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语文

㈠ 语文的发展史

一、历史的回顾：“语文知识”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20世纪语文教学是从古代综合性的、网络全书式的教育中独立出来的，其标志，就是“语言专门化”。现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从传统的网络全书式的教育向“语言专门化”教育的转型、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化”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转型的一种内在推动力。传统语文教学也有语言教学，但都是“就书衍说”，“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其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中国第一部语法学着作《马氏文通》，就是作者痛感“蒙子入塾”，“终日伊吾”，可只是“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因而以“十余年力索之功”完成《马氏文通》一书，希望“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可以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是中国语文教学“知识化”的先声。到了上个世纪初，中小学语文课堂开始出现包括注音字母、标点符号、文字的笔画、修辞、语法等内容的语言知识教学。而到了三四十年代，在一大批现代语文学家和语文教育家的努力下，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开始大量出现“发音”“读法”“书法”“作法”“缀法”等语文知识，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应该是夏丏尊、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该教材以语文知识为经，以选文为纬，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在知识理论指导下构建的比较成熟的语文教科书。

毫无疑问，“知识化”在中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的标志。其进步意义在于：第一，它取代“经义教育”成为语文教学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语文教育的“语言专门化”历程，完成了古代语文教育向现代语文教育的转型。第二，它使语文教学摆脱了“未可以言传”的落后状况，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实现了语文教学范式的更新换代。从整体上来说，现代语文教育的“知识化”，是与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趋势相适应的，实际上，它就是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趋势的产物。

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学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语文知识”是语文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知识化”是提高语文教学效率的基本保障。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重新回到“经义教学”和那种“神而明之”的教学状态，是语文教学的倒退。另一方面，同样可以肯定的是，语文课程不是一门知识课程。也就是说，语文课程不是一门以系统地掌握某一门或某几门知识为目的的课程。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这似乎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很多人把这句话与“掌握语言知识”划上等号，或者虽然没有划上等号，但认为从“掌握语言知识”到“形成语言能力”是自动完成的，是自然而然的。而实际上，“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核心是“语用方法”和“言语经验”，而不是“语言知识”。“语言知识”告诉我们“语言是什么”，但中学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不是培养“谈论语言”的人，而是培养“使用语言”的人。只有“语用方法”和“言语经验”，才能给予中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的能力，以及以“语文能力”为核心的综合文化素养。

知识问题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这种复杂性，使得现代语文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概述了现代语文教学的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就是“从经义教育向语言教育”的发展过程，一条线索就是从“语言要素(知识)教育向语言功能(语用)教育”的发展过程。前者的标志，就是“知识化”，而后者，则以“淡化知识”为其标志。这种“淡化知识”的倾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淡化语法教学”的讨论中初露端倪(其基本观点是：现有的语法知识没有反映汉语的实际，学了“不管用”)；在上个世纪90年代对“知识中心说”的批判中达到高潮(其基本立场是：语文课根本就不是一门知识课)；在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中，“知识化”成为众矢之的(这种批判主要针对的是知识本身的绝对化和形式化)。而在以新课程标准为代表的语文教育新思潮中，“知识化”得到了全面放逐(其主要理论表达是“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不必进行系统、集中的语法修辞知识教学”“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

但问题在于，这种“反知识”立场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前提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前提就是：对于“这样的知识”和“这样的知识教学”来说，“反知识”是有理由的，是成立的。它更多的是着眼于知识本身的不完善和弱智化的知识教学方式，而没有从“课程论”和“教学论”的角度来全面地看待知识问题。一个很简单的思考是：“这样的知识”不好，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对知识的“处理方式”不好，那我们最恰当的选择应该是“换知识”和“改变这种方式”。显然，对知识系统本身的质疑和对知识教学方式的批判并不必然地导致“语文课不学知识”、“语文课不需要知识”的命题，“反知识”的特定内涵并不必然地导致“去知识”。一个更根本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语文课是否需要知识。问题的这种提法启示我们，我们需要一个比“这样的知识不好”“这样的知识教学方式不好”更为广阔的理论视域；我们需要一个更为深刻的知识论立场。

二、我们需要什么知识：语文课中的知识类型
我们有两个问题：一是知识到底在语文教学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起到什么作用；二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在语文教学中发挥我们期望它发挥的作用。

这两个问题是纠缠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语文教学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不同性质的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差别的。过去我们关于语文知识的许多讨论，都是在没有区别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知识的前提下展开的，许多讨论没有能切中要害，甚至不得要领，原因就在于，它们不是针对特定的知识类型而言的，它们的立论都可以找到“例外”甚至反证，因而缺乏立论必须具备的周延性，其科学性和说服力都大打折扣。

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迫切需要引入“知识类型”概念，在“知识类型”的理论视野里，过去抽象的、含混的“知识问题”似乎变得清晰了，变得一目了然了。
1、过去关于语文知识类型的探讨
关于语文知识，过去有一个所谓“八字宪法”的表述，即“字”“词”“句”“篇”“语”“修”“逻”“文”。这是一种描述性而非类型化的表达，是老师们对教学实践中所教的知识的一种经验性的总结。一方面，没有关于“为什么要有”的论证，例如为什么要有“篇”、又什么要有“逻”，“篇”的知识、“逻”的知识对语文教学有着什么意义，起着什么作用，并没有具体的讨论。另一方面，这八个方面的知识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这些问题，“八字宪法”既没有讨论，从它们的内涵中也看不到有这种关系的可能。显然，“八字宪法”并不是关于“语文知识”的系统的表达，它实际上是老师们在教学中实际上教到的知识的混合，它们没有为解决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提供什么线索。
大概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系统归纳“语文知识”，其成果是所谓“三大学科”：语言学知识系统、文学知识系统和文章学知识系统。这种归纳的影响很大，在一些研究者的论着中，开始把语言学、文学和文章学作为语文教学的三大基础学科来讨论，有些高等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也开始依据这种认识构建由语言学系列、文学系列和文章学系列组成的课程体系。但是，这种理论仍然没有解决“为什么要有”的论证，仍然没有解决“它们是如何组合在一起”共同构成“语文知识”的问题。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文章学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它们是三条线，是分离的。它们如何成为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知识构成”，也没有人讨论过。而且还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并不是所有语言学知识都进入语文教学，并不是所有文学知识都要在语文课里教，并不是所有文章学知识对语文教学都有用，那么，这“三大学科”哪些知识属于语文课里要教的知识，要用到的知识，哪些不属于，这个问题“三大学科”的理论根本没有涉及到，也无法解释清楚。
2、关于语文知识类型的新探索
最近几年，语文知识问题重新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从目前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次新的讨论。这一次关于语文知识的讨论是在继承了前几次关于语文知识问题讨论成果的基础上的深化与延伸，其最突出的成果，就是接受了“知识类型”的概念，突破了过去单一的知识类型认识，从而获得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
陈述性知识 程序性知识 策略性知识[ii]
陈述性知识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它是人们对事物的状态、内容、性质等的反映。例如，关于什么是比喻的知识，关于什么是举例论证的知识，关于什么是疑问句的知识等。陈述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有限的。第一，它是把事物当作客观对象来认识，而语言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观事物；第二，语文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一种实践能力，是一种“做事”的能力，而主要不是一种“认知”的能力。语文教学的目标不是认识语言，而是运用语言，不是培养“谈论语言”的人，而是“运用语言”的人。陈述性知识告诉学生“比喻”是什么，但掌握了“比喻是什么”这一知识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打比方”这一实践能力，掌握了“疑问句”的知识并不一定就会“提问”，同样，知道了什么是“举例论证”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就会“举例”来论证了。
程序性知识是关于“做什么”“怎么做”的知识，它是人们关于活动的过程和步骤的认识。例如，我们在什么情况下要运用打比方的修辞手法，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要领，我们在议论文中通过举例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这些知识，就是程序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对语文教学的意义是巨大的，它直接作用于语文教学目标的实现。但是，这种类型的知识也是我们现在最缺乏的，甚至几乎没有。
策略性知识是关于学习策略的知识，即如何确定“做什么”“如何做”的知识。它的特点是“反思性”和“元认知”。对策略性知识的掌握，其标志是：明确认识自己面临的学习任务；知道自己目前学习所达到的程度；能调用恰当的学习方法；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能进行监控、反省和调节。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当然不是绝对不需要一点陈述性知识，但可以肯定地说，不应该以陈述性知识为主体。过去，我们理解的知识就是陈述性知识，除陈述性知识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知识，所以要么从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目标出发，彻底否定语文知识的教学，要么从学校教育和课程内容的特点出发，将陈述性知识教学提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实际上，一方面，否定陈述性知识的主体地位，并不否定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我们所需要的知识，也主要不是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应该成为语文知识教学的主体。而策略性知识，则是知识教学的最高境界，一方面需要，另一方面，也只在较高学习层次和学习境界才需要。策略性知识教学的时机和场合是决定策略性知识教学能否实现其目标的关键。
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看，陈述性知识在学生的“前面”，程序性知识在学生的“外面”，策略性知识在学生的“后面”。摆在“前面”的东西最容易看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处在“外面”的东西很难轻易进入人们的视野，但可能是起关键作用的；而在“后面”的东西，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它摆上“台面”。
现象知识 概念知识 原理知识[iii]
这是着眼于知识体系的一种知识分类。加涅认为，知识体系的结构象一个“金字塔”，塔底就是由这些大量的事实、现象构成，中层则是由对这些事实、现象的解释和定义构成，而最上层，则是根据那些“解释”确定的一些“行事规则”。根据加涅关于知识体系的理论，可以把语文知识分为“现象知识”、“概念知识”和“原理知识”。
在语文教学中，所谓“现象知识”就是对语料的掌握，包括常用词语，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这里所谓掌握，就是熟悉。语文课是以“现象知识”为教学内容主体的课程，我们在语文课中学这么多课文，目的就在掌握“语文现象知识”。
所谓概念知识就是对“现象知识”加以解说和命题的知识，它一般用概念来表达。在语文教学，这些知识本身没有目的意义，它要么是帮助学生理解“现象知识”，要么是为形成原理知识作准备。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只起到辅助作用，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进入语文教学的实际过程，而只是为那些研究人员掌握即可。
原理知识属于“如何做才正确”的知识，所以也可叫“规则知识”。它是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与规范，在人们的活动中起着“定向”的作用，所以这些知识是可迁移的，利用这些知识可以有效指导和促进学生的语文能力。例如，关于如何运用“指示语”的知识，描述了“在句段中，指示语可以代替所指示的事物或前面已经出现的语句，从而使语句更为简洁，使文意更为连贯，语意重心更为突出”的行为规则，掌握这一知识，则可以有效帮助学生在写作中实现语意连贯。
从数量上来说，语文教学大量需要的是“现象知识”，需要精细掌握的是“原理知识”，而对“概念知识”，则“少知、粗知”。
无意识知识 言述性的知识[iv]
所谓无意识知识，也称之为缄默知识，这种知识的特点是“知道，但说不出”，即直觉状态的知识。最典型的语文无意识知识，即语感。语感的特点就是“知道，但说不出”，我们读一篇文章，一读就通，一读就懂，但是如何读懂的，读通的，说不出来。这一特点决定了无意识知识特别适用于“从事一种行为”，即活动。
言述性知识，即可以说出来的知识，也称之为外显知识。它的特点是“知道，而且可以说出来”，这是一种明晰性知识，是可以言传的知识。例如“语体是一种言语行为方式”，“说话必须根据场合的不同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明晰地传达”是它最大的优势。
言述性知识是以无意识知识为前提的，言述性知识是对无意识知识的概括和表达。从理论上来讲，所有的无意识知识都可以用言辞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无意识知识都可以向言述性知识转化。但是，这种转化对研究语言是有意义的，对从事一种言语行为，却不一定都是有意义的。因为在某些时候，熟练地从事一种行为必须依赖无意识知识，“有意识的知识”的参与反而会起干扰作用。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言述性知识呢？波兰尼告诉我们，就是在“批判性思考”的时候，即对言语对象作“批判性”“反思性”阅读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无意识知识呢？也是波兰尼告诉我们，就是在“控制住至今尚未探明的领域”时，也就是要“创造”新的知识的时候。
三、知识在语文课中作什么用：知识作用的途径与方式
知识是分为不同类型的，不同类型的知识在语文教学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是辅助性的，有些是必要条件性的，有些甚至是充分条件性的，有的是教师在课堂里教的知识，有的是学生学的知识，有的属于教学目的范畴里的知识，有的则属于教学内容范畴里的知识，有的是作为教学过程的知识，有的是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这些知识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们对语文教学的意义也是有区别的，有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来谈语文教学的知识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分清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它们的内涵和特点后，我们就获得了这些知识在语文教学中发挥作用的具体途径和方式。
1、知识作为课程内容：知识修养与知识定向
课程内容是相对教材内容、教学内容而言的，它们之间的区别，王荣生博士有明确的界说：语文课程内容是指语文教学中“应该教什么”；语文教材内容，是指语文教学“用什么去教”；语文教学内容，则是指“语文教学实际上教了什么”。更通俗的说法是：语文课程内容，就是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在语文教学中，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大部分不能直接呈现给学生，它只能通过“课文”这一载体隐含着呈现给学生，老师在课堂里直接教的是“课文”，但学生要学的，其实是教材所承载的“课程内容”。这些学生要掌握的内容(即课程内容)中，有一些就是知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作课程内容的，作为课程内容的知识只可能是两种：一种是“现象知识”，即语料，包括常用语汇、常用句式、常用语体、常用修辞等等。扩而大之，还包括经典作品、名言警句、文化常识等等，都属于这一范畴。这些知识是一个学生的基本知识修养，也是实现其他教学目的的基础。一种是“原理知识”和“程序性知识”。这些知识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掌握这些知识是做好事情的必要条件甚至是充分条件，它直接为做好事情定向，因此，掌握这些知识本身就是课程内容。
2、知识作为教学内容：“外显知识”对“缄默知识”的引导作用
教学内容是指在语文教学中实际上教了什么。在教学中实际上教的东西，并不一定是要求学生掌握的，而可能是为学生掌握他应该掌握的东西作铺垫、准备线索、提供条件的。那么，这些铺垫、线索、条件是什么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铺垫、线索、条件就是“外显知识”。
前面我们曾介绍，根据知识的表现，知识可以分为外显知识(言述性知识)和缄默知识(无意识知识)。外显知识之所以是外显的，是因为它直接用言语表达出来，因而具有明确的可传达性，从教学的角度来讲就是可教性。但语文知识大部分是缄默知识，即那些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知识。这一点已为语文教育的历史所证明，也为近20余年语文教育的科学研究所充分揭示。正因为它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因而它的可教性受到巨大限制。这是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的一个悖论：语文知识主要是一种缄默知识，“语文教学必须以学生的缄默知识为基础”；但正因为它是缄默知识，又往往是不可教或可教性有限的；而可教的外显知识一方面只占少部分，另一方面往往又是一些表面的缺乏深度的知识，因而它的教学价值是有限的。过去语文知识的教学意义受到质疑，主要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几乎所有的外显知识都根植于缄默知识，外显知识的增长、应用和理解都依赖于缄默知识”[v]。换句话说，外显知识是知识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而缄默知识则是它藏在水面下的部分。因此，外显知识就成为缄默知识的一个线索，一个标志，一个通道。在语文教学中，任何缄默知识的获得，都是以外显知识为导引的，外显性知识牵引着学生，学生顺着外显性知识暗示的方向，“意会”到缄默知识，并最终实现缄默知识向外显知识的转化。这就是马建忠所谓“即其可授受者以深求夫不可授受者”。直接把外显性知识作为语文教学的内容主体也许的确是值得商榷的，其意义也许的确是有限的，但把外显性知识作为缄默知识的线索，牵引出学生对缄默知识的“意会”，则其教学意义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外显性知识作为教学内容的意义有限性并不否定它作为教学途径、教学线索的意义的重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几乎成为常识的一句哲学名言：感觉到的东西我们才能理解它，而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更好地感觉到它。
3、知识作为教学的交流工具：“工具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
教学过程是师生之间的交流，这是对教学过程的最基本的描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交流呢？对于教学来说，交流的起码要求是“明示”，我们怎么让学生明白教师的要求，怎么让学生明白自己的学习对象，怎么让学生明确地向教师表达自己的理解？“教”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的实现需要一种称之为“抓手”的东西，没有这种“抓手”，教学的进行则无以依托；有了这种“抓手”，教师可以凭借它传达自己的思想，学生可凭借它理解教师的意图和自己的学习对象。这种“抓手”即交流工具是教学得以进行、得以展开的一个前提。事实上，什么样水平的交流工具就有什么样水平的交流。这种师生双方借以交流的工具，我们可以称之为“工具知识”。这种“工具知识”也许并不要求学生掌握，却是教师呈示学生要掌握的知识和学生理解教师的要求的一个“工作概念”。刘大为对此作了出色的阐述，他说：“如果没有语言知识的介入，教师就只能在这种常识语言的水平上与学生对话交流。深刻的感悟将会因为没有必要的概念作媒介而烟消雾散，睿智的指点也将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而变得平庸无奇。”[vi]他在这里所说的“语言知识”，就是指用以开展教学交流的“工具知识”。
4、知识作为教师的准备：“教师状态的知识”在课程建设中的作用
课程社会学告诉我们，课程建设是一个“将作为一般文化成果的‘客观知识’改造为‘课程知识’”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观知识”本身，二是改造客观知识的知识，前者主要是学科知识，后者则包括价值论知识(即证明课程知识合法化的知识)和方法论知识(即证明课程知识合理化的知识)。对于学生来说，他们要掌握的主要是学科知识，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生状态的知识”。对于教师来说，则不仅包括学生状态的知识，还包括如何选择、呈现和传达学生状态知识的知识。于是所谓“课程知识”可以区分为“学生状态的知识”和“教师状态的知识”。过去，我们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从“学生状态的知识”的简化性描述中直接推导出“语文课不需要知识”或“语文课知识不重要”的结论。新课程则首先改变了教师的地位，他不仅是教学者，而且还是课程建设者，因此他不仅要把知识教给学生(当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客观知识”，掌握将“客观知识”改造成“课程知识”的知识。因此“教师状态的知识”就成为“语文课知识”题中必有之义。它与我们在第三点中所谈到的“工具知识”一样，并不需要学生掌握，却是课程得以构建、教学得以进行的知识前提。
四、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知识：知识开发的视域和立场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才能得到这样的知识：作为知识修养的知识，作为知识定向的知识，作为引领学生感悟缄默知识的知识，作为教学工具的知识，作为教师状态的知识，等等。实事求是地说，在这块领域里，大部分我们的学术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几乎是空白。正如王荣生博士所指出的，学校里的语文知识，不是太多，而是近乎没有；或是这样表述，语文教学中充满着像徐江同志所说的“垃圾知识”，而真正能起到有效达成教学目标的知识，则又几乎阙如。结果是，已有的知识不管用，管用的、急需要的知识却没有。一方面是“知识泛滥”，一方面是“知识荒”：这就是目前我们语文教学在“知识问题”上面临的困境。
这里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为什么别的学科包括历史、政治这些更为特别的学科都没有出现类似的“知识问题”呢？深入的思考，我们觉得这与语文课程的特殊性和由此决定的“语文知识”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
我们先从语文课程的特殊性说起。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过去我们认为主要在教学内容。王尚文先生说：“其它学科所教所学的是言语所表达的内容，而语文则是用以表达的言语形式。换句话说，其它学科重在‘说什么’，语文重在‘怎么说’。对于其它科课本的言语，懂得它们‘说什么’就可以了，如果要去揣摩它们‘怎么说’，也仅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说什么’。而对于语文来说，明白它‘说什么’固然必要，但却是为了领悟它‘怎么说’，即主要通过语文教材的言语形式去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vii]这是极有见地的。但是我们还要追问：“说什么”与“怎么说”的本质区别在哪里呢？换一句话说，“说什么”与“怎么说”的区别又说明了什么呢？于是问题就延伸到了一个哲学的范畴里面。

㈡ 汉语知识，语文的来历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本领，就是会说话，说出来的话即为语，通过学习能把口述心想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文章，即为文。一个人能说会道又能写文章表达思想，这就是文化之人。

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系列的专着都有所涉猎，又能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就能够领会语文的本质，成为语文学习的行家。

㈢ 是谁创造了语文

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㈣ 现在的“语文”在古时候没有，那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我国古代没有“语文”这个词，直到近现代才出现“语文”这个词。现今，“语文”二字早已根种在现代人的心中，从牙牙学语的孩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从街井的妇人到彬彬的学子。如今，连海外学子都十分重视的语文课程，在中国，“语文”更是贯穿于人们的生活起居，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爱因斯坦说过：“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这种结果社会价值的认识。”所以，如果想要学好语文，就必须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增加阅读能力，养成好的学习习惯，积累学习方法，增强学习能力。

㈤ 汉语是谁发明的

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是至今通用语言时间最长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历史演变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汉语的书写系统——汉字，非表音文字，不能如表音文字那样直接知道同一个字历史上的发音。幸运的是，在汉字（特别是形声字）、诗歌的韵律以及对外国人名的翻译中可以找到有效的信息。

上古汉语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

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公元前11到前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

据《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记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可见周朝建立时期就开始实行语言文字的统一。

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

先秦诸子百家在着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秦朝重新统一之后，进一步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中古汉语

这种汉语使用于隋朝、唐朝和宋朝（公元7世纪到10世纪），可以分为《切韵》（公元601年）涉及到的早期以及《广韵》（公元10世纪）所反映的晚期。高本汉把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

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

正如印欧语系的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由方言重建。另外，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这些资料仍然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的基础。最后，汉语的语音可以从对外国语言的翻译中了解到。

近代汉语

近代汉语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汉语。

现代汉语

现代汉语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

书面语和口语

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一直相当大。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以前，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古今语的区别。以唐宋时代为例，当时人口里说的是白话，笔下写的是文言，即以先秦诸子和《左传》《史记》等广泛传诵的名篇为范本的古文文体。这种情形往上大概可以推到两汉时期。往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叶。孙中山1925年立的遗嘱就还是用文言写的。不过2000年来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本身也在变化。仿古终归难以乱真，后世人模仿古语不可能不受当时口语的影响。有人指出韩愈的文章里就有明显的不合先秦语法的地方。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模仿先秦文和唐宋古文家的文章，结果当然更为驳杂。清末梁启超用一种浅显的文言文写政论文章。由于通俗易懂，风行一时，为报章杂志所广泛采用。目前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报刊多数仍旧沿用这种文体。五四运动时期开展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主张。这场运动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短短几年之间，白话文学就站稳了脚跟。不过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语言并不是真正的口语，而是拿北方官话做底子，又受到明清白话小说相当大的影响，还带着不同程度的方言成分以及不少新兴词汇和欧化句法的混合的文体。鲁迅的作品可以作为这种文体的典型的代表。

以上说的是文学作品 。至于新闻报道、 政府文告、公文、商业合同、甚至私人信件,往往还是用的文言。这一方面是传统习惯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言文有简括的优点。这种情形，就全国范围来说，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文言文才完全让位给白话文。除了打电报和有意拟古以外，没有人再写文言了。

上文指出，现代书面汉语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语言成分的混合体。无论从句法上或词汇上看都是如此。拿句法来说，书面语句式除了跟口语相同的那一部分之外，有的是从文言来的,后来渐渐融化在书面语里,成为书面语句式的一部分。例如“进行、加以、予以、给予”是书面语用得十分频繁的几个动词。这些动词原来的意义已经虚化，主要的功能是放在双音动词前边以适应句法和节奏上的要求。这种句法构造来源于文言。“进行”的前身是“行”（另行议处），“加以”的前身是“加”（严加管束），“予以”和“给予”的前身是“予”（不予追究）。在文言句法里，“行、加、予”前边必须跟一个单音副词配合，造成双音节构造，后边的动词也必须是双音节的。在现代书面语里，这几个动词都双音节化了，后边还是要求跟双音节的动词，语法上的制约是一脉相承的。

现代书面语开始形成的时候，曾经从旧白话小说的语言里继承了一些句式。这个阶段现在已经结束。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些遗迹。例如“在＋处所词”的构造可以放在动词前头（“在台上坐着”），也可以放在动词后头（“坐在台上”）。在北京话里，前置的“在”用“跟”、用[āi] 或是 [tǎi]，后置的“在”用[·t?]，都不用“在”。用“在”的说法是从旧白话小说里继承下来的。

有些书面语句式是受外国语（英语、日语、俄语等）的直接或间接（通过翻译作品）的影响产生的。在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影响全部书面语句式的重要语法现象作为例证。上文曾经提到，汉语里主语和谓语关系松散。句子的主语往往可以不说出来。有些句子甚至根本没有主语。现代口语和古汉语都是如此。可是现代书面语要求句子在形式上都要有主语。如果没有，就会感到结构不完整，逻辑上不周密。这显然是受了印欧语的影响。

书面语在词汇方面的特点是双音词的比重大。书面语双音词除了从文言里继承下来的一部分以外，大都是19世纪末叶以来100多年间新出现的。其中一部分是从日文转借过来的（如经济、干部等），另一部分是新造的。新创造的词大都是利用原有的语素 （书面上就是汉字） 造成的复合词。这种构词方式是能产的，生命力很强。

汉语是精确的。记得在本人早年读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走拼音化道路是汉语的必然趋势。”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理由便是，英文可以打字，而汉语不能。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汉字的键盘输入速度已远远超过英文，而且速度还在不断快速提高。可英文输入呢？却似乎滞步不前了。

[编辑本段]汉语的发展

汉字的构词法巧夺天工。词头前缀、词尾后缀是英文常用的构词法。

Saccharose(糖精)和Saccharomycetes(酵母菌)有相同的拉丁词头，但记住它们即便对英美人士也非易事，至少我测试过的几个母语是英文的工科研究生是这样。一维的串状结构是导致其不醒目不明了的直接原因。试问读书至研究生，连酵母菌与糖精都不知道，又该叫人作何感想呢？

用汉字组词描述起来简洁明了。即便是没吃过糖精、没用过酵母菌的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也明白糖精可能是糖的“精炼部分”，比糖更甜(尽管这不确切)；酵母菌是“一种能引起发酵的细菌”。但英文就不能如此简单地组词，即便组出来也恐怕令人难以接受：糖精=Sugessece="Sugar"+"Essence"(“糖”与“精”合起来)，酵母菌=Yeabacteria="Yeast"+"Bacteria"(“发酵”与“细菌”合起来)。这岂不是太不像话了？

与拼音文字一维串状前后缀构词法不同，汉字是通过二维方式构字的。例如：

“人”在无门的四堵墙内便成了“囚”；

“木”在无门的四堵墙内要受“困”；

“露”--下“雨”天在大马“路”上要暴“露”在雨水之下了；

“米”(与粮食有关)“唐”(表声)=“糖”；

柴“禾”上长“草”=“菌”；

“木”“林”“森”——分别是tree、woods和forest的意思，但比较之下哪一种构词法更好？答案一目了然。

在当今的英语社会，早期英文造字所遵循的拉丁词根早字法也已逐渐被甩开了，类似以上造的Sugessece，Yeabacteria可一点都不是笑话，日常生活中天天都有。商店里不同品牌的巧克力、糖果总会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名字在字典里找不到，它们会随某个厂家的某种巧克力糖的产生而产生，消亡而消亡。当一个澳大利亚人读到这个词时，他不会意识到这是北美某个地区的很受欢迎的一种糖果，多半只能和中国人一样摇摇头罢了。

信息科技时代偏爱汉字。不知您是否了解《模糊数学》、《模糊控制》或《神经网络》等新学科领域？如果接触过，您便会理解人类的艺术、哲学、感觉看似不“精确”，但实为目前它们超越了当今人类的知识水平所能精确描述的范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它们逐渐会被人类以全新的知识结构所精确地把握，以上所举的新学科只是这一新知识结构序幕的小插曲。汉字集中体现了东方艺术哲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之所在。限于目前的科技水平，它的智慧我们尚不能完全认识，对它的发掘方兴未艾。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的，毕竟15年前也没有人意识到传统汉字出版业要被淘汰；10年前的人没有料到汉字的输入会比英文快，而且还会更快；5年前的人没有想到传统的报业媒体会被逐渐淘汰，《南方都市报》会与百年老报《大公报》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互联网上抢码字新闻。谁又不敢断言若干年之后汉字编程不可能或不如英文呢？

汉字是灵活的，但需要灵活的人使用；汉字是聪明的，但有赖于聪明人的开发；汉字是充满智慧的，需要有智慧的人认识到她的价值。为汉语骄傲！更为坚信汉语时代即将到来的中国人的热情与信心而欢呼！

㈥ 最早提出"语文"这一学科名称的人是谁

叶圣陶。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男，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1894年10月28日生于江苏苏州，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

1907年，考入草桥中学。1916年，进上海商务印书馆附设尚公学校执教，推出第一个童话故事《稻草人》。1918年，发表第一篇个人白话小说《春宴琐谭》。1928年，发表长篇小说《倪焕之》。

人物轶事：

叶圣陶曾数次改名，他原名叶绍钧，他12岁入苏州长元吴公立小学时，请先生章伯寅取一个立志于爱国强国的字。章先生说：“你名绍钧，有诗曰‘秉国之钧’，取‘秉臣’为字好。”并教育他要爱国就得先爱乡土，晓得乡土的山川史地名人伟业。

1911年10月15日，苏州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了。次日，叶绍钧找到章伯寅先生说：“清廷已覆没，皇帝被打倒了，我不能再作臣了，请先生改一个字。”先生笑了笑说：“你名绍钧，有诗曰‘圣人陶钧万物’，就取‘圣陶’为字吧。”这样叶绍钧满意而去。

1914年6月10日，叶绍钧在《小说丛报》第2期发表文言小说《玻璃窗内之画象》，署名“圣陶”。以后他又把姓“叶”与笔名“圣陶”连了起来，成为着名于世的笔名。

㈦ 语文是谁发明的

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国文一科,教授的仍是历代古文,故当时称为“国文”课.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中学仍设国文课.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二人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政府教育机关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母语课程通用名称。

㈧ 古人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语文

1904年，清朝办学堂，设国文科。五四之后，小学设国语课。1949年之后，大陆将国文、国语统称为语文

㈨ 语文的古文是怎么来的

古文（文言文）
定义：在1954年以前的文言文的统称（一般不包括“骈文”）。 与骈文相对而言的﹐奇句单行﹑不讲对偶声律的散体文。魏晋以后骈俪文盛行﹐讲究对偶﹐句法整齐而文词华丽。北朝后周苏绰反对骈体浮华﹐仿《尚书》文体作《大诰》﹐以为文章标准体裁﹐时称“古文”﹐即以先秦散文语言写作文章。其后﹐至唐代韩愈﹑柳宗元等﹐主张恢复先秦和汉代散文内容充实﹑长短自由﹑朴质流畅的传统﹐即称这样的散体文为古文。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师说》说:“李氏子蟠﹐……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都正式提出了古文的名称﹐并为后世所沿用。唐代优秀的古文家﹐虽以复古为号召﹐却富有革新精神。他们既强调“道”的重要﹐也很注重“文”的作用﹐并崇尚创造﹐主张“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们所作的古文﹐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散文﹐从当时口语中提炼而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有自己的个性与时代现实性﹐也有部分较为艰深僻涩的﹐但非主流。明代倡导“文必秦汉”的何景明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与李空同论诗书》)﹐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韩愈的所谓古文与先秦汉代之文不同﹐它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的。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个散文代表作家的合称，指的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编辑本段古文（古文字）
释义：汉代通行隶书，因此把秦以前的字体叫做古文，特指许慎《说文解字》里的古文。 古文是指春秋战国及其以前古书上的文字。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周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把古文与大篆相提并论，说古文是史籀以前的文字的通称。 由于古人无笔墨，于是就用竹签点漆，在竹筒上写字，称为书契文，亦叫竹简书。因竹硬漆腻，书写不流利，写出的字头粗尾细，象蝌蚪之形，故叫蝌蚪书或蝌蚪文。凡是竹简漆书，都可以叫蝌蚪文，不一定非仓颉所书不是蝌蚪文。 古文主要是指《易经》、《论语》、《春秋》、《尚书》、《周礼》、《吕氏春秋》、《孝经》等等古书上的文字，是比较早的笔书文字。 “孔氏古文”，称后者为“史籀大篆”。古文和籀文的分别是地区性的差异。古文出于壁中书，古人尊经所以放在籀文之前 ，其年代不一定比籀文早。 许慎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又说：“壁中书者，鲁恭王（公元前155～前129）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礼经》的《记》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古代典籍皆用竹简,经过无数次的阅读和传抄，会“韦编三绝,漆书三灭”,使用时间是不长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下令焚书，各地掩藏不一定都有极早的写本，一般总是当时的通行本。 即使有孔子所书六经也不过公元前500年。许慎说他所用的资料“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大约都是汉代古文经学家辗转摹写的。它和小篆有差别,许慎从中采用了500多字，约合小篆的1/18。古文的特点,如一、二作弌、弍,增加不必要的繁饰,礼、?作礼、弃，作出大胆的省简，都不是原始汉字的形式，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 王国维作《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有很好的意见。籀文行于秦可考而信。古文经出于邹鲁儒生之手,流传于东方,也是事实。但是说有“六国古文”则未免武断。当时“诸侯力政，不统于王，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政治上没有统一的政权，经济上没有统一的市场，不可能有六国共同使用的文字。王国维习于战国纵横家言，以“合纵”与秦对立，不知道军事联合是一时的，语言文字自发地统一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和一定的条件。近年来，各地发现战国文字资料很多，如长沙缯书、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江陵信阳长沙简策，以及平山县中山国铜器、新郑县韩国兵器等各种文字资料，但是找不出和《说文》古文相同的“六国古文”。许慎所谓古文大约就是邹鲁（也许还有齐）儒生习用的文字。 魏正始(240～248)三体石经中，首列古文，只刻成《尚书》、《春秋》（见图），即许慎所谓《书》孔氏、《春秋》左氏，和《说文》古文来源相同，字形偶有不同，可能是古书抄写中的讹误。这是研究古文的宝贵资料。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宋代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都保存一些古文经中的古文。

㈩ 语文是谁发明的

人 汉语是中国人发明的语文 英语是英国人发明的语文 阿拉伯语是阿拉伯人发明的语文 德语是德国人发明的语文
在准确一点的 中小学的语文，原来并不叫"语文"。清朝末期废除科举后，全国兴办了"新学"，管这们功课称为"国文"，当初的内容全是文言文。"五四"运动后，发起了白话文的运动，小学将国文改称为"国语"，侧重学习白话文，中学则称为"国文"，其读写上虽有白话文的内容，但还是以学习文言文为重点。1949年6月，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通用教材，一些专家们认为中小学都因该以学习白话文为主，同时要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于是，在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下，将小学的"国语"课和中学的"国文"课统定为"语文"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