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卡尔是哪个国家的物理学家

⑴ 温伯格的直面挑战

斯蒂芬·温伯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还是一位富于挑战精神的作家，其影响超出了自身的专业范围，而为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及公众所关注。遗憾的是，他在中国的知名度远不如另一位斯蒂芬——斯蒂芬·霍金。 科学史上的“一分钟”
“既然宇宙起源于一次大爆炸，那么在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呢？”在原本不可思议、莫测高深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变得日渐时髦的今天，这个问题也就成了一个为普通人所关心的问题。
任何一门艰深的专业理论在变得无比时髦的同时，必定会受到广泛的误解。热寂说是如此，大爆炸理论也是如此。但碰巧有那么一回，提出这个外行问题的不是别人，而是一位有权有势的人。
在温伯格的文集《科学反击文化敌手》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略显尴尬的场面：提问者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回答者是包括温伯格在内的一群顶尖的物理学家。时间是1992年。当时的形势是，他们试图游说戈尔拨钱（83亿美元）建造一个庞然大物——一台超级粒子加速器，仅对撞环部分，直径就达到87.1公里！
本来，以这群精英中的精英的才智，回答它应该是区区小事。
“呵呵，副总统先生，你问得很好！但……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就像问在绝对零度以下会发生什么一样。”
像这样的回答似乎有点儿粗鲁，或者说不够厚道。其实有时候，在特殊的场合下，对付外行提出的外行问题，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虽然不能解惑，却能使其继续保持某种神秘感乃至敬畏感。
但他们没有采取这个策略，而是用一种更礼貌、更专业的方式去回答这个问题。有趣的是，几年后就连温伯格本人也不记得是如何回答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戈尔先生听了一头雾水。
这或许就是科学史上的“一分钟”啊！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用其生花妙笔描写过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瞬间——滑铁卢的一分钟。滑铁卢战役打响后，拿破仑手下的一位手握重兵的元帅成了决定整个战役命运的人，但这位元帅只思考了一分钟，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当然，把此一分钟与彼一分钟相比，肯定有诸多的不合适，况且这83亿美元最后还需国会批准。但两者的结局却是相同的：滑铁卢以拿破仑的失败而告终，而这个拟议中的项目以物理学家的失败而告终。
“那种支持最终变得不冷不热，且这项工程也被国会取消了。”温伯格在一条注释中写道，大概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 根据杨振宁的看法，20世纪的物理学有两段好时光，一段是第一个1 / 4世纪，这是物理学的黄金时代，标志是两大革命性的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创立；另一段是二战之后的二三十年，大体上相当于第三个1 / 4世纪，这是物理学的白银时代。在理论的革命性方面，白银时代不能与黄金时代相比，但是这个时期，物理学家在核物理、固体物理、基本粒子构造、量子场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而杨振宁和温伯格都是隶属于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
对于专业人士而言，温伯格是基本粒子和量子场论领域里的大家，在弱力与电磁力的统一方面，他走了一步很关键的妙棋；对于科学爱好者而言，温伯格是一部关于宇宙起源的畅销书《最初三分钟》的作者；而对于很多人文学者而言，温伯格是那位惹是生非并暴得大名的索卡尔的老师。
1996年5月，美国着名的左派杂志《社会文本》发表了索卡尔在1994年11月投寄的一篇文化论文，作为物理学家的索卡尔随即自我揭发，这是一篇胡言乱语、用一些时髦的学术词汇（后现代理论）拼凑成的诈文，这一事件在整个西方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两个几乎互不相干的领域——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一场大争论，即所谓的科学战争（science war）。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文本》的编辑决定发表索卡尔的诈文时，一个次要的考虑是，他是大名鼎鼎的温伯格的学生。
《科学反击文化敌手》共收有23篇文章，时间跨度15年，最后一篇是发表在1999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的书评，算得上是厚积薄发。但比时间跨度更广阔的是领域跨度，温伯格在文中表达了他对哲学、历史、宗教、诗歌、戏剧、未来社会、科学哲学、生物学、物理学史等方面的看法。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书时，大概是为了好卖，起了这样一个名称Facing Up? Science and Its Cultural Adversaries（可直译为“直面：科学及其文化敌手们”），这个略具攻击性的书名并不确切，其中只有7篇涉及到所谓的Cultural Adversaries。
毫无疑问，温伯格会坚定地站在索卡尔一边，倒不是因为索卡尔是他的学生，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搞理论物理出身的，而是因为一种更深刻的共同经验，亦即最基本的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训练和熏陶。甚至在文体上，他们的喜好也是相同的，都热爱那种精确、明晰、朴素的文风——但凡受过自然科学训练的人，这几乎是一种天然倾向。
对索卡尔的支持，温伯格不光是停留在口头上，年过耳顺的他亲自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索卡尔的恶作剧》便是此类文章之一，这篇总的调子看似温和的文章不但使温伯格立刻进入到论战的最前沿，而且还显示了其性格中严厉的一面，他比索卡尔更进了一步，认为这种思潮不仅危及科学本身的健康发展，甚至还会危及人类的文明（虽然是含蓄地指出这一点）。
在很多场合下，温伯格都显示出了这种严厉性，常常给人以“严厉一击”，而他所谓的“文化敌手们”也不仅仅是那些擅自闯入科学领地并大肆践踏的文人们。 即便是在物理学中，温伯格也处于一个相当特殊的位置——基本粒子领域。这个位置不但造就了温伯格的物理思想，对于其一般的科学思想（譬如广义的科学方法）乃至世界观和哲学观的形成，也是有影响的。
温伯格反对科学是一种社会建构，即便部分地是一种社会建构，也是错误的。这个时候他所代表的是科学界的主流观点。
而当温伯格以逼近不动点现象为例进行说明时，则显示出了物理学领域的经验对他的影响。
“物理学理论就好像是一些吸引我们走向它们的不动点，起点可能由文化决定，过程可能受个人哲学影响，可是不动点仍然在那里。那是任何物理理论都会朝着它们运动的某种东西：一旦我们到达那里，我们就会知道它，然后停下来。”此刻，在逼近的过程中诸如此类的影响已经被清除掉了，“除了像我们所用的数学符号那种不重要的东西外，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这些物理规律仅仅是对实在的一种描述。”
对于哲学，温伯格表示自己是一位快乐的门外汉，不喜欢阅读自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直至现代的大多数哲学着作。实际上，他跟他的同行们一样，骨子里就不相信这种哲学能够提出、当然更谈不上解决任何有意义的问题。他一方面瞧不起这类“醉汉的胡言乱语”（爱因斯坦评黑格尔语），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哲学中的杂交水稻——科学哲学能够给科学带来某种实在的帮助。当他以物理学家的谨慎和严厉来检验这些思想时，却发现经常是失望远大于希望。
由于库恩的研究成果及其所发明的术语诸如“范式”、“不可通约”等对后现代主义的滥觞影响甚广（“在这方面我的朋友库恩要负责任”），他便对他的科学哲学做了一番研究，得出了一个值得广而告之的结论：只有当科学中的革命达到从前科学（亚里士多德学说）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自然的某些方面的转变程度，科学革命才似乎符合库恩的描述。牛顿力学的诞生是一个大的范式转变，从那以后，我们对运动的认识就没有符合库恩所描述的转变。 1974年，乘着基本粒子理论取得阶段性胜利的东风，温伯格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意气风发地写道：“人们持久的希望之一就是，找到几条简单而普遍的规律，来解释拥有其全部外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大自然为什么会如此。此时此刻，我们所能得出的最接近大自然的统一观点是按照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来描述的。”
以我个人的愚见，温伯格的意思大概有两点：第一点是希望找到几条最基本的规律来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现象，即要圆一个“终极理论之梦”（他本人就写过这样一本书）；第二点则规定了实现这一“宇宙大梦”的方向，即从更微观而非更宏观的层面上去解决，且宏观层面的事情最终或原则上都可以还原到最微观的层面上。
这一回，轮到温伯格受到严厉一击了。这是物理学家思维方式的一个可怕的例子，恩斯特·迈尔（Ernst Mayr）如此评论道。迈尔是哈佛大学着名的生物学教授，是进化论“综合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尽管温伯格是他的老朋友，但他一点也不客气（呵呵，跟温伯格一样严厉）。
在获悉迈尔的批评后，温伯格在态度上似乎有所松动，认为《科学美国人》上的那段话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况且爱因斯坦也曾说过类似的话（这个古老的梦想至少应该追溯到牛顿那里）。他断然拒绝迈尔赠给他的那顶“不折不扣的还原论者”帽子，谦虚地表示自己只是个“折衷的还原论者”。
但从温伯格所做的辩解中（“我愿意努力阐述基本粒子物理学何以比其他物理学更基本”），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他其实一点也不“折衷”。
迈尔对当代生物学的各个分支有着深刻的理解，着有《生物学思想发展》一书，大概是最有资格攻击温伯格的少数人之一（在这少数人中，应该包括凝聚态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安德森早在1972年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挑战还原论的文章，文章的标题More is different后来成了一句名言，可直译为“多了就是不一样”；顺便说一句，安德森也是反对超级粒子加速器项目的主要人物之一）。物理学与生物学，这是20世纪最具活力，同时也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两大学科，但《终极理论之梦》的作者与《生物学思想发展》的作者并没有形成类似爱因斯坦和波尔那样持久、热烈、面对面的思想交锋和碰撞，应该是科学史上的一大憾事。 英国作家乔伊斯在写作小说《尤利西斯》时，需要借助一个古代范例（荷马的《奥德赛》）；温伯格在叙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时，也需要借助一个范例，他所借助的是爱德华·吉本，在一切说英语的国家中最伟大的历史学家。
1764年10月，27岁的吉本来到罗马游历，虽然胸中怀有某些含糊的想法，却又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在到处都是古迹、遗址和传说的罗马城，吉本坠入了一种如痴如醉般的反常情绪中。10月15日傍晚，当他坐在罗马议会大厦遗址上沉思默想，忽然听到赤脚的托钵僧正在朱诺神庙唱着晚祷，情绪的酝酿到达了顶点，灵感之光就在这时闪现了：在他的内心第一次产生了要为罗马帝国的这座“永恒之都”撰写一部衰亡史的念头。
“那是在马萨诸塞的剑桥大学，当时我正开着那辆红色的卡玛洛，在驶往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系办公室的途中，我忽然产生了有关这项我最着名的工作的想法。”温伯格模仿起吉本来，但用的不是吉本的文风。对于科学家而言，吉本的那种澎湃汹涌的文体过于华而不实了，既不精确，也不节制。
吉本的灵感更像是一种感召，他所接受的是命运之神的眷顾；而温伯格的灵感则是对问题的思考积累到一定程度，豁然开朗，产生突变的结果。
温伯格最着名的工作，就是在所谓的电弱统一理论方面，该理论把自然界中四种最基本的力的两种——电磁力和弱力统一起来了。在灵感出现的两个星期后，温伯格就完成了他的论文，一篇简短的论文。而对于吉本，从最初的灵感到《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最终完成，需要长达23年的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上的成果要来得容易些。从温伯格1954年去哥本哈根大学读理论物理专业的博士，到1967年建立电弱统一理论，其间用了13年的时间；而从理论的发表，到它最终被实验证实——得到了1978年斯坦福大学直线加速器中心的一项关键实验的有力支持，又用了11年的时间。 温伯格先生有着广博的人文知识，获得过刘易斯·托马斯奖（以《细胞生命的礼赞》的作者命名的这个奖，是专门用来奖励科学家中的作家的），并因此被人称为诗人科学家，但以我个人的眼光，在温伯格身上，艺术更多的是一种修养，而非气质。在比他年岁稍长的费曼身上，这种气质要明显些。不过在这里，我更愿意作一个严厉的比较——把他与谁都知道的爱因斯坦作比较，并让他相形见绌。并不是因为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而温伯格不会，我所指的是某种心灵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仅通过文字，也通过行为反映出来。爱因斯坦本人在为其传记写序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为作者所忽视的，也许是我性格中那些非理性的、自相矛盾的、可笑的、近乎疯狂的方面。这些东西似乎是那个无时不在起作用的大自然为了它自己的取乐而隐藏在人的性格中的。”
在温伯格那里，这种“可笑的、近乎疯狂的方面”要少得多。这也可以从一个他与一位诗人的争论中看出来。这位诗人叫安东尼·赫克特，诗写得怎样我不知道，但显然，他拥有一颗像诗人一样的叛逆之心。当温伯格声称自己活得幸福时，诗人则用叫板的口吻提醒道，他希望温伯格这样说是出于口误，因为古希腊的梭伦使他懂得，人应该把生活中的好事归功于运气。
温伯格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充当了一回考据家。在希罗多德的着作中，记载了一段梭伦拜访吕底亚末代国王的故事。国王让梭伦列出一个最幸福的人的名单，梭伦说了几个名字，但都是已经死了的普通人。被激怒的国王质问梭伦，为什么他认为这些普通人比身为国王的他更幸福，梭伦回答说：在人死之前生活是如此地难以预料，因此“幸福”一词应该留待身后，通常，活着的人只有幸运可言。
温伯格指出，梭伦慎言“幸福”，是因为古人生活中的风险（尤其是政治家，国王本人的命运即为一例），而这种风险对于他自己，即便是存在，概率也很小，因此他这样说并无不妥。
在这场遭遇战中，温伯格获胜了。这是科学家的思维对诗人的思维的胜利。尽管战场是历史领域，获胜的依然是作为物理学家的温伯格，而不是作为诗人的温伯格。此时此刻的温伯格，与那个他所喜爱的历史学家吉本，以及那个有着强烈命运感的爱因斯坦相距是何等的遥远啊。

⑵ 索卡尔是哪个国家的物理学家

索拉卡，是众星之子

⑶ 索卡尔是下面哪一国的物理学家

伦·索卡尔是纽约大学 (NYU) 的一个物理学家，他认为人文学者对科学的攻击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些学者不懂科学却经常在文章中引用科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有点欺骗读者的意思。索卡尔本人是个科学家，同时是个左派，他认为左翼知识分子不应当用这种带有欺骗性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

于是索卡尔写了一篇 “诈文”《超越界限：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中他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的成果和结论，然后把这些科学结论驴唇不对马嘴地用来支持一些左派主张，例如把数学里的选择公理和妇女堕胎自由连在一起。反正，这篇文章总的意思是说，最新科学成果表明左翼知识分子的主张是对的。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一家权威的后现代杂志《社会文本》。《社会文本》很有名，但从来没有着名科学家写来文章。不久，这篇文章登了出来，登在《社会文本》题为《科学大战》的一个专刊上。

然而一个月后，索卡尔就在另一个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篇文章，说明他在《社会文本》发表的是一篇诈文，里面引用的所谓科学成果在科学界是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那些社会意义的结论，其中的推导完全是荒谬的，明眼人一眼就知道、。

⑷ 量子物理对哲学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影响如何

你反驳他：“量子力学怎么就证明唯心主义是正确的了，证明的是主观唯心还是客观唯心？”

一般的宗教徒可能就懵了

再给他讲一点粗略的量子力学，他就更懵了

之所以有人以为量子力学撼动了唯物主义，是因为实验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个量子力学系统在某个特定状态被观察得越频繁，该系统就越可能保持原来状态。看似好像是唯心主义然而并不是，观测是仪器的作用，根本不是人，既然与人无关哪里来的意识的作用？实验已经证明，人是在粒子塌缩于感光屏之后才能观察到粒子的塌缩分布的，粒子既然已经塌缩在屏上，观察者就是屏，决定粒子塌缩与否的也是屏，有没有人都毫无关系。把屏换成相机拍照留存图像过很久人再去看照片也是一样。足以排除掉任何“意识决定塌缩”的论点。被观测的对象越小，越容易受到观测仪器的影响。

⑸ 沈语冰：我为什么要批评后现代主义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是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德。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 J. 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文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落后状况。上世纪最着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术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利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的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瓦克塞尔(Louis 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 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央央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种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儿。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蛋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技术、政治－社会与审美－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 C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种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里，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信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上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谋杀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婴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 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谋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的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界(魏尔默〔A. Wellmer〕、霍内特〔A. Honneth〕与法兰克〔M. 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与批评"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arhol)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着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k and After〕，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 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着《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22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概削平，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y)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后现代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赤露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着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着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 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 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这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 avant-garde, 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之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宣扬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各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着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我在拍手叫好之余不免暗暗叫苦：如此洞见却需要一位与我们相隔千万里的外人来点破，难道还不足以使国人(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感到羞耻吗？他说："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口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北大还以聘请到德里达做名誉教授为能事--笔者按)。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后现代性日益成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
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竞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后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动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事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最大的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未分化社会的海洋(特别是农村)，为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而一个尚未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陶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⑹ 索卡尔事件的文章由来

索卡尔是受到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的《高级迷信》（1994）一书的激励决定写这篇“诈文”的。这本书对以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和科学研究名义而出现的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潮进行了猛烈抨击。这本书获得了其支持者（其中有很多科学家）的一致喝彩，认为它勇敢地揭露了后现代知识分子的“皇帝的新装”。在读了这本书之后，索卡尔为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泛滥而感到震惊和不安，于是决定撰写这篇文章。他计划要在文章中充满科学元勘和文化研究中的最荒唐的错误，如它求助于权威而不是论证的逻辑、证据，胡乱套用科学理论，肆意攻击科学方法等等。也就是要让它“坏”到极点，变成一篇纯粹是胡说或错误的文章；另一方面，又要让文章“好”得不能让杂志的编辑们察觉出作者的真正意图。为此索卡尔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收集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的“联系”，他收集了几乎所有的重要文章。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一篇几近“完美”地表明后现代哲学的进步已经被后现代科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的后现代发展所“证实”的文章就这样完成了。完稿后，索卡尔向他的朋友透露，他准备把文章投给《社会文本》，这份创刊于1979年的杂志在文化研究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纽约时报》称之为“一种善于在文化论战领域中创造一种趋势的杂志”。索卡尔的朋友告诫他：他可能会被这一着名杂志精明的编辑们识破，所以最好另投一家不太出名的杂志。但索卡尔还是坚持己见。
在收到索卡尔的稿件后，安德鲁·罗斯代表编辑部向索卡尔表示感谢，称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文章”，并准备把此文收集到“科学大战”专刊中。在编辑们看来，此文难得之处在于它出自一个物理学家之手。索卡尔回信表示感激，并称自己感到十分鼓舞。与此同时，索卡尔已经开始着手准备对自己的文章进行曝光的工作。在他的“诈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的另一篇文章便在《大众语言》杂志上发表，题目是：《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

⑺ 索卡尔事件的介绍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一条新闻：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 索卡尔向着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故意制造了一些常识性的科学错误，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些错误，也没有能识别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捏造的“联系”，经主编们一致通过后文章被发表（但事实上这篇文章最终并没有被发表），引起了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着名的“索卡尔事件”。

⑻ 如何理解“索卡尔事件”的意义

□轰动一时的索卡尔诈文事件，发生到现在也已经六、七年了。一开始，我就很自然地站在欣赏——如果不是支持的话——索卡尔的立场上。老实说，对于那些所谓“后现代”的、被索卡尔斥为“时髦的胡说”的学说，我一直是不太不认真看待的。在我的下意识里，经常将这些学说和 “刻意标新立异”、“吃饱了撑的”等概念和谚语联系在一起。索卡尔嘲弄了这些玩意，我觉得很好玩，“诈文”的运作也大有新意。 ■我注意到你讲的是“一开始”，那么，现在你如何看这件事情呢？与一开始的反应是否又有了些不同呢？我觉得，在这个事件背后，是包含着很深刻的内容的，而绝不仅仅是“好玩”。在目前关于“科学文化”的一些讨论中，这个事件也经常被人们提起，用作某种“证据”。这也就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它，思考它，而不可能事不关已地只是远距离欣赏而已了。 □我现在还是欣赏索卡尔——要是你能够在这次对谈中改变我的立场，那将是多好玩的一件事啊！当然我相信此事后面确实有深刻背景，但是“诈文事件”本身，至少暴露了那些时髦的学术游戏中的漏洞，索卡尔至少占了上风，难道你不承认是这样吗？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认为“诈文”的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社会文本》在刻意引诱下犯了错，不等于他们平时也一直是这样的。这使我想起《阅薇草堂笔记》卷十六中的一则故事：有一位先生平日道貌岸然，喜欢从道德方面对学生苛求，学生又无法反驳他，就买通了一位美貌妓女，让她深夜到书馆去引诱先生先生，那美人“言词柔婉，顾盼间百媚俱生”，先生经不起诱惑，就和她上了床。谁知早上美人故意迟迟不去，等学生们都来了，还坐在讲坛上搔首弄姿，结果先生无颜为师，只好卷铺盖逃走了。其实这位先生道德上未必有太大问题，但你让他深夜独对“百媚俱生”的美人，一时把持不住，就出问题了。然后人们就认定他是“伪君子”、“假道学”等等，这并不十分公平，尽管确实“好玩”。现在索卡尔其实就扮演了这位美人的角色——不过他是自告奋勇的。■你讲，你“欣赏”索卡尔，我倒确实并非如此。不过，这个问题实在有些太复杂，简单地说起来，很可能会有些歪曲或变形，但我们还是值得试试吧。
如果认真地读一下这《“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这本书，就会发现，论战的双方其实并不是在相同的意义上就同样的问题用同一种语言来说话，这也确实正像该书中不断提到的那样，表征着在目前“两种文化”的一种新的冲突。有些遗憾的是，此书的选编者看起来（如在封底的内容介绍等处）是公允地对待这个事件以及由之引发的争论，但在书中收录的他们的文章来看，却也与你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是明显地站在索卡尔一方的，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纳领、女性主义科学观、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和激进生态主义都列在反科学的阵营，这我是绝对无法赞同的，也不知道这样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到对书中所收文章的先择。
不过，至少我觉得此书中收录的《社会文本》编辑的一篇文章的解释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不是他们没有错误，但即使有，在他们的解释中，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索卡尔的做法虽然机智，或者说“好玩”，但如果排除了他的特殊身份在这一事件，特别是在他的文章能被刊出的考虑中的作用之外，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在用一种后现代主义或社会建构论研究者中习用的语言和思维逻辑来说话的。他的另外三篇文章也同样如此。而那些支持他的文章，也大致是如此。因此，我觉得，首先，在这一“事件”的发生，是情有可原的（尽管不能说另一方没有错误），其次，随后引发的“争论”，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对话。再次，这里确实涉及到“两种文化”之冲突的深刻问题，而不仅仅是可以由后现代主义因索卡尔的恶作剧而表明不再是一种合理的“学术”这简单的结论就可以概括了的。 □虽然我们以前几乎没有就此事交换过意见，但我猜得到你的立场——你不欣赏索卡尔的做法。但是你既然也承认“不能说另一方没有错误”，那你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或者说，对于《社会文本》在此事中所出的洋相，你愿不愿意为它辩护呢？如果愿意，你将怎样辩护呢？此外，如果你不满意《“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编者的立场，你将对此给出怎样的批评呢？■首先，讲“不能说另一方没有错误”，这当然是指《社会文本》的编辑们在工作中有疏忽，有疏忽，当然是一种错误。但我同时也觉得编辑做出的解释，恐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吧，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他们希望有像索卡尔这样的物理学家能站在这一阵营中来的心情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其实，任何一个杂志，在一种精心的策划下，让其出出“洋相”，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事。设想一下，如果反过来，让科学杂志去审查对方的文章，也会是有同样困难的（当然，科学杂志对对方的文章不感兴趣，这是另一个差异，但也表明了一种立场）。更不用说，难道科学杂志上就没发表过不恰当的文章？那些在事后才被揭露出来的作伪的文章，或是在科学上有错误的文章，不也是经常出现的吗？人们会因此而认为科学界就完全“失范”了吗？关键在于，在这种疏忽下出现的这一事件，是否就可以作为对对方整个研究状况的彻底否定的依据呢？在目前实际存在的“两种文化”依然分裂的现状下，其实这两个阵营的对话是很少的，存在有相互的不理解。当有人试图去沟通时，即使出现某些问题（而且不一定就是对此方致命的问题），也属于可理解的正常现象。在此事件中，索卡尔的做法确实是反常规的，也恰恰由于这种反常规，才相当程度在削弱了其批判性的力量。所以，我以为，在这一事件中，谁出了“洋相”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和带来的讨论。因为那些讨论，才更多地反映了双方的严重分歧。
至于《“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编者的立场，我觉得在他们同时收入该书的文章中已经表现的比较明确了，是明显倾向于索卡尔一边，而对目前有关科学的人文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若干流派，都列入被批判的行列。对此，我当然有不同的看法，不过，这说来话长，可以在后再结合对此事件的讨论再讲。至于这种立场是否影响了对此书的选编，我只是提出了一种疑问，但并无确切根据。因为我并未完全掌握后来双方争论的整体文献，对此无从做出判断。

⑼ 科技时代如何看待科学

思想者 思想者小传 刘大椿 1944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自然辩证法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着有《科学活动论》、《互补方法论》、《新学苦旅：中国科学文化兴起的历程》、《在真与善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抉择》、《转型驱动力：现代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科学哲学》等。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创新方法、交叉学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等。 科学在今天已经深入人心，但实际上，究竟该怎么看待科学，还是存在许多争论和不同看法，最主要的分歧在两个方面。一、什么是科学？也就是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到底有没有界限，究竟怎么划分为好？比如，有人提出中医不是科学，有人认为风水也是科学，等等。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二、科学的价值，或者说作用，到底怎么看？有人热情称赞科学，说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有人认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问题，包括生态问题，精神危机等，都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造成的。那么，科学的价值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我们对科学的基本态度应当是怎样的？ 为科学辩护的基本态度 尽管科学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科学本身也不一定像科学哲学家原来所论述的那么纯粹，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它，人类没有科学的发展，就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 我想从上世纪90年代一场非常重要的论战讲起，这场论战又被称作“索卡尔事件”。 艾伦99索卡尔（Anlan Sokal）是美国纽约大学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1996年，他在《社会文本》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超越边界：迈向量子引力的变革性诠释学》。 《社会文本》是美国着名的左派文化批评先锋刊物，对科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索卡尔其实是捍卫科学、为科学辩护的，但是由于当时关于科学与反科学的论战正酣，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索卡尔狡黠地采取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争方式，他把自己伪装成对方阵营的人，也来反对科学，批判科学。这篇文章把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最新成果拿来，然后用诠释学的观点，批判科学、质疑科学。索卡尔在行文中做了一些小动作，故意将一些在自然科学家看起来是常识性的错误，放到这篇文章里面，洋洋洒洒地说来道去。文章发表后，有的人认为非常好，你看科学家都持这样的观点，也对科学采取质疑态度了；也有的人说这个科学家太小儿科了，连基本的科学常识都不懂。 与此同时，索卡尔又在一本相对中立的杂志《大众语言》上，发表了另一篇谈话文章，叫做《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表示前一篇文章不过是模仿嘲弄后现代派的游戏之作，其中的论断大部分既无逻辑前提，又无经验根据或概念论证，不过是一派胡言。这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这种做法显然对捍卫科学的这一派比较有利――你看连基本的自然科学常识都不懂的人，就可以写出批判科学的文章，而且还头头是道，还引起了反对科学派的喝彩，可见批判科学的人、批判科学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堪一击。但是同时，批判科学派也认为，这样一种噱头并不代表他能够真正捍卫科学，也并不能够把质疑科学、批判科学的观点真正驳倒。所以此事又引起了一番新的争论，而且愈演愈烈，这就是所谓的“科学大战”。 此事件可以说明什么呢？就是当下对科学具有不同看法，这是世界性的。应当说，20年前在我国，质疑科学、批判科学的声音很少；但是今天，批判和质疑科学的声音，渐渐多起来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低碳观念的出现，随着福岛核泄漏事件的发生，人们对科学技术有了更加多样的看法。 那么，究竟应当怎么来看待科学？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作为一门学问，它有三个基本特征：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 所谓客观性，就是指一个东西、一门知识，它是可检验的，而检验是能够被重复的。比如，我们说一种治疗的方式、一种药物，它是符合科学的，那一定是，它用在你身上有效，用在别人身上也应当是有效的。否则，就不能够被称为科学。这是客观性的一个基本含义。 所谓普遍性，就是抽象性，或者是非地方性，无国界性。比如牛顿的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它并不只是17世纪英国的物理学，我们今天世界各地所教授的物理学，基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科学的，首先要看它是不是具有普遍性，只有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才是科学。 什么叫构造性呢？就是指科学的知识应当是具有逻辑性，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具有数学性，即能够用数学表示。比如自由落体定律，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示。 一般认为，只有符合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这三个特点的，才可以叫做科学。但是这个观点也引起了很多的质疑。 今天的捍卫科学派，还是非常强调科学的这三个特点，只是不会讲得那么绝对了。当然，尽管科学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科学本身也不一定像科学哲学家原来所论述的那么纯粹，但是如果从根本上否定它，人类没有科学的发展，就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下去了。这是有关科学辩护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态度。这方面的代表作，一本是1994年美国科学史家霍尔顿的 《科学与反科学》，对反科学现象提出了批评，还有一本是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和数学家莱维特合着的《高级迷信：学界左派及其与科学之争》，认为批判科学是一种高级迷信。 那么，为什么科学的知识应当为我们所遵循？一些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论证，它和我们原来所讲的客观性、普遍性、构造性有一些区别，但实质是一样的。其中，颇为出名的是自然科学家哥特弗里德和威尔逊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提出的七条证据，他们以此说明科学能够掌握真理。 这七条证据分别是：第一，稳定提高的预测力；第二，日益准确和广泛的数据；第三，不断具体和综合的理论；第四，种种组合证据；第五，描述和解释自然的不断进步；第六，可重复的实验；第七，基于科学而起作用的技术。尤其是最后一条，它不仅仅是理论，还可以变成技术，而且这个技术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我要说，这些证据在当下是非常精彩的。 理性看待质疑科学的声音 批判工具主义、批判技术至上、批判无节制的经济扩张，这是对的。但是，必须首先正视现实中各种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向前推进，如果试图把现实中那些工业化的成就都废掉，返回到从前那个前工业社会去，那只能是一种倒退。 与捍卫科学相对应，另外一种态度，也就是批判科学、质疑科学，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样一种态度其实是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出现的。原本大家以为，科学技术的成长壮大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进步，大家理应越来越喜欢科学、维护科学。但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它有可能会走向反面。 我们知道，强烈批判科学的声音首先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毒气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死伤了几千万人，这在过去的战争中是很少见的。是什么让战争具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呢？人们很自然地将之与科学技术联系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加残酷，纳粹的毒气室、核武器的使用等，都与科学技术发展息息相关。包括核能的利用，核电站的建设，也可能后患无穷。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影响至今未消除；日本的核电安全技术，相对来讲，原来认为是比较先进的，但福岛核泄漏，居然弄成这个样子，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得不进行反思。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难免会对科学产生质疑。所以，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是几个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随便想出来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以及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社会问题在今天频发以后，人们很自然的一种反思。当然，这样一种反思走向一个极端，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尖锐的所谓另类的观点。 当下在科学哲学领域有一批颇具影响的学者，他们认为科学其实是我们今天人类问题的根源。而且，他们从很多方面对这一观点加以论证。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首先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为政治服务的。比如，美国的国际战略靠什么？就是靠它的科学技术，才使得它自认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能够为所欲为。科学技术也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现在的人不可能靠一支笔、一个脑袋，在自家后院的储物间里面做实验，就弄出一个定理来。你要进行科学研究，没有资源是不行的，必须有很大的投入。随便弄一个项目，那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科学技术还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不管是科学家也好，还是技术工作者也罢，都是某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要靠别人给他资助、给他钱，他才有自己的事业和利益。更严重的，科学技术还是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在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比较和谐的，人类知道怎样在自然中生存，也知道必须服从自然。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们发现自己可以做那么了不起的事情，少数人因而产生了一种狂妄的态度。主客观长期较量和演变的结果，就把自然变成了充满生态危机的这种状态。 以上种种，就是另类科学哲学或者说批判科学诸流派的主要观点，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是溯源于欧洲大陆传统的一些思想流派，如以欧陆哲学为基础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利奥塔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等。第二类，主要的批判者原本是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变化，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观点，而从原来的营垒中杀了出去，他们以费耶阿本德和罗蒂为代表。第三类，我们称之为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从英国兴起并迅速扩展到欧美各国的一个学派，他们采取一种所谓人类学的方法，大量运用民族志、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关注具体的科学活动，由此得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结论，成为批判科学的根据。 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两位着名的法国学者――拉图尔和伍尔伽写了一本书 《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他们通过对实验室科研活动全过程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发现在实验室里工作，跟在其他单位、作坊工作，基本是一样的。比如，在实验过程中，谁更有经验、地位更高，那就听谁的；或者得出一个数据，有人认为这个数据不够可信，那就重新再做，直到他觉得好为止。由是，该书的结论就是：在实验室里面进行的科学工作，其实也是社会建构的，没有所谓纯粹的、客观的、记录下来就行的知识，实际上它们大部分都是人为的。 如果你从这个例子中得出一个质疑和否定、批判科学的结果，这并不奇怪。我们常说，科学的一大特点是其客观性，但这个例子很显然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工作是纯粹客观的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人做的，这样一种研究带有某种主观性，就不足为怪了。 这个例子其实揭示了一个新的方面，即人们不是纯粹地从哲学、从思辨角度来否定科学、批判科学，而是从科学活动的实践中，从科学家这个共同体的行为方式中去进行研究，由此得出的一些结论，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当然，更是需要再三斟酌的。 显然，从科学活动和科学家两个方面来看，所谓客观性、普遍性和构造性都不是绝对的、纯粹的，科学活动的过程一定会掺杂进很多社会因素，会打上某种个人或社会的烙印。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科学就是没有客观性、没有普遍性、没有构造性的。没有纯粹的客观性并不等于说没有客观性。这一条很重要。 下面，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分析和思考一下。 第一个是“女性主义”，代表作是桑德拉99哈丁的 《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她的主要观点是：在科学中跟在社会上一样，性别其实主要不是自然的、生理的东西，而是社会建构的。现代的科学共同体，其实是男性、男权占统治地位的，女性科学家一直受到排斥。因此科学的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要破除男性的霸权。果真如此吗？ 第二个是“后殖民主义”，也有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书，是印度学者兰丁主编的《科学、霸权与暴力》。他认为，现代科学其实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余音。西方帝国主义在16世纪以后靠殖民主义取得霸权，20世纪殖民地都解放了，独立了，但是殖民主义实际上还存在，所以叫做“后殖民主义”。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就靠着它在科学中的霸权来统治全世界，特别是统治东方，统治非西方的文化。兰丁认为，印度的占星术就是印度的传统科学，不幸被西方的天文学取代了，像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这样一些西方科学家，其实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最重要的支撑。所谓理性主义，也不过是一个重要工具，是用来对东方、对非西方的科学和文化进行侵略和剥夺的。他宣称，要真正把殖民主义的毒害消除掉，必须在科学中也排除掉殖民主义霸权。这样一种观点，也是比较极端、片面的。 最后一个是关于“生态主义”的。生态主义的思想在今天已经非常流行，我也觉得很有道理。科学发展了，技术发达了，容易产生一种技术主义的倾向或价值观，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确实，技术有很大的作用，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相反的观点认为，科学就是破坏生态的元兇，主张应当回到那种完全自然的状态中去，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不现实的。 批判工具主义、批判技术至上、批判无节制的经济扩张，这是对的。但是，必须首先正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然后才能向前推进，如果试图把现实中那些工业化的成就都否定掉，返回到从前那个前工业社会去，那只能是一种倒退。 当然，有关社会建构的这样一些观点，的确对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科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因其极端，自然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极端的观点比较容易吸引眼球，但是你如果照它去实行的话，不仅行不通，可能还会出大乱子。 警惕科学主义成为新迷信 对待科学应持一种审度的态度，盲目地辩护和极端地批判都是不恰当的。既要支持科学、尊重科学，又要保持对科学的警醒，不要迷信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应当怎样看待科学呢？我以为，盲目地辩护和极端地批判都是不恰当的。应当以一种平和的、多元的、理性的、宽容的态度，以一种具有时代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观点，既不是简单地辩护，也不是简单地批判，而是持一种审度的态度来看待科学。 当前在学界也已出现了这样一种反思的新潮流。例如，舍格斯特尔主编了一本《超越科学大战》，他主张回到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传统，就是既研究科学内在的认识论的规律，同时也研究它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苏珊99哈克的代表作是《理性地捍卫科学》，她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批判常识主义，认为批判科学的观点往往违背常识，所以要回到常识，但是又不能简单地回到常识，要吸取批判观点中的长处。还有阿伽西，2003年出版了一本书《科学与文化》，他提出多元论的批判理性主义，主张把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来看，不能把科学跟人文截然分开。这种思想很具启发性。不要老是认为科学是一种外来文化，只有人文才是传统文化，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太符合实际的。 特别需要提一下：在西方，为科学辩护和批判科学，两种声音都非常强烈，而且批判科学似乎还更加时尚。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呢？ 首先，要清醒地看到，在发达国家，对科学的基本坚持已经成为社会的常态，而对科学的批判，主要是为了矫正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批判科学的观点，普通民众并不反感，但是真正完全接受它的人也不是太多。这就好比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尽管有很多人批判法制，但是人们并不会因此而主张废除法律，相反，遵纪守法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我想这一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我们应该特别重视科学，而不能轻易地去简单否定它。 在我国，目前科学还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它能解决我们的实际问题，但是，人们尚没有从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来看待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是去努力弘扬科学，去说明科学精神其实跟人文精神是一致的，而是简单地去批判科学，那是会出问题的。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去鼓吹器物层面的科学，认为它就是绝对真理，根本不能碰的，那也成问题。 所以，我们既要从简单的科学万能论中解脱出来，又要与反科学保持距离，不能人云亦云，指责科学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根源。如果大家都反科学，我们的发展、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就麻烦了。这一点非常重要。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神圣化，就等于把科学变成了一种新的迷信，这是不对的。具体科学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真理，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也可能会出错。任何具体的科学，它都要往前发展，都是会被修正、甚至被取代的。科学知识并非绝对正确，这正是科学的伟大之处。 最后我想说的是：既要支持科学，尊重科学，又要保持对科学的警醒；不要迷信科学、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而且是真正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