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什么是天才低调莫言的如果我拿的是物理奖作文

⑴ 爱迪生如何看待手机的来源

2013年6月7日 北京拿到北京的高考作文题，记者眼前一亮，记得2013年5月15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北京大学展开了一场名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两位诺奖得主谈到了“爱迪生如何看待手机”的问题。而2013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给出的材料中，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很明显，文中的科学家就是杨振宁，文学家则应该是莫言。还记得在当天的对话中，杨振宁突然提到：“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把爱迪生突然请回来，让他在21世纪生活一个礼拜，什么东西是他最感到不可思议的？你们认为会是什么？”莫言回答道：“手机。”杨振宁说：“对，我同意是！随便一个人，拿出手机来就可以和美国的朋友通话，这比《封神榜》里最奇怪的事情还要奇怪！”

⑵ 作文假如我来生学物理

昨日，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在北京大学举行，杨振宁、莫言两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相聚北大，与年轻人聊“科学与文学”“天才”“中国梦”等话题。在谈到天才话题时，莫言称研究物理学的杨振宁才称得上天才，而文学的评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笑言：“假如有来生，我要去学物理，研究天文学。”

⑶ 莫言参加《开奖了》我说假如我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你看我低调不，观众们都会心一笑，是什么意思啊，

91岁的杨振宁，58岁的莫言，一个大学教授之子，一个农民之子，两人本来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因为都获得诺贝尔奖在北京大学相遇了。5月15日，作为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众芳所在”系列讲座之一，杨振宁和莫言在诺奖颁奖典礼音乐——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中，开始了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的差异显而易见。莫言说：“科学家关注物和物质原理，文学家关注人和人的情感。鲁迅先生说过，文学家笔下一束美丽的鲜花，在植物学家眼里就成了植物的生殖器。”杨振宁说：“科学是发现，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电和磁；而文学是发明，有个门类就是科幻小说。”不过，杨振宁在现场也幻想了一回：“如果把爱迪生请到21世纪，他会觉得什么最稀奇？”莫言低头略想，抬头答道：“手机！”杨振宁也拍手道：“我同意。口袋里一掏就能和美国的朋友对话，这比《封神榜》还神奇！”

杨振宁觉得文学比科学复杂，诺贝尔奖颁了100多年，科学类奖项几乎没有争议，而文学奖往往众说纷纭。听到这，莫言立刻表示自己对科学的“崇拜”：“科学无法改变，1加1就等于2，可是对文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大家都说我低调，假如我得诺贝尔物理奖，你看我还低调不。假如有来生，我一定学物理。”

杨振宁回忆起一段往事：在斯德哥尔摩的宴会厅，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奖牌时，国王身边站着一个10岁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给莫言颁奖的瑞典国王。

50年多的时间跨度，也正与中国历史的转折有着时间上的契合。“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我和我父亲那一辈人灵魂深处的痛楚。中国没有发展起近代科学，诺贝尔奖成为大家的心结，这很自然。”杨振宁说，“你跟我走了不同的路，一个科学一个文学，但都走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50多年前，中国人走上这个领奖台时的心情，和美国人、英国人是不一样的。莫言先生，你在领奖时是什么心情？”

莫言答道：“没得奖之前，每年九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电话，问我今年情况如何；一旦真得奖了，争论铺天盖地，我成为被众人研究的对象。领奖的时候感觉自己不是在领奖，不是被观察者，而是在观察。我看国王、王后，看他两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也看我的太太和女儿。”

不仅是领奖心情不同，杨振宁发现，中国人在做科学研究时有一定偏好，他将其概括为“民族性”。“中国人务实，德国人喜欢走极端。我并不是说谁好谁坏，只是发现这种显着的差异——一个民族的物理学家，因为文化传统有不自觉的倾向。”莫言回应道：“文学创作中也有这样的现象，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文以载道。民族性可以理解为国民性，作家是国民的一分子，肯定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

这场对话的台下听众多为北大学生，有学生问莫言：“自从您得了诺贝尔奖，游客在参观您旧居时，总想抠块墙皮、拔点萝卜，沾沾‘仙气’，您怎么看？”莫言笑答：“中国有‘造神’现象，好像一个人得了诺贝尔奖就成了天上的‘文曲星’。有人来我家挖萝卜挺好，因为萝卜本来就是让人吃的。不过，千万不要把我想象成什么了不起的人。”

杨振宁对中国的大学生很有信心：“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差别很大。一是中国的中学教育对学生的训练很多，知识基础扎实；二是中国学生更成熟，清楚自己的前途，也肯努力。我在国内10多年，看到数不清的有能力、有决心的年轻人。加上最近几10年中国发展迅速，有了这样的经济支持，我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前途非常乐观，‘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以上是报导内容

我认为就这件事发表见解可以顺着莫言的话往下讲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也可以逆向思维说当今文学越来越不被重视，说对文化的哀思

⑷ 范曾客串主持，问杨振宁和莫言“什么样的人是天才”

天才是冒出来的 。
莫言 杨振宁 范曾-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⑸ 2013北京高考语文作文题目出自哪里

杨振宁和莫言对话成高考作文题———
今年高考北京卷作文题目：
阅读下面的对话，按要求作文。
科学家：假如爱迪生来21世纪生活一个星期，最让他感到新奇的会是什么呢？
文学家：我想，手机会不会让他感到不可思议呢？
科学家：我同意。手机是信息时代的一个标志物，简直称得上是一部掌中电脑，丰富的功能一定会让这位大发明家感到新奇。
文学家：手机的广泛应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交往方式、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或许这也是爱迪生意想不到的吧！
科学家与文学家各自对手机的看法，引发了你哪些思考、想象？请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自定文体(诗歌除外)，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昨天北京的高考作文题“爱迪生看手机”选自今年5月15日杨振宁与莫言在北京大学展开的一场名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记者发现，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已经有三年均和北大相关。
杨振宁和莫言对话成高考作文题
“作文题目是什么？”昨天上午，2013年高考正式拉开大幕。作文题目作为历年来高考最受关注的大分值题目，更是引来了在考场外的家长、老师和媒体记者的极大兴趣。
此前社会大猜想的“中国梦”、“正能量”等热门词无一命中。不过，杨振宁和莫言这两位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文学奖的大家，此次却和作文题扯上关系。记者注意到，尽管材料中没有直接表明科学家和文学家的身份，但这段对话正是今年5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北大展开的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中的片段，着名书画家范曾主持。
两个多小时中，三位大家对话精彩纷呈，处处闪烁着人生智慧和思想之光。他们对科学与文学、天才与成功、真情与妙悟、“中国梦”以及诚与德、勤与拙等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http://bjyouth.ynet.com/3.1/1306/08/8062657.html

⑹ 莫言曾经送给杨振宁一句什么样的话，让他珍藏在书房多年

2012年公布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中国轰动了。中国史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诞生了。大量媒介的报道，让我们认识了文学作家莫言。一时之间，莫言成了名人，但大家对他的褒贬不一：有的人说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为国争光；有的人质疑他的文学作品。一位是文学巨匠，一位是物理学家，两位是怎么认识的？杨振宁的书房还挂着莫言送给他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⑺ 莫言对话杨振宁：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杨振宁不等同于或代表科学，莫言也不等同于或代表文学。说“一个科学家与一个文学家的对话”，这顶高帽子已经高碰天了。严格地说杨振宁可称为“物理学家”，而莫言则可称为“小说家”。
“科学与文学的对话”那是无厘头牛逼式胡话！。
以上是说一个概念，与杨振宁和莫言的对话及内容没有任何关系。这是需要申明的。
至于杨振宁与莫言的对话，肯定对他人会有相当的启迪与教益。

⑻ 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受作文

首先，它提醒我们中国作家必须摒弃中国文人的劣根性，回归到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正确轨道，营造一个单纯、洁净的文坛。在莫言获奖前，很多所谓的专家、作家都预言莫言根本不可能获奖，有不少人甚至对莫言竭尽抹黑、诬陷之能事，有的说莫言崇洋媚外，太迷信诺奖了；有的指其在炒作，借机多卖几本书；有的干脆朝他身上泼污水，说他收买诺奖评委。实际上，此前普通百姓对莫言获奖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强烈的期待，但与文人不同的是，他们更关心是不是中国作家获奖，而文人的反应所以如此龌龊，是因为他们首先想的是不是自己获奖，如果不是那宁可其他中国作家也不要获奖，这样他们才觉得咱们中国作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才心安理得。可以说，围绕莫言获不获奖，将中国文人的肤浅浮躁和文人相轻的劣根性再一次摊在了阳光下，而这其实正是影响中国作家走向世界、影响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主流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保持文坛的纯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文学，也不可能让中国文学走得更远。其次，它告诉我们中国作家必须克服浮躁的心态，坚持深入生活，坚持把火热的生活当作创作的动力。莫言凭什么能获得诺奖，人们给出的回答通常是凭借的是他的实力，可笔者要问的是莫言的实力从何而来？仔细阅读莫言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仅散发着强烈的乡土气息，而且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这种实力不是一日之功，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靠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生活的爱，靠着植根于人民、植根于生活，靠着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无情的解剖及深邃的思考，更靠着一个作家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会创作出那么多震撼人心的伟大作品，难怪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赞扬莫言的作品“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可反观当下的中国作家，有几个能像莫言那样踏踏实实深入中国农村体验生活，且一呆就是一年半载甚至好几年？有几个能像莫言那样不为名利所累，潜心创作，写出那么多影响巨大而广泛的作品？有几个能像莫言那样虚怀若谷、宽以待人，面对各种流言蜚语始终保持低调而不愿意伤害别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纵观当今文坛能出其右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有的只是半吊子作家，或是浮光掠影、追风逐日的作家，再就是借着所谓的文学作品大发横财，浑身上下沾满了铜臭的作家。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诺奖青睐植根于生活的作家；文品即人品，诺奖偏爱行事低调的作家，莫言的获奖即是明证，中国的作家如果不能就此作深刻的反省，不能像莫言那样立足生活，深入社会的最底层，搭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脉搏，深刻揭示小人物的命运，那中国文学绝不会因为此次莫言获奖而走向世界，更不会迎来文学的复兴、文学的繁荣和文学的辉煌。由此看来，莫言获奖只是中国文学一个新的起点，繁荣文学创作，让中国文学真正屹立于世界文坛，未来的路还很长，中国作家任重而道远！

⑼ 2012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演讲的有关作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是有神论者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着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当哭成为一种表演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⑽ 开讲了 杨振宁 莫言你有针尖我五麦芒读后感

《开讲啦》杨振宁、莫言：科学与文学的对话观后感 2013 年 5 月 19 日晚， 撒贝宁主持的央视 《开讲啦》 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 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和莫言，令人不禁眼前一亮。本人有幸观看了这场讲课，以 下是我的感受。 一、故事内容本次《开讲啦》的主持人是绘画大家范曾，小撒则很“知趣”地躲到观众席中，不时机敏
诙谐地说笑调侃一下， 使现场气氛更加轻松活跃。 严肃的充满正能量的演讲内容和生动活泼
的节目形式。而这次一位自然科学家与一位作家的“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科学与文学的对 话”，是这期《开讲啦》的最大看点。 范主持一开始就向杨振宁提出一个问题， 他认为英国天文学家霍金是个了不 起的人物，霍金的《宇宙》 《时间简史》他只读懂了十分之二，为什么霍金没得
诺贝尔奖？ 而杨振宁实话实说： 我拒绝回答你这个问题。
但他马上反问范、 莫二人： “我 常想一个问题，假如今天把爱迪生请来，在 21 世纪生活一个星期，他会对什么 东西最感新奇？” 莫言马上抢答道：“手机！”
?真情妙悟着文章?。其实这也是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先有?真情?，即对这 件事情的浓厚兴趣，才会有努力钻研的动力；研究中有了进展就是?妙悟?，然后
才有最终结果?着文章?。这三部曲，道尽了科研的必经之路。”。杨振宁认为， 科学研究的是宇宙和自然界中已有的现象，在探索过程中需要猜想，所以科学是
一门“猜想”的学问。他问莫言：你喜欢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 当范主持要求两位诺奖得主用最简洁的语言谈谈各自的“中国梦”时， 杨振宁 说，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给中国人描绘了一个美好前景，我对“中国梦”的实现
充满乐观态度；莫言则诙谐表示：近日看到外国一家公司征集火星移民，报名者 中中国人最多，这也表达了一种“中国梦”：到天上去！
从科学与文学的关系谈到文学创作，杨振宁饶有兴趣地问莫言：你说从小喜
欢讲故事， 但能讲故事的人未必能成文学家， 这里有两关需要过， 一是过文字关， 1 二是选择故事。
对这个轻车熟路的问题，莫言不慌不忙，娓娓道来：“我小时候是个爱听故 事的小孩，听过之后再向别人转述，在转述过程中会添油加醋，相当于一种口头
创作；然后让故事变成书，还得会写字。我幸运地读了五年小学，学了 500 个汉 字。有人分析，赵树理的小说中，常用的汉字也就 500 个。小学五年级我因为调
皮捣蛋被学校开除了，在家没书看待着无聊，家里有一本新华字典，我背了一些 生辟的字，我小说里那些华丽的字都是背下来的。后来出来一个谣传，说我是天
才，一本新华字典可以倒背如流，其实没这回事儿，我一页也背不下来……” 关于第二道关，莫言说他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对一个作家来说，选择故 事非常重要。
我早期的写作是挖空心思找故事， 后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变化， 由?我 找故事?变成?故事找我?。我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我所认识的人、经历的事，我
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慢慢变成我写作的对象。我的长篇小说《蛙》中的姑姑， 就是以我的堂姑为模特儿，又把很多妇科医生加上我的想象构思完成的。”
之后还增加现场提问环节，分别由三个大学生提问，非常精彩，也代表可青 年力量对科学和文学的心声。
二、思想和智慧的火花滋养心灵总体来说对我的感觉是关于此次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走上央视荧屏，进行“科
学与文学的对话”，多数观众和媒体给予好评和正面报道，但也有人觉得“对话” 并无太多新意，有失大师水准。依记者看，其实是因时间所限，两位大师未能充
分展开话题，对期待值很高的观众而言不够“过瘾”。 客观来说， 九十一岁高龄的杨振宁还有如此活跃的思维、敏锐的反应和清淅 的表达，已是人中之杰，令人惊叹；而相对年轻的莫言是位农民的儿子，从外形
到讲话都保持着诚实质朴的本色，二人都是实干家而非演说家，不能用演说家的 标准和“范儿”要求他们，但两位大师“对话”本身，便可给人一些思考和启示。
其一，杨振宁和莫言，一个是物理学家，一个是文学家，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同时出现在一个讲台上，进行“科学与文学的对话”，本身就意义不凡。因为我们 的媒体很少做这种高端的跨界的讨论，尤其很少涉及健康、美容和养生之外的自 然科学话题，
这几乎成了我们的一个软肋和盲点。 记得上中学时不大喜欢数理化， 2 却对一本十分流行的外国科普读物 《趣味物理学》 爱不释手， 同学之间相互传阅，
说明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科普教育更能让青少年接受和喜爱。 因此， 如果我们的电视中能增设科普类节目，经常邀请科学家讲述自然科学
知识，配以相应的图片和影像资料，必定会吸引观众眼球，开发他们的智力和创 造力。 例如， 当我们的探月工程和载人飞船上天时， 请专家讲述什么是地球轨道、
失重、宇宙速度等；当社会上流传“世界末日”论时，请专家从地球物理学角度、 从玛雅历法的真相来驳斥反科学的缪论……长期坚持下去，对提倡科学，反对迷
信，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素养功莫大焉。 其二， 在一个充斥着游戏和选秀节目的泛娱乐化时代，央视能开创这样一档
相对高端的谈话节目，让人静下心来聆听榜样人物的演讲，共同分享对生活、生 命的感悟，哪怕时间段不够好，收视率不够高，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大众需要通
过休闲娱乐的方式来放松心情，舒缓压力，但这些“快餐文化”不能给人多少思想 启迪和审美享受，对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作用也不大。 以莫言为例，
做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在接受瑞典国王颁奖时为 全球所瞩目的热度， 似乎并未保持到国内， 像有些一夜成名的歌星那样大红大紫，
到处做节目、出镜头――虽然他本人很低调，没有这样的奢望。但多给文学开辟 一些平台，让作家有更多话语权，却是倡导精英文化的应有之义。例如，国内许
多有影响的电视访谈节目， 访谈对象多是娱乐明星， 很少出现作家和编剧的身影； 有关文学和读书的栏目更如凤毛麟角。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栏目，就可以做一个莫
言作品赏析系列节目，也可请莫言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和人生感悟， 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他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