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基督教的历史发展是怎样的请尽量详细。
展开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旗帜
摘自：《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 1950-1992》 作者：吴耀宗
引 言
“中国基督教革新”是解放以后一个新鲜的口号。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的基督教曾经提出过好几个口号。最初的一个口号是“国内布道”，这是西方差会在中国宣教的全盛时期中--1918年，由中国信徒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提倡这个口号的人们都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外国宣教师到中国来替我们作工，中国的基督徒也应当在自己的园地里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作工。他们最初的工区是云南、西康那些偏僻的地方，后来在一个短时期中，也曾推广到别的地方去，但这个运动不久就消沉下去。其次，是“中华归主”和“本色教会”这两个口号，这是1922年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所提出来的口号。所谓“中华归主”，就是要使全中国的人都相信基督教。那时候，中国基督教的领袖们，像军队作战一样，把基督教已“占领”和还没有“占领”的地区，都在地图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宏愿，但也只是一个宏愿而已。所谓“本色教会”，就是“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已故诚静怡先生的话)，跟着这个口号同时被提出来的，是另一个口号，就是“自治、自养、自传”。“自治”也有人写作“自立”或“自理”。这两个口号的提出，是在当时反基督教运动发出以后，它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基督教里面“洋”字的涵义洗刷掉，因为当时的反教运动最主要的口号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时代是不许可这个运动得到多大成功的。一方面基督教的领袖们对这个运动的认识还不深刻，另一方面在不久以后，所谓“国民革命”就叛变了革命，同帝国主义妥协，而基督教也就可以很舒服地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环境里。再其次，是基督教协进会在1931年所提倡的“五年奋进运动”。这是“九·一八”的前夕，国事蜩螗，民气消沉，而基督教也受到一般情绪的影响。并且，“中华归主”的口号喊了十年，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进展，这就使基督教的领袖们深深地感觉到基督教本身的弱点。当时的口号是“求主奋兴我的教会，先奋兴我”。最近又重复提倡一个“奋进运动”。这个运动是四年前由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解放后在名义上还存在着。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在意义上虽然和过去的几个运动是一致的，但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是和它们不同的。解放以前的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过去基督教的几个运动，都是在这个社会意识形态下发动的，也没有超过这个意识形态的范围。解放后的中国，是打倒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以后的新中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朝着社会主义道路迈进的中国。基督教革新运动是在这样一个新环境、新意识下提出来的口号。它的目标不只是清算过去基督教个别的弱点，而也是要把中国的基督教基本地、全盘地改造，使它脱离了西方社会传统的影响，脱离了中国旧社会思想的羁绊，恢复了耶稣福音本来的面貌，使基督教变成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
动荡的时代中的基督教
解放前后的基督教呈现着混乱的、苦闷的情况。这一种情况的所以产生，是很容易了解的。在过去一百四十多年当中，基督教在中国所过的日子，比较是一帆风顺的。庚子的义和团运动，和以后的几次反教运动，都不过是树叶上的微风，没有震撼到基督教的骨干。这个时期的基督教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是不可能有什么基本冲突的，因为它的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所孕育而成的。中国的解放，却给基督教带来了一个不容易了解，而却又非应付不可的现实。中国的解放是由共产党领导着的，而共产党是唯物的、无神的。这似乎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但实际上它主要的是一个利害上的问题，因为共产党要推翻现行的制度，而现行的制度，也就是基督教在里面寄生着，受着它荫庇的制度。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更加深了这一个惧怕和成见。现在，这一个革命的运动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推翻了旧的统治，建立了新的政权。怎么办呢?有的人是彷徨的，有的是消极的，有的是等着看的，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
忽然，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了，《共同纲领》通过了。在政协会议里面，有五位基督教民主人士的代表。共同纲领清楚地规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一个事实，在基督教里面普遍地鼓起了乐观、希望的情绪。许多基督徒松了一口气，他们晓得他们过去的忧虑是过分的、是多余的。
但是，过了不久，许多基督徒乐观的眼光，又被一阵黑云遮蔽住了。从旧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里不断地传来苦闷的声音。教堂被借用或征用了，《圣经》被没收了，教会的许多工作受到阻碍了。这样的情形并不是普遍地发生的；有些地方--尤其是大城市，是几乎没有问题的。也有些地方，经过相互了解以后，问题就解决了。然而问题既然发生，它们就常常会被强调、被夸大、被歪曲。于是，许多基督徒又陷在怀疑和苦闷的深渊里。
基督教为什么会遭遇到困难
关于基督教所发生的困难，主要的责任是应当由基督教本身来担负的。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不但同时代脱了节，基督教并且发生了反时代的作用——这就是基督教所以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什么说基督教同时代脱了节呢?基督教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是同一时代的产物；目前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仪式制度，大部分是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中国的基督教除了这种影响以外，当然更受了一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影响。这一个复杂的情况，就使中国的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里，呈现了两种不同的现象。由于原始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基督教对中国的社会曾经有过相当的贡献。这个贡献不只表现在基督教的教育、医药、慈善等社会事业上，也表现在基督教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基督徒；参加五四运动、救国运动，和其他的革命运动，也有不少的基督徒。为什么基督教的积极性与革命性，在中国的社会里更有发挥的机会呢?那就是因为中国的基督徒同样是中国的人民，而中国的人民，都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压迫与剥削，因此，或多或少地，都有革命的要求。
然而，这只是事实的一面；事实的另一面，就是造成目前基督教所遭遇困难的原因。在基督教里面，有许多言行不符、吃教贪污、门户水火的弊病。有不少的基督徒不能在言行上为耶稣救人救世的福音做见证；相反地，他们生活的表现，常常使教外的人轻视基督教，甚至厌恶基督教。其次，是一些基督徒的“关门”主义。他们手捧《圣经》，虔心祈祷，以为天下的大事，都可借此而得到解决。他们害怕“政治”；他们一口咬定基督教不应当同政治发生关系。其实，他们并不是害怕政治；他们所害怕的，主要的是他们所认为是“左倾”的政治。对维持现状的任何东西，他们的顾虑是比较少的。由于他们的“关门”主义，他们对现实就不了解，而他们就同时代脱了节，变成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力量。再其次，是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基督教和帝国主义有没有发生关系?基督教有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要在下面做一个说明。在这里，我们只要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的问题，是目前基督教对外关系的最主要的问题，也是基督教在解放后所以遭遇困难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个因素，在个别的事件中，可能被夸张，被歪曲了，但这个因素的存在，是不能否认的。
除了基督教本身应当负起的责任以外，一般人对基督教的成见，和地方干部处理宗教问题的偏差，当然也是使基督教遭遇困难的原因。基督教是“洋教”，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是迷信的，反科学的，是人民的鸦片。这是一般人，尤其是受过唯物思想训练的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基督教当然并不是完全如此的。然而，基督教普遍地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却是事实。更不幸的，是一般人把基督教同天主教里面的某些成分混合起来看，也把基督教同迷信反动的“会门”混合起来看。这就是使基督教除了它本身的弱点以外，更在一些与它不相干的事上，代人受过。
怎样应付困难
基督教在新时代中发生困难，这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中国的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转入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彻底的调整与改造，基督教自然也不能例外。这个调整与改造，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许多问题。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就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虽然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的特殊性，但是，在一个转变中的时代，一切问题的一般性是不应当被忽视的。
问题发生了，怎么应付呢?在一个短的时期中，许多基督徒都为这一件事苦思着、焦虑着。他们几乎不能想到基督教其他方面的问题；在华北五省，我们曾汇集了一百六十多件关于基督教的案件，送给有关当局处理。还有许多个别的案件，在可能范围内，我们都送请地方或中央的当局处理。有些案件是迅速地满意地解决了。有些案件，因为情形复杂，或公文来往费时，就拖延下去，或竟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地方和中央人民政府也会为这些问题发出若干的指示。1949年12月，湖北省人民政府为了贯彻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教堂的政策，特向所属各级政府发布通令。1950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发出“机关部队借用教会房屋，应采协议方式”的指示。同年1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主管机关对平原省人民政府所询问关于城市地产房屋问题，予以详细答复，其中数项是关于教会房屋的。同年2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根据内务部的指示，再向所属机关发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证教会教堂的通知。这些文件都证明了人民政府对这件事是关心的。然而，因为许多问题不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解决的，有些人便以为这件事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其实事实并不如此。
1950年4月，基督教访问团到北京去访问，这个访问团是由政协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等五个单位的代表组织而成的。当他们访问基督教团体工作完毕以后，他们就去拜访若干政府首长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他们也参加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宗教事务组的两三次座谈会。在他们的拜访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同周总理的三次谈话。参加谈话的除了访问团团员——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艾年三和本文作者——之外，还有赵紫宸、陆志韦、江长川、王梓仲、高凤山、庞辉亭、赵复三、凌俞秀霭、陈文润、刘维诚、杨肖彭、邓锡三、霍培修等京津方面基督教领袖，全体共十九人。我们拜访周总理的目的，主要的是给他报告解放后基督教一般的情况，并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基督教所遭遇的困难。周总理对我们的报告，表示非常的关切。在听取了我们的报告以后，他便表示他自己对基督教的意见。他承认了基督教过去对中国社会的贡献；他认为：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唯心与唯物可以并存，那就是说，相信宗教的，和不相信宗教的，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长期合作；就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只要基督教是人民所需要的，它还是可以存在的。当我们把基督教二十几年来所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的理想告诉周总理的时候，他不但表示赞同，也表示嘉许，认为这是基督教今后必须遵循的途径。但周总理谈话的中心，却在指出基督教同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的联系，和帝国主义在目前国际形势中利用基督教去进行反革命工作的事实与可能。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的关系这个题目，在参加谈话的基督教人士当中，并不是完全新鲜的。然而，周总理所做的清楚的分析，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和鲜明的启示。这个启示是什么呢?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这个启示就是：“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一个没有参加谈话的读者，是不容易了解这句话的涵义的。为什么基督教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呢?这一件事同基督教的许多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让我们在下面对这些疑问做—个简单的解答。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基督教的本身就是一个宣教运动。使徒保罗就是基督教的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宣教师。一个相信了基督教，被耶稣的福音所逮住了、变化了的人，是不能不把他所感受到的东西宣扬出去的。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就是这个意思。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于这种纯洁的动机的。一直到现在，大多数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师，至少在他们主观的意图上，也是抱着一种纯洁的目标的。但是，尽管基督教是一个崇高的宗教，是救人救世的福音；尽管多数的宣教师和其他基督教的负责人士，主观上是要服务中国人民，没有宗教以外的企图；基督教是可能被人歪曲，被人利用的。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学说，都是可以被人歪曲利用的。基督教的历史和世界文化思想的历史，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西方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些国家大多数都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培养出来、传播出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深深地受到这些国家的文化的影响的。如果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文化当然就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生活。在这种情形之下，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基督教，是不可能不受到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的。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以后，帝国主义便开始在中国活动。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依靠了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特权，而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有不少是由于教案的纠纷。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就必然地被一般人看做“洋教”。外国的宣教师，受了不平等条约的荫庇，住在高楼大厦，养尊处优；有的时候，他们还会依势凌人，作威作福。基督教学校里的教育，甚至教会医院里的服务，都带了洋气。如果这一种洋气，不过是单纯外国的气氛，那还不是太坏的；但所谓洋气，是同帝国主义分不开的。过去基督教学校教育的奴化成分，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宣教师所宣传的宗教又怎样呢?似乎宗教是宗教，宗教里面不可能羼杂其他的成分。但事实并不如此，宗教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宗教所追求的是绝对的真理，然而，任何时代的宗教，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甚至不是相对的真理。历史上许多的罪恶，是借宗教的名义而行的；而帝国主义，就是这些罪恶中最毒辣的一种。
但是，帝国主义同基督教的关系，究竟是不容易被一般人所认识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日本侵华战争--这是帝国主义，这是大家所能看得见的。但是，基督教里面的帝国主义，却往往是看不见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究竟怎样发生了关系呢?帝国主义并不只是飞机和大炮，也不只是间谍和其他秘密的工作，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无形的帝国主义，那就是帝国主义通过文化、思想、教育甚至神学所发生的影响。举一个眼前的例来说吧。美国侵略朝鲜、台湾，这是帝国主义，那是没有人能否认的。在中国的基督徒里面，有许多人曾经对美国的物质文明，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对美国式的生活，表示无限的向往。他们从这个向往中产生一种对美国文化的错觉与幻想。现在呢?这个错觉与幻想是部分地被打破了。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基督徒的团体和个人，在上海、南京、镇江、广州、韶关、北京、西安、太原、兰州等地都曾发表宣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反对美机大量屠杀朝鲜和平居民，反对美机侵略我领空及其暴行。这是一种鲜明的表示，这个表示证明了中国的基督徒们，已经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但是，这个帝国主义又怎样在基督教里面发生了它的作用呢?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坦白一点吧。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是反苏反共的；绝大多数的美国宣教师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是反对的或怀疑的。即使他们表示同情，这个同情也是有限度的。他们对于美国又怎样呢?无疑地，他们不承认美国的社会制度有什么基本上的毛病，即使他们承认它有些毛病，他们认为这些毛病是可以改善的。他们当然不承认美国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至于美国一般的国策呢，他们即使不能完全同意，他们至少是基本上同意的。他们认为美国式的生活是最宝贵的；他们认为实行美国式的生活的，就是一个“自由世界”；他们不惜用任何的代价，去保证这个“自由世界”的存在与发展。
Ⅱ 基督教的历史认识和救赎的认识是什么
“救赎”这个词就是“赎回”的意思，就是一件东西押给人家了，现在又赎回来。
我们得救赎，是从哪里赎出来呢？在许多遗传的教训裏，说我们是从魔鬼手裏赎出来，因为我们曾在魔鬼手下为奴仆，主耶稣流血，就把我们从它手裏赎出来了。这样说，岂不是说神承认我们在魔鬼的手裏是合法的麼？比方，有人把你的东西偷了去，你知道是谁偷的，你就出代价去赎了回来，你这样去赎，等于承认他的偷是合法的了。如果说主耶稣出了血的代价向魔鬼赎出我们，那就是说承认人类那一次落在魔鬼手裏是合法的了。这样说当然是不对的。所以不能说是从魔鬼手裏赎出来。
能不能说是从神手裏赎出来呢？也是不可能的。第一，这样说，就抹煞了神的爱。主耶稣来，是神差他来的。圣经是说神爱我们。(全部新约说到“基督的爱”这句话只有三次。当然，主耶稣也爱我们，所以肯照神的意思来救我们。)是神爱我们，所以想出一个救法来，就差遣他的儿子来救我们。我们不可以把神的性情弄错了。第二，如果说从神手裏赎出来，那么，人是属乎谁的呢？既说从神手裏赎出来，怎么仍是属乎神的呢？
那么，能不能说是从罪裏赎出来呢？也不能。如果说是从罪裏赎出来，那么，是谁收取这个代价呢？主出代价，不错，但罪不能收这个代价。
圣经裏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读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的断案是：从律法的咒诅裏赎出来。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就是在律法的咒诅之下。主耶稣替我们死了，就把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了。我们要注意，不是从律法裏赎出来，乃是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如果从律法裏赎出来，就是不义。从律法的咒诅之下赎出来，意思是从律法的结局裏赎出来。不是脱离几条律法，乃是因犯罪的就要受刑罚，主耶稣流血答复了律法的要求，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圣经是如此说，所以我们也只能如此说。少一点，过一点，就都要错了。
http://www..com/s?tn=monline_dg&ie=gb2312&bs=%BB%F9%B6%BD%BD%CC%B5%C4%C0%FA%CA%B7%C8%CF%CA%B6&sr=&z=&cl=3&f=8&wd=%BB%F9%B6%BD%BD%CC%C0%FA%CA%B7&ct=0基督教历史
Ⅲ 谈谈你对基督耶稣的认识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三十年代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之后由耶稣的门徒建立。继承了犹太教的一神论，更完善了一神论信仰。
Ⅳ 基督教对历史概念的影响有哪些
人类的历史观念在中世纪有很大的飞跃。西方学者柯林伍德认为人类关于历史的观念在公元后第四和第五世纪，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得到了重新的塑造。他详细地分析了基督教是怎样扬弃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历史学中两个主导的观念，即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和作为历史变化过程基础的实质主义的观念。在古希腊，人们习惯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动物，由于理性的指导，人们会走向至善。历史变化过程的基础是人的理念或心灵。对柏拉图来说，事物的实质是非物质的，是理念。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终的真实的实质是心灵。人们的历史观念被这种实质主义弄得黯淡无光。历史事件只不过是这种实质的偶然表现，事件的重要性主要是它们对永恒的和实质的整体投射了一道光芒。人们至多只是记录事件，历史学的范围被限制在描述人们和事物都在做什么，而这些人和事物的性质始终被停留在历史的视野之外。对柏拉图主义而言，历史学是不能有什么实用的价值的。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历史学也只是像诗一样的东西。而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却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能。
根据基督教的创世说，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并且其他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人的灵魂不再被看作一种在永恒中的存在，每个灵魂都被看作是一种新的创造物。灵魂不灭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被否定了。历史不再是人类自己智慧和才能的创造，而是由于上帝的智慧，由于上帝的恩惠，人的欲望才被导向有价值的目的。因此，历史的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目的的实践。正如克罗齐所说的：“从基督教看来，历史既然变成了真理史，它同时也就放弃了意外和机遇，而古人则常使历史沉溺于这些东西，它认识了它自己所固有的法则，这不再是一种自然的法则，甚至不再是星宿的影响(奥古斯丁反对异教徒的这种学说)，而是理性、智慧、天意了”。基督教对历史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答案，克罗齐认为是对人类精神的构成的一份永远有效的可靠财富。
基督教思想为历史观念带来的第二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打破了古希腊关于历史的循环论观点，在天意的指引下为历史带来了秩序的观念。正如阿奎那所说的，天意要为一切事物贯彻一种秩序。在他看来，人的所作所为，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并不是由于他自己的智慧，而是由于上帝的智慧，这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新的观念。按照这种新的历史观念，历史过程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上帝的目的的实践。因为上帝的目的就是一种对人类的目的，是一种一定会贯彻下去并且通过人类的意志活动而体现出来的目的。
基督教思想对历史观念的第三个革命性的影响，是对于历史的一种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态度。在上帝的眼中人人平等，没有什么选民，没有什么特权的阶级，没有哪个集体比其他的集体更重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括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基督教不会满足于一些民族的局部和特殊的历史，要求一部普遍的历史，一部世界史。
这种新的历史观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过程，历史的历程不过是客观的天意的计划的实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甚至连最明智和拥有权力的人也都卷入其中。上帝是有远见和富有建设性的，决不允许什么人来干扰他的计划。历史事件的总历程就是一种准则，它是用来判断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历史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所塑造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观念的变化是空前的，也是深刻的。
Ⅳ 基督教创立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别乱说，不用太复杂。不要说什么基督教和别的教的区别
耶稣基督与公元1世纪左右降临在巴勒斯坦，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信仰是犹太教，也是信奉上帝的。犹太人作为上帝最初的选民，受赐十诫，担负着上帝传播福音的使命。但是后来因为犹太人贪婪，迂腐的天性辜负了上帝的期望，上帝这才派耶稣季度来到世间拨乱反正。可惜犹太人非但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还密谋将耶稣基督害死了。耶稣基督在世时还没有基督教会，耶稣基督被犹太人害死后耶稣基督的信徒们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形成了犹太教中一个新派别，他们尊崇耶稣基督为主，他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已经复活、升天。不久又要再次降临审判世界，建立千年王国。耶稣门徒宣扬耶稣的生平和他的思想以吸引更多的人到基督这一方面来。这一时期在基督教历史上被称为“基督教社团”时期。早期基督教社团由耶稣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所邻导，最初的活动范围实在耶路撒冷周围，到后来逐步扩展。他们派使徒向外宣传福音，尤其是圣保罗（可以说是基督教会的创始人）的传教活动才使基督徒社团获得巨大发展，地中海东部沿海各大城市中几乎都是他们的组织，大批非犹太人也加入了社团，最终使基督徒社团逐步脱离犹太教而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教会组织。
ps：如果楼主还有什么要问的尽管追问就好了。
Ⅵ 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从基督教的发展历程得到什么启示
基督教发展是通过清朝，明朝的时候通过国外逐步传给我过的 通过外国人在中国建起了一座一座的基督教发展错，一座座都在集中，叫做最帅这个历史充分说明了外国人在中国发展的已经历史已久了 红，做一个中国人可以 小心点
Ⅶ 基督教的历史
基督教最早由犹太人建立，被古罗马立为国教。在古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与西罗马帝国时，基督教也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也可称公教或罗马公教）。16世纪神学教授马丁路德撰文叱责教皇销售赎罪卷恶行，拉开宗教改革的序幕，提出因信得救的教义，分裂出天主教建立新教，这事件引起连锁反应，许多西欧国家也纷纷脱离了天主教的控制，建立起如安立甘宗、信义宗、归正宗等其他各派，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现在基督教泛指新教）及其他教派的共同教义是敬畏上主是人的光荣、夸耀、喜悦和欢愉的冠冕。敬畏上主，悦乐心神，赐与喜乐、愉快和长寿。敬畏上主的人，终必得福；在他临终之日，必蒙祝福。（参考尼西亚信经），尽管有三大教派，但是基本教义都是相同的。即上帝创世说，原罪救赎说，天堂地狱说。《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部分组成，是基督教的经典。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他们信奉的“上帝”或“天主”本体上是独一的，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格不能乱，体不能分。
11世纪基督教大分裂，因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差异化发展，形成罗马天主教（罗马大公教会）为首的西方基督教，和希腊正教（正统大公教会）为首的东方基督教。[7] 16世纪西方基督教宗教改革，由路德宗、加尔文宗、安立甘宗奠定新教（更正教）基础，同时基督教各派也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传入世界各地。[8]
20世纪，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成立。截至21世纪初，基督徒超过二十亿人，约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世界三大宗教，[9] 并在中国五大宗教占据两席。[10] 而天主教为首的教会，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教育、医疗和慈善机构。
Ⅷ 基督教的发源及其历史意义
1.基督教早为犹太教分支，产生于犹太教，由耶稣创立，使用犹太教旧约经文，后加入耶稣及其弟子的言行（新约），强调了平等，破除犹太教等级制度和一些陋习，颇的贫苦大众之人心，由于指出犹太人甚至整个人类违背了与上帝（耶和华）的约定，本来因该灭亡，后上帝指派其儿子耶稣替人类钉上十字架，承担了人类的罪行，人类才得以拯救，该教义受到犹太教抵触，犹太人和罗马人长期迫害基督徒，直到于罗马帝国内外交困，日见衰落，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最终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基督教渐成罗马国教，随着罗马的疆土扩张，历次宗教战争，影响到西方各国，再由西方传教士随西方国家的贸易扩张和侵略扩张（不能回避的历史）传播到全球
2.基督教提倡平等，积极介入宗教和政治改革，援助科学和技术研究，建立人道主义救助机构，不管其理论是否真实或科学，基督教催生了近代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科技的变革，产生了近代民主政治的国家政体，基督教的不断革新也催生了工业革命等等重大的人类历史变革，对于现代人类社会影响之深远，其他宗教尚不能及
Ⅸ 基督教的历史作用
公元四世纪，古罗马诞生了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在他的庇护下，基督教由屡受迫害的异教变成了正统国教。当徒手的耶稣战胜了持剑的恺撒之后，基督教逐渐征服了西方人的精神，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
一、驯化野蛮人的基督教
从人性进化的角度讲，特别是在精神及其伦理层面上，基督教在古希腊的理性精神之外，提供了统一的持久的超验信仰，对天堂的期待安抚着地上的苦难，信徒的良知反抗着世俗权力的蛮横，并通过圣徒的殉道和忏悔为人们提供道德典范（比如，耶稣殉难之后，又有圣彼得和圣保罗的殉教，圣·奥古斯丁的忏悔）。这信仰，这典范，提升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也作为在道德上凝聚社会的纽带连接起世世代代的伦理传承。由基督教和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结合而形成的超验伦理，在西方文明中具有超越世俗功利的绝对价值，并逐渐演变为普遍有效的公德标准。来自上天的超自然的恩惠和制裁，许给为善者入天堂的万世至福，降给作恶者下地狱的永生惩罚，又通过忏悔的途径给人以赎罪和自新的机会。上帝之子耶稣用甘愿上十字架的代价，背负起人的“原罪”，以绝对的非暴力对抗暴力，以绝对的爱与宽恕降恩于所有罪人。生而有罪的人类，唯有终生向上帝祈祷和忏悔，在行为上不断行善积德，才能在无限的赎罪之路上接近天国。正是这种恩罚并重、忏悔赎罪和良知反抗的超验伦理，逐渐把凶悍的野蛮人和贪婪的惟利是图之徒，驯化为平和、节制和反省的文明人，也就是把本能人提升为具有信仰的理性人。
从历史进程的角度讲，基督教兴盛于大一统的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败之时。北方蛮族的入侵、内部的暴虐统治、腐败奢侈、权争阴谋和底层反抗，已经失去道德方向的罗马帝国，强大的武力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幸运的在于，罗马帝国在武力上败给了蛮族，基督教却在精神上驯服了野蛮人，使之逐渐变成文明人。古罗马帝国的统一传统与北方蛮族的分离势力发生武力冲突，在世俗意义上，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但在属灵意义上，教权之下的信仰及教会的统一，等于在另类意义上延续着昔日的罗马帝国统一。正如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领袖温斯顿·邱吉尔所言：“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联接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惟一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英语民族史》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温斯顿·邱吉尔着，薛力敏林林译，南方出版社2003年版P83）
正是凭借着圣徒的榜样激励、教会的超然权威、教义的普世正义、教士之布道安慰、仪式之庄严魅力、信徒之坚定虔诚……才培育出互助、慈善、克制、苦行等社会公德。僧侣们的开荒拓土，教堂和修道院对弱势者的庇护、对穷人的赈济、收养鲧寡孤独、安顿迷途旅客，教会医院救死扶伤，特别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罪犯和传染病人……等等，宗教场所不仅成为施善育德和救死扶伤之地，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源泉，交战双方不得进入宗教场所，已经成为世界通则。
二、改变社会结构的基督教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对西方社会的发展具有三大功能。
1，教会成为凝聚社会大家庭的组织纽带和自治权威，也成为秩序与和平之源。不仅是罗马教廷提供了西方属灵世界的统一权威，而且各地方教会也成为社区自治的组织核心。这种以教会为组织核心而形成的秩序，对结束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来说，具有着远比世俗政府更强大的功能。怪不得有人戏称：“梵蒂冈的世界性权威就是宗教领域的‘联合国总部’。”但与现在的联合国相比，梵蒂冈的统一权威具有悠久的传统，而联合国的权威仅仅是二战后的产物，所以，梵蒂冈对世界各地的天主教会的权威之有效，远非纽约联合国总部对各成员国的权威所能比拟。梵蒂冈训令对全世界的教徒具有强大的约束力，而联合国决议却难以真正约束各主权国家的行为。
2，基督教信仰，逐渐凝聚起整个西方教徒的信仰共识，从而形成了相对于世俗权力及其利益的超验良知，随着教会的普及和日渐扩张，这种独立于世俗王权之外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普遍共识，逐渐变成了高度组织化的宗教权威，在世俗政权本身无法形成对最高权力的内部制度化制约的情况下，基督教作为社会性的精神权威，发挥着从外部制约世俗王权的作用。由此，基督教改变了西方社会的整体结构，即在世俗政府的权威之外，造就了另一个独立的属灵权威，构成了两种权威、两套法律、两种责任的并存。神权的确立及其教会财产的合法化，在使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由多神教变成一神教的同时，也使古希腊遗留下来的一元社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由一元变成二元，神权与王权、教会与政府、僧侣与俗人、宗教法与世俗法……的并存，构成了古罗马社会结构的二元化：一是僧俗并存并日趋走向政教分离，二是自上而下的封建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并存。正是在两种不相上下的社会力量及其制度的相互对抗中，西方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两种统治力量相互制约的权威均衡，为西方制度向自由宪政的演变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
3，为西方法治秩序的形成提供超验基础。在基督教成为古罗马的国教之后，不仅教会法在技术上为世俗法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对象，而且对来自超验正义的教会法为法治秩序的超验基础，于是，西方人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法治思想：法律如若要形成稳定的普遍的规则，首先，法律来上帝的意志，乃善法而非恶法，《摩西五经》是法律的原型；而法律如果仅仅来自恺撒，就很容易变成主要服务于统治者意志的恶法。其次，法律只有被信仰，才会被尊重、被自愿服从，整个社会才能具有以遵纪守法为荣的公共意愿。否则的话，法律要么变成“恶法”，只服务于统治者的意志；要么形同虚设、被法律之外的潜规则代替。
三、培育西方人文精神的基督教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基督教为西方文化提供了精神、制度和物质的伟大贡献。
1，基督教的教义及其神学思想，对西方的人文学具有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教义提供普世道义，拉丁文提供统一文字，自耶稣殉难以来的西方，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一流精神产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神学、哲学、文学，还是绘画、音乐、建筑，只要是人文和艺术的创造，无一不打上鲜明的基督教印迹。不要说神权时代的人文精神被基督教信仰所左右，即便是在理性化世俗化的近、现代西方，基督精神也为人文创造提供深层的滋养，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非理性主义运动之中诞生的文化巨人们，尽管以复兴古希腊的理性精神来对抗神权主宰的中世纪，但是从但丁的《神曲》到意大利三杰的绘画，从莎士比亚的戏剧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贝多芬等人的交响曲，从康德的绝对律令到尼采的超人，人们都能看到基督受难的形象和听到天国的钟声。可以说，基督教已经渗入了西方文化的血肉之中。特别是那种指向绝对价值的超越精神，已经成为西方文化的最醒目的标志。
2，基督教教会和神职人员在保存古代文化遗产方面贡献卓着，不仅是与基督教传承直接相关的古典遗产，还有大量异教和异端的文献资料。经院神学家对古典哲学做出的独特性解释，对古典精神的传承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教会开办的神学院为西方高等教育体制奠基，是西方的近、现代的大学及其研究制度的母体。教会、修道院和神学院训练出大量的教师、学者、法官、外交官和内阁大臣。教会的慈善事业也包括资助艺术创作，西方的音乐、绘画和建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没有教会所提供的精神资源和物质
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
近现代以来，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先进的技术和优越的制度，基督教的信仰征服已经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扩展，而且一直持续到当代世界。基督教及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强烈的扩张性，先后造就了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利坚新帝国，并由武力的征服和占领的殖民扩张演变为资本的扩张和福音的扩张（道义扩张），基督教为西方文明的扩张意识注入了“传播上帝福音”的道义动力，其世俗化进程表现为经济上的自由市场的全球化和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的全球化。在“资本”为了利润而进行的无远弗界的扩张中，虔诚而富于献身精神的传教士，也不惜历尽千难万险地传播福音，甚至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西方传教士的足迹。
进入20世纪之后，人类历史富于戏剧性的发展证明：自发形成于特定地区的基督教、市场经济和自由宪政，之所以具有难以抗拒的扩张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其他文明所缺乏的与人性的内在契合性——善待人性、确立人的尊严、鼓励自由竞争、确保和平秩序和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所以，西方文明逐渐显露出其普世性品质，被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和其他文明所接受，甚至演变成难以抗拒的历史大势，顺治者昌而逆之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