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王淦昌三弃诺奖为国“隐身”17年,是大国脊梁,后来怎样
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这是国务委员张劲夫对王淦昌的评价,也许王淦昌这个名字并不是特别耳熟能详,他也不是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但是他却一定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伟大科学家!
王淦昌为国神隐了十七年,也因此三次放弃诺贝尔奖。他的名字对于后人来说的确非常陌生,但是不可以否认是这样的人物才是祖国脊梁,这样的名字才值得被世人铭记。
年幼的经历
王淦昌有着非常悲惨的童年,而他出生于中国最动荡屈辱的年代。1907年王淦昌出生,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不过那时候医生还被称为郎中,虽然生活艰辛但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也算平淡中充满简单的幸福。
时间来到1941年,王淦昌在研究中提出了中维子的想法,然而国内对于科研研究的投入实在太少,研究环境也不够理想,最终这个想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罢了。但王淦昌将相关研究制作成论文发布在权威杂志上,恰巧这篇论文被外国科学家看到。
而这个科学家研究出中微子并通过此次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项,又一次与诺贝尔奖错过,只能说人生充满意外还有不定,了解的人也都为王淦昌感到惋惜。
第三次与诺贝尔奖错过是在1955年的时候,王淦昌来到苏联工作。他与同事在研究中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并且还研究出超子的反粒子。这次研究成果异常优异,因为成果巨大全世界都为之震动。
本以为这次会获得诺贝尔奖项,弥补上两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遗憾。然而命运却又一次和王淦昌开了玩笑。当时国家原因导致苏联单方面摧毁协议,实验无法进行下去,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想法也不过是梦想罢了。
三度错失诺贝尔奖的确遗憾,也让人感到惋惜,然而王淦昌更让人钦佩的是他对家国的定义,对祖国的热爱。这让他选择为国神隐十七年,因为他被祖国选择去做核事业,虽然要远离他原来的研究方向,但是为了祖国的发展王淦昌没有丝毫的犹豫。
为了安心做实验,也为了项目各方面着想,王淦昌一心扑在研究上,基本上所有的亲戚都断了联系。不少人都以为王淦昌失踪了,而这样的神隐持续了十七年,最终氢弹爆炸成功中国的核事业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王淦昌这个名字却依旧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代名,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名字非常陌生。可正是低调不计较名利才配得上祖国脊梁的美誉!
后来王淦昌依旧默默无名的在第一线奋斗,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奉献光和热,也许没有获得相应的关注,但是无私如王淦昌相信也并不在意这种所谓的“名誉”。只要祖国需要,永远会有王淦昌的身影出现,永远会有王淦昌出来行动。
而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顺利,在世界上扬眉吐气也获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中国一改曾经科研落后的情况成为了核事业的佼佼者,这一切都有王淦昌的功劳。隐姓埋名的王淦昌默默无闻地为国神隐十七年,最后获得的成果也没有辜负他的付出。
人生的长度是有限的,人生的厚度却是无限的。王淦昌的人生无疑是有意义的,名字虽然陌生但是他才称得上祖国脊梁!
‘贰’ 王淦昌(1907-1998)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早在青年时代,王淦昌就专注近代
铜丝的体积:
V=SL=π(
d |
2 |
0.5×10?3m |
2 |
m |
V |
‘叁’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淦昌的故事
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科学家乍得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
1941年,王淦昌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中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
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核武器方面的工作,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肆’ 核武器王淦昌简介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1998年12月10日),男,出生于江苏常熟,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
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奖项。
(4)物理学家王淦昌名字怎么念扩展阅读:
人物生平
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1年,王淦昌在德国就读研究生期间,提出可能发现中子的试验设想,1932年英国科学家乍得威克按此思路进行试验发现了中子并获得诺贝尔奖。
1941年,王淦昌在《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的论文中提出,通过轻原子核俘获K壳层电子释放中微子时产生的反冲中微子的创造性实验方法。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并被选为副所长。
1982年,王淦昌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和研制、试验核武器方面的工作,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伍’ “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只要名字!!!
钱学森 (1911- )
浙江省杭州市人,1911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
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
钱骥 (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
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被文革造反派毒打致死。
赵九章 (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被文革暴徒残害之后自杀身亡。
邓稼先 (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王淦昌 (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 1907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彭桓武 (1915- )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
程开甲 (1918- )
江苏省吴江市人, 1918年生,男,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
黄纬禄 (1916- )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屠守锷 (1917- )
浙江省湖州市人, 1917年生,男,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
周光召 (1929- )
湖南省长沙人,1929年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87年至1997年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现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技领导小组成员
杨嘉墀 (1919- )
江苏省吴江县人,1919年生,男,卫星和自动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系留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56年回国
陈能宽 (1923- )
湖南省慈利县人,1923年生,男,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6年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毕业。1947年赴美国留学,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研究员。1955年回国
陈芳允 (1916- )
浙江省台州市人,1916年生,男,无线电电子学、空间系统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5年在英国COSSOR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解放前夕回国。
吴自良 (1917- )
浙江省浦江县人,1917年生,男,物理冶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7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后在云南垒允中央飞机厂、昆明中央机器厂任设计师、工程师。1943年赴美国匹兹堡卡内基理工学院冶金系学习获理学博士学位,后任该校金属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49年任锡腊丘斯大学材料系主任研究工程师。1950年底回国
任新民 (1915- )
安徽省宁国县人,1915年生,男,航天技术和火箭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毕业。1945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留学,获机械工程硕士和工程力学博士学位。1949年8月回国
孙家栋 (1929- )
辽宁省复县人,1929年生,男,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8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获金制奖章,同年回国。
朱光亚(1924- )
湖北省武汉市人,1924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美国密执安大学从事实验核物理研究工作,
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春回国
王希季 (1921- )
云南省大理市人,1921年生,男,卫星和卫星返回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1948年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研究院留学,获硕士学位。1950年回国
王大珩 (1915- )
江苏省吴县市人,1915年生,男,光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8年赴英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获硕士学位。1942年被英国伯明翰昌斯公司聘为助理研究员。1948年回国
于敏 (1926- )
河北省宁河县人,1926年生,男,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9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研究生并兼任助教。195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从事核理论研究工作
郭永怀 (1909-1968)
山东省荣成市人,1909年生,男,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研究可压缩流体力学,1945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研究员,1946年起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回国
‘陆’ 王淦昌滴资料以及事情~~
王淦昌
王淦昌(1907—1998)着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原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江苏常熟支塘镇人。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先后在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任教授。1949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九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四届、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王淦昌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在70年科研生涯中,他奋力攀登,取得了多项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1941年,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实验所证实。1959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领导一个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64年,他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是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工作走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1984年,他又领导开辟了氟化氪准分子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的新领域。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王淦昌非常关心我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事业的发展。1986年3月,他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一起提出了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的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高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
王淦昌于1998年1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王淦昌
像老师那样
1982年的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县,一位派出所的同志领着几位外地来客,走街串巷,来到一座木板房前,来客中的一位老人,端详着这修缮过的房屋,激动地连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位老人就是我国着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他来探望深深怀念的生他养他的故乡。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出生在常熟县枫塘湾。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中医,他4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13岁的时候,母亲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病,又故去了。只有外婆疼爱他,供他上学。
1920年,他随一位远房亲戚到上海浦东中学读书。他在小学的时候,对解趣味数学题着迷。在中学,他最感兴趣的课仍是数学。教数学的周培老师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他鼓励学生自学,在课外组织开展数学自学小组活动,王淦昌是小组的活跃分子。在周培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中学里就学完了大学一年级的课程微积分。1925年,他考进了清华大学。
清华原来是留美预备学校。从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招收一年级学生,王淦昌就是清华大学的第一届学生。清华大学是用我国政府每年缴付美国的庚子赔款办校的,经费比较充裕,设备条件是国内其他大学不能比的。而化学系的实验条件在学校里又是佼佼者。王淦昌一进清华,就迷上了化学。他在中学时没有接触过多少化学实验,现在他一进实验室就显得异常活跃。石蕊试纸的颜色变化使他惊奇;关于元素和化合物性质的各种实验,他都认真去做;化学元素周期表,他背得烂熟,他觉得化学真是有意思。
可是,一年之后分系的时候,王淦昌既没有考虑从小就喜欢的数学,也没有进化学系,而是选择了物理系。
原来,清华大学物理系是由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 (1898~1977)创建的。他很重视为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亲自给学生讲普通物理课。有一次在课堂上,他提了一个有关伯努力利方程的问题,王淦昌很快给出了答案,叶先生很高兴。下课后,他把王淦昌找去了,了解他的学习情况,并对他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叶先生引人入胜的讲课,对王淦昌的特殊关怀和鼓励,使王淦昌对实验物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爱上了实验物理,决心要打开实验物理的大门。
后来,我国另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吴有训从美国回来,叶企孙就请他到清华大学来主持近代物理课程。吴有训很注意培养提高学生进行实验物理研究的本领。他在教学中,注意到王淦昌对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他也喜欢上这个勤奋、好动的学生。他自己是通过实验工作接受近代物理学的,他也希望用同样的方法,来培养、帮助王淦昌。1929年6月,王淦昌大学毕业了,吴有训把他留下来当助教,并且给了他一个研究题目: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目的是要研究北京附近气象因素对大气放射性的影响。这项研究当时在国内还不曾有人做过。王淦昌在吴有训的指导下,查阅了大量资料,然后进行实验。每天从早晨9点到11点,重复着那一套繁琐、艰苦而又需要一定技巧的实验,同时记录下当天的温度、大气压、风速、风向、云的性质与分布等。从1929年11月到1930年4月,一共6个月。这真是对青年科学家的一次考验,王淦昌坚持下来了,得到了北京上空大气放射性与气象条件的相互关系的大量数据,写出了论文。
叶企孙、吴有训这两位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把王淦昌引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王淦昌对物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后来,他在浙江大学当物理系主任的时候,新生入学,他都要亲自去欢迎他们,和他们亲切交谈,他对新生们说:“物理学是一门很美的科学,大至宇宙,小至基本粒子都是她研究的对象。她寻求其中的规律,这是十分有趣味的你们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多么使人鼓舞啊!他也像他尊敬的老师那样,把一批批学生,引上了物理学的征途。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50年4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1年被任命为副所长主要领导宇宙线的研究工作。1954年在云南落雪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很快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注意。
1956年秋天,他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后来又担任副所长,并且亲自领导一个实验小组,开展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
自从1930年英国科学家狄拉克首先从理论预言存在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1932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逊利用云雾室从宇宙线中发现正电子以后,实验物理学家一直在寻找各种粒子的反粒子。如果所有的粒子都有反粒子,这将证明微观世界中一个重要的规律,就是对称性,粒子与反粒子——正与反——的对称。各种介子的反粒子已经确证了。1955年美国建成60亿电子伏质子加速器,用这台加速器很快就发现了反质子,接着又发现了反中子。到1957年,摆在实验物理学家面前的一个挑战性课题,就是寻找反超子。这时候,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一台能量更高的加速器还在建设中,而联合原子核所一台能量为100亿电子伏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就要建成了,在能量上可以占几年优势。王淦昌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把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作为小组的主要研究课题。
联合所的加速器是建成了,但是配套的设备如探测器、测量仪、计算机等都没有。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经过研究,王淦昌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首先,他考虑到反超子的寿命很短,要想比较可靠地捕捉到这类粒子,用能够显示粒子径迹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比较理想。为了争取时间,他们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较小,建造周期比较短的丙烷气泡室,他们自己动手,建造了气泡室,用π介子作为炮弹,在加速器上进行实验。王淦昌把握着研究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时地嘱咐组员们在观察气泡室拍摄到的照片时应该着重注意的地方。1959年3月9日,终于从4万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马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小组的工作,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1972年,杨振宁教授回国访问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1982年,王淦昌和丁大利、王祝翔荣获国家颁发的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物理学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以身许国
1960年底,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任期满了,他就要回国了。
一天,他特地来到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慎重地把一个存折当面交给大使,说:“请你收下,转交给祖国人民吧!”这是他在联合所工作4年,节衣缩食积存下来的,共有14万卢布(旧币,折合新币14000卢布)。他想,祖国和人民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克服暂时的经济困难。这笔钱虽然不算多,但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看了这个故事,读者可能会想,王淦昌是教授,工资高,一定有很多钱吧。他的学生曾经回忆过这样一段往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师的薪水很低,王老师又在病中,生活艰苦,营养不足。有人私下议论:王老师是28岁当教授的,抗战前,应该拿高薪,那时候物价也比较低,发的是硬币银元,师母也善于节俭治家,估计会有积蓄,为什么生活这样艰苦呢?后来揭开了这个谜,大家才恍然大悟。
原来,早在抗日战争爆发时,为了支援抗战,王老师和物理系仪器管理员任仲英一起,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捐废铜烂铁,给政府造抗日枪炮。而王老师是既出钱又出力,把他结婚时的金银首饰和家里积攒多年的银元都捐献了。王淦昌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他的学生。
王淦昌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子女又多,靠他一个人的收入,生活并不富裕。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可贵的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常常以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总是想着国家,想着别人。他40年代的一个学生,在1957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农村劳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编译《爱因斯坦文集》,有一段时间断了生活费的来源,王淦昌知道后,就给这个学生写信,要他安心做好《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生活费由他负责。以后,他每月按时给这个学生寄30元生活费,直到他知道这个学生的生活费问题确实解决了,这才放心。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这样做是要冒受批挨斗的危险的。
1982年,因为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他们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王淦昌得了3000元奖金。他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原子能研究所职工子弟中学,作为奖学金。他说,他是想为娃娃们的父母减轻一点负担,使他们为原子能事业更好地工作。这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对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寄予极大的期望。
1959年6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背信弃义,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和合同,撤走专家,企图把我国原子能事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
为了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技术难关,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各有关部门,集中到了北京核武器研究所。
1961年3月的一天,回国不久的王淦昌,精神抖擞,健步登上二机部大楼,在二楼的部长办公室里,刘杰、钱三强正在等着他哩。刘杰部长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求他3天之内到核武器研究所报到。这个决定对王淦昌来说,就是要他从熟悉的、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研究工作,改做他不熟悉的应用性工作。他脑子里一下就联想到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了……他,没有多想,没有犹豫,随即愉快地表示:
“以身许国。”
汽车离开了二机部大楼。王淦昌陷入了沉思:“3天?”他想起了刚才刘杰同志向他转达的周总理的口信:这是政治任务。我们刚起步的国防尖端事业,需要尖端人才,需要第一流的科学家!我们的祖国,需要更加强大。是啊,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并且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不就是祖国的强盛吗?他深深地感到,党和国家对自己是多么信任,寄托着多大的期望啊!第二天,他就到核武器研究所上班了。从此,他隐姓埋名,默默地为这神圣的事业奋斗了16年。
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开始,爆轰物理实验是在离北京不太远的长城脚下进行的。当时,核武器研究所没有试验场地,是借用解放军的靶场。王淦昌和郭永怀来到了靶场,走遍了靶场的每一个角落,和科技人员一起搅拌炸药,指导设计实验元件,指挥安装测试电缆、插雷管,直到最后参加实验。一阵阵“轰”、“轰”的爆破声,震撼着古老的长城,一年中,他们做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到1962年底,基本上掌握了获得内爆的重要手段和实验技术。
1963年春天,王淦昌带头离开北京,离开自己的家和亲人,到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去工作。那时候,基地刚刚开始建设,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又是在海拔3200米的青海高原,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喘气。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王淦昌仍坚持深入到车间、实验室和试验场地,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讨论问题,常常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对每项技术,每个数据,每次实验的准备工作,他都一丝不苟,严格把关,保证了一次一次实验都获得成功。
就在这一年中,王淦昌到广州开会,见到了陈毅副总理。陈毅副总理作了一个握紧拳头,然后猛地展开的手势,问王淦昌:“你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响?”王淦昌满有信心地答道:“再过一年。”陈毅副总理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就更硬了。”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接着是轰轰轰的爆炸声……原子弹爆炸了!在观察所里的人们叫着,跳着,抱着,互相祝贺,王淦昌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过了两年8个月,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这里面有王淦昌的心血,人们称他为核弹先驱。他说,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员。
1969年,王淦昌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在这期间,他又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前三次地下核试验。
对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上级明确要求,务必在国庆20周年前打响。并且要求保证成功,保证安全。当时,王淦昌已经年逾花甲,又是处在动乱时期,要担负这样重要的任务,要促生产,可真不容易啊!
他亲自深入车间,和工人同志们谈心,到职工宿舍,耐心地做思想工作,科技人员和工人师傅的实干精神,支持着王淦昌满怀信心地去完成试验任务。
王淦昌在严重缺氧的高原上,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身体渐渐支持不住了。同志们要求他说:“王老,你歇歇,让我们去跑吧!”但是,有高度责任感的王老,仍坚持要亲自到科研生产第一线去。他说:“任务那么紧,项目那么多,有一项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试验。”后来。因为缺氧气喘,实在跑不动了,就在办公室接上氧气袋,坚持工作。
由于时间紧,工程量大,地下坑道里的通风设施比较简陋,氡气浓度不断增长。王淦昌听到这个情况,很为在地下工作的科技人员的健康担心,立刻组织人员进一步监测,他分析原因,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仍有一些同志心里不安,几次找王淦昌反映。王淦昌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向大家说明情况,并恳切地要求道:“希望大家发扬我院优良传统,加紧工作,缩短在洞内停留的时间。”最后,大家都提前完成了试验前的准备工作。而王淦昌一直坚持在洞内,和大家一起工作,直到最后才撤离现场。
王淦昌领导同志们按期完成了国家试验任务。却因为他坚持科学态度,说了实话,被扣上“动摇军心”的帽子;又因为同志们提出“对在洞内工作的同志保健应有所改善”的要求,王淦昌答应向党委建议解决,又被当成搞
“活命哲学”,怕苦怕死的典型。一顶顶帽子扣到他头上,他却泰然自若,用沉默予以抵制。开完批判会,一回到住地,他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1975年进行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前,同志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满有把握地向王淦昌和其他领导作了汇报。王淦昌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坚持要进洞作一次最后的现场检查。当时,洞内回填工作已经进行,要进去比较困难,许多地方只能爬着进去,而且里面的光线很暗,大家一再说,可以保证工作的质量。他想到周总理的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还是爬进洞内,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察看,仔细询问他不放心的问题,直到把每一个实验装置的结尾工作都看完了,才满意地说:“我现在可以放心了。”
永不知足的追求者
原子能研究所里静悄悄的。全所职工都在礼堂开会,王淦昌所长正在讲话。他,情绪微微有些激动。前不久,1979年12月1日,他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他跟着共产党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他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作为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对实现“四化”更有直接的责任,我们必定要尽一切力量,争分夺秒地努力去完成各项任务。这就是一个新党员老科学家在新的形势面前作出的答复,也是对他所领导的全所同志发出的号召。
王淦昌看到实现“四化”,能源是重要的物质基础,而开发利用核能(核电站)是解决我国能源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1978年,他和二机部的几位专家,利用国庆休假,给党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发展核电。邓小平同志很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听取意见。从此,他对核电就抓住不放了。率领考察团出去考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作报告、给有关杂志写文章,广泛地宣传核电。
1980年,中央书记处邀请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开设“科学技术知识讲座”,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讲课,其中第三讲的内容是安排能源问题。王淦昌听说后,主动找科学院联系,提出应增加核能的内容。核工业部推荐王淦昌去讲。王淦昌认真准备,他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制作幻灯片,还进行了几次预讲。充分体现了他对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负责精神。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淦昌兼了10多个职务,经常出去开会,但是,他的主要阵地,还是在原子能研究所。他亲自抓一个研究组,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研究室,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1982年,他把核工业部副部长的职务辞掉了,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把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辞掉了,把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的职务也辞掉了。他说:“别人可以担任的工作,何必自己一直担任下去呢?但是有一项工作他是不会辞掉的,就是科研,就是惯性约束核聚变。有一次他看了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的电影后,非常高兴地说:
“巴甫洛夫活了90多岁还能坚持搞科研,实在太好了,我还可以搞好多年科研呀!”
聚变反应也是一种重要的核反应。海水里含有大量的氘,氘、锂等都是能进行聚变反应的核燃料。受控聚变一旦实现,将是人类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惯性约束是世界上公认很有希望的一种实现聚变的方法。早在1964年,他与苏联巴索夫几乎是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产生核聚变的设想,他向国务院写了一份建议书,很快上海光机所就开始从事强激光的研究。后来,他又敏锐地注意到,强流加速器产生的高能带电粒子束引发核聚变,花钱比较少,适合中国国情,有巨大的潜力,他就和科研组的同志一起,设计、建造这种类型的加速器,开展粒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工作。现在他又引导这个研究室把工作的重点转变到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上来,并且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王淦昌对科研上的成就就是这样永远不感到满足,对科学的探索永远不断地向新的高峰攀登。他说:“我们应该要求自己站在世界科学发展的前列,只有这样,才能带领青年人去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
‘柒’ 写十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
邓稼先是我国杰出科学家、核物理学家、中国“两弹”元勋。1948年至1950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留学,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美国给他很好的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希望他能长期在美国工作。但是,邓稼先并未因高官厚禄而动摇他回祖国工作的决心。
华罗庚是我国享誉世界的着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少年命运多坎坷,但刻苦自学,18岁就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
李四光是世界着名的科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
周培源是我国着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钱三强是我国着名核物理学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创始人和奠基者,中国原子能科学之父”,“中国两弹之父”,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
钱学森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擎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
苏步青,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曾任浙大数学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等职。
王淦昌是我国着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科院资深院士
着名数学家吴文俊我国着名数学家,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的创始人之一,国际自动推理界的先驱。
赵忠尧是我国当代着名的核物理学家与教育家,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核事业的先驱之一。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闻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
茅以升是我国着名的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工程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桥梁事业的先驱。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是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捌’ 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怎么读
王大珩(heng二声),王淦(gan四声)昌,杨嘉墀(chi二声),陈芳允(yun三声)
‘玖’ 中国当代科学家有哪些
中国当代科学家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当代科学家:
数学家华罗庚
华罗庚是我国享誉世界的着名数学家,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少年命运多坎坷,但刻苦自学,18岁在《科学》杂志发表数学论文,1920年8月,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用6年半时间读完高中至大学的全部课程,同时学习英、法、德语言,并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5篇。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彻底解决了欧洲数学之王高斯提出的完整三角合估计问题,轰动了剑桥,被誉为“剑桥的光荣”。1938年学成回国,任西南联大教授。46年10月应爱因斯坦之邀赴美讲学,后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
物理学家钱学森
着名科学家、物理学家。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做出许多开创性贡献。
中国科学家
地质学家李四光
李四光是世界着名的科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1904年留学日本,并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24岁留学英国,在伯明翰大学苦读六年,获硕士学位,他的老师鲍尔敦教授劝他留下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再回国。李四光谢绝了老师的好意,他回答说:“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贡献给我的祖国。”1920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其间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1949年,他放弃国外优厚条件,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
物理学家钱三强
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在“核裂变”方面成绩突出,,是许多交叉学科和横断性学科的倡导者。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两弹”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物理学家周培源
周培源是我国着名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作为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并独树一帜的中国第一人,周培源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重大成就。他一直致力于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研究并初步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中“坐标有关”的重要论点。
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中国杰出的数学家、教育家。曾任浙大数学系教授、主任、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校长,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科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等职。1919年赴日留学,1931年获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博士学位。同年3月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大学邀他前往任教。出于民族大义,他一口回绝道:“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要为她奋斗,为她服务!”。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他和陈建功教授带领弟子们到山洞里研究数学,正是在这时他点燃了那块神圣高原上的星星之火,于是才有了潘承洞、王元、陈景润等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突出贡献,才有了我国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的一枚枚金牌。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王淦昌是我国着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科院资深院士,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高技术发展“863计划”的4位倡导者之一。王淦昌参与了中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隐姓埋名17年,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于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曾荣获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等多项重要奖励。
数学家吴文俊
吴文俊是着名的数学家,在拓扑学、自动推理、机器证明、代数几何、中国数学史、对策论等研究领域均有杰出的贡献。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并广泛运用于数学研究和解决连塑性领域的有关难题,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
农业科学家袁隆平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是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
地理和气象学家竺可桢
竺可桢是我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闻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领导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气象研究所和首批气象台站,开辟了中国的气象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