来反对西医。叶德辉在《西医论》一文中则说基督教在利用医学传教上成效很大，要有所防备，并从生理解剖、华夷之辨、医理和医药不同等方面提出反对西医的五个理由，最后提出要振兴中医。

综上所述，晚清中国人西医观的演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西医的冲击之下，中医一统的局面被打破，从而造成了近代中国人医药观的多元化格局。这对近代中国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