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语文书是在哪个朝代诞生
据《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在解放前已是一个常用词了，但作为课程名称的时间较晚。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
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2]
旧中国，语文是古今书面语言作品——语体文和文言文——的简式统称。现今，语文是学科名。语文，还是一个人文素质衡量术语，指人的内部言语机制品质和外部言语技术能力综合水平。（陈金海《释“语文”》）
1932年，上海大江书铺刊印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名着《修辞学发凡》，书中大量使用了“语文”一词！有“汉语文”、“语文分离”、“语文合一”、“语文正常关系”、“语文改进”、“语文的体式”、“完美的语文”等。大教授这些“语文”是指什么呢？细读《修辞学发凡》全书，清楚得很，“语”是来源于口语的书面语，“文”是来源于文言（文饰之言）的书面语，未形成文字的口语叫“话”，形成了文字的是“文”。陈望道先生花费笔墨篇幅要说的是“‘语辞’和‘文辞’都是需修之辞”。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与上层建筑关系密切的语文教育也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需要。恰逢此时，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的叶圣陶先生提出了“语文”这个新概念。
1949年8月，叶老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
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为“语文”，并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作了如下说明（小学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陈述）：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简称为：“听说读写'。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1950年8月1日，随《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发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及中等学校暂行校历（草案）令》的公布，一个崭新的学科名——语文，庄严诞生。除1956年3月19日至1958年3月8日语文被分设为汉语和文学两科间隔两年，一直沿用，已经60多年了。然而，由于60多年来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空前迅猛，加上“文革”的遭折，语文学科还没有完整的“科学定义”。
1964年2月1日，叶老在给友人的信中进一步回忆了“语文”的由来：“语文”一词，始用于一九四九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其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详见《少为人知：“语文”一词从何而来？》作者王本华，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注：江西真语文陈老师指出，王本华该文存在严重错误，是经不 [2] 起推敲的。“叶圣陶是‘语文’一词的创始人”之说法，在汉语语言学上，在语文课程论上，都无真理性可言。
2013年6期《教育学报》上的《六十年”语文“史论（1887-1950）》，从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角度梳理了“语文”一词的流变，从学理上辨析了关于“语文”的各种阐释的源头，还原了“语文”的本义，即“语言（口语）文字（书面语）”，这篇论文是中国第一篇系统研究“语文”课程命名的学术文章，是对王本华博士的2012 年《少为人知：“语文”一词从何而来？》一文的学理纠错。
因此，60多年来语文教育界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应试教育的白热化浪潮现将语文教育推倒了业内外人士公认公愤的“少慢差费”困境之中。如何使语文教育走出“少慢差费”笔者认为应实事求是理性思维，抽薪止沸，对“语文”这个概念作出科学的辨证，并取得共识，尽快解决语文学科基础理论方面的问题。语文科学概念问题已60多年了，也有必要总结成功的最根本经验，上升到理论。有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不至于徘徊不前。所以“语文”必须解释。（引用自《陈金海：释“语文”》）
② 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谁的作品中，它指的是什么意思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战争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③ 语文的由来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④ 语文的历史
语文学习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重要的一种，就是与历史课横向联合。中国古代的学问中，原本就是“文史哲不分家”，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科学传入我国，这才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传统学问。
同学们也都清楚，我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既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伟大的文学家。倘若你到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去的话，你一定要恭恭敬敬地拜谒一下“太史祠”，在那里你会看到一块牌匾，上书四个大字“文史祖宗”。什么意思呢？这是对司马迁的伟大文学才华和历史才华的称诵。其实，几乎一切伟大的历史着作都是文学着作。班固的《汉书》不是么？《左传》《战国策》不是么？《东周列国志》不是么？还有那么多的评书，比如单前芳的《隋唐演义》，刘兰芳的《岳飞传》，袁阔成的《水浒传》等等，不都是历史么，其实也是文学、文艺、曲艺，说不定你还很喜欢呢。
再说了，在语文课学习当中，老师竟经常会提到一个说法，特别是学习古典诗词时，老师经常会说“要知人论世”。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要深入的理解一首诗词，必须了解作者生平和这首诗词相关的时代和社会背景，而了解这些就是了解历史。反过来说，历史课本里还有我们很多要记忆的名人名言，比如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不是语文课里要求记忆的内容么？大家也非常清楚，历史课本里往往引用很多文言文，作为历史佐证。比如，讲述人类的产生和发展时，就引用了《韩非子》里的一段话：“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这段话不理解怎么学习？高中同学更觉得棘手的还有历史科高考，往往引用文言文或者诗词，让大家分析材料，看看材料反映的是哪一历史时期的什么问题。你的文言文功底差，怎样去分析？怎样去确认？倘若当初学习历史课认认真真地记忆，认认真真地理解的话，学习历史，回答问题不是很容易么？学习语文不夜省了一些力气么？
写作文时，同学们常常苦于没有材料，殊不知历史课本中的很多人和事，就是一个丰富的写作素材库呀！无论翻开高考满分，还是中考满分作文，你会发现，很多文章都在打历史的主意，沾历史的光。动辄春秋战国如何如何，要么古代近代怎样怎样，简直是俯拾即是，不一而足。虽说这样作文还有些欠缺，但毕竟是一种为文之法呀！虽然我不主张甚至反对那种花里胡哨引用历史典故的作文，但是我认为只要深入理解历史人物并进入其内心，领会其精神，有了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就仍然是好文章。
好的文章必须要有深刻的思想，而学习历史会加深我们对当前社会的认识，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使我们学会历史地看待问题，而不是简单作结论。比如关于曾国藩，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怎样认识，这就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少年儿童时期，我们大概会把人分为两类——好人和坏人，同样也会把世间的事情分为两类——好事和坏事。作为一个少年儿童，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对于一个系统学习各科知识的人来说，我们就不能这样简单地评价一个人。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历史唯物主义”，动态地看待一切人和事。曾国藩镇压太平军，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无疑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做法。但是《曾国藩家书》是不是就要随着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行动而一律归为反动呢？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现代史上，中共产党不是多次与中国民党进行合作么？世界着名的100篇演讲中，不是还有蒋介石的一篇么？你看学习历史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它使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复杂丰富，使我们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和看待一切人和事，从而得出一个比较可靠的、具有思想深度的结论。
我们学习语文，就是在学习文化，而广泛的“文化”是包括“历史”在内的。总之一句话：语文离不开“历史”！亲爱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改变单一的学习模式和学习方法，飞向更加广阔的历史天空，去收获一份从未有过的、新奇的学习快乐！
⑤ 语文是什么时候创建的的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⑥ 语文创始于多少年代
语文”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在解放前已是一个常用词了，但作为课程名称的时间较晚。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⑦ “语文”一词从何而来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谢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丐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中止。
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⑧ “语文”一词的来历
“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谢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丐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中止。
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⑨ 语文的历史和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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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长。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式学堂。当时的课程以及其他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语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当时称为“国文”课。 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课，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有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谢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丐尊两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借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中止。qzzhuang20130314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的一门主课。
⑩ 语文的来历
汉语
汉语 世界主要语言之一。属汉藏语系，是这个语系里最主要的语言。除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外,汉语还分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大约有 9.4亿。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汉语的标准语是近几百年来以北方官话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它的标准音是北京音。汉语的标准语在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为国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称为华语。 在广义上是指汉族的语言，狭义上指普通话，另外还有国语、华语、中文等称呼都是指汉语。毫无疑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世界上大约有1/5的人使用汉语作为母语。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例如日语、韩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文字。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汉语是或是一种中国语文。
汉语作为世界特有的象形文字语言，文字高度的统一与规范，现代汉语有统一和规范的语法，尽管方言发音差异特别大，但是书面语言规范，没有方言差异造成的书面交流障碍。
汉语属于独立语，分析语。汉语的书写方式是一种象形文字的汉字。五四运动之前所使用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是一种以孔子时代所使用的以“雅言”为基础的书面语。五四运动之后所推动的书面汉语通常被称为“白话”，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现代书面语。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中，文言已经很少使用了。
语音
汉语的音节可以分析成声母、韵母、声调3部分。打头的音是声母，其余的部分是韵母，声调是整个音节的音高。把声调也看成音节的组成部分，是因为汉语的声调是辨义的。例如“汤、糖、躺、烫”4个字的声母都是[tang],韵母都是[ang]（方括号里是国际音标,表格里的国际音标省去括号），只是因为声调不同，意义就不一样，在语言里分别代表 4个不同的语素（最小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在书面上写成 4个不同的字。
1918年由当时的教育部颁布的国语注音字母是利用汉字字形制定的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把主要元音与韵尾合在一起用一个符号表示（例如：ㄠ＝[au]，ㄢ＝[an]），体现了传统的声母韵母两分的精神。注音字母广泛流传，影响很大。台湾省一直沿用至今。
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表2北京话声母、表3北京话韵母)。自1978年开始，中国人名地名一律改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取代了威妥玛式等各种旧拼法。
语法
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手│洗│民│失）。语素和语素可以组合成词（马＋路→马路│开＋关→开关）。有的语素本身就是词（手、洗），有的语素本身不是词,只能跟别的语素一起组成复合词(民→人民│失→丧失）。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占的比重最大。大部分双音词都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复合方式造成的。
文字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甲骨文字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从甲骨文字到小篆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汉字起源于图画。在汉字产生的早期阶段，象形字的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的意义直接发生联系。虽然每个字也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是字形本身不是表音的符号，跟拼音文字的字母的性质不同。象形字的读音是它所代表的语素转嫁给它的。随着字形的演变，象形字变得越来越不象形。结果是字形跟它所代表的语素在意义上也失去了原有的联系。这个时候，字形本身既不表音，也不表义，变成了抽象的记号。如果汉语里所有的语素都是由这种既不表音也不表义的记号代表的，那么汉字可以说是一种纯记号文字。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汉字有独体字与合体字的区别。只有独体字才是纯粹的记号文字。合体字是由独体字组合造成的。从构造上说，合体字比独体字高一个层次。因为组成合体字的独体字本身虽然也是记号,可是当它作为合体字的组成成分时,它是以有音有义的“字”的身份参加的。合体字可以分成以下3类：
①形声字。形声字由表示意义的形旁和表示读音的声旁两部分组成。拿构造最简单的形声字来说，形旁和声旁都是由独体字充当的。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这些独体字都是有音有义的字。不过形旁只取其义，不取其音,例如“鸠”字的偏旁“鸟”；声旁则只取其音,不取其义，例如“鸠”字的偏旁“九”。 由于字义和字音的演变，有些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现在已失去了表意或表音的功能。例如“球”本来是一种玉的名称,所以以“玉”为形旁。现在“球”字不再指玉,这个形旁就没有作用了。再如“海”字本来以“每”为声旁。由于字音的变化，现在“海”和“每”的读音相去甚远，声旁“每”也就不起作用了。有的时候，形旁和声旁都丧失了原来的功能,例如“给、等、短”。这一类字已经不能再作为形声字看待了。
形声字和非形声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造字之初，形声字和它的声旁的读音本来就不一定密合。发展到现代汉字，出入就更大了。有人拿7500多个现代合体汉字进行统计。就普通话读音来说，合体字跟声旁完全同音(声母、韵母、声调全同)的不到 5％。声母、韵母相同而声调不同的约占10％。只有韵母一项相同的约占20％。如果我们只把前两类看作形声字，那么形声字大概只占通行汉字的15％。如果把以上三类全看作形声字，形声字大概会占通行汉字35％的样子。要是把标准再放宽或者完全根据来历确定形声字，那么通行汉字中形声字的百分比还要高得多。
②合体会意字。古人说“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对于“武”、“信”两个字来说,这种解释是错误的。不过汉字体系里确实有按照这种方式造成的字，例如“不正为歪”，“不好为孬”。这一类字的特点是会合偏旁的字义来表现整个合体字的意义。这种字为数很少，只有个别的例子。
以上两类合体字里的偏旁有的有表意作用，有的有表音作用。下边一类的情形不同。 ③合体记号字。这一类合体字的偏旁既不表意，也不表音。这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由于字音和字义的变化,原来的声旁和形旁已经不再表音、表意了。例如上文举过的“给、等、 短”一类字。 另一种情形可以举“章”字为例。 按照汉代许慎《说文解字》的分析，“章”字从“音”从“十”。 可是现在一般人说“立早章” (以区别于“弓长张”)的时候,是把它分析成“立”和“早”两部分。其实从古文字看,“章”本来是一个独体象形字,跟“音、十、立、早”都没有关系。
汉字用来记录汉语已经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一直沿用到今天，没有中断过。在如此长的历史时期里，汉字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活服务，而且记录下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料；甚至跨越国界，被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借去记录非汉语语言。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不断有人批评汉字的缺点,主要是说汉字难认、难写、难于机械化（印刷排版、打字等）。因此在扫盲、儿童识字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都不如拼音文字效率高。
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汉字有它的短处，但是也有它的长处。汉字最大的长处就是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2000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还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有些方言语音差别也很大，彼此不能交谈，可是写成汉字，就能互相了解，道理也是一样的。
50年代开始进行简化汉字的工作。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规定了2200多个简化汉字（包括用简化偏旁类推的字）。这项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今后在一个时期内将保持稳定，不继续简化。因为不断简化会破坏文字的稳定性，而且简化一批字以后，原来的繁体字并不能废除。结果是汉字的总数有增无减，反而加重了学习和使用的人的负担。
关于文字拼音化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争论。从理论上说，任何自然语言都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分歧,在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没有取得广泛、切实的成效以前，改用拼音文字会给方言区的人带来很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汉字历史悠久，大量的文献都是用汉字记录的。一旦改弦易辙，势必在文献的广泛利用上造成一定困难，在社会心理和民族感情上也可能引起波动。事实上，由于长时间使用汉字这一可以表意的书写系统，汉语中可以存在大量同音字词，而且这个现象确实发生了，现在一个音节最多可以对应几十上百个汉字，如果使用拼音来记载语音，会出现不读出来就看不懂的现象，即使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也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真要进行汉字拉丁化的工作，决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在汉语发展到合适的程度以前，最好搁置拉丁化的计划。
方言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情况复杂。下边把汉语方言粗分为官话和非官话两大类来说明。官话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和长江南岸九江与镇江之间沿江地带以及湖北、四川、云南、贵州4省,包括北方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几个方言区。官话区域的面积占全国3/4，人口占全国2/3。官话方言内部的一致程度比较高。从哈尔滨到昆明，相距3000公里，两地的人通话没有多大困难。非官话方言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部，包括吴方言（江苏南部，浙江大部）、赣方言（江西大部）、湘方言（湖南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粤方言（广东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南部）、闽方言（福建，台湾，广东的潮州、汕头、海南地区）、客家方言（广东省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台湾）。非官话区域比官话区域面积小，可是方言差别大，彼此一般不能通话，甚至在同一个方言区内部（例如浙南吴方言与苏南吴方言之间、福州话和厦门话之间），交谈都有困难。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 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
历史 方言反映历史。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大，语法和词汇的差别相对说来比较小。同样，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语音的差别大 ， 语法和词汇的差别小。从总体上看，从上古音（先秦时代）到中古音（隋唐时代）再演变到现代北京音，经历了逐渐趋向简化的过程。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 pl-、gl-、bl-、sn-、st-、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 n、□、p、t、k]之外，还有[b、d、g]。到了隋唐时代，复辅音声母和清鼻音声母早已消失，辅音韵尾也只剩下了[m、 n、□、 p、t、k]。只是塞擦音和擦音却按发音部位的不同分化为舌头、舌面和卷舌三套。在现代北京音里浊塞音和浊塞擦音都清化了，辅音韵尾只有[n]和[□]两个。
声调的演变是另一种情形。隋唐时期只有平、上、去、入 4个调类。在现代方言里，同一个古调类有时以声母的清浊为条件分化成阴阳两类。因此有些方言调类的数目比隋唐时期多，许多非官话区的方言就是如此。
隋唐以来，在调类的分合上发生过两件大事。一是在许多方言里，古全浊声母上声字跟古去声字合为一类。二是官话方言的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字分别归入平、上、去三声。北京话就是如此。
分析谐声字和经典的注音，可以发现上古汉语有过以变调和／或变化声母的清浊作为转变词性（包括分别自动词和使动词）的手段的痕迹。在句法方面，先秦汉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否定句和疑问句里的代词宾语要提到动词的前边去（吾谁欺│不我欺）。
宋元时期汉语语法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例如动词词尾“了” 和“着 ”的产生、动补结构的产生等等。“了”和“着”原来都是动词，后来意义逐渐虚化，终于演变为词尾。动补结构〔包括不带“得”的（染红）和带“得”的（染得红）两类〕也是在这个时期才定型的。
词汇演变的主要趋势是双音节词的不断增长。本来在先秦汉语里占优势的单音节词逐渐双音节化。这种趋势近百年来尤为明显。据统计，在 180万字的现代文资料里,一共出现了3万多个不同的词，其中70％以上是双音节词。
汉语研究 在中国传统的语言学领域里,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都有辉煌的成就。最古的按字义编排的字典《尔雅》是战国时代编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最早的按汉字偏旁编排的字典，同时也是第一部对汉字的结构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的着作。在古代的韵书里,隋代陆法言的《切韵》（601）地位特别重要。无论是研究现代方言,还是上推《切韵》以前的音韵系统,都是重要的资料。9世纪开始出现的韵图(《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等）是一种表示整个音韵系统及声韵调三者配合关系的表格。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看，描写汉语的音韵系统,这种性质的表格是不可缺少的。古音的研究在清代有飞跃的进步。段玉裁首先指出谐声字系统跟《诗经》用韵基本上相符。清代学者根据这两种材料给上古音韵母分部，取得了显着成绩。到了王念孙、江有诰，这项工作几乎已经达到了顶点，可以补充修改之处已经不多。在训诂学方面，清代学者也有重大贡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语法学方面，中国学者向来着重虚词的研究。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最有影响的着作。马建忠(1845～1900)的《马氏文通》出版于 1898年。这是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汉语语法的书。
20世纪上半叶，古音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的成绩是对中古音和上古音的构拟。这方面工作的开创者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其后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氏文通》研究的对象是古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是从 20世纪开始的。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1942～1944)和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两部书反映了前半个世纪汉语语法研究达到的水平。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52)虽然是通俗性着作，但是在近年来的语法研究上有一定的影响。60年代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进步很快。赵元任《中国话的文法》(1968)是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着作。
在历史语法学方面,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1955；增订本,1984)里的一部分论文开创了近代汉语语法的研究。王力的《汉语史稿》中卷（1958）和日本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1958)也是这方面有影响的着作。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是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方言的报告。这部书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工作有重要影响。1956～1957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方言调查。1979年创办了专门性的方言刊物《方言》，对方言调查和方言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
20世纪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商代甲骨文字和战国、秦、汉简帛的出土，为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促进了这一门学科的发展。
参考书目
李荣：《语音常识》，文化教育出版社,北京,1955。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北京，1985。
Yuen Ren Chao， A Grammar Spoken Chines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北京,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编：《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一册,朗文出版（远东）有限公司,香港，1988。
Fang-Kuei Li, Archaic Chinese, 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