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中国数学要出口

❶ 中国数学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

第一：中国是数学大国,并不是数学强国；
第二：中国的数学人才培养体系不注重创新；
第三：中国有很多世界着名的数学家,但是没有真正引导数学界走向的数学家。

❷ 中国现代数学成果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16世纪(明代中叶)以前，在数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我国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 地位。

只是后来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我国包括数学在内的整个科学技术领域都逐渐落后了。而欧洲则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很多学科一跃超过了东方。

"戊戌变法"后，国家废科举，一些有识之士兴学堂，开始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到"五四"时期，一批学子把西方科学移植到中国，为今天中国的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熊庆来便是其中杰出的一员。他于1921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即将近代数学引进中国，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数学系(当时称算学系)，培养了大量的数学人才。他是中国现代数学辛勤的开拓者。

周恩来总理于1955年视察云南大学时，还特别提到这位当时尚在国外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他说："熊庆来培养了华罗庚，这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要尊重他们。"

熊庆来，字迹之，1893年9月11日(农历)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这是一个只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偏僻山村，熊庆来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1907年，婚后不满一个月，酷爱学习的熊庆来到昆明考入方言学堂，两年后，又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学习法语不到一年，他便能流畅地同法籍教师对话。

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云南省教育司主持的留学比利时的公费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侵入了中立的比利时。熊庆来只好离开陷落的比利时，转经荷兰、英国，来到法国，由于战争，法国的矿业学校也关闭了，他便改学数学和物理学。

留学7载，他深受巴斯德、居里夫妇等科学伟人的性格、思想、情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他先后在巴黎大学、马赛大学等4所大学攻读，取得了高等数学、高等分析、力学、天文、高等普通物理学等证书，并获理科硕土学位。

1921年春，风尘仆仆的熊庆来从法国学成归来。怀着为桑梓服务的热望，他回到了故乡云南，任教于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和云南路政学校。

同年，才开办的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前身)寄来聘书，请熊庆来去创办算学系。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熊庆来带着妻子和8岁的儿子秉信来到了龙盘虎踞的南京，一展宏图。

年仅28岁的熊庆来不仅被聘为教授，还被任为系主任，他工作负责、授课认真，当时能讲授高深数学理论的仅他一人，故他同时担任了《微分方程》、《高等分析》、《球面三角》、《微积分》等多门课程的数学工作。

5年中他编写了《高等算"学分析》等十多种讲义，他患严重痔疮不能坐，就伏在床上写。过度的劳累又使他患了胸膜炎，但他仍废寝忘食，不顾病痛地工作。

他非常爱惜人才，经常接济穷苦学生。为了培养国家人才，他呕心沥血，不辞劳苦。誉满当代中国科坛的严济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坤陛等都曾得到熊老的帮助。

熊庆来常常寄钱给在法国学习的严济慈。有一次，校方因故不发工资，他让妻子去典当皮袍子，寄钱给严济慈。严济慈在法勤奋学习，成绩优异，此前，法国是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效力的。从严济慈起，法国才开始承认中国的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

1926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又聘请熊庆来去创办算学系。他在任清华算学系系主任的9年间，又辛勤培养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优秀人才。有人说："中国的数学家约有一半出自清华算学系。

华罗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初中学历的他通过自学，于1930年发表《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的理由》这篇论文后，熊庆来慧眼识人才，便把当事务员的他从江苏金坛中学请到清华。 熊庆来重才华轻学历，在很讲究学历的清华力排众议，破例地留下华罗庚并以"助理"名义安排工作，让他有时间、有条件学习。

华罗庚得到熊庆来的直接指导，并可随意听教授们的课，又有条件潜心钻研，可谓"如鱼得水"，得以迅速成长，一年之后他被任为助教，再一年后升为讲师，又两年后成为文化基金会研究员。

1936年，经熊庆来和理学院长叶企苏的推荐，华罗庚登上北去的列车，横穿西伯利亚，跨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后来，华罗庚在数论及分析领域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成为驰名中外的大数学家。

着名的物理学家钱三强、赵九章、彭恒武都是熊庆来在清华任教时的学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法国《世界报》载文评述，谈起钱三强的贡献时，还特别指出他是熊庆来的学生。

1930年，熊庆来在代理清华学院院长时，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机构--清华算学系研究部，他是指导老师之一。萤声当代数学界的美籍大数学家陈省身，就是当时该部的研究生。

1931年，熊庆来代表中国出席在瑞土苏黎世召开的世界数学会议。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国际数学会议。世界数学界的先进行列中，从此有了中国人!

会议结束后，熊庆来利用清华规定的五年一次的例假，前往巴黎专攻函数论，于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土学位，他定义的无穷级被国际上称为"熊氏无穷级"，载人了世界数学史册。

1934年，他返回清华，仍任算学系主任。翌年，他聘请法国数学家H·阿达玛和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奠基人N·魏纳到清华讲学。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开拓视野，帮助他们提高研究能力。

当时的研究生陈省身、吴大猷、庄圻泰、施样林、段学复等人，后来都成为着名学者。熊庆来在晚年曾谦虚地回顾说："平生引以为幸者，每得与当时英才聚于一堂，因之我的教学工作颇受其鼓舞。"

1936年，在熊庆来和其他数学界前辈的倡议下，创办了中国数学会会刊，熊庆来任编辑委员。这个会刊即是现今的《数学学报》的前身，可称是中国的第一张数学学报。

1937年，应云南省政府之请，熊庆来回到阔别16年的家乡，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当时的云南，经济、文化都极为落后，办学条件万分艰苦。然而，熊庆来内心却澎湃着一股为桑梓服务，发展云南教育的热情，一心要"把云大办成小清华"并于1938年7月争取到将云南大学从省立改为国立。

熊庆来认为办好学校的首要关键是精选教师。他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聘请了许多知名学者到云大任教。人们称赞他"有蔡元培兼收并容的风度"。当时云大师资阵容之强大，毫不逊色于一些老牌大学。

他信任人，也善于用人。他给予各学院院长和系主任在很多问题上的自决权，尊重他们的决定。只要拿得出成绩。把系、把学院搞得好的，他总是放手让你干。

他没有校长的架子，一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别人，逢年过节，他常把单身教员请到家里吃饭。

他勤俭办学。事必躬亲。为了聘到好的教授，他提出给外省来的教授以高薪，他自己和云南籍教员，则只领取规定的工资。

在他的表率作用和严格要求下，学校机构精干，工作效率颇高。注册组、庶务组人少事杂，却把诸事管理得井井有条，并以热情周到的接待让新来的教师觉得云大"是个可以安身立业的地方。"

熊庆来还强调要树立好的校纪校风。他认为必须对学生严格要求，杜绝考试作弊；课堂教学、实验、习题等环节一环也不能放松。如此严格要求的结果，使云大毕业生的质量可与一些老牌大学媲美。

熊庆来任校长的12年中，云大从原有的3个学院发展到5个学院，共18个系，另附专修班和先修科各3个，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有用之才，为改变云南文化落后的状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云南学生运动蓬勃开展。6月，熊庆来接到教育部通知，要他立即前往巴黎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就在他登上飞机出发之际，教育部宣布解散云南大学，并撤销其校长职务。

联合国会议结束后，他便暂留巴黎，想在晚年再研究数学问题，以补前12年行政事务缠身而疏离学术研究之憾。

1956年，法国要出一套数学丛书。经法国数学界的推举，其中关于函数论的专着，光荣地落到了一个中国人--熊庆来的身上。于是，他不顾半身不遂之苦，奋力完成了这部专着，深为国际数学界所称道。

然而，祖国在他心中一直是个神圣的字眼。熊庆来在完成了为法国数学丛书写作的那本函数论专着后，毅然带病归国。

熊老回国后，任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并担任了所常务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和函数论研究室主任。他在归国欢迎会上诚恳表示："我愿将我的一点心得献给下一代同志，我愿在社会主义的光芒中，尽瘁于祖国的学术建设事业。"

他一面自己加紧研究，一面积极推动我国数学研究的发展。他于1960年、1961年、1964年几次在全国和北京地区的函数讨论会上作了学术报告，为函数论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从1961年起，他倡导举办的函数讨论班，每两周在他家聚会一次，除庄科、庄圻泰、范会国、赵进义等老教授外，还有北京高校的一些中青年教师、研究生，可谓数学上的"四世同堂"。

熊老除积极推动研究工作外，还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和招收研究生，孜孜不倦地培养青年一代。现在为国际数学界所称道的青年科学家杨乐、张广厚便是他70高龄时最后带的两个研究生。

杨乐、张广厚在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关于"亏值"与"奇异方向"间的具体联系的研究成果，还被国际上誉称为"杨张定理"。80年代，这两位青年数学家多次应邀赴欧美国家讲学，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杨乐曾深情地说："如果我从北大毕业后，没有得到熊老的培养，没有科学院这样一个环境，那是绝对做不出这样的成绩来的!"

可是，令人万分痛心的是，这样一位贡献巨大的学者，在"十年浩劫"中竞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熊华(罗庚)黑线"人物，受着无休无止的批斗和摧残。

1969年2月3日的深夜，熊老在凛冽的寒风中与世长辞了，桌上还摊着上床前没有写完的"交代"，一代数学泰斗就如此凄凉地离开了人间……

然而，历史却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数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人。1978年，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滇池森森，万山为襟；卓哉吾校，与其同高深。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今天，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庆来中学"已在他的家乡弥勒县建立起来，许多后来者正沿着熊庆来开辟的研究道路，奋力前进。

❸ 中国传统数学是世界数学发展长河的一支不容忽视的源头，与西方数学相比，它有哪些重要特点

中国数学的特点和对世界的影响中国数学的特点
（1）以算法为中心，属于应用数学 中国数学不脱离社会生活与生产的实际，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标，数学研究是围绕建立算法与提高计算技术而展开的
（2）具有较强的社会性 中国传统数学文化中，数学被儒学家培养人的道德与技能的基本知识---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它的作用在于“通神明、顺性命，经世务、类万物”，所以中国传统数学总是被打上中国哲学与古代学术思想的烙印，往往与术数交织在一起 同时，数学教育与研究往往被封建政府所控制，唐宋时代的数学教育与科举制度、历代数学家往往是政府的天文官员，这些事例充分反映了这一性质
（3）寓理于算，理论高度概括 由于中国传统数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因中国人综合、归纳思维的决定，所以中国传统数学不关心数学理论的形式化，但这并不意味中国传统仅停留在经验层次而无理论建树 其实中国数学的算法中蕴涵着建立这些算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数学家习惯把数学概念与方法建立在少数几个不证自明、形象直观的数学原理之上，如代数中的“率”的理论，平面几何中的“出入相补”原理，立体几何中的“阳马术”、曲面体理论中的“截面原理”（或称刘祖原理，即卡瓦列利原理）等等
       中国数学对世界的影响 数学活动有两项基本工作----证明与计算，前者是由于接受了公理化（演绎化）数学文化传统，后者是由于接受了机械化（算法化）数学文化传统 在世界数学文化传统中，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代表的希腊数学，无疑是西方演绎数学传统的基础，而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中国数学无疑是东方算法化数学传统的基础，它们东西辉映，共同促进了世界数学文化的发展 中国数学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印度、阿拉伯地区，后来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方 而且在汉字文化圈内，一直影响着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数学发展

❹ 中国传统数学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从哪些成就表现出来

数学是研究客观事物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它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强烈地显现这一本质属性。然而，在古代各个时期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数学的表现形式往往也不尽相同，各自呈现出自己的特征。比如中国古典数学在表现形式、思维模式、与社会实际的关系、研究的中心以及发展的历程等许多方面与其他文化传统，特别是古希腊数学有较大的区别。

首先是其表现形式，这里主要指数学经典的着作形式。古希腊数学常常采取抽象的公理化的形式，而中国古典数学则是以术文统率例题的形式。两种不同的形式，代表着迥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这两种形式和风格同样可以阐发数学理论的基础。有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把中国古代数学着作笼统地概括成应用问题集的形式。只要仔细分析、比较一下数学着作本身，就不难发现这个结论是极不正确的。比如最重要的着作《九章算术》，它的九章中，方田、粟米、少广、商功、盈不足、方程六章的全部及衰分、均输、勾股三章的部分，要么先列出一个或几个例题，然后给出十分抽象的“术”；要么先列出十分抽象的“术”，然后给出若干例题。这里的“术”都是些公式或抽象的计算程序；前者的例题只有题目及答案，后者的例题则包括题目、答案与“术”。所谓“术”就是阐述各种算法及具体应用，类似于后世的细草。《九章算术》中只有约五分之一的部分，即衰分、均输、勾股三章的约50个题目，可以说是应用问题集的形式。由此就得出《九章算术》是一部应用问题集的结论是不恰当的，正确的提法应是术文统率例题的形式。后来的《孙子算经》等的主体应该说是应用问题集的形式，但把一些预备知识放到了卷首。宋元数学高潮中的着作，贾宪《黄帝九章算经细草》的抽象性更高于《九章算术》，其它着作由于算法更为复杂，算法的抽象性有时达不到《九章》的程度，但是也作了可贵的努力，如《数书九章》的“大衍总数术”及其核心“大衍求一术”就是同余式解法的总术；“正负开方术”用抽象的文字阐述了开四次方的方法后，又声明“后篇效此”，说明也是普遍方法。朱世杰的两部着作都把大量预备知识、算法放在卷首，《四元玉鉴》的卷首还载有天元术、二元术、三元术、四元术的解法范例。《测圆海镜》更是把“圆城图式”及后面要用到的定义、命题列入卷一的“识别杂记”。因此，总的说来，算法(术)是解应用题的关键，“术”自然就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核心。中国数学着作是以算法为核心，算法统率例题的形式。中国传统文化

其次是关于数学理论的研究。古希腊数学使用演绎推理，使数学知识形成了严谨的公理化体系。许多学者夸大了中国古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别，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成就只是经验的积累，没有推理，尤其是没有演绎推理。这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缺乏起码了解的肤浅之见。遗憾的是，这种肤浅之见被某些科学泰斗所赞同而颇为流行，甚至成为论述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出发点。诚然，中国古代数学与哲学结合得不像古希腊那么紧密，中国古代数学大家也不像古希腊数学大师那样大多是思想界的头面人物或思想流派的首领。一般说来，中国思想家对数学的兴趣远逊于古希腊的同仁，先秦诸子中即使数学修养最高的墨家，其数学成就也难望古希腊思想家的项背。同样，中国数学家，就整体而言，对数学理论研究的关注，也远不如古希腊数学家。比如，《九章算术》和许多数学着作对数学概念没有定义，许多数学问题的表述，并不严谨。这就要求读者必须站在作者的立场上，与作者共处于一个和谐的体系中，才能理解其内容，这或多或少也阻碍了数学理论的发展。硬说中国古代与古希腊同样重视数学理论研究，固然是不妥的。反之，说中国古代数学没有理论，没有推理，也是不符史实的。《周髀算经》记载，先秦数学家陈子在教诲荣方时，指出他之所以对某些数学原理不能理解，在于他“之于数未能通类”，他认为数学的“道术”，“言约而用博”，必须做到“能类以合类”。陈子大约处于《九章算术》编纂过程的初期。实际上，《九章》的编纂正是贯穿了“通类”、“类以合类”的思想。《九章算术》的作者把能用同一种数学方法解决的问题归于一类，提出共同的、抽象的“术”，如方田术、圆田术、今有术、衰分术、返衰术、少广术、开方术、盈不足术、均输术、方程术、勾股术等等，又将这些术及例题按其性质或应用分成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类。刘徽进一步挖掘《九章》许多方法的内在联系，又将衰分术、均输术、方程新术等归结到今有术。刘徽正是通过“事类相推”，找出了各种方法的归宿，发现数学知识是“枝条虽分而同本干”，并“发自一端”的一株大树，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数学理论体系。贾宪总结开方法，创造开方作法本源。杨辉总结出勾股生变十三名图，李冶探讨了各种容圆关系，给出600多条公式，也都是通过归纳、类比做到通类，进而“类以合类”，进行数学的理论概括。

通过“合类”，归纳出抽象的公式之后，将这些公式应用于解某些数学问题，实际上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过程，这里要特别谈一下中国古代数学中有没有演绎推理的问题。大家知道，数学知识的获得，要通过类比、归纳、演绎各种推理途径，而证明一个数学命题的正确性，则必须依靠演绎推理。中国古代数学着作正是大量使用演绎推理。以中国古代最为发达的高次方程这一分支为例，刘徽、王孝通都提出了方程的推导过程，金元数学家更创造了设未知数列方程的天元术，李冶将用天元术列方程所需要的定理、公式大都在卷一的“识别杂记”中给出。刘徽、王孝通、秦九韶、李冶、朱世杰等推导高次方程的过程都是依靠演绎推理的，因而是正确的。至于刘徽用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对圆面积公式的证明，对锥体体积公式的证明；用出入相补原理对解勾股形诸公式的证明，对大量面积、体积公式的证明，对开方术的证明；利用齐同原理对方程术、盈不足术及许多算法的证明，都是演绎推理的典范。只要不带偏见，都会认识到刘徽在拓展数学知识时以归纳、类比为主，而在论证《九章算术》的公式、算法的正确性时，在批驳《九章算术》的某些错误时，则以演绎推理为主，从而把他自己掌握的数学知识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

说数学研究与思想界结合得不密切，是就整体而言的，并不是说每个数学家都如此，比如刘徽就例外。他深受魏晋辩难之风的影响，他对《九章算术》“析理以辞，解体用图”，“析理”正是辩难之风的要件，刘徽析理的原则、析理的方法都是与当时辩难之风合拍的。当然，即使是刘徽对许多数学概念的探讨还没达到古希腊那么深入的地步。比如，刘徽将无穷小分割引入数学证明是前无古人的贡献，却从未考虑过潜无穷小与实无穷小的区别。不过，这未必是坏事。古希腊数学家无法圆满解决潜无限与实无限的问题，不得不把无穷小概念排除在数学研究之外，因此，他们在证明数学命题时，从未使用过极限思想和无穷小分割。刘徽则不然，他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边数无限增多，最后必定“与圆周合体”，因此可以对与圆周合体的正多边形进行无穷小分割并求其面积之和；他认为对阳马与鳖臑组成的堑堵进行无穷分割，可以达到“微则无形”的地步；刘徽在极限思想的运用上远远超过了古希腊的同类思想，达到了文艺复兴前世界数学界的最高峰。古希腊数学家认为正方形的对角线与其边长没有公度，即与1没有公度，导致数学史上的第一次危机，使古希腊数学转向，把计算排除在数学之外，只注重空间形式的研究，因而在无理数面前束手无策。而刘徽、祖冲之等则不然，他们对“开之不尽”的“不可开”的数，敢于继续开方，“求其微数”，以十进分数无限逼近无理根的近似值。没有陷入哲学的争论，从数学计算的实际出发，使中国数学家能够绕过曾导致希腊数学改变航向或裹足不前的暗礁，在数学理论和实践上达到古希腊数学家所不曾达到的高度。

长于计算，以算法为中心，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显着特点。古希腊数学只考虑数和形的性质，而不考虑具体数值。比如，他们很早就懂得，任何一个圆的周长与直径之比是个常数，但这个常数的数值，几百年无人问津，直到阿基米德才求出其值的范围。相反，中国古典数学几乎不研究离开数量关系的图形的性质，而通过切实可行的方法把实际问题化为一类数学模型，然后用一套程序化即机械化的算法求解。算经中的“术”全是计算公式与计算程序，或应用这些公式、程序的细草，所有的问题都要算出具体数值作为答案，即使几何问题，也要算出有关因素的长度、面积、体积。这就是几何方法与算法相结合，或几何问题的算法化。刘徽说：“以法相传，亦犹规矩、度量可得而共”(《九章算术注·序》)，清楚地表达了中国古算形、数结合的特点。《九章算术》的开方术、方程术、盈不足术、衰分术、均输术，刘徽计算圆周率的割圆术、计算弧田面积近似值的方法，贾宪求贾宪三角各廉的增乘方法，贾宪开创而秦九韶使之完备的求高次方程正根的正负开方术，秦九韶的同余式解法，朱世杰的四元术，等等，都有相当复杂的计算程序。数学运算的程序化使复杂的计算问题易于掌握，即使不懂其数学原理，也可掌握其程序，于是产生了程序的辅助用表“立成”。上述这些程序都具有完全确定性、对一整类问题适用性及有效性等现代算法的三个特点。许多程序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搬到现代电子计算机上实现。

先进的记数制度，强烈的位置值制是促成中国算法理论充分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最早发明了十进位置值制记数法，这种记数法十分有利于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及分数、小数的表示。加之汉语中数字都是单音节，便于编成口诀，促成筹算乘除捷算法向口诀的转化。而筹算的使用使分离系数表示法成为顺理成章。线性方程组的分离系数表示法、开方式的记法、天元多项式、四元式的记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位置值制。未知数的幂次完全由其在表达式中的位置决定，而不必写出未知数本身，如开方式中，自上而下依次是“商”、“实”(常数项)、“方”(一次项)、“一廉”、“二廉”(二、三次项系数)……隅(最高次项系数)。天元式也是如此，只是因为运算中有正幂也有负幂，才需要在常数项旁标一“太”字，或在一次项旁标一“元”字，未知数幂次完全由与“太”或“元”的相对位置决定。这种表示法特别便于开方或加减乘除运算，尤其是用天元的幂次乘(或除)，只要上下移动“太”或“元”字的位置即可。

数学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是中国古代数学的又一显着特征。不能把古算经的所有题目都看成日常生产生活的应用题，有些题目只是为了说明算法的例题，《九章算术》和《测圆海镜》中都有此类题目。但是，中国古算确实是以应用为目的的，这是与古希腊数学的显着区别之一。后者公开申明不以实际应用为目的，而是看成纯理念的精神活动，欧几里得几乎抹去了《几何原本》的实际来源的所有蛛丝马迹。而中国数学家却从不讳言研究数学的功利主义目的。自《汉书·律历志》到刘徽、秦九韶，都把数学的作用概括为“通神明”、“类万物”两个方面。这里神明的意义既可作神秘主义来理解，也可以看作说明物质世界的变化性质的范畴，或二者兼而有之。《九章算术》刘徽为其注没有任何神秘主义的成份，对通神明的作用也没作任何阐发，刘徽倒是明确指出了《九章算术》各章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的应用范围：方田以御田畴界域，粟米以御交质变易，衰分以御贵贱禀税，少广以御积幂方圆，商功以御功程积实，均输以御远近劳费，盈不足以御隐杂互见，方程以御错糅正负，勾股以御高深广远，显然是“类万物”方面。秦九韶把“通神明”看作数学作用之大者，并且其理解是神秘主义与世界变化的性质二者兼而有之的，而把类万物、经世务看成数学作用之小者。尽管他表示要将数学“进之于道”，但他的数学研究实践使他感到对于大者仍“肤末于见”，而注重于小者，认识到“数术之传，以实为体”，因此“设为问答以拟于用”。他的《数书九章》除第一问外，大都是实际生活、生产及各种工程的应用题，反映南宋经济活动之翔实远胜于《九章算术》等着作对当时现实经济活动的反映。总之，中国数学密切联系实际，并在实际应用中得到发展。也许正因为有这个长处，中国数学从《九章算术》到宋元高潮，基本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传统，未受到数字神秘主义的影响。明朝着作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东西，具有穿靴戴帽的性质，但仍不能改变以实际应用为目的这一总的特征。

统治者对数学的态度造成了中国与希腊数学不同的发展特点。古希腊统治者非常重视数学，造成希腊数学有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而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除个别者外，大都不重视数学。秦始皇统一中国，较为重视数学的墨家遭到镇压，汉朝以后独尊儒术，儒法合流，读经学礼，崇尚文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由于数学对国计民生的重大作用，统治阶级又不得不承认“算术亦六艺要事”(《颜氏家训·杂艺》)，但却主张“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同上)。数学一直被视为“九九贱技”。刘徽哀叹“当今好之者寡”，(《九章算术注·序》)秦九韶说“后世学者鄙之不讲”，(《数书九章序》)李冶以大儒研究数学，自谓“其悯我者当百数，其笑我者当千数”。(《测圆海镜序》)刘徽所处之魏晋，秦、李所处之宋元，都是中国数学兴盛时期，尚且如此，何论其他！二十四史，林林总总，列入无数帝王将相，以及文学家、思想家，甚至烈女节妇，却没有为一个数学家立传，祖冲之、李冶有传，却是以文学家、名臣的身份入传的。社会的需要，以及世代数学家不计悯笑，刻苦钻研，自汉迄元，使中国数学登上了世界数坛的一个又一个高峰，然而中国数学的发展常常大起大落，艰难地前进。更使人觉得奇怪的是，高潮往往出现在战乱时期，如战国时期《九章算术》主要成就的奠基，魏晋南北朝数学理论的建立，宋辽金元筹算数学的高潮；相反，低谷往往出现在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如唐、明两代，不仅数学建树甚少，甚至到了大数学家看不懂前代成果的可笑地步！这当然丝毫不意味着战乱、分裂比安定、统一更有利于数学的发展，而是因为战乱时期，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往往受到冲击，社会思潮较为活跃，思想比较解放。同时由于战乱，读经入仕的道路被堵，知识分子稍稍能按自己的兴趣和社会的需求发挥自己的才智，所蕴藏的数学才能也得到较充分展示，致使处于夹缝中的数学研究状况反而比大一统的太平盛世更好一些罢了。

❺ 中国数学在世界上处于什么地位

尽管不情愿，但是，我们必须艰难地承认，我们的数学能力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非常巨大的鸿沟。我们可以来一起简单审视一下：

第一，中国的数学解题能力很强，但解决问题能力不强。

诚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厉害的计算能力，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能够通过记忆和反复训练习得的能力已经不那么重要。

解题能力VS解决问题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解决问题重在发现未知问题，提出模型，解决随机不确定的任务；而解题只是学会已知基础数学知识点，所以解题是个没有创造性的工作，那些题解与不解、解得快与慢，已知答案千百年来早已经等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