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台湾中学语文教材都选的什么文章
被鲁迅骂过的人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曾与当时的一些文化名人发生过笔战，其中有一些与这些笔战有关的文章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教材在涉及这些文化名人的注释中又简之又简，很不全面，基本上都是只介绍他们在与鲁迅先生笔战当时的任职等情况，致使现在的中学生对这些人的了解很大程度上就停留在鲁迅对他们的态度及注释的那些简单情况的程度上。这些学生如果将来不学人文学科??这样的学生恐怕还是大多数，那么这种情况将更加严重。于是，鲁迅先生对那些人的评价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定论，这无疑是不公平、不科学，甚至也不是鲁迅先生所愿意看到的。有鉴于此，我在此向读者朋友们简要介绍几位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被鲁迅先生“骂”过的文化名人，使大家对他们有一个更真实、更全面的认识。梁实秋，看到这个名字，我们恐怕马上就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而他也是与鲁迅先生笔战时间最长的一位现代文化名人。二人的笔战，起初系由对文学的阶级性的不同看法引起，后又延伸到很多方面。留学美国，师从白璧德的梁实秋主张文学的人性论，而鲁迅却持相反的意见。可以说，论战之初，还主要在文艺思想的学术范围内，但渐渐双方都过火了，都在一定程度上掺杂进了强词夺理、意气用事，甚或抵毁谩骂，正是在此特定的氛围中，鲁迅先生才写下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而梁实秋也着文《鲁迅与牛》予以反击。梁实秋1949年去了台湾，成了台湾首屈一指的文学家、翻译家，曾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英国文学史》，并写下了数量可观的高质量文学作品，堪称卓有成就的一代文化名人。晚年的梁实秋虽离开大陆多年，仍思念故土，眷恋乡邦，但归乡之愿终难实现，只好把浓浓的乡思寄托在一篇篇文章之中。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1971年，他移居美国，并得到了长期居住证，却始终不加入美国国籍，因为加入美国国籍就必须宣誓忠于美利坚，他是不愿做到这一点的。如此民族情感，后人观之，除了深深敬佩，还能说什么。当然，笔者在这儿并不是否定鲁迅先生与这些文化名人论战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只是想说明，从鲁迅先生的有关文章中，我们只能认识到．这些文化名人的一个片断、一个方面，而以这一个片断、一个方面来评价一个人，(这不是没有过，而且还曾长期存在过，甚至现在也还存在)．恐怕是很不恰当的，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辩证原则。陈西滢，即陈源。女师大风潮及“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在《现代评论》的“闲话”专栏发表文章，貌似公正而实偏袒校方，甚至暗示此次风潮系由鲁迅先生等人“挑剔”而致，暗指他们是此次风潮的主使，引起鲁迅先生的极度反感，遂撰文反击，并在《记念刘和珍君》等文中讥之为“正人君子”。这是鲁迅先生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第一次笔战，现在看来也是一场正义之战，无可挑剔。但如果我们因此就把陈西滢视为和段祺瑞反动政府一样的刽子手，可就大错特错了。他甚至不是段政府的帮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他也曾明确指责段政府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不看陈西滢的原文。仅从《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章来看，很可能会把他当作和段棋瑞执政府一样的刽子手，只不过是用笔杀人。女师大风潮之后，陈西滢应友人之邀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此后又赴英国任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1943年，曾与夫人凌叔华(现代着名作家)帮助意欲回国但受英政府多方阻挠而滞留异邦的着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摆脱厄运，踏上归程。1945年。联合国成立并设立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第二年，他受国民党政府委派赴法国巴黎担任该组织的我国首任常驻代表；1965年，中法建交，台湾当局驻法大使降旗返台，而他奉命以联合国代表名义驻馆看守，顶着冬寒和断炊之苦，犹自顽守，直到被法国军警强行架出，仍拼命挣扎，以至血压升高，心脏衰竭，当场晕厥。此后陈西滢便“引咎辞职”，1966年退休，从此居住在英国伦敦，1970年病逝。杨荫榆，钱钟书夫人杨绛的姑母。1924年，杨荫榆就任女师大校长，依附北洋政府，推行封封建色彩极浓的奴化教育，搞家长统治，把她和学生的关系看成是婆媳关系，禁止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引起学生的极度不满。1925年3月，因杨荫榆又禁止学生参加公祭孙中山的活动，使得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并最终因其开除学生而引发女师大风潮。风潮过后，杨荫榆辞去校长之职，居于苏州。她的侄女杨绛曾着文《回忆我的姑母》，介绍了她晚年的一些情况，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她的为人。据杨文介绍，杨荫榆的“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指日军??引者注)的蹂躏”。她曾不止一次跑到日本军官那里，责备其纵容部下，迫使日本军官责其部下退还抢掠财物，从而引起日本兵的憎恨。“1938年6月1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里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人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看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看看此时的杨荫榆，想想如果我们仅凭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去评价她，会犯多么大的错误。章士钊，这位鲁迅先生的同龄人，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就因提倡复古而与鲁迅交恶。女师大风潮期间，他担任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与教育总长，《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学生“出校”的刘百昭即受他指使。后鲁迅又由于支持学生，而被这位教育总长开除教育部佥事一职。在这里，章士钊完全一副帮凶的嘴脸。但光认识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认识到他的另一面。他早年就曾参加反清斗争，策划过暗杀清庭要员的活动，并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过从甚密。1949年，作为国共和谈的国民党政府代表，章士钊识大体，顾大局，毅然留在北平，站在了人民的一边，此后便成为毛泽东的挚友。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多次上书直言，甚至上书毛泽东。1971年，90岁高龄的他出版了百万言的四大卷《柳文指要》，可见其治学之勤，学问之深。1973年，受毛泽东、周恩来之托，他以92岁高龄之躯远赴香港，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奔走。如果说章士钊是一位近现代卓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恐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