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历史沿革怎么写

① 定林寺的历史沿革

根据史籍记载：佛陀后，涅槃有两颗佛牙舍利留存世间，一颗传入锡兰（今斯里兰卡），一颗传入当时的乌苌国，后由乌苌国传到于阗。五世纪中，南朝高僧“法献”游于阗，把佛牙带到南齐首都建康（南京）上定林寺佛牙阁里，广受四方佛徒朝拜，这颗佛牙如今供养在北京西山八大处灵光寺佛牙舍利塔里。
南朝刘宋景平二年（423年）“慧觉”于南京钟山创建“下定林寺”。
南朝刘宋元嘉十六年（439年），外国高僧竺法秀（昙摩蜜多）在南京钟山紫霞湖一带建“上定林寺”。文艺评论家刘勰皈依佛门后，依止大学僧“僧佑”十余年，所着不朽巨着《文心雕龙》即完成于上定林寺。被《金陵梵刹志》列为中刹。
据《金陵梵刹志》记载：全国佛寺“轮藏”之祖——傅（翕）大士即在方山定林寺建轮藏并广为弘法，（史载傅翕与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宝志共尊为“梁朝三大士”）。同时，南朝梁武帝萧衍时，来自天竺的达摩祖师留在建康期间，曾到方山定林寺举行佛事活动，方山至今尚保留有“达摩崖”等历史古迹，为禅宗之祖达摩偃坐之地，故此，在佛教界有“南定林、北少林”之说。
南宋孝宗乾道时(1164～1173)，高僧善鉴将“上定林寺”匾额移至方山，重建定林禅寺，与南京钟山上定林寺在子午线上南北正对，同时建定林寺塔，此塔已有800余年历史，专供佛像，不能上人。
据清同治《上江两县志》称：宋乾道间，善鉴和尚因钟山定林寺废，便募资建寺于此，沿袭寺名。塔建于乾道九年，高十三米。底层特高，南面开门，另三面各有佛龛，塔刹和腰檐已毁。此后，远近信徒、施者接踵而至，佛殿﹑法堂﹑僧房次弟建成。
另载，定林寺曾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年）和明天顺年间居士朱福宝及其诸子重建（1457～1464年）两次大修后，随后即遭到破坏，至清同治年间寺庙已毁，至太平天国时，更被毁殆尽。
清光绪间，由世称“道明师祖”的僧人向四方化缘重建，增其旧制，规模宏大。而不幸文革期间，寺遭劫毁，仅塔尚存，目前为南京历史最久的楼阁式硬塔，塔高约14.50米，为七级八面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底层较高，边长1.46米，直径3.45米。

② 普宁寺的历史沿革

普宁寺始建于清朝干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朝军队平定了准噶尔蒙古台吉达瓦齐叛乱。冬十月，厄鲁特蒙古四部来避暑山庄朝觐干隆皇帝，为纪念这次会盟，干隆仿照康熙与喀尔喀蒙古会盟建立多伦汇宗寺先例，清政府依照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了这座喇嘛寺。普宁寺的修建和取名都表明清政府希望天下永远太平统一、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
1961年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被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为宗教活动
场所。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寺庙占地33000平方米，有殿堂、楼阁各类建筑29座，帝佛合一的格局，既有金碧辉煌皇家寺庙的宏大规模，又是佛门圣地“曼陀罗佛国世界的中心”。整座寺庙平面布局严谨，以大雄宝殿为界，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汉族寺庙传统的伽蓝七堂式布局（伽蓝，即寺庙。七堂一般是以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为中轴线，左右对称建有钟楼，鼓楼，东西配殿）。后半部是藏式形式，是仿西藏三摩耶庙的形式修建的曼陀罗，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便供奉在主体建筑大乘之阁中。2007年，普宁寺被评为我国首批4A级佛教圣地。

③ 百丈寺的历史沿革

唐大历间（766-778），由乡绅甘贞创建，初名为“乡导庵”。当时唐朝极度盛行佛教，倡导因果轮回。佛教为当时“国教”。后延请大智禅师怀海在此住持修行，遂改名为“百丈寺”。怀海到达百丈寺后，勤研佛经，探究禅理，尽改僧尼云游在外，沿门托钵，不事劳作之习，开创农禅并重的实践，强化丛林组织形式，终于在百丈寺为禅宗另立一种规式，撰写了“诏天下僧悉依此而行”的《禅门规式》又称“百丈清规”。从此百丈寺声名大振，香火极盛，四方僧人前来朝圣者络绎不绝，在中外佛教界极负盛名，有“三寺五庙四十八庵”之说。大智怀海禅师影响甚大，沩仰、临济、黄龙、杨岐诸宗皆出其下。
唐宣宗登基时御赐“大智寿圣禅寺”匾额。
到南唐，曾迁寺于原寺址的西北面，不久被毁。
宋代元丰年间，又在原址建起寺院。张元尽曾为它写过文章。
明清两代达到了鼎盛时期。北门大殿规模宏伟，院内有凌云亭、师表阁、大雄宝殿等主体建筑物。后来几经兴废，寺院几乎倾塌殆尽，现大雄宝殿与僧寮二栋尚存。大雄宝殿为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修建留下，长10米，宽12米，高4米，是寺院中的正殿。大雄宝殿古朴、端庄，从现存的大雄宝殿可以看出当年百丈寺的规制。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天国李秀成，率领大军路过奉新，再次焚毁百丈寺，只留有一座大雄宝殿、僧疗。
1949年后，百丈寺仅存大雄宝殿及右侧的两栋客房，殿内正中的如来佛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只留下巨石砌成的佛像座及东侧地藏菩萨座基。改革开放后，百丈寺又重新进行了维修，有大雄宝殿、玉佛殿、三圣殿及伽蓝殿等建筑。
2004年当代佛门泰斗，百岁高龄本焕长老集亿元善款重建百丈寺祖庭。重建工程于2009年9月顺利告竣，寺庙占地1200余亩，建筑面积4万余平方米。2011年8月31日举行了开光庆典。

④ 昭觉寺的历史沿革

昭觉寺在汉朝是眉州司马董常的故宅，宅号“建元”。
唐朝贞观年间，初名“建元寺”。
唐宣宗时赐名“昭觉”。
唐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唐代高僧、禅宗曹洞宗传人休梦禅师任建元寺住持，他兴工构殿，扩建寺庙，并奉旨改寺名为“昭觉”。休梦禅师在昭觉寺住持23年，他言峻机悟，启人思维，曾应召为僖宗说法，僖宗赐他紫磨纳衣三事，龙风毯一件，宝器盛辟支佛牙一函。
五代十国时，战乱迭起，昭觉寺仅存“房舍五间，田土三百廛”。后殿堂衰颓，寺庙荒芜。
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休梦法师五世法嗣延美禅师住持昭觉，用了30多年的时间进行全面修复，殿堂房舍增至300余间，建有大雄宝殿、唱梵堂、罗汉堂、六祖堂、翊善堂、列宿堂、大悲堂、轮藏阁等主体建筑，塑像、画像、碑记、寺额等恢复旧貌。寺内经济实力雄厚。李畋《重修昭觉寺记》中载道：“供食之丰洁，法席之华焕，时一大会，朝饭千众，累茵敷座，未有一物，爱假外求”。
宋神宗元丰末年(1085年)，禅宗临宗禅师纯白任昭觉寺住持，开堂说法，从者甚多，被称为“西川第一丛林”。
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及宋高宗绍兴初年(1131年)，圆悟克勤(原号佛果克勤)两度住持昭觉寺，绍兴五年(1135年)在昭觉寺圆寂。至今寺内尚存圆悟禅师墓。
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命蜀献王迎接智润禅师任昭觉寺住持，并扩建寺庙。据清代李羽中霭《重修昭觉寺记》记载：“明蜀献王又拓之，周围墙垣缭绕七百余丈，绀殿绮云，金身撑汉，以致藏阁僧廊，诸天佛祖，莫不宏丽俱备。”
崇祯十七年(1644年)毁于兵火。清代高僧破山和尚发起重建，并开荒种田，植树造林，修筑石堰7.5公里。
清康熙二年(1663年)，丈雪法师在此结茅禅居，筹款重建，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圆觉殿、天王殿、金刚殿、说法堂、藏经楼、八角亭等殿宇，重塑佛像，迎请佛经，恢复丛林大观。
康熙十二年(1673年)，佛冤法师任昭觉寺住持，又继建先觉堂、御后楼、五观堂，客堂、钟鼓楼及寮房300余间。佛冤还受清朝政府派遣，深入阿坝、松潘等藏族地区近6年之久，受到藏族群众的尊敬。回川时，藏胞送他乳诲(椰飘)一支、念珠一串。回昭觉寺后他把它的悬挂在大雄宝殿上，以示友好。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佛冤年迈时，派弟子去松潘迎请藏族格西竹峰入主昭觉，成为修复后的第三任方丈。竹峰在寺内设密坛，供蒙藏族喇嘛僧人修持密法。直至今日，藏僧来成都大都住在寺内。
1919年，朱德曾在昭觉寺避难。
昭觉寺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也作出过突出贡献。至今，日本和东南亚一带的许多佛教寺庙还把昭觉寺视为祖庭。着名高僧圆悟禅师所写的《碧岩录》、《圆悟心要》被列入日本的大正藏。他所着《茶禅一味》传入日本300余年，至今还被日本茶道界奉为至宝。

⑤ 净慈寺的历史沿革

净慈寺近城临湖，踞南山之胜。宋时为其鼎盛时期，人文荟萃，儒释交融，与灵隐寺相埒。南宋时被评为江南禅院“五山”之一。
宋
北宋时，净慈寺名僧接踵，大德辈出，有的成为佛教禅宗一代宗师。宋初有“两寿”，即延寿和洪寿，均师法于德韶，兴教于南屏，其佛学教观盛行于当时。继“两寿”之后，又有圆照宗本和大通善本相继住持净慈寺，世称之为“大小本”。他们都曾遍访名山，弘扬禅宗佛法，而且都先后成为北宋京都开封的高僧。宋神宗曾赞圆照宗本为“真福慧僧”、“僧中宝”，要他“方兴禅宗，宜善开导”。大通善本为汉董仲舒后裔，也被尊为“大通师”。 正是由于这些高僧住持，才使“名蓝有光”；受到宋王朝的重视。北宋统一中国后，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赐慧日永明院为“寿宁禅院”，并重加修葺。翌年（978年），吴越王钱弘俶听从延寿禅师遗嘱，“上表入宋，尽献十三州之地”。后人评钱弘俶之举时称：“重民轻土，舍别归总，用师之劝谕也“（《大明统志》）。由此，朝廷对净慈寺格外青眼相待。天禧二年（1018年），宋真宗曾特赐寿宁禅院铜毗卢迦佛像等。从此，诸多达官名流纷纷与佛门弟子结为方外之交。延寿禅师所着《心赋》由吴越王钱弘俶之子钱惟善撰序。延寿弟子法涌在校《宗镜录》时，就由尚书郎中杨杰为序。历代杭郡州官大多与寿宁院僧人往来莫逆，互相唱和，参佛论经，甚至蹉商政事。如雷峰慧才法师逝世后，时为杭州知府的赵抃（即赵阅道）在寿宁禅院见其壁间画像，不禁黯然神伤，他题诗云：
白鹤丛林古梵宫，壁间留像见真风。
忆师去岁雷峰别，只似南柯一梦中。
圆照宗本原在苏州住持瑞光寺，经杭州二任郡守陈襄、苏轼相邀，最后经上疏奏准才来杭住持寿宁院。苏轼治杭时，对佛门好友至为关切，曾抱病探访圆照宗本，并和大通善本长老，楚明宝印（后为该寺十三代住持）、法涌（延寿弟子）、臻谦（即梵臻法师）等“参请最契”，还常在一起商谈竣湖救荒善策。他曾请法涌进京“继扬宗法”。熙宁五年（1072年），臻谦由朝廷诏命居寿宁院，苏轼“以师敬事之”，相交甚厚；苏轼元祐时第二次来杭任知州，闻臻谦已逝，不胜伤感。在《东坡志林》中，苏轼对这些僧人都各有评价，对圆照特别推崇，称其为“志行若卓，教法通洽，昼夜行道二十余年，自辨才归寂，道俗皆宗之”。所说之辨才，即上天竺寺住持元净，也是寿宁院第十八代住持。他和赵抃、苏轼以及诗僧道潜（即参寥子）等均曾反对王安石变法，受过牵连和迫害。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圆照宗本住持该寺，时属岁旱，湖水尽涸，寺西有甘泉，据传泉内有“金色鲤鱼游焉”，于是凿泉为井，寺众千余，饮之不竭，故名“圆照井“。同时寿宁禅院经多次营建修缮，规模不断扩大，还在寺前经募化集万人开凿水池，名“万工池”，以备汲水灭火之用。明时因盛行净土，提倡行善放生，该池改为“放生池”当时的寿宁院号称“南山之冠”。宋人陈尧佐赞寿宁院云：
附郭山光峭若悬，倚空楼阁白云颠。
孤轩半出青松杪，灏气疑游碧汉边。
元丰元年（1078年），净慈寺雷峰慧才法师在灵芝、元照等寺授菩萨戒，据称曾见观音像放光，朝廷命僧人法真、守一为此撰《证戒尘记》，由米芾书记，辨才（元净）立石于寺中。此时，辨才于苏轼离杭后已迁往南屏净慈寺。
宋徽宗赵佶即位之初，也曾笼络各地高僧，曾诏告天下，凡“为众师法”的有名德僧可奏请赐谥师号和封赠。但至北宋末年，道士林灵素以方术得宋徽宗宠信，奉行排佛崇道，寿宁禅院为宋徽宗占为香火院。北宋末，方腊起义中烧庙，湖寺尽毁，唯寿宁院独存。
宋室南渡，建都临安（杭州）。建炎二年（1128年），宋高宗赵构下旨敕改寿宁院为“净慈禅寺”。不久寺毁，宋高宗又亲临察看，然后下诏命湖州佛智寺道容来杭，由其聚集工匠，主持重建殿宇，五年而成。其功业卓着者为依据《涅盘经》塑五百罗汉，置田字殿。
道容在净慈寺先塑十六应真像，再塑五百罗汉，据说塑像都出一僧之手，而仪貌各异，神气如生，像塑成而僧化去；所建田字殿，将五百罗汉分四层背座，尊尊异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为一大奇观。道容建田字殿为江南佛寺之首创，田字形平面既能供奉众罗汉像，且都面向信众，采光较好，便于参拜礼佛，这是佛教中的特殊建筑。节度使曹勋为此撰记称该寺重建后，“金碧辉煌，华梵绚丽，行都道场之盛，特冠诸山”。绍兴九年（1139年），宋高宗大赦天下，为表示奉祀宋徽宗，特将净慈禅寺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并将惠照寺并入。绍兴十九年（1149年）十月，又改称为“净慈报恩光孝禅寺”（简称净慈寺），诏命道容住持该寺，并赐予经藏。继道容住持净慈寺的肯堂彦充曾师事庐山东林寺僧颜，学净土法门。杭州名僧痴绝道冲、无准师范等均师从肯堂学法，得以传承。
南宋时净慈寺几经毁建。淳熙十四年（1187年），朝廷起用退谷义云禅师，命其在净慈寺说法并主持寺务，杭城士民都很崇敬，爱国诗人陆游赞他为“才能绝人”。一日，退谷义云率众僧入城，当晚火起，净慈寺尽毁，据陆游《净慈退谷义云禅师塔铭》所记：
是夕寺焚无遗宇，比师归，独山门岿然瓦砾中，师不动容曰，成坏相寻，亦岂有常今日之坏，安知不为四众作福之地哉。
所谓“成坏相寻”，为佛教法眼宗“六相”教义，意指“成”和“坏”是常常互相转换变化的，类老子所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宋孝宗闻悉后，立即出内帑库金重建净慈寺。重建后的净慈寺“广殿邃庑，崇闳杰阁”，比前更加宏伟，宋孝宗亲临察看并手书“慧日阁”额。嘉泰四年（1204年），净慈寺又毁，住持德辉禅师随火焚化，由郡守奏请赐金重建。时道济（即民间传说中的济公）依德辉为师，并为该寺书访，由他参与募化，再建寺院。，嘉定三年（1210），少林妙崧奉旨住持该寺十二年，他效永明大师，常上山坐禅修持，并曾重新整修，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建，翰林程珌记文称该寺：
湿红映地，飞翠侵霄，檐转鸾翎，阶排雁齿。星垂珠网，宝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题，金椽耸乎玳瑁。
这次重建后的净慈寺，“寺故宏大，显于湖山”，可谓壮观之极。为此，妙崧于嘉定十四年（1221年）奉召入内廷说法，宋宁宗赐予紫衣并封号“佛行禅师”，下旨为妙崧建“泰宁庄”。
南宋嘉定年间，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如净曾两度来杭住净慈寺。如净原在雪窦寺出家，从智鉴学法，为杭州高僧歇清了再传弟子，他浪迹江湖二十余年，于南宋嘉定三年（1210年）受法，住持建康清凉寺，后迁台州瑞岩净土寺、杭州净慈寺，又转定海瑞岩寺，再住净慈寺，于宝庆元年（1225年）住天童寺。如净参学临济，得法于曹洞，成为一代宗匠。日本僧人永平道元最后得如净授法，回国后创曹洞宗，奉如净为日本曹洞宗祖师。如净圆寂后归葬南屏，至今净慈寺仍保留有如净墓塔，被日僧奉为祖塔。
嘉定年间，朝廷品第江南诸寺，净慈寺以“闳胜甲于湖山”列为禅宗五山之一。并以“南屏晚钟”称胜湖上。当时该寺中心五层主殿，两旁“配有偏殿，各类阁、堂、轩、楼等三十三座，寺僧达数千人。
宋理宗当政，对佛教十分信奉。嘉熙四年（1244年），荆湖总臣竟奏请朝廷下旨，着令僧道都要买紫衣和师号，有师号才能住持佛寺。时笑翁妙堪住持净慈寺，他上书反对说：如果这样，那么有千金的人都可“主法”，则“吾道殆矣”，平息了这场争论。淳祐九年（1249年），名僧无准师范住持净慈寺时，宋理宗曾于修政殿召对。无准师范奏对既详情，又明了，使宋理宗深为感动，赐予金襕衣；第二天又宣他在慈明殿垂帘问政，无准师范直言奏称：“法要示陈，参政贵谊，奏云简明直截。才有补圣治”。宋理宗十分赞赏，赐以金帛，并封号为“佛鉴大师”。翌年（1250年），宋理宗命净慈寺建千佛阁，并亲书“华严法界正遍知阁”八字。当时寺内庑壁由名师钟鼎、丁清溪绘有五十三参像，规模与灵隐寺相仿，“北有灵隐，南有净慈”由此而出。南宋后期，日僧纷纷入宋求法。日僧无关普门（日本“圣一国师”圆尔辩圆弟子）、寒山义尹、南浦诏明等先后来杭在净慈寺从断桥、义远、虚堂等禅师学法。这些日僧在杭长期修学，均得要旨，学有成就，回国后均成为日本禅宗巨匠。
直至景定五年（1264年），宋理宗末年，他还赐田净慈寺，并命建毗卢阁。
元
元初，“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原奉蒙藏密宗（喇嘛教），对佛教禅宗不予过问。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净慈寺火焚后，都由各代住持募化重建。经古田德垕、愚及至慧、方山文宝等禅师悉心筹划，先后修建了蒙堂、两库司、观音殿、大殿、罗汉殿、法堂、最后重建山门，才恢复了旧观。 对于异族统治，净慈寺一批名僧，大多采取消极抵制。元初，晦机元熙，为净慈寺书记，其兄唐元龄原系南宋临江通判，随文天祥起兵抗元而战死。当时，杨链真伽曾邀晦机元熙同去阿育王寺取舍利，他就托辞探母避往江西。元代王室对净慈寺第六十代住持千濑善庆（人称“濑翁”）大加封赏，除授以金襕衣外，并封号“慧光普照文明通辨禅师”。而千濑毫不动容，置之度外。住持本源善达还和住寺名僧及庵法师等相约“誓不历职”，在当时佛门弟子中形成了很大影响。
由于净慈寺是南宋评定的禅宗五山之一，故从元代中期开始，朝廷对该寺一些高僧采取怀柔政策，借以安抚僧徒。几经邀请，晦机元熙于至大元年（1308年）重来杭州并请其住持净慈寺，入寺之日，中书省、宣政院大批官员曾俯伏迎请，竭尽尊礼；在晦机上堂说法时，参加的僧众数以千计，其中还有高丽、日本等国的佛徒。此后，朝廷对净慈寺历代高僧都常加封赏，如大辨希陵，因他是宋末净慈寺住持东叟促颖和石林行巩门下的内记和外记（都是书记），他在径山寺说法时，云峰法师就曾称他有“诸老遗风”，于是元世祖、元成宗、元仁宗三代皇帝都有封赏，前后封号就有佛鉴、大圜、慧照。原叟行端亦因他是宋末石林行巩门下弟子，除元成宗赐号“慧文”外，元仁宗又赐号“普照师”。高峰原妙、中峰明本等都是当时住净慈寺的名僧，他们先后上西天目山，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三代帝王对中峰也都有封赠，并赐号“智觉”，中峰均回避拒受。圆寂后又追谥“普应国师”。其他如悦堂、会堂、孤峰等名僧也都受过朝廷封赏，分别封号为慧通、普济、圆明定慧。而石屋清珙以“清苦自守”闻名，断绝外缘，但元至正年间，朝廷也“降香币以旌”，皇后亲赐金衲衣。其实，朝廷封赏所费财力甚微，对佛门弟子却起到了一定安抚作用。此时杭城佛教重心已转移西天目山。当时人称“净慈三峰”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孤峰明德都是名闻南宋京师的高僧，都先后离开净慈寺，对朝廷远而避之，千岩元长等都追随高峰、中峰转入浙西山区修持弘法，孤峰则离杭游历名山，不再返回。为显示朝廷崇佛，一批大臣仿效前朝遗风都纷纷与佛门结方外交，并采取护教措施。如浙江行省的达识贴木尔丞相和康里公丞相都与净慈寺的平山处林、愚庵智及、清远怀渭等禅师常有来往，互通信函。愚庵智及就由达识贴木尔推举为净慈寺住持；平山处林于元后期至元五年（1339年）由枢密使高纳麟推荐并由元惠宗下诏命其住持净慈寺。平山在朝廷支持下重建殿堂，修饰罗汉堂群像，“尊而祖堂、幽而三塔，凡所宜有，焕然一新”，而他不论冬夏，布衲一领，受人尊敬，一时“学徒云集，动以万指”。而平山处林将归寂前还不忘“肩舆入城别丞相”。千濑上堂说法，元仁宗就亲下玺书表彰护教。悦堂颜明在南屏设四大道场，树大法幢弘法，“名闻京国”，“藩王大臣无不函香问道，黑白骏奔，如众归市”，而元帝也遣使者“再下玺书护其教”，可谓盛况空前。
元代统治近百年，净慈寺研习佛学之风逐渐衰微。徐玉冈蒙润着有《四教仪集》为台宗学徒入门之书，千濑善庆遗有《扶宗显正论》外，即使被当时名流称颂学行甚高，“奇采烂然”，曾受元文宗封为三品官阶的笑隐大欣和为元代学者宋濂等尊崇的悦堂颜明等名僧都没有遗世之作。元代后期，佛门风行参禅语录，大多名僧都以问法参佛时论述的言论编辑成语录，如平山有《四会法语录》大辨、石屋、高峰等都有以自己法号命名的《语录》，成为有别于历朝的一代佛门文风。
另一方面，净慈寺在元代后期的寺规礼仪也有所废驰。据挂单僧恕中无愠所见：元泰定初（1324年），净慈寺寺规严肃，上堂僧人五百多人，不准围炉闲谈，不准检阅外书（指佛教经典以外书籍），不准外人随便出入；恕中在阅读《庄子》时曾受到严厉斥责。但二十年后（约于元至元年间）他再度到净慈寺时，但见“人员丛杂”、“寮舍围炉”、“抚琴奕棋”，却很少有寺僧研习功课。反映了元代汉地佛教的衰落现象。
明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竭力倡导佛教，整顿佛门，净慈寺等名刹高僧也都开始致力于重振佛门，净慈寺等名刹高僧也都开始致力于重振佛门宗风，杭州佛教再次兴盛。
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于开国伊始，在金陵（明代京城、今南京）钟山天界寺举行“无遮大会”，招揽佛门弟子，两浙名僧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净慈寺愚庵智及名列榜首，但他自称老病，未能参加大会和奏对。于“无遮大会”第二年（1372年），明太祖又于金陵蒋山寺举行“广荐法会”，命各地举荐高僧集会点校藏经，净慈寺由清远怀渭、逆川智顺两代住持参加，逆川还升座说法，明太祖亲临加以慰问。在此同时，明太祖曾下旨召中天竺名僧季潭宗泐赴京封为左善世师，但宗泐对明王朝限佛等措施颇具戒心，于是急流勇退，辞官返杭住持净慈寺，由此开罪朝廷。当时，由于元末兵乱，净慈寺寺宇破败，宗泐只能倾其筐箧筹资修葺，而朝廷不予置理。宗泐与工匠商议动工时，忽然寺监又涉讼累及宗泐，被迫将修寺集资代偿，从此无力修缮。最后，宗泐也和愚庵智及一样，被朝廷迁往外地终老。
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决定举荐“耆硕名僧”住持江南名刹，先后命中竺无旨可授（号休庵）和德隐普仁住持净慈寺，他们都以净土法门为佛事，弘扬延寿、圆照“净土之业”。德隐在奉旨继净慈寺法席入院时讲法，日夜环听者达万人，都表叹服。洪武十一年（1378年）由同庵易简主净慈寺，他募化集资，聚铜二万余斤，葺殿治钟，栽竹植松，不数年寺宇为之一新。史称“两山阒寂之秋，独南屏成此宏伟”。为此，明太祖封其为僧录司左善世师，奉旨清理全国寺僧，征集高僧住金陵善世院。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二月寺毁，由祖芳道联募化重建，使殿宇堂室金碧交辉，深受赞赏。
明成祖永乐初期，朝廷篡修《永乐大典》，净慈寺祖芳道联和希古师颐都奉诏参加了修典。永乐四年（1406年）征召祖芳为“释教总裁”，他博通经典，纂集有方。明成祖重其声望，命他到各地名刹征集古代文物彝器归朝，得朝廷封赏；藏典校定后，又赐佛像等物。翌年，礼部奏请命祖芳赴五台山大祐国寺，祖芳宣称“吾世缘殆尽”，三日后趺坐而化，朝廷对此甚为惊奇，命工部备龛由僧录司奉灵骨归葬南屏，礼仪隆盛，礼部尚书胡濙盛赞祖芳，称其：
笃意禅学，废寝忘食，用志精专，由是智藏豁开，词源涌出，随机问答，辩若悬河，同袍无出其右者。
在修典中，希古师颐也曾居第一座，至永乐十六年（1418年）住持净慈寺；他开堂阐法时，佛徒甚多，时称“灵山再会”，很得人心。明永乐年间，因杭州高僧道衍（即姚广孝）助燕王靖难复国有功，明成祖即位后封其为上柱国，太子少师荣国公，道衍虽居高位，仍不忘禅事，上朝冠带，下朝僧服，佛学着述甚多，并常来杭州各寺参佛，特别与净慈寺止庵德祥，祖芳道联等均为同参佛友，对杭州市佛教发展也很有影响。
永乐年间，净慈寺曾有一件历史疑案，始终没有定论。明惠帝朱允炆因年号“建文”，故也称“建文帝”，当燕王朱棣率靖难军进军金陵时，建文帝就不知下落，或说已死，或说出逃。至永乐四年（1406年），朝廷闻知净慈寺有僧在篡修文典，即征其为“释教总裁”，迁住五台，而此僧却悄然隐遁不知去向，后人传说此僧即隐匿于净慈寺的建文帝，并有其画像为证。此说虽不足信，但杭州名僧溥洽（时已征召为右僧录司）却因此涉嫌助建文帝国出逃，先后系狱十五年。
明正统年间，朝廷认为自设善世院后，在该院阐佛弘法的大多出自净慈寺高僧，于是明英宗于正统十年（1445年）二月十五日下旨，将《大藏金经》（共四龛）赐藏净慈寺，并颁有《护藏敕》称：
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行天下，用广流传。慈以一藏安置浙江杭州府净慈禅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馨，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
自此佛门修学之风又盛。景泰二年（1451年）寺僧南宗广衍特在雷峰塔旁临湖建藕花居，作为归老退居别业，林亭幽雅，夏荷飘香，他长期在此研修佛学大典。成化十年（1474年），住持古渊智源，“倡新寺宇，开堂说法，四方僧衲，奔集参请”，常有数百人来此听法，并修葺殿堂，弘扬净慈宗风。时人赞称：“自五代（道）潜、（延）寿两师而下，至师（智源）百代相继，法席益盛。住持得人，是不特有功山门，实有功《宗镜录》者”。
明代后期，海盗倭寇屡屡侵扰，饥荒连年，致使寺庙不宁。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553－1555年），岛夷连结倭寇自海盐登陆侵犯杭城，时浙江按察御史胡宗宪统率军民出城拒敌，在湖墅一带战死数千人，又调集广西、山东、湖广和浙江括苍山区精兵万余人，屯兵于临湖大刹，净慈寺驻兵三千人，此时寺庙成为兵营，僧徒窜伏林莽。倭寇围城时，巡抚李天宠下令废寺庙大钟溶为兵器，又恐寺庙屯驻倭寇，准备烧毁沿湖佛寺。当时净慈寺住持了然道富头顶“敕建净慈禅寺”匾额，泣跪于辕门，几经哀求才幸免烧毁，而昭庆等寺已成灰烬。如此戎马纷纭，征鼓喧杂几十年，才得平息，而南屏乔松修竹全被砍伐，寺宇破败不堪。遂后又遇连年饥荒，特别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时，杭城大荒，米价昂贵，杭城市民在上竺挖“观音土”和树皮充饥，“树无完肤”，饿殍难以数计，当时内监孙隆出资命净慈寺施粥赈济灾民，日施粥米十石，经六月至八月的赈灾，杭城有半数市民得以生存。
万历十七年（1589年），司礼监孙隆奉明神宗之命将皇太后亲手绘制，皇帝御题赞辞的“瑞莲观音大士像”赐净慈寺。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孙隆又以净慈寺位居禅院五山，奏准将《大藏经》安放该寺。
清
清初康、乾之治，对杭州寺庙倍加重视，两代帝王南巡，必到寺院遍访。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玄烨曾亲临净慈寺；三十三年（1694年）以御书《金刚经》一卷赐净慈寺；三十八年（1699年）三月，玄烨再次到净慈寺，改“净慈报恩禅寺”为“净慈禅寺”，由康熙手书“净慈寺”寺额和“西峰”两字，并书对联云：
云开树色千花满，竹里泉声百道飞。
康熙还题《南屏晓钟》、《由净慈寺经南屏诸山》等诗。雍正、干隆间，朝廷对净慈寺屡有封赏，曾赐赠智觉（延寿）禅师法像、画轴、菩萨碑图等。
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六日，清世宗胤祯下谕：
佛教自达摩西来，阐扬宗旨，济拔群迷，利益众生，福田慧果，曹溪以下，代不乏人，朕留心内典，深明此事。历古来名僧言句，宋初永明延寿智觉禅师实为出类拔萃，其所着惟《心诀》、《心赋》、《宗镜录》、《万善同归集》等书，实皆宗教合一之论，与后学参证禅徒大有裨益。朕亲加选录，刊刻颁示天下丛林，禅师可谓曹溪以后善知识中杰出之人，着加封妙圆正修智觉禅师。因念师生宋时，居杭之慧日，开堂说法，其寺为今之净慈，今寺内僧徒未知仍旧供养禅师法相与否，现在承其支派者何人，着地方官并行详查；如香火已废，着为庄严法相，令僧徒朝夕瞻礼，香灯供养；其支派如已无人，着具折奏闻，朕酌量择人承嗣。其塔院现在何处，亦着查明修理。夫三教一贯之理，朕已别降谕旨，深切开示，谅僧俗人等必已灼然无疑。朕今此举，与褒录先贤之典，非有二义。尔督抚率该地方官敬谨遵行。特谕，钦此。
由于雍正朝对永明大师的褒扬，至今香山碧云寺五百罗汉殿正中仍供奉永明延寿铜像。
干隆十六年（1751年），弘历南巡时曾为净慈寺手书“正法眼藏”、“敕建净慈禅寺”等殿额和门额，此后曾五临该寺吟诗题吟，仍将“南屏晓钟”改为“南屏晚钟”，并拨库银重修寺宇，时人熊学鹏撰《净慈禅寺重修碑记》称，重修后的净慈寺“重轩广墀，崇宏坚固，旁及偏厢，夹道楼阁堂亭，金碧丹绿，无不聿新”。
明清时，杭州曾以净慈寺为主，形成南山香火。每年正月六日为“定光（即燃灯佛）诞辰”，杭城男女倾城出游，成为旧时风俗，俗称“赛爆竹”，游人取道净慈寺至法相寺进香，“沿途张筵，笙歌杂奏”，多以爆竹相互斗放。每遇除夕，则官府设筵寺中燃放焰火，全城男女来观者摩肩接踵，不下数万人，昭庆、灵隐、三竺都如此，而净慈寺尤甚。常有无赖子在人丛中放肆喧扰，甚至挤死香客，祸及寺僧。若省城官员来寺则需索酒食，寺中主持要撞钟率众迎来送往，俯伏道旁，稍有疏忽，常受凌辱，寺僧无法安于禅法。后人称之为“末法陵迟，教微僧弱”。意为此时佛法已经衰颓，佛教已陷入微弱的境地。
自清初后，随着国事衰落，净慈寺一直由寺僧募化自理，禅风不振，长期来并无起色。
新中国成立，净慈寺在 1955 年进行大修，寺庙更显庄严瑰丽。文革中寺庙遭到破坏。 1985 随着宗教改革的落实，净慈寺逐步得到恢复。
改名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改名为“净慈禅寺”，由玄烨亲书寺额。干隆十六年（1751年）弘历南巡时，又亲书“敕建净慈禅寺”寺额，为僧众仰慕的东南古刹。千百年来，沧海桑田，寺塔相继刻废圮，净慈寺亦屡毁屡建，成为南山孤寺。上世纪八十年代得海内外佛徒信众襄助，重修寺宇，再悬洪钟，净慈寺焕然一新，又开始为湖山增辉添色。

⑥ 佛寺的历史沿革

东汉至东晋（约1～4 世纪） 此时佛教被看作类似黄老之学。史载汉桓帝时“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浮屠”为梵语Buddha的音译，也译作“佛”。佛教刚传入时其建筑曾借用中国传统的“祠”的名称，后又称为“佛图”或“浮图”。据《魏书·释老志》，“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东汉末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说明最初的佛寺以塔为中心，四周用堂、阁围成方形庭院。属于这时期的佛寺遗址尚未发现，但可从《洛阳伽蓝记》记述的北魏洛阳永宁寺推知大概。此期佛寺数量不多，西晋首都洛阳周围也只有40多所。
南北朝至五代（约4世纪中叶至10世纪中叶） 这是佛教在中国的鼎盛时期。佛教为统治者所信仰，许多僧徒成为权势者，拥有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佛寺的数量和规模都大大超越前代。南北朝时，佛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期旧型的延续，以北魏洛阳永宁寺为代表；云冈石窟第六窟为方型窟室，中心立塔柱，四壁环绕有浮雕的廊院,北面正中雕殿形壁龛,可资佐证。另一种是宫室第宅型。北魏中晚期通过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的宫室、第宅改建佛寺，以原前厅为佛殿, 后堂为讲堂,廊庑环绕,有的还附有花园, 形成与前期迥然不同的风格，成为以后佛寺建筑格局的主流。《洛阳伽蓝记》记载的约50座重要佛寺中，以塔为中心的浮屠祠型约占四分之一，前厅后堂的宫室第宅型约占三分之一。隋唐时期已很少有以塔为中心的佛寺了。从初唐律宗创立者道宣撰《关中创立戒坛图经》中所绘理想的律宗寺院，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所绘佛寺和有关文献的描述，可知唐代佛寺是继承北魏宫室第宅型佛寺发展而定型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寺”随之而出现。公元第一世纪东汉明帝时，西域高僧迦摄摩腾和竺法兰应请来到洛阳，最初是住在中国专门接待外国使节和贵宾的官署“鸿胪寺”。
后来为供养这俩位高僧安置佛像经典和长期居住，就另给建造了一所住处，同时用他们驮运经卷的白马为新居“寺”命名为“白马寺”。
这就是我国最早开始建立的第一座佛寺。从此原做为官署名称的“寺”也就成为中国佛教寺宇的专称，而在“寺”前加以庙名，成为惯例。 佛寺最初是按照朝廷官署的布局建造的，也还有原来是贵族和富人将自己现成的住宅施舍为寺的，因此，许多佛寺原来就是一所有许多院落的住宅。由于这些历史原因，中国汉族地区的佛寺在近两千年的发展中，其构造基本上采取了中国传统的院落形式作为佛寺的布局，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屋脊六兽、筒瓦红墙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是佛寺。
佛寺内有许多院落，其中房舍称“堂”或者称“寮”。自宋崇宁二年（一一0三年）以孔子庙为大成殿，于是佛寺建筑除堂寮之外，其主体部分也称为殿。 随着佛教流传日益深入民间，佛教的寺庙建筑和佛菩萨像的塑造也就在我国各地普遍的建造起来，寺庙建筑和工艺也就更加发达。我国中古时期劳动祖先所留下来的珍贵的艺术结晶和伟大的文化遗产差不多都是经过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而得以保存的，乃至佛像藏内都有，例如，我国最早的木构建筑，山西的南禅寺和举世驰名的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等佛窟，这些都是无数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由此可见，佛寺建筑和佛像塑造对我国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它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完美的建筑艺术和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底蕴、教化内涵、更是广大精深不可思议。
寺庙雄伟巍峨的殿阁建筑及妙相庄严的佛菩萨像是“住持三宝”佛、法、僧的形式体现，是僧伽和合共住焚修和弘法利生的道场。自他二利、是佛弟子们的恭敬福田，使到过寺院的人们善因深入八识田中，增长趋向觉道的善根，同登华藏玄门，共入毗卢性海。

⑦ 龙山寺的历史沿革

初建
艋舺龙山寺初建于清干隆三年五月十八日（西元1738年），至五年二月八日落成。建寺的费用是由晋江、惠安与南安等所谓三邑人所捐献。后又有泉郊武荣的贸易商人出资增建后殿，供奉天后、五文昌及关帝。干隆时期龙山寺即已形成了前殿、正殿与后殿的三殿式格局。
第一次重修
嘉庆十九年（西元1814年）六月五日，龙山寺建筑毁于一场地震，三邑人于是倡议捐献资金以重建，经几个月筹款，同年十月十八日开工重建。这是艋舺龙山寺第二次的大修建，它的形式为清代中期台湾较大寺庙常采用的院落型三殿式格局
第二次重修
同治六年（西元1867年）八月二十日又遭到台风肆虐，山墙略有崩损，复于同年再度整修。
第三次重修
大正八年（西元1919年，即民国八年）时，栋梁皆遭虫蚀之害，而且壁柱丹青剥落，情况十分危岌，地方有力人士遂又倡议修建。经过筹募款项之后，于西元1920年元月十八日正式动工，至四年后的三月十二日落成。
光复后重修
正殿在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不幸中了盟机所投下的燃烧弹，全都毁损，直到民国四十三年才重建，四十六年完成。
重修
后殿文昌厅在民国七十一年因回禄重建，七十二年十二月完成，关帝厅、妈祖厅因受霉菌腐蚀及白蚁蛀蚀，在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重修，八十八年六月卅日完成。
龙山寺从清干隆三年初创以后，经过了嘉庆年大修、同治年小修、日据大正年间的大改修，以及台湾光复后的数度修筑。当然其间还有数十次的小修理，例如屋嵴的装饰，梁架彩绘、钟鼓楼换屋顶及后殿文昌祠因祝融之灾而重建。参观龙山寺时，如果很仔细的观察，将会发觉这是座既宏伟又精美的寺庙，到处都仍保有历次修建的遗留物。
因此，艋舺龙山寺可说是一座由清代、日据时代与光复后三段时期综合表现的寺庙艺术。龙山寺不仅是台湾颇具代表性的大寺庙，它在台北的发展史上也占有一席地位。因为龙山寺一直是艋舺地方之公廨与核心象征，寺的管理董监事亦为士绅所组成，对外有很大的影响力。清代凡是盖上龙山寺大印的公文，皆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⑧ 寺庙园林的历史沿革

寺庙园林最早出现于公元四世纪。东晋太元年间（公元376～396年），僧人慧远在庐山营造东林寺。据慧皎《高僧传》说：“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生。”这已经是在自然景观环境中设置人工禅林的先驱。《洛阳伽蓝记》描述北魏洛阳城内外的许多寺庙：“堂宇宏美,林木萧森”；“庭列修竹，檐拂高松”；“斜峰入，曲沼环堂”。可以想见当时城内寺庙园林的盛况。从两晋、南北朝到唐、宋，随着佛教、道教的几度繁盛，寺庙园林的发展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十分可观，名山大岳几乎都有这种园林了。

⑨ 海会寺的历史沿革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朝廷敕赐海会寺新名“万善寺”，并颁大藏经卷，但丹阳民间仍习惯称“海会寺”。同一时期，丹阳地方人士为“镇风水”，在丹阳东门古运河畔兴建宝塔，因此地临近万善寺，修建的宝塔被命名为“万善塔”。明天启末年，丹阳开工建万善塔，至明崇祯十年(1637年)建成。塔身7层，高47.76米，为木檐楼阁式，平地而起，直上苍穹，故又称通天塔。按层建成塔室，外观为8面，各层均有外廊。各室架有木梁，上铺楼板，有木扶梯按层折上。
万善海会寺建成后，一度香火旺盛，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万善海会寺正常运行。清康熙二十年，寺庙大殿毁于火灾，僧宝相募建。此后的100多年，中国经历了康乾盛世，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万善海会寺得到了快速发展，高僧辈出，寺名远播数百里。至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咸丰庚申（1860年），天平军攻占丹阳城，县城遭到严重破坏，在这次战火中，万善海会寺遭到毁灭性破坏。
同治四年（1864年），丹阳重新被清军占领，这时的万善海会寺已是“荆棘纵横，瓦砾堆积”。上升授权宽鸿重新募建，历尽艰辛，从同治六年（1866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这十八年中，恢复了寺庙百分之九十的建筑，只有藏经楼尚未告成。为了表彰功德，启迪后人，第二年，丹阳地方绅士徐锡麟等人特意撰文并刻写了《重建万善禅寺碑记》，竖立在寺内。碑高2.5米，碑宽0.50米，碑首雕刻着“二龙戏珠”图案，上刻“十方常住，重建碑记”八个楷体大字。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万善海会寺寺院保存完好，时为丹阳名寺之一。1949年后，万善海会寺受到严重影响，“文革”中，僧人被迫还俗。但寺庙基本保存完好，1970年前，寺院共为3进，有僧舍、方丈楼、藏经楼等计50余楹。第一进5间，每间6檩，宽3.6米，脊高4米，前后檐高3米。两侧塑有四大金刚，高丈余。第二进5间，为大雄宝殿。为硬山式砖木结构，内塑有弥陀佛1尊，为佛龛座像。每间8檩，宽3.6米，脊高8米，前后檐高分别为3.6米、4.2米。在一、二进天井内，有铸铁炉亭两只。第三进5间，为藏经楼，亦为硬山式砖木结构，楼2层，每间8檩，宽3.6米，脊高12米，前后檐高8米。底层有走廊，廊宽2.3米。在寺院东侧，建有浮雕1座，与万善塔相映，里人称之为小宝塔。后来，万善海会寺旧址作为丹阳市委党校办公处，到了21世纪处，残存的大雄宝殿也被拆除，如今除藏经楼外，其余寺舍均已不存。藏经楼前两株银杏今仍挺拔参天，古枝苍节，为明万历年间万善海会寺初建时的遗物。

⑩ 麓山寺的历史沿革

麓山寺创建于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是第一个到湖南传播佛教的僧人竺法祟所建，距佛教传入中国仅200年左右，它不仅是湖南第一所佛教寺庙，也是我国早期佛寺之一。因此，麓山寺山门上有一副“汉魏最初名胜，湖湘第一道场”的对联，说明了它的历史地位。继开山祖师竺法崇之后，晋代住锡麓山寺的高僧还有法导和法愍和尚。南北朝的期，麓山寺得到历朝统治者的护持，不少官宦留书藏石，别构正殿，“建涅盘像于寺中”，“献贝叶经于层阁”，使这座寺庙建筑更加完备。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天台宗创始人智额游化荆、湘二州，住麓山寺开讲《妙法莲华经》，弘扬天台宗“一念三千”和“三谛圆融”教义及“圆顿止观”禅法。后人将他讲经处命名为讲经堂。今讲经堂已毁，原址在今蔡锷墓处。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文帝在麓山寺赐建舍利塔一座，供奉印度僧人带来的舍利。唐代的麓山寺殿堂雄伟，规模宏大，杜甫称它是“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砂湖”。头山门在湘江之滨，二山门即今天的麓山门，大雄宝殿在今岳麓书院处，前有放生池，两侧为钟、鼓楼，沿清风峡回廊婉蜒而上，经舍利塔、观音阁、藏经楼、讲经堂、法华泉，直至山顶之法华台。活动于麓山寺的着名僧侣有昙捷、权武、智谦、摩诃衍那、首楞严、惠镜、惠齐、兴哲等人。摩河衍那是唐代高僧，唐德宗时曾入藏讲经，力倡禅宗，一时西藏僧人风靡相从，贵族妇女30余人从其出家。后赤松德赞派人从印度请来寂护的弟子莲花生，传印度佛教，于是发生了长达三年之久的两派辩论，史称“顿渐之争”或“拉萨法诤”。据西藏史书记载，摩诃衍那辩论失败后，返回内地。摩诃衍那与莲花生的这场辩论，至今还是国际佛教学者研究的课题。唐朝盛时，许多书法家、文学家和诗人游览麓山寺，给我们留下了千古传诵的佳作。杜甫、韩愈、李邕、沈传师、唐扶、韦蟾、刘长卿、宋之间、曹松、罗隐、喻鬼、戎县等都写诗吟文，赞美麓山寺。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时，麓山寺殿堂全部被毁，僧侣离散。847年又开始逐步恢复。景岑禅师在旧址上重建麓山寺，改名麓苑。现寺内“虎岑堂”就是为纪念他重修麓山寺而建的。寺院的建筑范围在清风峡以上，清风峡以下殿堂未能修复。宋代来麓山寺弘扬佛法的高僧有山恽、文袭、从悦、清素、慕哲、悟新、惠洪、智才、智海等。元、明时，麓山寺两废两兴。明神宗万历年问(1573一1620年)，妙光和尚在清风峡寺旧址处重建大雄宝殿、观音阁、万法堂、藏经楼等建筑，赐名“万寿寺”。明末高僧憨山大师德清(1546一1623年)曾住寺讲经。李东阳、张洵、张邦政、蒋希禹、陶汝鼎、冯一第、胡尔恺等诗人留下了佳句。
清朝时，在智檀、文惺等法师主持下，对麓山寺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修建，前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都焕然一新。弥篙、天放、笠云等诗僧辈出，称为中兴时期。他们能诗擅文，工于书画，并着述行世。智檀法师有《岳麓衡书》、《剪曼篇》、《滇游集》、《望云草》行世，文惺法师着有《妙法莲华经笺》、《南岳游仙记》、《岳麓杂咏》、《晓云诗集》。弥篙着有《三会语录》、《南岳山居诗》、《岳麓山居诗》等。天放着有《十笏斋诗集》，并编纂《麓山寺志》3卷，使我们对麓山寺历史能有较多的了解。二十世纪以来，筏喻、道香等僧人任过麓山寺。他们曾随签云法师出访日本，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抗战时期，麓寺的弥勒殿、大雄宝殿、禅堂和斋堂等大部分建筑被日本飞机炸毁，仅留山门、观音阁、虎岑堂等建筑，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寺院总面积为8428平方米，四周筑起围墙。
1953年9月，长沙市人民政府把麓山寺交给佛教团体管理使用，“文化大革命”前仍有7名僧人住寺。“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佛教活动，改成公园。1983年，麓山寺被国务院确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岳麓公园将麓山寺移交给长沙市佛教协会管理。1985年1月，僧人进驻寺内，恢复了中断许久的佛事活动。这些来，府拨款重修了大雄宝殿、弥勒殿、讲堂、神堂，使这座佛教古刹补具规模。寺内僧众济济，塑像齐备，藏书甚丰，佛教丛林制度度得到恢复。僧人还兴办了“麓山寺服务部”，向游人香客供应名菜、素菜和各种副食品，也增加了以寺养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