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序二篇结论是什么

㈠ 请问大学语文作文的形式是什么

自考“大学语文”作文写作秘籍之要点详解

一、确定文章主题有哪些原则？

文章要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中，推动时代前进、体现时代特征与发展方向的精神。主题应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反映先进的思想。

要反映客观事物的真相和本质。主题要如实地再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不停留于表象，应深刻地提示事物内部的规律性。

要考虑作者的主观条件。这主要是指作者必须熟悉与了解写作对象，作者要有起初的感受和强烈的写作热情。

二、如何正确地提炼主题？

提炼主题，就是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深入发掘文章材料的固有意义，以形成某种独特的思想或事理。提炼主题要做到：1、立足全部材料，从占有的全部材料中提炼出正确的思想观点。2、开掘事物本质，摒弃表象，开掘事物的内在含义，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作者应站在时代的高度，洞察事物本质，加深开掘深度；作者还要考虑记叙、议论、说明、抒情等各种不同文章的表达功能，从不同侧面去开掘事物本质。3、选取新颖独特的角度，探求事物的新意。新的角度是指新的观察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开掘主题）和新的认识角度（表达出作者独到的见解）。

三、简述材料与主题的关系。

材料是提炼和形成主题的基础。主题在分析研究材料的过程中进行提炼并得到确定，材料是第一性的，主题是第二性的。2、材料是表现深主题的手段，主题由一定的材料来表现或证明。3、材料的取舍和组织受主题的制约。在主题未形成时，材料对主题提炼起决定性作用；主题一经确定，又成为取舍或安排材料的最主要的依据，材料的取舍、详略、变换都应服从表达主题的需要，防止材料与主题相脱节。

四、选材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要符合表现主题的需要。选材为表现主题服务，不可与主题相游离、相悖谬。2、要真实、确凿。材料的真实，一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真实性，一是指本质上反映事物的真实。材料的确凿指材料既准确无误，又用得恰当贴切。3、要典型。典型材料是个性与共性统一、具体性与普遍性统一的材料。它是具体的、个别的、又能体现同类事物的本质特征与普遍意义。4、要新颖、生动。材料力求具体形象，富有亲切感与悬念性，是鲜为人知的新发现，并适应文体的特点（记叙文材料具体形象、感染力较强；议论文材料概括性强，具有逻辑说服力；说明文材料要揭示对象的特征。）

五、结构的基本要求有哪些？

完整性。文章各局部应组成完美统一的整体；各局部要相对齐备，不可无故残缺；各个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的地位要适当。2、连贯性。指文章各部分在内容脉络上互相贯通，在语言形式上有紧密衔接与合理过渡，文脉不可紊乱与断隔。3、严密性。文章各部分之间有严密的逻辑联系，不可互相矛盾或互不相关。全文具有内在凝聚力。4、灵活性。文章结构富于变化，生动活泼，不死板、呆滞。

六、试述结构的基本原则。

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与规律。记叙性文章结构与事物发展的阶段性、秩序性密切相关，形成符合客观过程原来秩序的时空概念；议论性文章体现了认识事物由现象到本质、由部分到全体、由分析到综合的过程，其结构常是提出问题、得出结论。2、符合作者的思路。思路是作者思维运行的路线。作者的思维过程要遵守人们思维的共同规律，又凝结着作者对事物的独特理解与感受。3、服从表达主题的需要。4、适应文体特点。结构受文体制约，记叙性文章以时空为序写人记事，议论性文章偏重于横向分类或纵向深入。

七、综述结构的基本内容。

结构的内容包括层次和段落、过渡和照应、开头和结尾三大方面。层次是从总体上安排文章思想内容的次序，展开文章结构和步骤，是表示意义的结构单位；段落是作者在文章中设置的、以段首空格形式自成起迄、相对独立的结构单位。段落要保持段意单一性、内容要完整、长短要适度。过渡是指段落之间、层次之间的衔接形式或手段。常用的过渡方式有：用关联词语，用过渡名，用过渡段。需要过渡的情况常见的有两种：一是在内容转换时，一是在表达方式改变时。照应是前有所呼、后有所应的结构手段。常见的照应情况有三种：开头与结尾照应（又可分为点题照应与解题照应两种），引文中互相照应（又可分为远照应和近照应两种）。照应是使结构严谨而又活泼的重要手段，可使章法灵活致密，文脉贯通，强化关键内容。

文章好的开头的作用：有利于表现主题、拓展思路；有利于吸引和引导读者。议论文常见的开头方式有开门见山，交代写作背景或动机，曲折入题等几种。文章好的结尾的作用：绾结全文；令人回味。议论文结尾方式主要有：归结或重申论点；提出希望或发出号召；形象化结尾。

八、文章结构有哪些类型？

记叙型，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时空序列安排结构，可分为时空正例程与时空异例程两种。论证型，以概念的内在因果联系作为结构的主要依据。可分为总分式、平列式、递进式等几种。说明型，以事物本身固有的条理进行布局。综合型，常以一种结构型为主，兼具其他类型。

九、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叙述之比较。

第一人称以当事的口吻来叙述，它便于作者充分表达思想感情，读来使人感到亲切、真实。它的局限是只能叙述“我”的所见所闻，不是“我”所亲历的事难以叙述，反映生活的广度受到限制。第三人称以局外人身份用第三者口吻来叙述，它不受叙述范围的限制，能较广阔地反映生活，它的局限是缺乏第一人称的亲切感。

十、常见的叙述方式有哪几种？

顺叙：按人物的经历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先后顺序进行的叙述。2、倒叙：把事件的结局或事件中的突出片断提在前面，然后再按时间顺度叙述事件的发展过程的叙述。3、插叙：在叙事过程中插进另一有关事件的叙述，然后再接上原来的主线写下去的叙述。4、补叙：对前面事件作某些补充而不发展原来情节的叙述。5、平叙：对同时发生的两件以上的事进行分列、平列的叙述。

十一、简述叙述的基本要求。

交代明白：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六个要素交代清楚。2、线索清楚：线索是作者组织材料思路的反映，是叙述人物、事件发展过程中的贯穿思想和脉络。叙述线索可按时间发展、空间转换、问题划分、思想感情变化或按某一具体物件等多种样式进行安排。3、详略得当：叙述材料的主次详略，以表达主题的需要作合理剪裁。4、波澜起伏：指叙述曲折富有变化，引人入胜。

十二、描写有哪些要求？

1.目的明确：从表达主题、刻划人物、渲染气氛出发而描写。2、特点突出：以“画眼睛”的艺术，抓住描写对象的本质特征加以刻划。3、形神兼备：形似与神似的和谐统一，既逼真地表现对象的外部状貌情态，又揭示描写对象内在的底蕴和神采。

对于以上的一些写作方法的指导，考生们需要自己根据试卷的材料和要求用心领悟，灵活处理。

㈡ 2005年十一五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书里面有一首诗《

目录
现代文
序二篇
家书二则
语言的功能与陷阱
我学国文的经验
梵·高的坟茔
秦腔
一个偏见
渐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个狗主义
荒芜英雄路
我的四个假想敌
下棋
复仇
呵旁观者文
女孩子的花
天才梦
叶圣陶先生二三事
金岳霖先生
鸭窠围的夜
李鸿章办外交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专家与通人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古代文
兰亭集序
文心雕龙·知音
与元九书
杂说
庄子·秋水（节选）
楚辞·渔父
西湖七月半
别赋（节选）
祭十二郎文
史记·刺客列传（节选）
留侯论
世说新语·任诞（节选）
书鲁亮侪事
论语·先进（节选）
孟子·粱惠王下（节选）
礼记·大学（节选）
诗歌
现象七十二变
萧红墓畔口占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十四行集》二）
北方
诗经·秦风·蒹葭
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
春江花月夜
长恨艮歌
无题二首（其一）
……
西文汉译
后记
作 者：陈洪|绘画:范曾
出 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01

写故事的时候，需要有动作描写和心理描写，这里，如果你能写出很不错的心理，那会增添作文的色彩。总而言之，你写的作文，本应该就是你的文学。

㈢ 在《大学语文序二篇》如何理解天人合一的关系

“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为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摘自《中华文化信息网》，作者佚名）

“如从东、西两种文化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来看“天人合一”，则本文以为有必要指出两点。 第一，西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异，无见于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这确有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局限，最终将导致自然的惩罚，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但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带来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人的解放──从封建束缚下的解放，其“光辉成就”确实“不能抹煞”。东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同，无见于异，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确有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合理因素，但它不利于认识人与自然，使人屈服于自然、个体屈服于群体、感性屈从于理性，这同样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此而言，似乎就应该说，东、西两种文化各有短长，二者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改善向恶，改弦更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第二，提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是小农生产、自然经济，它也满足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方注重“天”“人”相分、注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随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也满足了建立在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就此而言，东西方两种文化代表了人类认识与思维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今天，人类认识与思维更向前发展，认识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又追求进一步的解放──从物的压迫下解放，需要的既不是停留于忽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阶段，受物压迫的阶段，更不是倒退到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阶段，受礼压迫的阶段，而是取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以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即打破人顺应自然、人民顺从统治、个体屈从群体、感性屈从理性的旧“天人合一”，而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在感性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天人合一”──真正自由的、审美的理想境界。”

在最近五十年中，西方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掀起了信息革命──把人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第二次产业大革命(第一次产业大革命是以蒸汽为动力，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迅速波及全球，预示着人类历史新时期的正在到来。可见，西方文化既未衰落，更未破产，它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诚然，西方文化有其局限性，需要东方文化补其不足；今天的时代与过去不同，西方文化已不可能主宰世界。但即将到来的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或曰“东方文化”)主宰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的前途则既不是“西化”，也不是“东化”，而是融合东、西以进行新的创造。”（蔡仲德：《也谈“天人合一”─—与季羡林先生商榷》，《传统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㈣ 大学语文论证方法有哪些

归纳法.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归纳论证可以先列举事例再归纳结论,也可以先提出结论再举例证明.后者又被称为“例证法”.
演绎法.演绎论证是一种由一般到个别的论证方法.它由一般原理出发推导出关于个别情况的结论,其前提和结论之间的联系是必然的,是一种确实性推理.但结论的正确性则依赖于前提.演绎法有三段论、假言推理、选言推理等多种形式,但最重要的是三段论.三段论是由一个共同概念联系着的两个前提推出结论的演绎推理,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部分组成.
比较法.比较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个别的论证方法.通常将它分为二类,一类是类比法,另一类是对比法.类比法是将性质、特点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近的不同事物加以比较、从而引出结论的方法.对比法是通过性质、特点在某些方面相反或对立的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来证明论点的方法.

㈤ 大学语文书里有几种论证方法

A．演绎法
B．归纳法
C．类比法
D．对比法

㈥ 关于庄子思想的大学语文议论文，关于追求逍遥的人生观

初学这些议论文的操作方法，
可以从模仿开始。以一篇文章为例。最典型的是吴晗的《谈骨气》 ：
1．引论部分：开篇提出论点：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接着，用孟子的话解释论点“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2．本论部分：用三个事例分别证明论点：文天祥的富贵不能淫；穷人不食嗟来之食的贫贱不能移，闻一多的威武不能屈。
3．结论部分：解释当今无产阶级的骨气并发出号召。
三个部分之间都有过渡：在引论和本论之间有“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他积极的教育意义。”引出下面三个事例的叙述。本论和结论之间有“孟子的这些话，虽然在两千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他积极的意义。”进行过渡。
在第一和第二例之间，有“另一个故事”“还有个例子”进行过渡。这些过渡句，使文章浑然一体。
三个部分分别回答了三个问题：引论部分解答 “是什么”的问题；本论部分解答“为什么（有骨气）”的问题；结论部分回答“我们怎么办”的问题。
三个事例都是概括叙述的，每个事例的后面都有几句简短的议论。这些议论阐明了事件所包含的意义，把事例紧紧地扣在论点上，是论点和论据联系的纽带，否则就就事论事，论点和论据脱节了。
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一种文体。它通过列举事实材料和运用逻辑推理，来阐发，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表明对问题的观点和态度。各行各业的人为了接受或表达思想，都需要经常阅读和写作这种文体。
一篇议论文，通常包含论点、论据、论证三大要素。论点是议论文所阐发的思想观点；论据是文中用来证明论点的根据；论证是论点与论据之间逻辑关系的揭示。这三者的紧密关系，构成了一篇议论文的主体。

㈦ 求大学语文教材目录要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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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是高等院校非汉语言专业本科生公共课“大学语文”的教材，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和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教材的编写原则是：经典性和新颖性结合，人文性和工具性结合，普及性和研究性结合。所选篇目皆为中国古代至当代的文史哲作品中的名篇，注释详尽，分析透彻。

㈧ 大学语文考试题：说说怎样赏析一篇文学作品，从社会，作者，作品，读者四个环节入手

这个属于文艺理论中的文学批评范畴，社会、作者、作品、读者是四个要素，是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系M.H艾布拉姆斯教授于1953年的着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
四要素的关系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作品居中，其他三要素连线向外辐射)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明显地倾向于一个要素，根据其中一个要素，生发出界定、划分和剖析艺术作品的主要范畴，生发出借以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因此，运用这个三角形的图示可以把这种种尝试大体上划分为四类：其中有三类主要是用作品与另一要素（社会、欣赏者或艺术家）的关系来解释作品，第四类则把作品视为一个自足体孤立起来加以研究。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宇宙、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宇宙。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这种说法至今仍被沿用。
《镜与灯》对我们今天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和价值远远超出了他对浪漫主义文论本身的讨论，这种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文学批评四要素，也即社会、作品、艺术家和欣赏者。这四大要素放在一起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理论流派的批评特征，使得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其当今现状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在这四大要素中，始终占据中心地位的无疑是作品，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批评立场始终就是与阅读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这同时也是他为什么要与解构主义的元批评方法进行论战的原因所在，而那些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所侧重的也恰恰是其与作品最为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
作品与作品本身的关系也许正是那些摆脱大的社会文化语境、致力于表现纯粹个人情感和美学理想的抒情诗类作品所侧重的方面，在那些作品的作者那里，文学作品被当成自满自足的封闭的客体，似乎与外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作家的创作几乎是本着“为艺术而艺术”的目的，这些作品常常被那些曾在批评界风行一时的英美新批评派批评家当作反复细读的“文本”。
至于作品与欣赏者的关系，这在早期的实用主义批评那里颇受重视，但强调批评过程中读者的作用并将其推向极致则是20世纪后半叶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一大功劳。在后现代主义文论那里，读者本人有着对文本的能动的甚至创造性的解释权，而一部未经读者-欣赏者阅读欣赏的作品只能算是一个由语言符号编织起来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和解释它的意义的建构才能得到完成，因此读者-欣赏者的参与实际上便形成了对作品的“二次创作”。

至于你的这篇作业呢，你需要举出一部文学作品做例子，简单说，从“社会”角度入手，需要分析这篇作品的社会背景，也就是成因；“作者”角度需要分析作者心理、作者的人生经历，或者其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作品”角度，需要分析文本的间架结构，“读者”角度要分析接受者心理。下面给你一个范文：

从《镜与灯》文学批评四要素看《红楼梦》

[提要]《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独特文学手法，反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男性文人的心理失衡和内心苦闷。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一部奇书。说它奇，是因为世界文坛上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像它一样充满谜团，以致虽然问世不会超过三百年，但即使是经过专家学者逾一个世纪的研究，至今还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其作者是谁？真正的主题又是什么？
最妙的是，《红楼梦》还催生了“红学”，并因此养活了一大批靠它吃饭、美其名曰“红学家”的专家学者。这在世界文坛上大概也是少见的，说它是中国继秦皇兵马俑之后给世界贡献的第九大奇迹，恐怕也不为过。事实上，“红学”确实是现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朵奇葩，甚至被学者誉为能与“甲骨学”或“敦煌学”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注1）
作为一科专门之学，“红学”自然会有学术争议，因此自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门户，有了派系。根据一般的分类法，“红学”可分为索隐、考证、文学批评三大派；按照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的分类法，则可分为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大支。（注2）相信还有其他的分类法，只是笔者才疏学浅，暂时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而已。无论如何，这已足以说明“红学”是由不同学派组成的。
一门学科有不同学派本来是好事，因为只有意见分歧才能引起辩论，而辩论又能进一步促进学科的发展。可惜的是，红学家的门户之见太深，有时为了捍卫“师法”的纯正而不惜对别派学者的观点采取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方式，中国明清小说学者欧阳健从版本学的角度开始质疑“脂评本”的真实性后，遭到主流红学家的围攻和封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欧阳健之所以会引起他们的极端反感，主要是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从根本上动摇了胡适所开创的考证派红学模式的立论基础，而这些主流红学家们大多数都是胡大宗师的徒子徒孙。（注3）
如果他们接受了欧阳健的观点，岂不意味着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研究成果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一堆废纸！既然他们拿不出足够的道德勇气来否定自己，就只能否定别人了。于是乎，“红学家”摇身一变成了“红学霸”，而“红学阶级敌人”欧阳健自然就成了“红学专政对象”，必须被“批倒批臭”。而1994年在山东莱阳举行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也就成了一次“红学霸”精心布置的、别开生面的“批斗大会”。（注4）
笔者无意评论孰是孰非，只是想借此说明一个问题，即此种形式的红学论争已经超出了学术范围，沦为意气之争，令人可悲。究其根源，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红学家的主流红学家过于迷信“自传说”，以致一旦它受到颠覆性的冲击，就受不了了。其实，与胡适一起建立新红学的俞平伯，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觉得不宜过度强调“自传说”，主张红楼梦毕竟是小说。可惜的是，《红楼梦》是曹雪芹家事的说法已经深植人心，尽管俞平伯本人一再呼吁要走出胡适，也无法改变红学家的积习了。
红学研究只有回到文艺批评或文艺研究的道路上才是正途。准此，红学研究才可能有健康的、全面的、崭新的发展，但并不一定要如余英时所主张的，“这种文学性的研究，无论其所采取的观点为何，必然要以近代红学的历史考证为始点”。（注5）
英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其传世名着《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坦率地批评了当时西方文艺批评界的通行方法：“直到几十年以前，现代美学对美学问题的探讨都是依据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而不考虑艺术与外界自然、与欣赏者、与作品的内在要求的关系。”艾氏的这段论述，我想用来形容红学研究现状也是颇为贴切的。
艾氏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作者、世界、读者、作品等文学四要素的说法：
“每一件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几乎所有力求周密的理论总会大体上对这四个要素加以区辨，使人一目了然。第一个要素是作品，即艺术品本身。由于作品是人为的产品，所以第二个共同要素便是生产者，即艺术家。第三，一般认为作品总得有一个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现实事物的主题——总会涉及、表现、反映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有关的东西。这第三个要素便可以认为是由人物和行动、思想和情感、物质和事件或者超越感觉的本质所构成，常常用‘自然’这个通用词来表示，我们却不妨换用一个含义更广的中性词——世界。最后一个要素是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作品为他们而写，或至少会引起他们的关注”。（注6）

既然至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能超越艾氏提出第五要素，笔者将从这四个方面来检视《红楼梦》，不期望能提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创见，只求能把庞杂的红学研究理出一个头绪来，则于愿已足矣。

《红楼梦》的作品与形式

首先要看的是作品本身。这属于文学本质论的范畴，研究的是作品与形式的问题。
20世纪的西方文论特别重视研究作品与形式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学派提出了文学本体论的观点，倡导者美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兰塞姆提出了主张文学活动的本体在于文学作品而不是外在的世界或作者，认为本体的作品仅仅是指作品形式，即所谓“肌质”、“隐喻”、“复义”、“含混”、“语境”、“反讽”等语言学或修辞学因素。（注7）
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比较，《红楼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处处充满了“哑谜”和“隐喻”，因此以文学本体论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称得上是对口对路的。
以笔者接触到的红学研究文献而言，绝大多数都是从考证方法入手，也就是所谓的“曹学研究”，还有一些是用心理分析方法来研究人物形象的，使用形式批评方法的少之又少，案头上只有两本书——台湾学者王佩琴的《〈红楼梦〉梦幻世界解析》和大陆学者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
这两本书都是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结构主义方法入手，设法厘清《红楼梦》的种种“隐喻”背后的可能意义，进而揭示作品的本质。所不同的是，王佩琴使用的是以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相结合的方法，而梅新林采纳的则是从结构主义入从解构主义出的手段。
两位学者都认为《红楼梦》的母胎是远古的女娲神话，都主张作品结构由仙凡二界组成，都同意有一个从仙入凡再从凡返仙的叙述过程。所不同的是，王佩琴虽然提到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是携带石头下凡并在最后把他度回仙界的关键人物，而且是通灵宝玉在人间的守护神，但却停留于二元对立的经典神话学结构，没有把“一僧一道”的存在提高到理论的层次；梅新林却在主体（凡界）、母体（仙界）之间增加了中介（以“一僧一道”为仙界中介，以“一甄一贾”为凡界中介），建立了“思凡”、“悟道”、“游仙”的三重复合模式，进而论证《红楼梦》具有贵族家庭的挽歌、尘世人生的挽歌和生命之美的挽歌等三大主题。（注8）
笔者认为，西方形式批评理论可以为红学研究开辟广阔的新天地，应是21世纪红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不过，也应该注意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古典文学有其民族性和特殊性，不宜生搬硬套西方形式批评的现成理论。
20世纪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的基础上的。汉语和西方语言之间虽然有共性，但也有特殊性。因此，在使用西方形式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时，恐怕还得把这点考虑在内。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在中国文学理论界以汉语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为基础，建立起本身的形式批评理论和方法之后，再用“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形式批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才能取得更能令人信服、更有学术价值的成果。

《红楼梦》的作者问题

其次是作者。近百年来，红学家用力最大的就是考证《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谁的问题。由于“脂评本”的出现，使胡适提出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假说有了“物证”，因此红学界倾向于接受此一说法，并成了定论。但是，欧阳健对“脂评本”的真实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考虑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此一定论是否定论了。
既然“脂评本”的真实性大有可疑之处，脂砚斋的批语自然也就不甚可靠。为尊重学术起见，笔者认为在别无旁证的情况下，只能从文本自身所提供的线索来讨论作者是谁的问题，毕竟这才是第一手资料，要比各种批语和前人笔记的记载等二手资料可靠得多。
根据几种传世的《红楼梦》本子（包括真伪未辨的脂评本），曹雪芹对这部奇书作出的最大贡献只是“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没有明言他是作者。换句话说，假如我们不采取任何预设立场，我们只能承认曹雪芹是《红楼梦》的编者而非作者。但是，由于《红楼梦》中也有“甄士隐”（真事隐）的暗喻，因此许多学者都认定以上这段文字是作家基于某种难言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的“假言”，其实是要让读者明白编者其实就是作者，也就是曹雪芹本人。
问题是，作者“难言的苦衷”是什么？主张“自传说”的考证派红学家认为是“抄家之恨”，主张“排满说”的索隐派红学家则认为是“明亡之恨”。至于作者为什么不能明言，各家学者都认为是要避开清朝的文网。笔者认为，这是不了解清代文字狱情况的当今文人的自作聪明之论。有清一代，最着名的文字狱莫过于“明史案”，而在此案中，连刻字工人都难逃一死，更何况是编者。如果说那是清初的暴政，在干隆朝并非如此，较为宽松。准此，作者又何必故弄玄虚？况且，干隆朝的文字狱政策也不见得真的宽松。余英时对此提出了相当独特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曹雪芹是旗人，不在文字狱侦缉对象之内，并举出曹氏友人敦敏、敦诚都有怀念前明之诗作为例。（注9）若此说能够成立，曹雪芹更无必要为掩饰其作者身份营造迷雾了。
因此，笔者认为《红楼梦》中的这段话其实根本就不是迷雾，而是事实。也就是说，曹雪芹做的确实只是“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的编辑工作。当然，他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排除有改写的可能性。换言之，曹雪芹也能算是《红楼梦》的作者，不过并非原创作者，而是根据《情僧录》、《风月宝鉴》等其他小说为底本进行再创造的作者。遗憾的是，可能是书稿遗失或其他缘故，曹雪芹改写完成或来不及完成就魂归离恨天的再创作，并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后来，高兰墅接受程伟元之请，又在曹氏遗本的基础上，再进行再创作，遂有今日流行之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既非吴梅村，也不是名不见经传的“石兄”，也不是曹雪芹一人，而可能是一批不知名的文人加上曹雪芹和高鹗。换句话说，这是一部文人集体创作的小说，至少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创作，着作权不能全归曹雪芹一人。

《红楼梦》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次是世界，也就是作者当时身处的社会，或马克思主义术语所谓的“第二自然”。从文学理论的角度看，要了解作者和世界的关系，主要是要探讨作者如何根据生活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和规律，即所谓的文学创作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本文不予全面讨论，只准备把焦点集中在作者的创作动机上面。
巧的是，这也是各派红学家们喋喋不休的老问题。索隐派认为是排满，考证派认为是写家事，马列派认为是反封建，另外还有爱情说、解脱说等等说法。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真正创作动机，由于文献缺乏，史不足徵，无论今日之红学家如何舌灿莲花，说得天花乱坠，都是戏论！
要比较妥当地解决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两个方法，一是从当时的社会状况反观作者所可能有的创作动机，一是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做比较研究，看看这些作品所共同反映的总主题或主旋律是什么。
晚明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呼声。反映在小说创作的方面，就是明末清初出现了大量的色情小说，而且能够大行其道。色情小说的大量刊行，固然有书贾牟利的因素，但主要是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即扯破所谓伪善的道德面纱，还人以人的本来面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个性解放乃至性解放实际上是一股颠覆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力量，只能出现在社会规范力量不强的时代，而明末清初正是其时也。可惜的是，这股个性解放的潮流维持不了多久。随着满清政权站稳脚跟后，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就上了清廷的议程，而康熙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向程朱理学借兵。
程朱理学诞生于宋代，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是新兴思潮，也不失为一股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力量。可是，当程朱理学在后来被统治者利用之后，就开始变质了。到了明朝中叶，程朱理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否则也不会轻易地被阳明心学取而代之。换言之，清廷以程朱理学作为御定的官方哲学，其实并不具备指导社会发展的资格，除了作为强势政权装饰门面的点缀之外，毫无价值可言。
然而，正是这股逆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力量成了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它所要对付的主要敌人就是晚明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在这两股势力的夹攻下，当时文人的精神苦闷可想而知。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对个性解放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他们为了生存又不得不苦读经书，勤练八股，以求能够一举成名天下闻，而考科举的主要动机就是混口饭吃。可以说，这是当时社会中所有男性读书人的共同心态。相反的，无缘赴考，也无需担当太多社会责任的女性可就萧洒多了。她们不用读经书，不必练八股，可以读西厢、读老庄，也能按自己的兴趣填词作诗，一切都可以凭个人的喜好去学。也就是说，当时的男性文人是为了生活而读书，女性却可以为读书而读书。
在这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红楼梦》作者塑造了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理想世界“大观园”，借主人公贾宝玉的口说出“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并刻意把贾宝玉塑造成一个阴气十足的男性，使人读来无不产生“崇女贬男”的感受，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拿《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同时代作品做一下比较研究。从蒲留仙塑造的众多聪慧的鬼女、狐女、妓女形象，吴敬梓塑造的沈琼枝形象，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文人心灵世界中“崇女贬男”的倾向是何其的鲜明。即使是被视为替封建卫道士涂脂抹粉的《野叟曝言》，其中除了主人翁文素臣之外，其他有所作为的人物都是女性形象，如璇姑之善算、素娥之识医、湘灵之能诗、难儿之知兵等等。
职是之故，笔者认为《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动机，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特殊艺术手段，来反映当时男性文人的精神苦闷状况。这可能就是《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
笔者料定一些“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当今学者，肯定会以《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其作者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礼教精神，作品主题是为封建主义敲响丧钟之类的陈词滥调来质疑我的这项观察。对此，笔者的答复是，现实主义是《诗经》以来的中国文学传统，《红楼梦》也确实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问题在于作者当时有没有今人所主观臆测的“高度政治觉悟”，能够自觉地利用小说这个文学形式来反封建、反礼教？
《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巴尔札克。巴尔札克除了创作《人间喜剧》以外，还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我们可以说巴尔札克是自觉地反封建，并充分地把自己的理论应用在小说创作上，因为这是有文献佐证的。可是，我们却不能说《红楼梦》的作者也有这样的高度自觉，因为没有文献证明他或他们（即使我们认定曹雪芹和高鹗是作者）提出过类似的理论。我们充其量只能说，《红楼梦》作者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创作了一部在客观上具有反封建和反礼教特征的伟大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红楼梦》的原初读者

最后是读者，也就是作品为谁而写的问题。从《红楼梦》用语典雅，在问世初期流传不广等蛛丝马迹看，可知并非一般迎合市场需求而创作的“才子佳人小说”。也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红楼梦》时，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到要拿这部作品去卖钱，只是在友人之间传阅而已。如果不是程伟元在干隆末年竭力搜罗，并“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注10） ，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恐怕早就“落得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
虽然我们无缘得知作者创作《红楼梦》时的原初读者群是何方神圣，但是从较早的记载只见于裕端《枣窗闲笔》、诸联《红楼评梦》等旗人贵族的笔记，可以猜测其原初读者群应是旗人贵族。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红楼梦》最初的读者应是旗人贵族，由此也可以反证其作者似当出自同一个圈子。至于能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其最早的读者是旗人贵族，笔者就不敢妄断了。不过，笔者可以肯定其原初读者绝非市井小民，也不会是中下层文人，否则绝不可能流传不广。
有清一代，清廷异常重视八旗子弟的教育，因此旗人贵族文化程度较高，尤其是康熙、干隆两朝的旗人贵族，几乎个个都能诗擅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如果《红楼梦》作者的读者对象是旗人贵族，其创作就绝对不能马虎，否则是进不了他们的“法眼”的。我想，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红楼梦》遣词用字之典雅、艺术技巧之高超、艺术氛围之浓郁，远远超出其他传世古典小说，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登峰造极之作。
至于是哪一阶层的旗人贵族，笔者认为应该不是“圣眷正浓”的上层贵族，而是在雍正朝“整理旗务”之后，失去了种种特权，不得不凭个人的努力，和汉族文人一样要经过科考才能跻身上流社会的没落贵族。只要他们，才能体会《红楼梦》“崇女贬男”背后的真精神；也只有他们，才会在看到贾府盛极而衰后，不得不掩卷长叹。

[结论]：

千里来龙，到此结穴。笔者通过艾氏文学四要素考察了《红楼梦》之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首先，红学研究今后要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回到文艺研究和文艺批评的道路上，引进20世纪西方形式批评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是要注意到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民族性； 其次，《红楼梦》并非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创作，曹雪芹可能是其中一位比较重要的作者，但高鹗也功不可没，在无法确定其他作者是谁的情况下，应该尊重事实，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共同作品；
其三，《红楼梦》的总主题或主旋律应是通过“崇女贬男”此一独特文学手法，反映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的男性文人的心理失衡和内心苦闷；
其四，《红楼梦》的原初读者，应是没落的旗人贵族。

注释：

（1）余英时认为，自从胡适提倡以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后，这项考证工作已经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即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可以和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豪无愧色。这个观点是余英时在《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中提出的，见余英时着《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2，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2）周汝昌《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3）胡适1921年在考证派红学开山之作《红楼梦考证》中提出“自传说”时，只是停留在“大胆的假设”的阶段，并没有拿出任何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论点。到了1927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突然出现在胡适的案头，才扭转了他在红学研究上的被动局面，因为甲戌本中有不少批语恰好证实了他在六年前的“假设”。这也同时确立了胡适作为考证派红学开山祖师爷的地位。
（4）克非在《世纪末“红学”的尴尬》一文中，批评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红学会没有邀请不同学派的人参加会议，同时也批评会议的主持者冯其庸还带头对无缘出席会议的欧阳健搞缺席审判。此文刊于《粤海风》1997年第10期。
（5）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29，（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6年二月初版第五刷。
（6）〔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页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
（7）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页43，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第2版。
（8）参考王佩琴《〈红楼梦〉的梦幻世界》，（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及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学林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见余英时〈曹雪芹的“汉族认同感”补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页199至210，台北联经出版社，1996年2月初版。
（10）〔清〕程伟元《红楼梦序》，王志良主编《红楼梦评论选》（上）页5，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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